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珍（1916—1975），四川通江人。1932年12月参加红军，先后参加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六十一陆军医院政治协理员、南京染织厂党委书记。1955年当选南京玄武区人大代表。1961年6月被授予中校军衔，任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直工处副处长。1965年当选湖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75年6月17日去世，后被解放军总政治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巴山上的一棵川黄连

　　都说黄连苦，黄连里要数川黄连最苦。我的妈妈就是大巴山里的一棵川黄连。
　　我妈妈潘家珍，1916年1月出生在四川通江县鸣盛乡杨柏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靠租种地主杨三元的土地为生，每年靠一石六的谷以及纺纱、织补、背脚（用背篓运货，四川人俗称巴山背儿哥）维持生活。外婆潘王氏在我妈妈八岁时就去世了，靠外公潘国海、大舅潘家德、大舅妈潘魏氏做工养活我妈、小舅潘家治、小姨满香，还有我妈妈的老外婆。我妈妈是个非常泼辣、利索、聪明、能干的人。
　　妈妈九岁那年的年三十，北风呼呼地吹，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家中四壁透着冷风。外公躲债不敢回家，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邻家大嫂可怜他们，就把自家过年买的猪头肉送了一块给我妈妈一家。很久没沾到肉星了，一块肉让大家高兴极了，大家连忙用三块石头架起一口破锅来煮。天已大黑，屋外北风吹得刺骨疼。外公前脚刚踏进门，地主家的两个家丁后脚就撞进屋里，揪住外公的衣领往外拖。我妈妈拼命哭喊，一个家丁一脚把她踢倒在石头地上，碰破了鼻子，鲜血直流。他们看家里太穷，没东西可拿，见锅里煮着猪头肉，提起刚下锅的肉就跑。旧社会穷人过年，真是如同过鬼门关啊！
　　家里实在穷得没办法，刚过完春节，就把妈妈送到太平乡地主家干活抵债。妈妈在那里受尽了折磨，她打猪草、挑水、洗碗……地主家夏天生子，她又要打扇、洗尿布，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后来，因地租一年比一年重，外公没办法养活她，便把12岁的她转卖给地主杨家做了童养媳。在杨家，她每天吃残汤剩饭，经常填不饱肚子，12岁的她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样子。地主婆打她已经成了习惯，稍不满意就用锅铲子把她脑袋打得流血。
　　妈妈虽然不识字，但心灵手巧，看见村里人家绣花，怎样用针、怎么描样，她都悄悄地记在心里。夜晚，杨家人熟睡了，她便拿出破布仔细琢磨。有天晚上，她被地主婆发现了，硬说她偷了布、绣花针和线，用针扎她的指头，把她打得半死。
　　一次，妈妈像是染了伤寒病，发高烧、上吐下泻，她被关在牛棚里三天三夜，不给吃喝。邻居家大嫂看她实在可怜，偷偷送水给她喝。妈妈不能干活了，地主婆扬言要打死她，妈妈也曾多次想寻死。邻居家大嫂替她求情，妈妈才逃过一劫，最后奇迹般地挺了过来。我外公得知情况后，给她带来两升黄豆、两升绿豆，教她做豆腐、做凉粉，并鼓励她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妈妈就像一棵黄连，以顽强的生命活了下来。

跳出苦海当红军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战略转移，涉汉水，翻秦岭，越巴山，一举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听说红军要来，大家奔走相告，纷纷揭竿而起，迎亲人、筹军粮、缝军装、做军鞋、当红军。整个通、南、巴卷入了火红时代。
　　这年年底，红军进了通江城、进了鸣盛乡，各乡村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卖豆腐的母亲听说红军到了，便跑去听红军宣传员的演讲，当时有一首歌流传甚广：“当兵要当红军，打倒土豪劣绅，穷人才能翻身！当兵要当红军，推翻三座大山，穷人才能解放！红军，红军，红军是穷人的大救星！”（解放后妈妈还时常哼唱这些歌）。当时妈妈由于长期营养不良，长得瘦瘦小小的，想参军又不敢去，怕红军不要，她便托弹棉花的邻居李大哥，悄悄给自己签上名，还虚报大了两岁。红军看她可怜就收留了她。
　　妈妈终于跳出了苦海。那年她刚满17岁。
　　妈妈在家里没有大名，因为在冬天出生，家里人都叫她“冬女子”。参加红军后，部队根据我舅舅潘家德、潘家治的名字，给我妈妈取名潘家珍。婆家知道她当了红军，想拉拢她，特地做了一件红棉袄，跑到红军驻处拉着她的手假惺惺地说：“冬女子，你别走了，你看这棉袄，特地给你做的，多漂亮呀！”媽妈一点没动心，头也不回地跟红军走了！参军两个月后，发了一套衣服、一双袜子，妈妈高兴得又蹦又跳，流下了眼泪。这种感情是现在人难以理解的。长那么大，十七八岁的她，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裳、一双袜子呀！

泼辣的川妹子成了红军连长

　　妈妈加入红军后，先后组织和带领妇女自卫队、县宣传队、运输队打土豪、分田地、打土匪、救伤员、放警戒。后来，妈妈调到县里保卫局工作。1933年5月妈妈加入了共青团，1934年秋天调到妇女独立团二团一连任连长。
　　这时，我妈妈头抬起来了，腰板直了，说起话来声也响了。她笑了，开怀大笑！她再也不是当童养媳的“冬女子”，而是红军妇女独立团连长潘家珍。妈妈在革命队伍里积极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理论，学习打仗，学习做群众工作，活跃在巴山秦岭。家乡杨柏河村、鸣盛乡一带都知晓曾是童养媳的妈妈成了泼辣能干的女红军。
　　1935年1月，她乔装成逃荒群众，去侦察国民党中央军的情报。在离县城十来里路仅有七八户人家的村子，一位大娘见她模样可怜，收留了她。她每天以砍柴为由外出侦察，获取到四川军阀刘文辉运粮部队的详细情报。她立即返回部队，带着侦察队在敌人运粮路线上设伏，打了个漂亮仗，缓解了红军部队的缺粮困难。
　　后来红军长征离开通、南、巴，“还乡团”回来残酷报复杨柏河村。他们没能抓住我妈妈，但杀害了参加赤卫队、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外公和担任赤卫队队长的大舅妈。大舅潘家德跑到川陕交界的山里替人家背盐巴、拉纤度日，当时仅有八九岁的小舅潘家治被卖到青江一位杨姓地主家里，小姨则病亡了。这些情况在解放后妈妈才知道。

旺苍坝上的娘子军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
　　妈妈跟随红军过嘉陵江后，她所在的独立二团（妇女独立团）为掩护主力对付刘湘部，担负翼侧旺苍坝阵地防守，这是妇女团首次担任正面作战任务。
　　妈妈当时是独立二团一连连长（连队里还有权卫华、黄海云、何曼秋、李金莲、何子友、冯甦、张荣桂等），当面之敌是邓锡侯的部队，双方打了三天三夜。敌人发现面对的是一群娘子军，恼羞成怒，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独立团毫不手软，与敌人短兵相接。战斗中，妈妈腿部负了伤，但她仍带领全连坚守阵地最前沿，当时敌我处于对峙状态，红军女战士情绪高昂，边战斗边高喊：“坚决把龟孙子打下去！”敌人在一连阵地前留下不少尸体。全团又坚守半日，直到增援部队赶到，终于打退了敌人。防御任务完成后，妈妈不顾伤情，又带领战士们向后方运送伤员和缴获的枪支弹药。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有名的旺苍坝战斗，红军妇女独立团打出了娘子军的威名。

“三寸金莲”走长征

　　妈妈参加完旺苍坝战斗后，带领一连随妇女独立团正式开始了长征。
　　红军长征是艰苦卓绝的，妈妈有着切身体验，因为妈妈是用“三寸金莲”走完长征路的。她三过雪山草地，比常人走得更难。
　　我妈妈的“三寸金莲”是在被卖到地主家做童养媳时强制裹成的。因为疼痛和行走不便，常常白天被强制缠裹，晚上自己悄悄放开，妈妈的反抗招到不断毒打，直到参加红军才真正放脚，但她的脚已不如常人，仅能穿着34码鞋。可以想象，漫漫长征路上，这双小脚承受了多大痛苦。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稍作休整后，即按预定计划进入草地。当时，妈妈刚调入红军总部第四局工作，与我的爸爸刘子云初次相识。爸爸刘子云从红一方面军调入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指挥科学习，后调入红军总部任作战参谋，此后他们在长征过草地的路上相爱了。
　　那时，我爸爸和妈妈跟着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从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开进，走了三天，到达葛曲河。但张国焘先是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又在1935年9月9日令部队向南打回四川。无奈，部队第二次过草地。衣食无着的部队经过包座、松潘苦战后，掉队战士日渐增多，冻饿死去的也不在少数。
　　四川军阀得悉红军又南下，为防红军前进，纠集50多个团的兵力，北起懋功层层布防，并将懋功通往宝兴之间的栈道拆去木板、锯断横木。红军在强敌面前以两经草地的疲惫之师重新攻占懋功，并攀过被敌破坏的栈道，翻越夹金雪山，打下了宝兴县城。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由丹巴西进，翻越终年积雪的党岭山。一路不停地与敌战斗，先后占领了道孚、卢霍、甘孜，摆脱了敌人的前堵后追，获得了休整机会。6月，经历千辛万苦的红二、红六军团终于到达甘孜地区，与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我爸爸调往红二方面军第六师司令部任作战科长，时任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会师后，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持斗争，张国焘终于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意重新北上。
　　二次走过草地，再走第三次草地，更是难上加难。没有粮食，就吃野菜野草，前面的部队能找到，后面的部队连野草也找不到了。听长征过来的叔叔阿姨说，爸爸非常会关心人。长征路上那么艰苦，过草地时，他看见哪个同志走不动了就拽一把;自己没吃的，还抓一把青稞送给人家，难怪妈妈看上了爸爸。我爸爸却说，你妈妈真了不起，干起活来泼辣、干脆。

　　妈妈说，最艰苦的路程过后，红二方面军最后一支部队走出了草地。相见时大家高兴地喊着、跳着、拥抱着，彼此为胜利走过草地而庆幸。
　　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越过天兰公路，与早期到达的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时，我爸爸与妈妈结婚，成了革命的伴侣。

长征中的特殊经历

　　妈妈在长征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特殊经历。
　　红军懋功会师以后，媽妈从妇女独立团调到保卫局。第二次过草地时，组织给妈妈和另一位女战士一个特殊任务——“看守重犯”。“重犯”叫何柳华，名为照顾，实为监视和看守。当妈妈见到“重犯”时，才发现他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廖承志。
　　当时廖承志因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而被视为“特务”抓了起来。廖承志对我妈妈说：“小同志，你放心，我不是坏人。”妈妈见他经常讲革命道理、画马克思像、教战士唱《国际歌》，相信他不是坏人，便悄悄接近他，端水、递条子、暗中捎话。就这样，妈妈一路照顾着何柳华，直到会师后他被解救。
　　1959年国庆十周年，妈妈带我去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见到了廖承志。妈妈一见到廖承志，就说：“廖秘书长，您还记得我这个小看守吗？”廖承志仔细打量着她，突然一把握住她的手说：“怎么不记得，我们是朋友嘛！”说罢，俩人大笑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回忆起往事，百感交集，这是生死之交的老战友20多年后的再次重逢。

延安抗大劳模与战场上的勇敢妈妈

　　1939年3月，妈妈正在抗大五大队女生二队学习。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开始后，妈妈在开荒中一直没有休息，那时每人每天能开垦五分荒地，妈妈参加了突击队，拿出了川妹子的泼辣劲，每天开垦荒地一亩。开荒运动结束时，她被评上了甲等劳动英雄，获得的奖品是一套灰布军装。她这种凡事争先、处处带头的性格，后来给我们很大影响。小时候，但凡遇到困难，不想去做，她就会鼓励我们：“你又不比别人缺胳膊少腿，人家都会，你为什么不会，你要好好想想！”她总是用这种精神激励和鞭策我们。 　　尤其让我们钦佩的是，妈妈胆子特别大，有天不怕、地不怕那股子劲儿。我哥哥是1940年9月1日在吕梁山下、黄河岸边的一个小山村梁家会出生的。妈妈临产时，她所在的一二〇师七一五团离师医院还有近百里路，不能赶到那里。这时，妈妈跑到村中一个传说闹鬼的空窑洞里，打了几枪，算是驱了鬼，然后请来接生婆，把大剪刀煮了煮，剪断脐带，便把我哥哥生下来了。此时，恰值百团大战发起后没几天，部队正与日伪军激烈战斗，粮食又极度匮乏，全师上下不得不用喂牲口的黑豆充饥，孕产妇每天只有不足半斤的黑豆。由于缺乏营养，妈妈没有奶水喂养我哥哥，村里大嫂宁肯不喂自己的娃儿也要给八路军后代喂上几口奶，大娘们也时常煮点小米粥送来。坚强的妈妈背着儿子，一边帮老乡干活、一边给儿子找奶吃。
　　当时在一二〇师同我哥哥先后出生的共有八个男孩子，大部分都因营养缺乏而夭折，活下来的只有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之子，还有我哥哥。他们是吃着百家奶成活的，为铭记吕梁人民的养育之恩，我父母给哥哥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刘吕梁。
　　听我爸爸说，就在打日本鬼子阿部规秀中将时，他们七一五团在北面牵制，前方打了三天三夜。团部在上官庄，后方留守300多人，由财务股长和我妈妈负责，她是七一五团政治处特派员（实际是保卫股长），警卫连有200多人，剩下的还有炊事员、马夫、后勤人员及少量家属。这时有100多日本兵袭击留守处。危急时刻，我妈妈沉着勇敢地指挥警卫连、后勤人员跑到前面山头与敌人周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整整一天，把鬼子搞得晕头转向，他们也不知道八路军到底有多少人。转到天黑，鬼子怕被全歼，悄悄跑了。

不拿工资的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妈妈在1953年从解放军六十一陆军医院调到南京染织厂当党委书记。她没日没夜地干活，使工厂扭亏为盈，在工人中威信极高，受到市委书记表扬。干了两年，她原本虚弱的身体一下子又垮了，住进了医院。身体稍好一点，她又去干。
　　1955年，军队推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我妈妈复员做了家属。因此，只能靠爸爸的工资养活我们全家六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弟弟）。可她却把6000元复员费全部捐给了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政府，她要为玄武区人民办些实事。她说：“现在比战争年代好多了，党给了我穿的、吃的，连我的命都是党给的，比起长征路上牺牲的战友，我知足了，还要钱干什么？”要知道那个年代1000元就能买一栋别墅啊！
　　后来组织上照顾她的身体，让她做了军事学院不拿工资的家属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居委会主任）。妈妈当时是南京市玄武区的人大代表，她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位不拿工资的主任，每天非常忙，除了上工厂、学校、机关做革命传统报告、讲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还要调解一些家属纠纷，协调各种关系。
　　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抱定了为人民奉献的初心。

妈妈是我们最严格的老师

　　妈妈对我们子女要求十分严格，甚于学校老师。
　　父母认为我们从小就读军队开办的寄宿制学校，生活条件远比工农孩子优越，所以对我们要求很严，教导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绝不能在学校炫耀父母;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工农的后代，是小小老百姓，一切要靠自己自立自强;自己有能力、有本事才是真，才能报效党和祖国。我永远都记得妈妈最常对我们说的话：“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是蛇钻草，是龙上天。”
　　1954年，哥哥小学毕业，刚从武汉回到父母身边。他参加完初中升学考试，妈妈就把他送到句容县汤山炮校附近的农村，帮助那里的农民种田。每天天不亮，他就和当地农民一起下地，天黑后才回来;晚上去瓜棚看瓜，就睡在瓜棚里，蚊叮虫咬就拿大蒲扇打;困极了，就倒头在瓜棚里睡。一个暑假过后，哥哥晒得极黑，皮肤就像当时烧火用的黑煤球，旁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黑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我妈妈挂在嘴边的话。她经常对我们说：“笑破不笑补。”爸爸的旧衣服给我哥哥，妈妈的旧衣服常给我姐姐，老大穿完了，老二穿;老二穿完了，老三穿;老三穿完了，小四穿。这是我们家的家规，所以我们兄妹四人从小都穿打补丁的衣裤。
　　苏哈木林中将是苏联派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首席军事顾问，1956年冬天他来我们家做客。我爸爸向他介绍我们家全体成员，说到我哥哥时，苏哈木林十分惊讶，连问了三遍，他怎么都不相信眼前这个穿着补丁旧棉衣的我哥哥是将军的儿子，仍一个劲地反问：“他是谁？”翻译告诉他，是刘子云的儿子。他又摇脑袋，“是勤务员吧？”确认是我哥哥后，他依然不理解。因为在苏联一个将军的儿子，不会像中国将军的儿子这样穿得像“叫花子”。
　　2005年春，我来到北京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大家40多年没见面了，当年抢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的孙继先中将的儿子孙东生，他还清楚记得我和我妈妈当年的形象，他对我说：“我记得你小时候，经常穿打补丁的衣服裤子。还有就是你妈妈是老红军，给我们做报告，讲长征的故事，进行传统教育。”
　　妈妈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平时从不给零花钱，只有过年才给两角压岁钱。记得哥哥在南京市第十中学上初中，每天骑自行车上学，风雨无阻，碰到下大雨、下雪天便破例给他1000元钱（旧币1000元是1角钱）买一碗800元（八分钱）的阳春面当早餐。1999年南京市第十中学（后改为金陵中学）校庆，请五〇、六〇、七〇届毕业同学回母校，老同学在一起回忆起往事说，学校组织去中山陵、玄武湖春游，同學们围着我哥哥，以为将军的儿子一定有钱，想叫他买点瓜子请客，没想到他根本没钱，和大家一样是“穷人”。
　　每到星期天，妈妈都给工作人员放假。家里的卫生就叫我们兄妹包干，擦窗子、拖地板、抹桌子、洗鞋、洗衣服。大孩干重活，小孩干轻活，都不能闲着。记得1955年国庆节，我哥哥早上六点要集合参加大游行，妈妈把表看错了，半夜两点把我姐叫起来做饭，当时她才12岁，在妈妈帮助下，点着了火（那时用柴火烧饭），一边加柴，妈妈一边教导我们：“火要空心，人要实心。”结果我姐把水加多了，米煮成了烂饭。那天半夜是她第一次学做饭。 　　我们家还有一个传统“节目”，每月开一次讲评会，每半年开一次表彰会，春节前要开表彰大会，这应该与父母都是军人有关吧！每放寒假，妈妈会把我们兄妹四人的成绩册和老师评语收好，除夕那天，父母、兄妹，工作人员（警卫员、司机、保姆、炊事员）都坐在厅里，桌上摆好瓜子、花生、水果、糖块。妈妈主持，先点评我们兄妹每个人的学习成绩、在校表现、优缺点，然后分别奖励书、笔或本子，接着再点评工作人员，分别奖励袜子、毛巾或者笔、本子。总之以鼓励为主，基本上每人都有一份。好在我们兄妹四人学习很自觉、成绩很不错，在校都是“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爸妈也从来不用为我们的学习操心，每次学校开家长会都为他们脸上添了光。由于哥哥在学校各方面表现突出，学习成绩优异，1960年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然，妈妈还是会批评我们，我受的批评最多，比如不爱叠被子、不爱扫地、喜欢吃零食……妈妈从小事情上敲打着我。
　　每次开完讲评会，就表演小节目，自娱自乐一番，非常快乐。我妈妈最爱唱的一首歌是《八月桂花遍地开》，一边唱一边表演，好像回到了红军时期。我们家的保留节目是大合唱《在太行山上》，只要听到“红日照遍了东方，照遍了东方……”就知道家庭会议到了尾声。这时，全体人员开始聚餐，迎接新一年的到来。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我们兄妹都参加了工作为止。

我的妈妈也是很多困难孩子的妈妈

　　1961年我妈妈又重新回到部队，穿上了军装，被授予中校军衔，任命为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直属工作处副处长。
　　我们家搬到长沙后，父母的老战友、老部下、老同事纷纷前来看望我父母。我妈妈参加红军时连队的炊事员张荣桂阿姨也来了，妈妈拉着她的手，亲热地嘘长问短。当得知张阿姨住在荣军学校、没有工作、家里有八个孩子、生活困难以后，妈妈每月寄钱帮助张阿姨渡难关。更令我惊讶的是，就在当时，妈妈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深蓝色呢子短大衣送给了张阿姨。那是妈妈路过上海时花40元钱买的最好衣服，还带着妈妈的体温呢！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妈妈。而她自己一直到去世，都穿着1954年买的毛线自己织的毛衣。她的袜子也补了又补，连买一双新袜子都舍不得。
　　在省军区，管理部门多了，遇到生活困难的人和事也多了。从此，我的妈妈又成了那些困难家庭孩子的妈妈。处里同志有困难，她就帮助二十、三十元，一点也不心疼。
　　湖南省交通厅老厅长盛科是三五九旅的老同志，家里不富裕，小孩子多。我妈妈知道后，把自己舍不得穿的新衣服，另加100元钱，送给了盛家的孩子们。

　　妈妈的一位战友赵珠明，她家女儿上大学后家里负担重，妈妈便每月给战友孩子寄生活费。后来，我哥哥、姐姐上大学离开了长沙，但一到周末，我家却又多了三四个哥哥姐姐，他们都是父母战友家的孩子。
　　1962年，我姐姐要高考了，她的同学莫咬奇突然患上急性化脓性阑尾炎，且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我姐姐和另外两位同学赶紧把他送进湖南省人民医院。当得知手术还需30元押金时，莫同学犯了愁，家里一时半会儿筹不到钱，病情严重又耽误不得，怎么办？我姐姐马上找妈妈说明情况，妈妈毫不犹豫掏钱解了莫同学家的燃眉之急。后来，莫同学考上了武汉大学数学系。50年后，大家再重逢，莫同学的爱人拉着我姐姐说：“莫妈妈年轻守寡，你妈妈救了莫同学就是救了莫妈妈。”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了大地震，妈妈立即把家里的存款2000元寄给灾区的孩子们。
　　乡下的亲朋好友带着孩子来，我的爸爸妈妈招待吃住;没有衣裤，就把家里的衣裤都找出来送给他们;家乡孩子生活困难，就寄钱;家乡修水利、修公路，就帮;只要是造福百姓的事，有能力一概帮忙。唯独没有通过他们手中的权力，为任何亲朋好友安排工作、调动户口。

妈妈是榜样永在我心中

　　我永远记得1975年妈妈去世时，她的存折里只有80元钱，而她给别人的却已数不清。
　　我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心里总是装着他人的人;一个生活俭朴、始终保持艰苦朴素本色的人;一个砥砺初心，永远为普通百姓着想的共产党员。
　　在我们家，除了妈妈、爸爸外，还有爷爷、大伯父、二伯父、二姑父和外公、舅母，他们都参加了革命。凭着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的无比忠诚，对真理和共产主义信仰坚定执着的追求，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流血牺牲、无私无畏。
　　如今，他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给我们留下的那颗颗金子般的心，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行的路。
　　（责任编辑 叶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