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讨论和演讲有很多。不少对2019年经济形势的回顾和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展望带有“悲壮”的色彩：中国经济增速已经在6%的中高速徘徊，这与过去长期高达9.9%的增速相比，确实不那么“好看”。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经济增长

　　纵观全年，尽管中国经济在第四季度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整体经济增速走势呈现“高开低走”几乎是肯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0%，如果四季度不出意外，全年经济增速达到6%应该没有太大悬念。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一增速？
　　其一，与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速依然是最快的。根据2019年11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预测报告，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3%，欧元区为1.2%，日本为1.0%，中国为6.2%。与主要新兴经济体印度相比，中国经济增速依然要快一些，印度2019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已经跌落到5%以下。因此放眼全球，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仍然非常可观。
　　其二，中国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对全球经济发展构成利好。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给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经济体带来了重大机遇。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上，中国宣布未来15年将从全球进口超过30万亿美元的商品。中国建立在经济快速增长基础上的广阔市场前景对全球经济增长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未来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主要贡献是本国市场的需求，中国作为进口强国的地位将得到不断巩固。这也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没有哪一个经济体敢轻言放弃中国市场。
　　其三，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区仍将是最有经济潜力的地区。形成中国经济全球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并不会发生转变，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区也将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里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人口、日益成长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在东亚地区走向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角色，这使东亚经济区具有强劲的内生增长动力。

从过往增长路径看中国经济

　　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符合新常态下中高速增长的预期。中国经济正从历史上高增长的状态逐步向中低速增长过渡，这个下探和止跌的过程尚未完成。
　　关键的一点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调到什么程度才会符合潜在经济增长率？一个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速度，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长期保持在高速增长状态。潜在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外部条件以及技术水平，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时期三者的贡献可能会有显著差异。不仅如此，决定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要素结构会自我演化，形成新的增长优势或劣势，并决定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制造业加工出口带来的，至于另外两个方面——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的作用，则存在广泛争议。评估中国当前的要素结构，在物质资本方面，各方的争议相对较小：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充裕的国家，正在由资本输入国变成资本输出国，中国本身的高储蓄率仍然使得国内资本价格低廉，政府、企业和个人债务只存在结构性问题，不存在出现大规模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在劳动力方面，有观点认为中国已经“未富先老”，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力红利并没有消失。在技术方面，各方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在此方面面临着最多的不确定性。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是靠借鉴和引进西方国家技术以实现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收紧与中国技术合作的背景下，这一进程是否会被打断有待观察。
　　要回答以上有关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因素的争议，存在着不小的难度。比如，很难将中国经济定义为单纯依赖外部贸易或者是依赖技术引进。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未必仅是中国主观推动的结果，还涉及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经营、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的形成等各种因素。尚且不论中国是否真有那么多的“后发优势”，发达国家自身也经历了产业转移、比较优势分工和劳动力跨国移动，现在想重新“回到过去”对于这些国家而言难道就比中国容易？这里根本的一点在于，中国的竞争优势和机会是市场竞争带来的，完全污名化中国经济发展与事实不相符。

　　那么，中国是在哪里“做对了”呢？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有怎样的机会？中国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充分发挥和结合了市场和政府两者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过去一年，中国经济仍然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力量驱动下前行。中国通过设立自贸区、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科创板注册制改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政府审批权限改革等举措不断给市场松绑，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同时，中国在过去一年严控金融风险、去杠杆、降低债务水平、对金融机构实行穿透式监管、打击非法集资、严控房地产市场、实施精准脱贫等，这些举措引发了广泛的担忧甚至是外界的不理解。主要是因为部分措施导致了一些“灰色产业链”的消失、体制机制有时存在“矫枉过正”、民营企业“失血”、投资风险加大等。这些措施也使中国经济在不同层面面临压力。然而，过去一年中国经济主动“化脓挤包”无疑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了更稳固的基础。实际上，经过这些“主动治疗”，中国经济在金融、债务、法制、创新等方面的基础得到了巩固。

宏观收缩背景下的企业决策

　　企业最应关注的是自身的产品和市场需求，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遵循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则，提供市场上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就是企业最好的战略。企业对宏观经济环境和趋势的把握对此也有一定帮助。
　　比如，宏观收缩周期意味着流动性紧缺、信用风险提高，尽管不是每一个企业都会面临信贷压力，但是企业需要做好流动性安排。在经济收缩时期对新增加投资要慎重，对长期借款要警惕。当然这并非说企业不能进行长期投资、不能投入创新活动，但是在收缩时期关注现金流和收入流无疑比繁荣时期更为关键。在萧条期开展產能扩张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再比如，企业应寻找新市场和实现转型升级，企业不大可能在“好日子”里寻求转型。相反，在经济增速下降、市场机会较少的条件下，企业应该冒一定风险去转型发展，包括进行技术更新、市场培育等。当然，企业每做出一个决定，都要承担失败的风险。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并坚持到市场复苏，相关企业就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企业为了降低转型的风险，可以适当借用政府的力量，实现与政府产业规划和发展方向的紧密结合，利用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平抑风险。
　　最后，企业要培育全球视野。如何在已有基础上广泛拓展世界市场，对每一个企业来说都非易事，成长为全球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困难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千千 万万个企业推动的，这些企业相互竞争合作又形成了整个宏观经济格局，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也内生于经济周期。对于企业战略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如何评估2019年中国经济状况、预测2020年经济发展趋势并非易事，但是保持在中高增速的中国经济无疑将给中国的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