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航母是中国几代海军人的梦想，是大国的象征。今年的两会，解放军代表和委员们被记者们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也就是中国航空母舰问题，可见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在1980年5月访问美国时。我们参观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可以说，正是航空母舰的出现，把海战的模式从平面推向了立体，实现了真正的超视距战斗。自它问世以来的80多年间，几经波折，最终发展成为今天这种舰机结合、攻守兼备、机动灵活、坚固难损和高技术密集的多球形攻防体系。今天，它不仅是一个强有力的战术武器单元，是海上作战体系的核心，也是一个能抛核弹的战略威慑力量。在世人眼里。它被视为综合国力的象征。它的存在与发展，也是各国军事战略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1982年，我当了海军司令员，航空母舰在我心头的分量，自然大不相同了。
　　1984年初，在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我讲过：海军想造航母也有不短时间了，现在国力不行，看来要等一段时间。
　　两年后，听海装领导汇报工作时，我又一次提到：航母总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发展航母，可以先不提上型号。而先搞预研。我说，苏联搞了30年。开始，在造航母上也有不同意见，苏共中央不下决心干，但是苏联人民要航母，不久他们还是干起来了。现在看来，防御也需要航母。我的这些想法，海装领导很快向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做了传达，并一同开始了组织论证工作。
　　1986年8月，听海装和论证研究中心领导汇报工作，我向他们交代了开展航母论证的任务。我说：“航母怎样造法，是海军全面建设的事；是直升机航母、护航航母分步造，还是直接造护航航母，要好好论证一下。”11月，我主持召开海军发展战略研讨会，邀请了军内外领导和著名专家。不少同志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及收复南沙、台湾回归等战略任务的需求出发。建议海军发展航母。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1987年1月，召开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请国防科工委、总参装备部的有关领导到会。会上我又提到，要把航空母舰搞得能适应未来战争需要，要很好地研究和论证。现在，各国都在注意发展航空母舰，无论是攻击型的或是垂直短距离起降的，都是为了解决防空和海上攻击问题，都在注意发展。美国、苏联都在大搞，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英国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在搞，日本因为是战败国。宪法不允许搞，但搞起来也容易。过去就很有基础，现在技术、生产能力都很强，说搞就很快能搞起来。我们搞难处多一些。财力、技术都有一定困难，但从长远考虑，还是需要的。十年内不搞，十年之后再搞，也还会有困难。因此，我要求要早论证，早点把这个问题研究透。
　　我们搞航空母舰，目的不是为了和美国、苏联比赛，主要是用于解决对台斗争需要、解决南沙群岛争端和维护海洋权益等方面的任务，平时还可以用于扩大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影响。
　　1987年3月31日，我向总部机关汇报了关于海军装备规划中的两大问题：一是航母，一是核潜艇。这两个问题，涉及到海军核心力量的建设，是关键性问题。这两项装备搞出来，从长远看。对国防建设是有利的。这两项装备不仅为了战时，平时也是威慑力量。
　　这次汇报，在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机关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国防科工委组织科研单位和海军装备系统开展了有相当深度的论证研究工作。
　　航母论证过程中，我多次听汇报，强调要充分对比论证使用航母、舰载机与使用陆基航空师、加油机、岸基飞机的作战效费比。后来我到中央军委工作，继续关注航母问题，要求国防科工委和总参装备部，在航母的发展上要把预研费、研制费、装备费结合起来，统筹安排。要和既定的舰船、飞机、武器、电子装备发展规划结合。而不是都挂在航母大项目里专门安排，搞大规划，使上级无法研究。我明确交待，列计划必须由中央军委讨论。
　　那时，我先后批准海军和工业部门的专家，去法国、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考察过航空母舰。国防工业部门，也从俄罗斯聘请了航空母舰设计专家来华讲学，还引进了部分设计技术资料；航母上关键配套的预研，有了一定进展。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也都反复组织对考察、引进、预研的分析、论证、评估。这些工作，使军内外领导和专家加深了对航空母舰和舰载机大系统工程的认识。
　　航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也是海军能遂行海上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核心。建造航母，是国人一直关心的事。我国要实现国防现代化，要建立完善的武器装备体系，不能不考虑发展航母的问题。但航母的发展不只是一个海军的问题。而是事关国家战略和国防政策的大问题。一定要从综合国力和整个国家的海洋战略全局出发，准确定位，慎重决策。
　　
　　摘自《刘华清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