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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只蛐蛐
通往那个公交车站的路边有一条河，河边常有一些斗蛐蛐的中老年人聚在一起，他们或坐或蹲，观看着两只虫子之间的撕咬。我下班回家走到这里时，经常会蹲在旁边看一会儿，我喜欢看斗蛐蛐也喜欢看下棋，米米说我喜欢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老师问我最盼望的一件事是什么，我说我盼着退休，这样就可以每天都在外面玩了。
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看到胡同里下棋的老人，那么寂静而温暖的时光，缓缓地在午后流淌，我想，我也要过这样的生活，于是我就来到了这个城市。来了之后我发现，我根本不可能在有阳光的午后在胡同里闲待着，我要挤公交车去上班，经常在倒车的时候，刚挤上去，还没来得及买票，两站地就过去了。当时公交车上还没有自动刷卡机，我一个星期得有两个早晨是逃票的。主观上我并没有想逃票，客观上当我真的“逃票”之后，我心里竟又有几分窃喜。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经纪公司的企宣，这份工作我干了三个月，就做回老本行去一家娱乐杂志做了主编。杂志社的老板姓赵，我们都叫他老赵，他开的是夫妻店，他老婆在公司做会计。十年前两个人就是摆摊卖报纸杂志的，后来觉得小规模倒腾利润太小，就搞起了发行，后来又觉得发行不过瘾，于是自产自销开始做杂志。他做了四本杂志，娱乐杂志是其中的一本，另外三本是美食、母婴和健康。
我去的时候，前半年还好，正赶上“韩流”的尾巴，杂志卖得火，老赵的脸每天都笑得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半年后“韩流”降温，杂志的销量开始下滑，老赵每天垮着脸，像一朵打了蔫的向日葵。老赵买了台湾一本杂志的版权，在我去之前，编辑的主要工作是把繁体字转换成简体字。我告诉他这么做杂志不行，他说这样省钱，一个编辑才给开一千块钱，如果招能采访的编辑，一个人得两千。
那天老赵又因为杂志销量的事在办公室里发火，他要把刚招来的两个编辑开掉，然后从中介公司招两个月薪八百的来转换繁体字。我跟他争执，他说，钱多就能把活干好吗？你的工资是公司里最高的，可是今年的杂志销量还不如去年！
来北京之后，我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忍耐，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生意是他的，他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我干吗非要较这个劲？
可是一想到老赵的那些不着边儿的话，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觉得我就是那罐子里的蛐蛐，我面临的生存状况和它们一样残酷，要想活下去，就得不停地撕咬，哪怕为此遍体鳞伤。只是跟我一起撕咬的并不是我的同伴，而是残酷的生活。
西瓜出现了
忽然听到包里的手机响，我擦了一下眼泪，把手机放到耳边。是米米，她说，你回头，往后看。我回头，看到天外天的玻璃窗里，她正冲我招手。
进了饭店，米米说，来，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陈西发，绰号西瓜，因为谐音，再加上他特别喜欢吃西瓜，因此得名。
坐在米米对面的是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长着一张清秀的脸。我听米米说过他，他是米米的初中同学，两个人学生时代暧昧过，高三的时候险些挑明。但是西瓜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米米落榜去念了自考。米米说，我知道西瓜是怎么想的，他怕我误了他的前程。
后来两个人各自恋爱，米米的前一任男友是一个摇滚青年，长发披肩，足够养眼，只是人特别幼稚。两个人刚刚分手，西瓜就杀出来了，想要和她好。米米说，其实我还记着仇儿呢，哪能这么容易和他走到一起？
米米和我在同一间公司，是另一本健康杂志的主编，后来杂志亏得太厉害了，老赵就把健康的编辑都遣散了，唯独留下了米米，让她到娱乐杂志这边来做编辑，待遇不变。
那天是我和西瓜的初次见面，米米说，西瓜约好下班后请她吃饭，刚好看到我在站台等车，就把我叫来了。
吃完饭，西瓜送我和米米回通州，因为住得远，都舍不得打车。我看了一眼打扮妖娆的米米，觉得西瓜没戏，哪有坐公交车送女孩子的？
米米比我住得近，他们先下车，我再换乘另一辆公交车，还要再坐十站地。
西瓜的出现对于我的人生是一次很大的转机。他当然对我没有意思，我对他也没有。他的意义在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米米说，昨天西瓜住在我那儿了。我说，你们这是开始了吗？米米说是的。我说，你不嫌他没房没车没钱吗？米米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踏实，他一眨眼我就知道他想的是什么，我想要一个自己能够掌控的男人。西瓜就是。再有，西瓜爸爸的单位刚分了一套房，说给西瓜结婚用，我想结婚了，而西瓜也发现，其实他上了大学，前程也没有想象中的远大，我仍然是他梦想中的姑娘。
米米接受了西瓜，她明明知道他曾经轻视过她，但她不计前嫌。我在想，我要不要再接受董子会？
一顿火锅没有吃完
在西瓜出现之前，我已经动摇过一次了。那时候我还没搬到通州的楼房，一个人住在东四环外的一个平房里。
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忽然感觉眼前一道光闪过，有人划开了纱窗，正用手电筒往屋子里照，我尖叫了一声，光立刻就灭了，随即响起了急促的奔跑声。那一晚，我不敢再睡，一直坐到了天亮。
之后我开始找房子，找到了这套位于六层的两居室。我宁愿爬楼梯也不敢住在平房或者低楼层了。这个时候我想过，要不要让董子会来，之前我们分手了，他给我打电话，说要来找我。我说我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没有力气再去管你，他说我不用你管，我会去找工作，我说算了吧还是。
有一晚我在米米家住，看到她扔在沙发上的一本时尚杂志。那本杂志上登了一对年轻人的故事，说他们大学毕业后在老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来北漂，两个人在广告公司做业务员，三年后开了一家小型广告公司，又在昌平买了一套大房子。杂志总是在讲述这类的故事，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好吧，我找了很多理由，和我的前任男友复合了。他拎着行李箱站在北京站的广场上，我远远地看着他，好像看到了一套大房子在等着我去住，是的，如果我和他一起在这个城市奋斗，会不会真的梦想成真呢？ 每天每天，北京站的广场上就这样承载了无数个年轻的梦，有的人脚步轻松地开始了新的人生，有的人则步履蹒跚地踏上了归途。只是那天，我没有注意到也有人在离开，我只看到那个与我相恋过三年的人，活生生地站在那里。他千里迢迢地投奔我而来，光是这个举动就足以让我感动。
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在老家没混明白，离开老家也是一个样儿。人活成什么样子和他所在的城市并没有多大关系，当初和董子会分手，是因为他不停地失业，毕业五年一分钱都没攒下，在我老家的那个城市也没有房子。
那个时候北京的房价还没有涨起来，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穷人来说，仍然很贵。我拼命地写稿，希望能够早日在郊区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是小小的。董子会不这么想，他说，租的这个房子挺好的呀，干吗要当房奴？
是的，我们在人生的目标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只是那时候，我仍然觉得，自己也需要改变。连米米那样的漂亮姑娘都肯嫁穷小子了，我怎么还在嫌贫爱富呢？
董子会到北京后，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郊区的一家工厂做行政，每周回来一次，因为见面少，所以也不怎么吵架。
夏天的时候，我过生日，董子会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火锅。大夏天的吃火锅，因为我很久没有在外面正儿八经地吃一顿肉了。小区对面有一家火锅店，我们坐在火锅店里满头大汗，老板娘说空调坏了，一台老式的电扇在离我们八丈远的地方嗡嗡地摆动着它的脑袋。正午的阳光直直地照进来，让周遭的一切都充满了宁静安好的味道。火锅店里人很少，在那样的时刻，一下子觉得和面前的这个人地久天长也好。
我们点了一盘羊肉一盘牛肉，还有蔬菜和粉丝。他知道我喜欢吃肉，就不舍得吃，只是一味地吃蔬菜。他始终对我很好，这也是我再度和他在一起的主要原因。这个城市容易把温暖放大，如果不这样，我们无法说服自己留下来，因为到处都是孤独和寂寞。
正吃着饭，接到了老赵的电话，他说让我马上去公司开会。
深夜有客造访
到了单位，发现我们部门的其他人基本都到齐了。我到之后五分钟，米米也来了，没施脂粉，估计接到电话时还没起床呢。
老赵说，今天召集大家来有一个急事，咱们杂志最近销量下滑的厉害，咱们无记名投票，重新选举一下主编，大家不要有顾虑，就写你心目中的主编好了。
原来整的是这一出儿，这个张家口郊区的农民是想不出别的招儿了。我想，这个单位算是干到头儿了，平时在工作中得罪人不少，大家可能会选别人，正好，我也伺候够了。我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上了米米的名字，折好，扔进了投票箱里。
担任唱票的是新来的一个小编辑，一张一张的纸条在他手里展开，又扔到旁边的桌子上，除了我写的那张米米之外，其余的纸上都写着我的名字。每张纸上不但有名字，还有理由，比如她做事认真、她专业、她有工作热情，等等。
那是如此令人温暖的一个下午，一瞬间冲淡了生日餐被搅局的愤怒。老赵这个只念过三年书的农民，实在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这事也不完全怪他，他只是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认为有钱就可以什么生意都做。好吧，姑奶奶现在缺钱，姑且忍你！
回家的路上，我和米米一起坐在长途汽车上。我说，我要是有你的姿色，真恨不得被人包养，也不受这闲气了！
米米趴在我耳边小声儿说，我跟你说件事，你不许说出去。老赵想包养我，我没干！
我愣了一下，但也没觉得太令人吃惊。那你怎么还在这个公司干下去？我问米米。
米米看了我一眼说，老赵虽然没文化，但人还不坏，我拒绝了他，他也没难为我。再说，换工作也是件麻烦的事，等有机会再说吧，现在不还是缺钱吗，西瓜赚的又不多，主要是，我想踏实过日子，不想扯没用的了。
到家后，董子会做好了饭，是我爱吃的地三鲜和炸带鱼。
夜里，我和董子会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直接就闯进了客厅。他说他是房东的弟弟，正好路过这里，就来看看。
他环顾了一下客厅，然后说，怎么这么乱啊？你们不能收拾一下房子啊？我没闻到酒气但感觉他有些不对劲，看了一眼墙上的表，已经十二点半了。
董子会在客厅里看着他，我回到卧室给房东打了一个电话。房东说，看来他是又犯病了。他说他弟弟脑子有些问题，偶尔会犯病。他让他爸爸来接他。
房东的弟弟在客厅里不停地大喊大叫，我把董子会拉到一边小声跟他说，看他情绪这么激动，别一会儿再跟你动手，要不咱们报警吧？董子会连忙说不行不行，我的身份证丢了，不能报警。
就在房东的弟弟拉着董子会的胳膊，让董子会打扫客厅的时候，房东的爸爸气喘吁吁地爬上来了。他拉着自己的小儿子往外走，连连跟我们道歉。
门关上了，我们还听到房东的弟弟在楼道里冲他爸爸吼，你给我哥哥买了这个房子结婚用，为什么不给我买？
回去躺在床上，发现天已经快亮了。我和董子会不由得笑成一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我的脸让牛奶洗白了
半年后，董子会失业了，他又开始穿梭于各大招聘会场，我没跟他去过一次，为的是省钱，省车钱，也省会场的门票钱。
我们经常吵架，比如会因为他抽烟吵架，他从大二开始抽烟，到现在这么多年，一时半会儿戒不了，他也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本来我对烟并不反感，但他闲着的那段时间，我一看他抽烟就火大，一天就算五块钱，你这一个月得抽掉多少钱啊？
他的手机坏了，我们去买手机。在手机店门口，有几个沿街兜售手机的人，他说停下来看一看，我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进店里。他生气，不肯进去，我把他拉到僻静的地方跟他大吵，你知道那些人的手机是什么来路吗？人明明可以在阳光下活着，为什么非要走到阴影里呢？简单地买一部手机，为什么不能到正规的店里，非要节外生枝？
他什么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这个时候我猛然警醒，其实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价值观不同，人生观不同，处事的方法也不同。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在一起，就算在一起了，也应该尽早结束。可是因为这座莫明其妙的城市，为了孤寂中的一点点温暖，我就找来一个还算熟悉的人，彼此取暖。 两个月后，董子会上班了，还是在郊区，只不过这次方向变了，从东北搬到了西南，也是住在单位，一个星期回来一次。董子会的单位是做乳品的，每周有两天他都会跟着单位送货的车进两次城，如果顺路，他会到我们公司楼下给我打电话，让我拎几盒酸奶送给同事。
有一个周末，董子会拎回了十盒大包装的纯牛奶，家里没有冰箱，正是盛夏，我就接了满满一洗衣盆的水，把牛奶放了进去。周六晚上，我俩每人喝了一盒，周六早上又消灭掉两盒，到了中午，剩下的六盒牛奶都酸了。这要是在老家，我妈就会用酸了的牛奶和面蒸馒头。可是我不会蒸馒头，而且家里也没有蒸馒头的锅。于是我用坏了的牛奶洗脸，早晨一遍晚上一遍，那几天我觉得我的皮肤都变白了。
转眼快到春节了，我和董子会商议回家的事，是回我家还是他家，他的家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县城，离我家有五个小时的车程。
那个周四，董子会给我打电话说周五晚上回去，周六一起去吃火锅。结果周五的晚上董子会没有回来，我给他打电话，他的手机关机。周六我等了他一个白天，他还没有回来，手机仍然关机。这个人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吗？
那个人消失了
周日我开始焦虑不安，去逛了三趟超市，买回了三条带鱼，一瓶酱油，一袋泰国香米。那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着，第二天一大早，让米米帮我请了假，倒了几遍车，我去了位于房山的董子会的单位。
到了他单位的办公楼里，一个自称是董子会领导的女人跟我说，正好你来，我们都有报警的想法呢，董子会拿了公司的公款，不知去向了，打电话也不接。因为数目不大，我们也不想报警，毁了他的前程。这样吧，你帮我们联系一下他好不好？
我脑子发蒙，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我用颤抖的手打董子会的手机，是关机的声音。我又给董子会的家里打电话，是他爸爸接的，说董子会很久没给他们打电话了，没和家里联系。
我说，要不你们报警吧，我也找不到他。
那个漂亮的女领导看上去比董子会大十来岁，之前听董子会聊起过，他管她叫刘姐，刘姐有一个女儿在英国读书，丈夫也在国外。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到了家，躺在床上哭了一夜，夜里总是听到敲门声，我一次次地以为是他回来了。
沙发下面还有他扔的烟头，而这个人却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了。想起之前的种种，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似乎也不奇怪。这个从小生长在农村的男人，是他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可是当他读完了大学，发现自己在那座省会城市里仍然一无所有，工作不停地换，没有房子，有个女朋友，结婚遥遥无期。他每天都活在自卑里，他很想改变这一切，但总是找不到很好的方法。他很早以前就自暴自弃了，只是我对此视而不见，我已经习惯了拥有彼此的日子，而害怕改变。
我早就发现我们并非同路中人，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仍然不忍心离开他。我知道，有一样东西会让我们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那样东西叫寂寞。还有，还有就是我们试图去复制别人的故事，殊不知时间地点人物背景全不一样，复制不来的。我们都没有能力像那本时尚杂志上写的那对情侣一样，开一间小公司，买一个大房子，然后开始幸福的生活。
我们同时被生活所击倒。
有蛐蛐陪伴的夏天
一年后，在米米和西瓜的婚礼上，我喝了很多酒。我和米米说，你知道吗？其实董子会的事，我早有预感，在之前的一个周末，他就拿走了他的箱子，他说如果公司派他出差，他可以随时从宿舍出发。但是我发现箱子里有他的大学毕业证。我没有说破，我是希望他从我的眼前消失，那样我就解脱了。
2007年夏天，我住进了二环里面的一套平房里，我嫁的那个人是胡同里长大的，他还有一套两居室的楼房，我说，让你父母去住吧，我喜欢大杂院。我喜欢听蛐蛐的叫声，在夏末秋初的日子里，那清脆的叫声如岁月一样悠长。我们在街边的草丛里捉了好多只蛐蛐，放到塑料饭盒里，扎上眼儿，我每天都喂它们黄瓜吃。我把它们用纸板隔开，我不需要它们打架，我只想听它们的叫声，那叫声告诉我，安稳的生活有多么重要。
这个日益拥挤的城市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可能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也都渴望被它所改变。有时候爱情在这个城市里坏了味道，有时候理想在这个城市里变了形，但是它又经常会给我们希望，当你想将就一个并不适合你的人的时候，它会将这个人挤走，当你想迁就一段不堪的感情的时候，它用活生生的现实警告你，迁就是没有用的。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梦想是一样好东西，而现实这个词充满了残酷和腐臭的味道，当我们长大以后，当我们来到离家千万里的地方，我们终于明白，梦想很重要，但现实与它并不相悖，最起码它会让我们活下去。
哦对了，在董子会离开之后不久，我就转行了，杂志这个行当太难做了，我不想在压力中过我的生活，我重新回到经纪公司，做了一名经纪人。公司不大，我也不太忙，只带一个艺人，偶尔带他去外地演个出，拍个广告。在我离开那间杂志社的第二年，老赵解散了公司，开着他的别克君威拉着老婆女儿回张家口了。但也有人说他们并没有回老家，因为他欠了上百万的印刷费，好多人都在找他。米米说，老赵解散公司那天跟她说，他很感激我，因为我是唯一会为了封面上谁而跟他吵架的人。只有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的人，才会跟出钱请他的老板吵架。
2012年的夏天，我的艺人要上广州电视台的节目，我也去了广州。在广州最繁华的北京路上，我看见了一个人，他长得很像董子会，只是胖了，也黑了，是他旁边的那个女人让我肯定他就是董子会，那个女人是刘姐。
我假装没有看见他们，转过身去旁边买了一杯甘蔗汁。他们的身影走远了，两个人都没有回头，也可能压根儿就没认出来我。
忽然很想念北京的涮羊肉，铜锅下面是炭火的那种。虽然是夏天，但是吃到浑身是汗才叫过瘾。我的生日又快到了。
通往那个公交车站的路边有一条河，河边常有一些斗蛐蛐的中老年人聚在一起，他们或坐或蹲，观看着两只虫子之间的撕咬。我下班回家走到这里时，经常会蹲在旁边看一会儿，我喜欢看斗蛐蛐也喜欢看下棋，米米说我喜欢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老师问我最盼望的一件事是什么，我说我盼着退休，这样就可以每天都在外面玩了。
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看到胡同里下棋的老人，那么寂静而温暖的时光，缓缓地在午后流淌，我想，我也要过这样的生活，于是我就来到了这个城市。来了之后我发现，我根本不可能在有阳光的午后在胡同里闲待着，我要挤公交车去上班，经常在倒车的时候，刚挤上去，还没来得及买票，两站地就过去了。当时公交车上还没有自动刷卡机，我一个星期得有两个早晨是逃票的。主观上我并没有想逃票，客观上当我真的“逃票”之后，我心里竟又有几分窃喜。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经纪公司的企宣，这份工作我干了三个月，就做回老本行去一家娱乐杂志做了主编。杂志社的老板姓赵，我们都叫他老赵，他开的是夫妻店，他老婆在公司做会计。十年前两个人就是摆摊卖报纸杂志的，后来觉得小规模倒腾利润太小，就搞起了发行，后来又觉得发行不过瘾，于是自产自销开始做杂志。他做了四本杂志，娱乐杂志是其中的一本，另外三本是美食、母婴和健康。
我去的时候，前半年还好，正赶上“韩流”的尾巴，杂志卖得火，老赵的脸每天都笑得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半年后“韩流”降温，杂志的销量开始下滑，老赵每天垮着脸，像一朵打了蔫的向日葵。老赵买了台湾一本杂志的版权，在我去之前，编辑的主要工作是把繁体字转换成简体字。我告诉他这么做杂志不行，他说这样省钱，一个编辑才给开一千块钱，如果招能采访的编辑，一个人得两千。
那天老赵又因为杂志销量的事在办公室里发火，他要把刚招来的两个编辑开掉，然后从中介公司招两个月薪八百的来转换繁体字。我跟他争执，他说，钱多就能把活干好吗？你的工资是公司里最高的，可是今年的杂志销量还不如去年！
来北京之后，我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忍耐，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生意是他的，他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我干吗非要较这个劲？
可是一想到老赵的那些不着边儿的话，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觉得我就是那罐子里的蛐蛐，我面临的生存状况和它们一样残酷，要想活下去，就得不停地撕咬，哪怕为此遍体鳞伤。只是跟我一起撕咬的并不是我的同伴，而是残酷的生活。
西瓜出现了
忽然听到包里的手机响，我擦了一下眼泪，把手机放到耳边。是米米，她说，你回头，往后看。我回头，看到天外天的玻璃窗里，她正冲我招手。
进了饭店，米米说，来，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陈西发，绰号西瓜，因为谐音，再加上他特别喜欢吃西瓜，因此得名。
坐在米米对面的是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长着一张清秀的脸。我听米米说过他，他是米米的初中同学，两个人学生时代暧昧过，高三的时候险些挑明。但是西瓜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米米落榜去念了自考。米米说，我知道西瓜是怎么想的，他怕我误了他的前程。
后来两个人各自恋爱，米米的前一任男友是一个摇滚青年，长发披肩，足够养眼，只是人特别幼稚。两个人刚刚分手，西瓜就杀出来了，想要和她好。米米说，其实我还记着仇儿呢，哪能这么容易和他走到一起？
米米和我在同一间公司，是另一本健康杂志的主编，后来杂志亏得太厉害了，老赵就把健康的编辑都遣散了，唯独留下了米米，让她到娱乐杂志这边来做编辑，待遇不变。
那天是我和西瓜的初次见面，米米说，西瓜约好下班后请她吃饭，刚好看到我在站台等车，就把我叫来了。
吃完饭，西瓜送我和米米回通州，因为住得远，都舍不得打车。我看了一眼打扮妖娆的米米，觉得西瓜没戏，哪有坐公交车送女孩子的？
米米比我住得近，他们先下车，我再换乘另一辆公交车，还要再坐十站地。
西瓜的出现对于我的人生是一次很大的转机。他当然对我没有意思，我对他也没有。他的意义在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米米说，昨天西瓜住在我那儿了。我说，你们这是开始了吗？米米说是的。我说，你不嫌他没房没车没钱吗？米米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踏实，他一眨眼我就知道他想的是什么，我想要一个自己能够掌控的男人。西瓜就是。再有，西瓜爸爸的单位刚分了一套房，说给西瓜结婚用，我想结婚了，而西瓜也发现，其实他上了大学，前程也没有想象中的远大，我仍然是他梦想中的姑娘。
米米接受了西瓜，她明明知道他曾经轻视过她，但她不计前嫌。我在想，我要不要再接受董子会？
一顿火锅没有吃完
在西瓜出现之前，我已经动摇过一次了。那时候我还没搬到通州的楼房，一个人住在东四环外的一个平房里。
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忽然感觉眼前一道光闪过，有人划开了纱窗，正用手电筒往屋子里照，我尖叫了一声，光立刻就灭了，随即响起了急促的奔跑声。那一晚，我不敢再睡，一直坐到了天亮。
之后我开始找房子，找到了这套位于六层的两居室。我宁愿爬楼梯也不敢住在平房或者低楼层了。这个时候我想过，要不要让董子会来，之前我们分手了，他给我打电话，说要来找我。我说我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没有力气再去管你，他说我不用你管，我会去找工作，我说算了吧还是。
有一晚我在米米家住，看到她扔在沙发上的一本时尚杂志。那本杂志上登了一对年轻人的故事，说他们大学毕业后在老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来北漂，两个人在广告公司做业务员，三年后开了一家小型广告公司，又在昌平买了一套大房子。杂志总是在讲述这类的故事，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好吧，我找了很多理由，和我的前任男友复合了。他拎着行李箱站在北京站的广场上，我远远地看着他，好像看到了一套大房子在等着我去住，是的，如果我和他一起在这个城市奋斗，会不会真的梦想成真呢？ 每天每天，北京站的广场上就这样承载了无数个年轻的梦，有的人脚步轻松地开始了新的人生，有的人则步履蹒跚地踏上了归途。只是那天，我没有注意到也有人在离开，我只看到那个与我相恋过三年的人，活生生地站在那里。他千里迢迢地投奔我而来，光是这个举动就足以让我感动。
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在老家没混明白，离开老家也是一个样儿。人活成什么样子和他所在的城市并没有多大关系，当初和董子会分手，是因为他不停地失业，毕业五年一分钱都没攒下，在我老家的那个城市也没有房子。
那个时候北京的房价还没有涨起来，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穷人来说，仍然很贵。我拼命地写稿，希望能够早日在郊区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是小小的。董子会不这么想，他说，租的这个房子挺好的呀，干吗要当房奴？
是的，我们在人生的目标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只是那时候，我仍然觉得，自己也需要改变。连米米那样的漂亮姑娘都肯嫁穷小子了，我怎么还在嫌贫爱富呢？
董子会到北京后，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郊区的一家工厂做行政，每周回来一次，因为见面少，所以也不怎么吵架。
夏天的时候，我过生日，董子会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火锅。大夏天的吃火锅，因为我很久没有在外面正儿八经地吃一顿肉了。小区对面有一家火锅店，我们坐在火锅店里满头大汗，老板娘说空调坏了，一台老式的电扇在离我们八丈远的地方嗡嗡地摆动着它的脑袋。正午的阳光直直地照进来，让周遭的一切都充满了宁静安好的味道。火锅店里人很少，在那样的时刻，一下子觉得和面前的这个人地久天长也好。
我们点了一盘羊肉一盘牛肉，还有蔬菜和粉丝。他知道我喜欢吃肉，就不舍得吃，只是一味地吃蔬菜。他始终对我很好，这也是我再度和他在一起的主要原因。这个城市容易把温暖放大，如果不这样，我们无法说服自己留下来，因为到处都是孤独和寂寞。
正吃着饭，接到了老赵的电话，他说让我马上去公司开会。
深夜有客造访
到了单位，发现我们部门的其他人基本都到齐了。我到之后五分钟，米米也来了，没施脂粉，估计接到电话时还没起床呢。
老赵说，今天召集大家来有一个急事，咱们杂志最近销量下滑的厉害，咱们无记名投票，重新选举一下主编，大家不要有顾虑，就写你心目中的主编好了。
原来整的是这一出儿，这个张家口郊区的农民是想不出别的招儿了。我想，这个单位算是干到头儿了，平时在工作中得罪人不少，大家可能会选别人，正好，我也伺候够了。我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上了米米的名字，折好，扔进了投票箱里。
担任唱票的是新来的一个小编辑，一张一张的纸条在他手里展开，又扔到旁边的桌子上，除了我写的那张米米之外，其余的纸上都写着我的名字。每张纸上不但有名字，还有理由，比如她做事认真、她专业、她有工作热情，等等。
那是如此令人温暖的一个下午，一瞬间冲淡了生日餐被搅局的愤怒。老赵这个只念过三年书的农民，实在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这事也不完全怪他，他只是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认为有钱就可以什么生意都做。好吧，姑奶奶现在缺钱，姑且忍你！
回家的路上，我和米米一起坐在长途汽车上。我说，我要是有你的姿色，真恨不得被人包养，也不受这闲气了！
米米趴在我耳边小声儿说，我跟你说件事，你不许说出去。老赵想包养我，我没干！
我愣了一下，但也没觉得太令人吃惊。那你怎么还在这个公司干下去？我问米米。
米米看了我一眼说，老赵虽然没文化，但人还不坏，我拒绝了他，他也没难为我。再说，换工作也是件麻烦的事，等有机会再说吧，现在不还是缺钱吗，西瓜赚的又不多，主要是，我想踏实过日子，不想扯没用的了。
到家后，董子会做好了饭，是我爱吃的地三鲜和炸带鱼。
夜里，我和董子会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直接就闯进了客厅。他说他是房东的弟弟，正好路过这里，就来看看。
他环顾了一下客厅，然后说，怎么这么乱啊？你们不能收拾一下房子啊？我没闻到酒气但感觉他有些不对劲，看了一眼墙上的表，已经十二点半了。
董子会在客厅里看着他，我回到卧室给房东打了一个电话。房东说，看来他是又犯病了。他说他弟弟脑子有些问题，偶尔会犯病。他让他爸爸来接他。
房东的弟弟在客厅里不停地大喊大叫，我把董子会拉到一边小声跟他说，看他情绪这么激动，别一会儿再跟你动手，要不咱们报警吧？董子会连忙说不行不行，我的身份证丢了，不能报警。
就在房东的弟弟拉着董子会的胳膊，让董子会打扫客厅的时候，房东的爸爸气喘吁吁地爬上来了。他拉着自己的小儿子往外走，连连跟我们道歉。
门关上了，我们还听到房东的弟弟在楼道里冲他爸爸吼，你给我哥哥买了这个房子结婚用，为什么不给我买？
回去躺在床上，发现天已经快亮了。我和董子会不由得笑成一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我的脸让牛奶洗白了
半年后，董子会失业了，他又开始穿梭于各大招聘会场，我没跟他去过一次，为的是省钱，省车钱，也省会场的门票钱。
我们经常吵架，比如会因为他抽烟吵架，他从大二开始抽烟，到现在这么多年，一时半会儿戒不了，他也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本来我对烟并不反感，但他闲着的那段时间，我一看他抽烟就火大，一天就算五块钱，你这一个月得抽掉多少钱啊？
他的手机坏了，我们去买手机。在手机店门口，有几个沿街兜售手机的人，他说停下来看一看，我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进店里。他生气，不肯进去，我把他拉到僻静的地方跟他大吵，你知道那些人的手机是什么来路吗？人明明可以在阳光下活着，为什么非要走到阴影里呢？简单地买一部手机，为什么不能到正规的店里，非要节外生枝？
他什么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这个时候我猛然警醒，其实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价值观不同，人生观不同，处事的方法也不同。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在一起，就算在一起了，也应该尽早结束。可是因为这座莫明其妙的城市，为了孤寂中的一点点温暖，我就找来一个还算熟悉的人，彼此取暖。 两个月后，董子会上班了，还是在郊区，只不过这次方向变了，从东北搬到了西南，也是住在单位，一个星期回来一次。董子会的单位是做乳品的，每周有两天他都会跟着单位送货的车进两次城，如果顺路，他会到我们公司楼下给我打电话，让我拎几盒酸奶送给同事。
有一个周末，董子会拎回了十盒大包装的纯牛奶，家里没有冰箱，正是盛夏，我就接了满满一洗衣盆的水，把牛奶放了进去。周六晚上，我俩每人喝了一盒，周六早上又消灭掉两盒，到了中午，剩下的六盒牛奶都酸了。这要是在老家，我妈就会用酸了的牛奶和面蒸馒头。可是我不会蒸馒头，而且家里也没有蒸馒头的锅。于是我用坏了的牛奶洗脸，早晨一遍晚上一遍，那几天我觉得我的皮肤都变白了。
转眼快到春节了，我和董子会商议回家的事，是回我家还是他家，他的家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县城，离我家有五个小时的车程。
那个周四，董子会给我打电话说周五晚上回去，周六一起去吃火锅。结果周五的晚上董子会没有回来，我给他打电话，他的手机关机。周六我等了他一个白天，他还没有回来，手机仍然关机。这个人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吗？
那个人消失了
周日我开始焦虑不安，去逛了三趟超市，买回了三条带鱼，一瓶酱油，一袋泰国香米。那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着，第二天一大早，让米米帮我请了假，倒了几遍车，我去了位于房山的董子会的单位。
到了他单位的办公楼里，一个自称是董子会领导的女人跟我说，正好你来，我们都有报警的想法呢，董子会拿了公司的公款，不知去向了，打电话也不接。因为数目不大，我们也不想报警，毁了他的前程。这样吧，你帮我们联系一下他好不好？
我脑子发蒙，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我用颤抖的手打董子会的手机，是关机的声音。我又给董子会的家里打电话，是他爸爸接的，说董子会很久没给他们打电话了，没和家里联系。
我说，要不你们报警吧，我也找不到他。
那个漂亮的女领导看上去比董子会大十来岁，之前听董子会聊起过，他管她叫刘姐，刘姐有一个女儿在英国读书，丈夫也在国外。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到了家，躺在床上哭了一夜，夜里总是听到敲门声，我一次次地以为是他回来了。
沙发下面还有他扔的烟头，而这个人却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了。想起之前的种种，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似乎也不奇怪。这个从小生长在农村的男人，是他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可是当他读完了大学，发现自己在那座省会城市里仍然一无所有，工作不停地换，没有房子，有个女朋友，结婚遥遥无期。他每天都活在自卑里，他很想改变这一切，但总是找不到很好的方法。他很早以前就自暴自弃了，只是我对此视而不见，我已经习惯了拥有彼此的日子，而害怕改变。
我早就发现我们并非同路中人，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仍然不忍心离开他。我知道，有一样东西会让我们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那样东西叫寂寞。还有，还有就是我们试图去复制别人的故事，殊不知时间地点人物背景全不一样，复制不来的。我们都没有能力像那本时尚杂志上写的那对情侣一样，开一间小公司，买一个大房子，然后开始幸福的生活。
我们同时被生活所击倒。
有蛐蛐陪伴的夏天
一年后，在米米和西瓜的婚礼上，我喝了很多酒。我和米米说，你知道吗？其实董子会的事，我早有预感，在之前的一个周末，他就拿走了他的箱子，他说如果公司派他出差，他可以随时从宿舍出发。但是我发现箱子里有他的大学毕业证。我没有说破，我是希望他从我的眼前消失，那样我就解脱了。
2007年夏天，我住进了二环里面的一套平房里，我嫁的那个人是胡同里长大的，他还有一套两居室的楼房，我说，让你父母去住吧，我喜欢大杂院。我喜欢听蛐蛐的叫声，在夏末秋初的日子里，那清脆的叫声如岁月一样悠长。我们在街边的草丛里捉了好多只蛐蛐，放到塑料饭盒里，扎上眼儿，我每天都喂它们黄瓜吃。我把它们用纸板隔开，我不需要它们打架，我只想听它们的叫声，那叫声告诉我，安稳的生活有多么重要。
这个日益拥挤的城市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可能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也都渴望被它所改变。有时候爱情在这个城市里坏了味道，有时候理想在这个城市里变了形，但是它又经常会给我们希望，当你想将就一个并不适合你的人的时候，它会将这个人挤走，当你想迁就一段不堪的感情的时候，它用活生生的现实警告你，迁就是没有用的。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梦想是一样好东西，而现实这个词充满了残酷和腐臭的味道，当我们长大以后，当我们来到离家千万里的地方，我们终于明白，梦想很重要，但现实与它并不相悖，最起码它会让我们活下去。
哦对了，在董子会离开之后不久，我就转行了，杂志这个行当太难做了，我不想在压力中过我的生活，我重新回到经纪公司，做了一名经纪人。公司不大，我也不太忙，只带一个艺人，偶尔带他去外地演个出，拍个广告。在我离开那间杂志社的第二年，老赵解散了公司，开着他的别克君威拉着老婆女儿回张家口了。但也有人说他们并没有回老家，因为他欠了上百万的印刷费，好多人都在找他。米米说，老赵解散公司那天跟她说，他很感激我，因为我是唯一会为了封面上谁而跟他吵架的人。只有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的人，才会跟出钱请他的老板吵架。
2012年的夏天，我的艺人要上广州电视台的节目，我也去了广州。在广州最繁华的北京路上，我看见了一个人，他长得很像董子会，只是胖了，也黑了，是他旁边的那个女人让我肯定他就是董子会，那个女人是刘姐。
我假装没有看见他们，转过身去旁边买了一杯甘蔗汁。他们的身影走远了，两个人都没有回头，也可能压根儿就没认出来我。
忽然很想念北京的涮羊肉，铜锅下面是炭火的那种。虽然是夏天，但是吃到浑身是汗才叫过瘾。我的生日又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