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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可以遵循三个路径展开，关注理论文本的创造路径、组织路径、传播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思考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2）04-031-3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是武装群众、掌握群众，与群众利益相结合并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及转化为巨大物质力量的过程。如何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一项深远而重大的任务。本文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提出一些思考。
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本路径
马克思曾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但是，后者并不是自己自然发生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自在到自为的转换过程。理论自身的大众化。即理论能否反映以及多大程度上反映民众的需求，是理论大众化的文本前提。理论大众化越高，理论大众化的进程也就越顺利。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个路径，便是要关注理论文本的创造。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思想”为理论大众化的文本路径提供了学术基础。早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的“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思想”就已初见端倪。《资本论》出版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受到到了质疑和误解。在1873年《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进行了回应，并明确提出了关于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的主张：“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势，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关于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的思想，虽然当时是针对理论研究而论述的，但这种方法给理论大众化的文本路径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
首先，在马克思视域中，理论过程体现为两点：第一，生成“彻底”的理论形态；第二，理论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基于前一个过程，马克思强调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其要义在于，理论要能“抓住事物的根本”，也就是“人本身”；基于后一个过程，马克思强调了叙述方法的重要性，其要义在于，理论和群众相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意指理论向政治认同、社会实践的“转化”，而不是理论本身的“生成”。按照马克思对“理论过程”的理解，在理论文本的转化阶段，叙述方式至关重要。
其次，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不分伯仲，两者辩证统一于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一方面对研究者而言，研究方法在先，叙述方法在后，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研究方法总是对叙述方法造成直接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叙述方法自然要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对读者而言，总是先接触作者的著作，即通过作者的叙述方法去了解和领悟他的研究方法，因而叙述方法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总之，因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主次关系也就不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是普通党员与广大群众，而不是政党这个理论创造者本身。当理论对象是“读者”时，叙述方法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用大众化的叙述方式表达抽象的理论，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传统。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率先垂范，做出了表率。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论的精英色彩却是日益浓重，大众化的叙述方式明显式微。长期以来，用文件语言叙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是一个普遍现象。文件语言尽管更易于准确说明问题，但却有着灰色理论的面孔，不宜于理论的传播与普及，以至于在不同的政治文本中，个别词汇的调整所隐含的政策取向，不得不通过专门的语言解释才能转化为群众的政治认知。这种状况顿挫了群众自觉学习的兴趣，降低了理论的吸引力，是理论大众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发扬马克思主义关于叙述方法的优良传统，通过生动通俗的群众语言来表达深刻的理论，使群众看得明、听得懂、学的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会受到群众欢迎，才能在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中引领风尚。
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组织路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使命。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使命属于政治灌输的范畴。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要想从自发阶级走向自为阶级并成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此般阶级意识的塑造过程，就是理论大众化的过程。由此可见，理论大众化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在自上而下的有序组织中实现的。在这里，理论大众化的关键就是如何组织的问题了。在当今社会，在理论大众化的诸多组织要素中，政府行政力与学术影响力是两大主导性力量，两股力量在职能上相对独立、在组织上有机统合，从而实现理论大众化的有序组织。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组织路径的基本内涵。
要实现政府行政力与学术影响力的有机统合，首先要明确两者的组织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党最新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中表述，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大众化的本质，就是把党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广泛而深刻的政治认同。学术影响力说到底是指实现政治认同的影响力，是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影响力。这就意味着，学术影响力要受政府行政力的组织引导，离开了这一点，学术研究也取舍偏离方向，更谈不上积极的影响力。胡锦涛指出：“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这既是对学术影响力价值的一种揭示，也是对学术影响力接受政府行政力组织引领的一种注脚。 要实现政府行政力与学术影响力的有机统合，还要进一步明确两者的职能定位。政府行政力的职能主要是：宣传教育资源的深度整合、宣教队伍的建设、质量效果的评估、政治方向的引领，等等。而学术影响力则是在学术研究、教育宣传、普及传播等方面直接发挥作用。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功能上的互补，但在职能定位上应该是分明的。政府行政力对学术影响力的过度干涉、学术影响力的过度行政化，都不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此外，在学术影响力内部，还存在着一组需要正确处理的关系，那就是“意识形态取向研究”与“学术取向研究”的统合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面对的基本处境。这一处境是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如今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对这一处境的极端强化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长期以来处于意识形态取向研究的状态，甚至在一定时期出现过研究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完全替代学术性取向的极端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正在突破单向度的政治意识形态理念而越来越根植于社会实践，凭借自身的科学性，引领中国走上稳健而又和谐的发展之路。意识形态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使命就是旗帜鲜明地为政治服务，为改革开放的实践出谋划策，鸣锣开道。只要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必定肩负这样的使命。学术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应当从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出发，按照各学科共有以及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来要求自己，一切以弄清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学理问题为目的。两种研究取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意识形态取向的研究在学理上不能是无本之木，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创构都离不开有扎实学术功底的研究成果的支持；另一方面，任何学术取向的研究成果尽管主观上可以不含政治动机，但客观上仍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产生复杂的影响。只有将两者研究取向有机统合起来，才能相得益彰，实现功能互补，更好地展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力。
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
理论大众化说到底是个理论传播问题。传播对于当代政治的影响力已是不言而喻，政治愿景经过媒体传播才能转化为民众的政治认同；没有有效的媒体传播，哪怕是美好的政治愿景也会黯然失色。因此，在媒体影响力时代，从传播的角度审视理论大众化是十分必要的。这就需要我们把握现代传播规律，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媒介，推动理论大众化。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路径的基本内涵。
从理论传播的角度看，如下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解决。比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主体与宣传普及主体日益分化，建设专业化的理论宣传队伍势在必行。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问题上，出现争论。有人主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分为“官方的研究”和“学界的研究”；有人则反对把以上两者割裂开来。其争论的理论前提与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但这种状况起码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主体与宣传普及主体正在日益分化，毛泽东曾经有个重要思想，即理论创造主体同时是理论宣传主体。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带有浓重的哲学色彩，即言语与行为本身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得出理论创造主体亦即理论宣传主体的结论。但是从社会分工尤其是职业分工的角度看，我们很难将理论创造与理论宣传的使命合二为一，聚集一身。在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精细化的今天，上述意愿更是难以实现。因而，在党的领导体制内培养一支专业化的理论宣传队伍，深入研究传播规律、受众心理，运用现代传播媒体，针对不同社会群体，行之有效地组织专业化的理论普及工作，是有效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注意的基本形式。没有一支素质过硬的专业化理论宣传队伍，是难以承担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历史重任的。
又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语言与群众语言存在脱节，转变语言范式，吸纳群众文风日显重要。而语言范式上的脱节，势必会导致普遍的理论宣讲行为，即党和政府的政治意图不得不借助“第三者宣讲”，才能转化为人民群众的通俗理解。长期以来，理论宣讲一直是我们理论大众化的重要路径，并发挥了重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同时，信息传递规律告诉我们，理论宣讲的层级越多，信息传递的过程越复杂，信息损耗就越有可能发生，最终还可能造成信息失真、政策走形。真正的“三贴近”，对接群众语言与文风，尽可能减少理论传递的中间环节，是有效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思考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2）04-031-3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是武装群众、掌握群众，与群众利益相结合并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及转化为巨大物质力量的过程。如何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一项深远而重大的任务。本文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提出一些思考。
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本路径
马克思曾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但是，后者并不是自己自然发生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自在到自为的转换过程。理论自身的大众化。即理论能否反映以及多大程度上反映民众的需求，是理论大众化的文本前提。理论大众化越高，理论大众化的进程也就越顺利。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个路径，便是要关注理论文本的创造。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思想”为理论大众化的文本路径提供了学术基础。早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的“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思想”就已初见端倪。《资本论》出版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受到到了质疑和误解。在1873年《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进行了回应，并明确提出了关于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的主张：“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势，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关于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的思想，虽然当时是针对理论研究而论述的，但这种方法给理论大众化的文本路径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
首先，在马克思视域中，理论过程体现为两点：第一，生成“彻底”的理论形态；第二，理论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基于前一个过程，马克思强调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其要义在于，理论要能“抓住事物的根本”，也就是“人本身”；基于后一个过程，马克思强调了叙述方法的重要性，其要义在于，理论和群众相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意指理论向政治认同、社会实践的“转化”，而不是理论本身的“生成”。按照马克思对“理论过程”的理解，在理论文本的转化阶段，叙述方式至关重要。
其次，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不分伯仲，两者辩证统一于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一方面对研究者而言，研究方法在先，叙述方法在后，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研究方法总是对叙述方法造成直接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叙述方法自然要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对读者而言，总是先接触作者的著作，即通过作者的叙述方法去了解和领悟他的研究方法，因而叙述方法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总之，因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主次关系也就不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是普通党员与广大群众，而不是政党这个理论创造者本身。当理论对象是“读者”时，叙述方法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用大众化的叙述方式表达抽象的理论，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传统。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率先垂范，做出了表率。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论的精英色彩却是日益浓重，大众化的叙述方式明显式微。长期以来，用文件语言叙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是一个普遍现象。文件语言尽管更易于准确说明问题，但却有着灰色理论的面孔，不宜于理论的传播与普及，以至于在不同的政治文本中，个别词汇的调整所隐含的政策取向，不得不通过专门的语言解释才能转化为群众的政治认知。这种状况顿挫了群众自觉学习的兴趣，降低了理论的吸引力，是理论大众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发扬马克思主义关于叙述方法的优良传统，通过生动通俗的群众语言来表达深刻的理论，使群众看得明、听得懂、学的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会受到群众欢迎，才能在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中引领风尚。
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组织路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使命。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使命属于政治灌输的范畴。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要想从自发阶级走向自为阶级并成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此般阶级意识的塑造过程，就是理论大众化的过程。由此可见，理论大众化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在自上而下的有序组织中实现的。在这里，理论大众化的关键就是如何组织的问题了。在当今社会，在理论大众化的诸多组织要素中，政府行政力与学术影响力是两大主导性力量，两股力量在职能上相对独立、在组织上有机统合，从而实现理论大众化的有序组织。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组织路径的基本内涵。
要实现政府行政力与学术影响力的有机统合，首先要明确两者的组织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党最新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中表述，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大众化的本质，就是把党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广泛而深刻的政治认同。学术影响力说到底是指实现政治认同的影响力，是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影响力。这就意味着，学术影响力要受政府行政力的组织引导，离开了这一点，学术研究也取舍偏离方向，更谈不上积极的影响力。胡锦涛指出：“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这既是对学术影响力价值的一种揭示，也是对学术影响力接受政府行政力组织引领的一种注脚。 要实现政府行政力与学术影响力的有机统合，还要进一步明确两者的职能定位。政府行政力的职能主要是：宣传教育资源的深度整合、宣教队伍的建设、质量效果的评估、政治方向的引领，等等。而学术影响力则是在学术研究、教育宣传、普及传播等方面直接发挥作用。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功能上的互补，但在职能定位上应该是分明的。政府行政力对学术影响力的过度干涉、学术影响力的过度行政化，都不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此外，在学术影响力内部，还存在着一组需要正确处理的关系，那就是“意识形态取向研究”与“学术取向研究”的统合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面对的基本处境。这一处境是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如今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对这一处境的极端强化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长期以来处于意识形态取向研究的状态，甚至在一定时期出现过研究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完全替代学术性取向的极端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正在突破单向度的政治意识形态理念而越来越根植于社会实践，凭借自身的科学性，引领中国走上稳健而又和谐的发展之路。意识形态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使命就是旗帜鲜明地为政治服务，为改革开放的实践出谋划策，鸣锣开道。只要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必定肩负这样的使命。学术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应当从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出发，按照各学科共有以及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来要求自己，一切以弄清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学理问题为目的。两种研究取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意识形态取向的研究在学理上不能是无本之木，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创构都离不开有扎实学术功底的研究成果的支持；另一方面，任何学术取向的研究成果尽管主观上可以不含政治动机，但客观上仍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产生复杂的影响。只有将两者研究取向有机统合起来，才能相得益彰，实现功能互补，更好地展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力。
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
理论大众化说到底是个理论传播问题。传播对于当代政治的影响力已是不言而喻，政治愿景经过媒体传播才能转化为民众的政治认同；没有有效的媒体传播，哪怕是美好的政治愿景也会黯然失色。因此，在媒体影响力时代，从传播的角度审视理论大众化是十分必要的。这就需要我们把握现代传播规律，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媒介，推动理论大众化。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路径的基本内涵。
从理论传播的角度看，如下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解决。比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主体与宣传普及主体日益分化，建设专业化的理论宣传队伍势在必行。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问题上，出现争论。有人主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分为“官方的研究”和“学界的研究”；有人则反对把以上两者割裂开来。其争论的理论前提与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但这种状况起码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主体与宣传普及主体正在日益分化，毛泽东曾经有个重要思想，即理论创造主体同时是理论宣传主体。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带有浓重的哲学色彩，即言语与行为本身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得出理论创造主体亦即理论宣传主体的结论。但是从社会分工尤其是职业分工的角度看，我们很难将理论创造与理论宣传的使命合二为一，聚集一身。在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精细化的今天，上述意愿更是难以实现。因而，在党的领导体制内培养一支专业化的理论宣传队伍，深入研究传播规律、受众心理，运用现代传播媒体，针对不同社会群体，行之有效地组织专业化的理论普及工作，是有效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注意的基本形式。没有一支素质过硬的专业化理论宣传队伍，是难以承担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历史重任的。
又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语言与群众语言存在脱节，转变语言范式，吸纳群众文风日显重要。而语言范式上的脱节，势必会导致普遍的理论宣讲行为，即党和政府的政治意图不得不借助“第三者宣讲”，才能转化为人民群众的通俗理解。长期以来，理论宣讲一直是我们理论大众化的重要路径，并发挥了重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同时，信息传递规律告诉我们，理论宣讲的层级越多，信息传递的过程越复杂，信息损耗就越有可能发生，最终还可能造成信息失真、政策走形。真正的“三贴近”，对接群众语言与文风，尽可能减少理论传递的中间环节，是有效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