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自此，“治理”取代“管理”，成为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也成为我国探索“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十九大报告中，更是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列入重要论述，并从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等六个方面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指明了探索目标和实践方向。
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自“管理”时代就是衔接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重要桥梁，是保障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环节。进入多元化的社会治理阶段，社区更是成为纵向体系建设，横向协调推动的关键节点。因此，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前提。
一、社区治理的着力方向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区治理目标。从中可看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是基本框架，治理重心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是体系建设任务，实现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多元化治理是体系建设的目的。这段表述理清了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的社区治理中的关系，也指出了社区治理体制建设的方向。
（一）治理方式精细化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是精细化开展社区治理的主要途径。一方面，将党建工作重心、矛盾隐患排解工作重心下移，让党组织真正建在基层，党员真正融入群众，能确保矛盾隐患能在基层及早发现、及时控制、及时处置解决。同时，通过体系建立，将执法力量、服务力量下沉到基层，是提升执法、服务效率的重点所在。另一方面，做好基层数据的收集是及时了解社会动态，制定相应措施，更好开展应对措施的重要依据。这些途径都是精细化治理的体现，也非精细化治理不能达到。
（二）治理结构多元化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是多元化开展社区治理的集中体现。社区治理涉及人员多，矛盾处理往往错综复杂。多元化的治理能最大限度保障居民了解问题、参与决策、化解矛盾；同时，社区治理涉及范围广，领域多，需要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在相应领域提供管专业咨询或专业服务，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动力。因此，多元化的社区治理结构在当前社区治理体系发展中，必不可少。
二、开展精细化、多元化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因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极大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转变，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发展达到了一定水平，必须将平衡、充分发展这一目标列为发展重点。从整体上看，解决温饱已不是我国现阶段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时今后工作的核心所在。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承载体，作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主战场，社区治理必须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积极转变运行机制，扩展社会功能，在协调普通矛盾、引导社会心态、保障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功能拓展、专业性增多，不是传统的社区治理机制能够解决的，这就要求政府、社区不应该只是社会管理的工具，而应解放职能，协调社会组织，积极构建更为精细化、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体系。
（二）政府施政理念转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我国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从单位制转向街居制、社区制，基层承担了社会管理的重任。大量从单位转移出来的人口对基层管理造成了压力，社会矛盾在基层聚集，但基层行政能力不足以致基层政府逐渐难以有效管控社会组织，也难以回应社区居民的自治诉求，社会管理模式嗜需转变。此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治理理论，重新反思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政府改革的视角，经过研究、酝酿，最终形成施政理念，成为了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方向。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反映出我国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理念的巨大创新。实践证明，在我國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协作要求都变得更为广泛，传统的社会管理理论和模式已不能对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提供有效的解释和调控措施，所提出的应对之策也常常忙于应付，治标不治本的状况越发突出。当代社会治理已突破传统单一的线性模式，走向网络化治理形态，呈现出网络化、多样化、自组织的时代特征，社会治理需要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向复杂科学管理范式转变。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治理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方向，而复杂、关键社区治理也必然顺应这一施政理念，向更为精细、多元的治理目标发展。
三、加强社区治理实践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区治理改革探索期，结合精细化、多元化的社会治理目标，各地因地制宜地摸索出一批模式可行、效果明显的案例，为我国工作重心下移、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诸多参考。下文归纳、提出部分实践探索方向。
（一）发展社区治理结构
1.居、站分离
社区是社会治理基层单位，社会事务庞杂繁多，往往存在顾此失彼的情况，也是造成部分社区群众工作不到位、社区凝聚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打造规范化、统筹型的政务服务平台体系，分担社区工作任务就显得十分必要。
成都市武侯区在深化社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初步建立了社区工作站制度，按照“应沉尽沉”的原则，将政务服务事项“下沉”到街道和社区办理。工作站制度的建立实现了“居站分离”，破解了社区居委会工作“一把抓”的局面，把居委会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让居委会能够回归其居民自治功能，集中精力推动居民自治的各项工作，积极开展居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同时，社区工作站具有专业性、规范性、集中性等特点，具体工作中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在基层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服务群众效率。 2.深化网格化治理结构
网格化管理体系是社区治理重要形式，能够深化、延伸社区治理功能，网络化管理体系建构、管理的精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区与群众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社区社会自治的探索中，一些社区建立了社区“两委”到楼栋长等责任人的多级网格机制，通过分工完善、责任明确的网格化治理结构开展了切实有效的社区治理工作。但大部分社区在实施网格化管理过程中，仅停留在蜻蜓点水般的宣传管理上，没有完全发掘网格化治理的内在潜力，对社区居委的凝聚力、影响力没有加成。在网格化建立过程中，可以从两个方向上加以深化：横向上，协同政府管理执法部门、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等组成规范、专业的社区治理服务队伍，提高网格中问题发现率、处理率，提升居民满意度，增强社区社会治理能力。纵向上，通过网格化体系将社区服务管理的重心下移到院落，触角延伸到家庭，定期开展活动，密切居委会与社区成员的联系，消除社会管理中的盲区和死角，提升服务的个性化和精细化水平，实现在服务中落实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二）积极培育社区治理组织，壮大服务团体
除社区居委会外，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服务队伍等都是多元化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是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也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平台，这些组织或团队发挥力量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社区社会治理的质量高低。
1.培养社区社会组织
通过政府政策支持，在社区中积极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治发展活力。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完善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税收优惠、银行信贷、人才引进等优惠政策，保障社会组织落得下户、站得住脚。建立并推广政府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逐步扩大购买服务资金来源和数量，拓展购买服务领域和范围，规范购买服务程序和方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建立和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奖惩机制、激励机制、优进劣退机制，充分调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社會服务质量。
2.拓展基层服务组织
除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外，积极调动驻区单位参与，充分发挥志愿者服务队伍作用，也是构建多元化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在拓展基层服务组织的过程中，通过合理界定各类社会资源在社区社会治理中的定位和责任，坚持社会协同、资源共享的理念，围绕“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的思路，以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为目标，逐步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驻区单位等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机制。
（三）加强信息化建设
社区信息化建设一方面能够方便群众办事，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能够收集完善相关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是改进社区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服务能力的重要途径。2013年，民政部等五部门下发了《关于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依托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共享信息资源、整合服务事项，逐步推进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全人群覆盖、全口径集成和全区域通办，发出了了建设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积极信号，成为加强社区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的“起跑线”。在加强社区社会治理信息化过程中，应统筹规划，积极构筑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多方有效衔接的社区服务体系，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完善服务功能，广泛吸纳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服务企业等各类信息资源，促进社区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志愿互助服务共同发展，构建设施智能、服务便捷、管理精细、环境宜居的新型“智慧社区”。
作者简介：罗崇逵（1988—），男，汉族，重庆永川人，学历：法学硕士，单位：中共忠县县委党校，研究方向：民族学
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自“管理”时代就是衔接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重要桥梁，是保障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环节。进入多元化的社会治理阶段，社区更是成为纵向体系建设，横向协调推动的关键节点。因此，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前提。
一、社区治理的着力方向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区治理目标。从中可看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是基本框架，治理重心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是体系建设任务，实现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多元化治理是体系建设的目的。这段表述理清了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的社区治理中的关系，也指出了社区治理体制建设的方向。
（一）治理方式精细化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是精细化开展社区治理的主要途径。一方面，将党建工作重心、矛盾隐患排解工作重心下移，让党组织真正建在基层，党员真正融入群众，能确保矛盾隐患能在基层及早发现、及时控制、及时处置解决。同时，通过体系建立，将执法力量、服务力量下沉到基层，是提升执法、服务效率的重点所在。另一方面，做好基层数据的收集是及时了解社会动态，制定相应措施，更好开展应对措施的重要依据。这些途径都是精细化治理的体现，也非精细化治理不能达到。
（二）治理结构多元化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是多元化开展社区治理的集中体现。社区治理涉及人员多，矛盾处理往往错综复杂。多元化的治理能最大限度保障居民了解问题、参与决策、化解矛盾；同时，社区治理涉及范围广，领域多，需要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在相应领域提供管专业咨询或专业服务，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动力。因此，多元化的社区治理结构在当前社区治理体系发展中，必不可少。
二、开展精细化、多元化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因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极大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转变，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发展达到了一定水平，必须将平衡、充分发展这一目标列为发展重点。从整体上看，解决温饱已不是我国现阶段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时今后工作的核心所在。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承载体，作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主战场，社区治理必须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积极转变运行机制，扩展社会功能，在协调普通矛盾、引导社会心态、保障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功能拓展、专业性增多，不是传统的社区治理机制能够解决的，这就要求政府、社区不应该只是社会管理的工具，而应解放职能，协调社会组织，积极构建更为精细化、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体系。
（二）政府施政理念转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我国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从单位制转向街居制、社区制，基层承担了社会管理的重任。大量从单位转移出来的人口对基层管理造成了压力，社会矛盾在基层聚集，但基层行政能力不足以致基层政府逐渐难以有效管控社会组织，也难以回应社区居民的自治诉求，社会管理模式嗜需转变。此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治理理论，重新反思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政府改革的视角，经过研究、酝酿，最终形成施政理念，成为了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方向。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反映出我国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理念的巨大创新。实践证明，在我國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协作要求都变得更为广泛，传统的社会管理理论和模式已不能对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提供有效的解释和调控措施，所提出的应对之策也常常忙于应付，治标不治本的状况越发突出。当代社会治理已突破传统单一的线性模式，走向网络化治理形态，呈现出网络化、多样化、自组织的时代特征，社会治理需要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向复杂科学管理范式转变。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治理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方向，而复杂、关键社区治理也必然顺应这一施政理念，向更为精细、多元的治理目标发展。
三、加强社区治理实践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区治理改革探索期，结合精细化、多元化的社会治理目标，各地因地制宜地摸索出一批模式可行、效果明显的案例，为我国工作重心下移、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诸多参考。下文归纳、提出部分实践探索方向。
（一）发展社区治理结构
1.居、站分离
社区是社会治理基层单位，社会事务庞杂繁多，往往存在顾此失彼的情况，也是造成部分社区群众工作不到位、社区凝聚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打造规范化、统筹型的政务服务平台体系，分担社区工作任务就显得十分必要。
成都市武侯区在深化社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初步建立了社区工作站制度，按照“应沉尽沉”的原则，将政务服务事项“下沉”到街道和社区办理。工作站制度的建立实现了“居站分离”，破解了社区居委会工作“一把抓”的局面，把居委会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让居委会能够回归其居民自治功能，集中精力推动居民自治的各项工作，积极开展居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同时，社区工作站具有专业性、规范性、集中性等特点，具体工作中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在基层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服务群众效率。 2.深化网格化治理结构
网格化管理体系是社区治理重要形式，能够深化、延伸社区治理功能，网络化管理体系建构、管理的精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区与群众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社区社会自治的探索中，一些社区建立了社区“两委”到楼栋长等责任人的多级网格机制，通过分工完善、责任明确的网格化治理结构开展了切实有效的社区治理工作。但大部分社区在实施网格化管理过程中，仅停留在蜻蜓点水般的宣传管理上，没有完全发掘网格化治理的内在潜力，对社区居委的凝聚力、影响力没有加成。在网格化建立过程中，可以从两个方向上加以深化：横向上，协同政府管理执法部门、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等组成规范、专业的社区治理服务队伍，提高网格中问题发现率、处理率，提升居民满意度，增强社区社会治理能力。纵向上，通过网格化体系将社区服务管理的重心下移到院落，触角延伸到家庭，定期开展活动，密切居委会与社区成员的联系，消除社会管理中的盲区和死角，提升服务的个性化和精细化水平，实现在服务中落实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二）积极培育社区治理组织，壮大服务团体
除社区居委会外，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服务队伍等都是多元化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是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也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平台，这些组织或团队发挥力量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社区社会治理的质量高低。
1.培养社区社会组织
通过政府政策支持，在社区中积极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治发展活力。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完善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税收优惠、银行信贷、人才引进等优惠政策，保障社会组织落得下户、站得住脚。建立并推广政府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逐步扩大购买服务资金来源和数量，拓展购买服务领域和范围，规范购买服务程序和方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建立和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奖惩机制、激励机制、优进劣退机制，充分调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社會服务质量。
2.拓展基层服务组织
除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外，积极调动驻区单位参与，充分发挥志愿者服务队伍作用，也是构建多元化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在拓展基层服务组织的过程中，通过合理界定各类社会资源在社区社会治理中的定位和责任，坚持社会协同、资源共享的理念，围绕“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的思路，以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为目标，逐步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驻区单位等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机制。
（三）加强信息化建设
社区信息化建设一方面能够方便群众办事，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能够收集完善相关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是改进社区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服务能力的重要途径。2013年，民政部等五部门下发了《关于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依托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共享信息资源、整合服务事项，逐步推进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全人群覆盖、全口径集成和全区域通办，发出了了建设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积极信号，成为加强社区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的“起跑线”。在加强社区社会治理信息化过程中，应统筹规划，积极构筑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多方有效衔接的社区服务体系，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完善服务功能，广泛吸纳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服务企业等各类信息资源，促进社区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志愿互助服务共同发展，构建设施智能、服务便捷、管理精细、环境宜居的新型“智慧社区”。
作者简介：罗崇逵（1988—），男，汉族，重庆永川人，学历：法学硕士，单位：中共忠县县委党校，研究方向：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