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间契约文书、谱牒、碑刻等为主要形态的民间历史文献，随着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史等领域研究体系的建立与逐渐成熟而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与传统的传世文献等共同构成研究所需的文献资料基础。
　　对民间历史文献的整理，是充分发掘和利用其资料价值的前提与基础。如何对数量浩繁的民间历史文献进行科学有效的整理，是学者需要解决的先决性问题。概观近几十年来民间历史文献的整理理论与整理实际，可以说既有诸多创获，也存在提升的空间。
　　文献整理的创获和空间
　　对民间历史文献的整理实践，大致经历了从常见的打散民间历史文献本身固有的内在体系，或依主要的学科研究门类进行重新分类汇编、依年代排序的粗放式整理，逐步转向重视民间历史文献的“归户性”特征，在整理中尽量保持民间历史文献本身固有体系，并基本形成了注重民间历史文献与其他关联性文献整体性的“文献群”式整理共识的过程。而在整理成果的出版形态上，则经历了由目录汇编与选择性点校释录文字为主，到以影印为主和影印与释录文字并重的转变。在整理方面，可能对学者们后续的整理与研究提供更为重要帮助的是，民间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近若干年内已经努力尝试并表现出高标准的数据库建设与向数字人文发展的趋势。在已建成诸种民间历史文献数据库成果中，已有部分实现了全文检索，具备相应研究辅助功能，其他在建设中的数据库，也因技术与理念的后出转精而令人抱有较高的期待。
　　但即便如此，在理念与实践上的发展与学术研究同步拓展的同时，也无须讳言，截至目前，学界对民间历史文献进行的整理，更多地还是建立在借鉴历史文献学与档案学既有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操作基础上，并结合不同地区的民间历史文献本身的特征，进行理论与实践的适应性调整，而一直未能相对完善地建立起广泛适用于民间历史文献本身独特性的整理体系与整理理论。这种情况的存在，有待于从事民间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者们投入更多的学术关注。
　　中山大学图书馆民间历史文献收藏与研究：起步早、起点高
　　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民间历史文献收藏与研究起步早、起点高，并比较明确地形成了接续不断的收藏与研究传承。中山大学图书馆早期的民间历史文献的收藏，主要得益于图书馆执事前辈杜定友先生、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等的提倡与努力。
　　以顾颉刚先生1927 年5 月完成的《国立中山大学购求图书计划书》为指导，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对图书资料的收藏理念与收藏实践上，逐步打破以经史子集为收藏主体的传统，开始对切合现代学术发展需要的文献资料加大收藏与保存的力度。仅见于《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16 种主要类型中，以今天的研究眼光加以审视，可归入民间历史文献的就有8 种类型。具体言之，即第4类“家族志”、第5 类“社会事件之记载”、第6类“个人生活之记载”、第7 类“账簿”、第10 类“宗教及迷信书”、第11 类“民众文学书”、第12类“旧艺术书”、第13 类“教育书”，恰占《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所列全部16 类的半数。而更为重要的是，顾颉刚先生在“计划书”中还对各类民间文献一一指出了主要的购求方法，这就使得中山大学的图书购求的具体实施有了更多的保障。后来的购求所得，也确确实实证明了该计划书的可行性。
　　自1927 年5 月开始，顾颉刚先生即被派往江浙一带搜购图书，至10 月中旬回到广州，历时5 个月，购买到11万余册图书，约3 万张碑帖，花费5.6万多元大洋，第一期采购计划预算的6万元购书经费尚有部分结余。这一批包含大量民间历史文献的图书资料入藏后，使得中山大学图书馆迅速跻身当时国内藏书丰富的大学图书馆之列，并为其后中山大学以民间历史文献为研究基础的相关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其后，顾颉刚先生1929 年离开中山大学赴北京，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不断演进，中山大学的学术力量与学科建设也屡有调整，民间历史文献的研究、收藏、整理也屡有变动，但重视民间历史文献的学术传统一直得以保留并传承至今，并突出地表现在诸如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等的收集、整理与学术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学术水准，尤其以数量巨大的徽州文书专藏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以存世数量而论，根据《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徽州文书总量有115 万余件。其中，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徽州文书收藏数量甚巨，仅至2011 年即已超过10 万件，其后陆续购藏，至今已有近40 万件，总页数或超过100 万页，占徽州文书总量的34% 左右。因此，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近40 万件徽州文书是世界范围内密集度最高的徽州文书专藏。而正因徽州文书存世数量大、内容丰富、类型齐全，自上世纪中期开始，学者即给予高度关注。该批文书如能悉数面向学者公开，无疑会对目前的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的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同样可以预期，民间历史文献整理理论与整理实践上的新突破，也最有可能建基于这批密集度最高的大宗民间历史文献专项之上。中山大学图书馆对馆藏徽州文书的整理始自2012 年，至2019 年底基本完成25 万件约67 万页徽州文书的数字化扫描工作，整理了超过一半数量的馆藏徽州文书，由中山大学图书馆王蕾领衔撰写完成的《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即形成于这一整理过程。
　　《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系统全面的民間历史文献学著作
　　《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对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等的论述，皆基于实际的收藏、整理与研究实践，故对类似的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具有良好的借鉴之功，这一整理理论与整理实践实现的新突破或是民间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一个标志性成果，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学术价值根基所在。而结合这一专项收藏的巨大数量与中山大学一脉相承的专精学术传统，完成《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或许是中山大学图书馆学人当仁不让的学术职责所在。
　　王蕾、叶湄、薛玉等撰写的《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主体部分共七章，第一章论述民间历史文献的概念界定，第二章论民间历史文献的典藏与收集状况，第三章论徽州民间历史文献的分类体系，第四章论民间历史文献元数据规范与著录规则，第五章论民间历史文献的保护与修复，第六章论民间历史文献数字化加工与管理，第七章论民间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与数字人文导向。另有10种附录，分别为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整理徽州文书过程中实际使用的多种工作表单，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与出版成果的初步汇总，以及可资参考的辅助学科成果目录。书前另有两篇长文，其一为程焕文先生数万字的序论，实是对中山大学近百年来的民间历史文献入藏与学术研究的总结，是极为精彩的学术史专论;其二是作为代序的对刘志伟教授的访谈，问答中记录了刘志伟教授对民间历史文献及其研究范围、特性、未来趋向等的论述，精思妙论频出，同样为本书亮点之一。
　　本书第三章对馆藏徽州文书文献分类的展示为例，即是产生于上述近40万徽州文书为样本的整理实践基础上。本书所展示的对徽州文书的分类，遵循源于实践的“类目概念清晰、分类检索、动态逻辑、可扩展和简化原则”，具体而言，是在《中山大学民间历史文献分类体系》中设置分类体系主表和通用分类表，其中主表为三级分类体系，包括12个一级类目、74个二级类目和143个三级类目（在实际整理中，还可以扩展设置文献类名更多的四级分类）。通过这种科学细致的具体到每一件文书本身的分类整理，学者不仅可以详细了解每一件民间历史文献的研究价值，更可以为后续的民间历史文献专业数据库开发迅速建立起内容、分类、时代等方面的内在逻辑关联，也可以为因不同原因而造成流散的文书的重新归户、缀联等提供帮助。同样，这种分类体系，对于其他地区的同类民间历史文献的分类整理也具有极强的可参考性，具有整理理论与实践操作的科学普适性。
　　其他展现于书中的实践理念，诸如重视对民间历史文献的归户性、原有系统性整理理念;在实际整理工作中坚持贯彻的清点标准、编号、登记、包装、庋藏和数据管理的流程细节与制度性规范文件，以及实际执行的民间历史文献修复、保护和保存的具体方式，无一不是基于实践，并在实践操作基础上进行的理论总结。书中对徽州文书数据库建设已有成果的梳理，代表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学人对民间历史文献数据库发展趋势的预期，并希望能通过统计检索结果、展现文献内容脉络、信息可视化呈现等，借助计算机技术实现以民间历史文献为基础的与人文学科交叉发展的成熟数据库建设，这也应当就是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建徽州文书数据库项目的指导理念，令人心存期待。
　　程焕文先生在所撰序论中认为，“本书全面阐述了从民间历史文献的理论、历史，到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典藏、整理，再到民间历史文献的保护、修复，直到民间历史文献的数据库与数字人文建设的全过程，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最为系统的民间历史文献学著作。”诚为不易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