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电影是一种垄断。只有国家电影厂根正苗红的家属、学院出身的学生才能混得拍电影的资格与机会。被称为第五代的张艺谋、李少红、陈凯歌一代，便是一群靠混资历才拥有机会拍电影的人。
　　如果说第五代实现自己还尚且可以投靠国家，那么在90年代的中国，国有电影厂的人员冗繁与缺乏有效赢利机制的体制还在停步不前时，第六代的电影创作依托则直接抛向了社会。于是一帮没钱、无机器、缺标、禁片、海外参展的新锐电影相应诞生。就像说起张元、王小帅、贾樟柯、娄烨、管虎这一代导演一样，他们是缺乏太阳光照射的一代，完全依靠自力更生。
　　當新千年的脚步呼吁着中国电影产业改革时，青年人该如何拍出一部电影，道路已被前辈探出一条叫做 “独立电影” 的方向，使得他们也学着需要去练嘴皮子，向“投资人”拉资金，发展自我人脉，架起机子，走上大街。也有一批从影视相关的场记、美工、灯光、摄影等底层一点一滴做起的电影人。
　　彼时，中国电影开始呈现多样的创作方向，纪录片、独立电影、民间DV，都是个人想表达自我的途径。只不过，拍电影还是高知分子才会玩的艺术，一批批懂创作、读文学、会写剧本、看过伯格曼、费里尼的电影人不缺热情，他们缺的，只有钱。
　　曾几何时，当张艺谋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赵氏孤儿》，冯小刚的《夜宴》等一批批占据中国银幕20年的导演势力格局显得老态龙钟，毫无创新之时，媒体曾提出这样的质疑，青年导演的作品在哪里？
　　2006年，一部《疯狂的石头》在创新与票房给了中国电影人一个惊喜，但即便如此，当年一篇“《疯狂的石头》——流氓无产者对中国电影的嘲弄”的评论又是多么的反讽，话说这部电影，皆因香港明星刘德华扶植的亚洲新星导计划，才得以完成。
　　新时代的10年，内地电影市场基本就是一个 “大片为王” 的跑马场。获得高票房的，一定是大投资、大制作、大导演执导的电影。中小成本影片在大片大行其道的夹缝中求生存，诸多电影青年望而兴叹，心灰意冷，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到电影中的少之又少。大片不会找新人来拍，中小成本影片的市场又如此不景气，新人要出头，难，就是一个字。
　　而在每一年的导演协会上，大佬们年复一年念叨：关注青年电影编剧、导演的培养，保证电影事业后继有人。
　　于是在近几年，关于电影新人的塑造培养、创作途径与生存空间问题，才逐渐受到圈内人的重视。类似于中影集团的新人导演培养计划，贾樟柯的添翼计划，崔永元的新锐导演计划，华谊、光线等等一系列国家电影公司、民营企业，有声望的个人都作出收聚电影人才，从投资、创作、拍摄、宣传等各方面培养新人的打算。
　　当市场一边在认名导品牌效应之时，在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以2011年的《失恋33天》、2012年《泰囧》、2013年《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影片打破旧有的大片大导模式，中国电影才终于让几个演员出身、非专业、不知名的导演试出了放低姿态，电影服务于大众的良性循环之路。
　　也正是这一年，人们看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潜力。一部电影的成功带来的名利驱使着大量资金、名人、明星投入到电影的创作中来。甚至有人断言，中国现在需要200个成熟的导演，但目前，仅有50个。
　　一方面，是电影还未开垦的票房绿洲，一方面，是一拔拔汹涌赶来的电影爱好者。尤其在当今拍电影也成为一个没有门槛，拿部手机就可以做到的行业，如何实现的方式并不重要，你是否有电影才能、有想法才最重要。
　　相比过去，拍摄一部大电影的制作过程，如今要容易实现很多。而中国的电影如何走上良性的类型化道路，如何形成艺术、商业院线的双重生长，如何建立更好的国民文化自信，如何让电影人圆梦，去感动、滋养每一个观众的灵魂，都是需要新一代电影人努力与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