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的经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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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是一系列以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为背景的出色的随笔散文集,主要讲述了三毛与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生活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该书的字里行间中充满着撒哈拉沙漠荒凉单调的地形地貌、阿拉伯地区奇特别致的异域情调、撒哈拉威人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以及与荷西浪漫温馨而简单艰苦的生活和对彼此深浓的爱意。仅仅是受到一本《国家地理杂志》的吸引,三毛便背着行囊走进了她回忆中的前世故乡——撒哈拉大沙漠,用自己的身心去适应与关切这片沙漠,同时也在沙漠中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人性的真善美。
  一、卡尔维诺对阅读经典性文学作品的总结
  意大利著名文学家伊塔诺·卡尔维诺在他的《为什么要读经典》一文中提出了他关于经典阅读的十五条观点,我初读时认为其对经典作品及其阅读方法的总结非常详尽而完整。但是卡尔维诺先生同时也对社会现实中的经典阅读现状感到担忧:“事实仍然是读经典作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们的生活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给人本主义者的悠闲;也与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不一致,这种精英主义永远也制订不出一份经典作品的目录来配合我们的时代。”
  现今的我们,没有“父亲的城堡”,没有“令人生畏的藏书室”,甚至没有了“对于希腊和拉丁古籍的崇拜”。古书虽然所剩无几,我们也很难有机会接触得到,但是蕴藏着古典文化的新书已经扩散到所有现代文学和文化里去。现在的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理想的经典藏书室”。人们总会相信阅读经典作品会有某些用途和好处,其实不然,但是“读”总比“不读”要好得多。它说不上能够让我们解决哲学上唯心主义三大终极问题,但是起码能让我们对我们是谁和我们将要或者应该到达的位置有所思考。
  而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恰巧便是卡尔维诺文中的“蕴藏着古典文化的新书”;这里的“古典文化”倒不一定指的就是古典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而是指“与我们生活的步调一致”、能够“配合我们的时代”以及能够“让我们对我们是谁和我们将要或者应该到达的位置有所思考”的经典文学作品。由此可见,在卡尔维诺看来,文学作品的社会性与时代性是其经典化过程中两种非常重要的特质。下文就将针對《撒哈拉的故事》的社会性,即地理和政治的特殊性,以及时代性,即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的特殊性展开论述。
  二、由地理和政治的特殊性看经典化
  “早晨的沙漠,像被水洗过了似的干净。天空是碧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温录的沙丘不断地铺展到视线所能及的极限。在这种时候的沙地,总使我联想起一个巨大的沉睡女人的胴体,好似还带着轻微的呼吸在起伏着,那么安详沉静而深厚的美丽真是令人近乎疼痛地感动着。”这是《撒哈拉的故事》之《哭泣的骆驼》中的一句。
  提到北非,很多人会想到撒哈拉沙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拜三毛那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所赐。北非即非洲大陆北部地区,习惯上为撒哈拉沙漠以北广大地区,包含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6个国度和大西洋中的若干群岛,三毛就生活在其中的西属加那利群岛上。北非的自然和人文特性与西亚地区类似度较高,70%以上的人口为阿拉伯人,主要语言为阿拉伯语,主要民族为阿拉伯民族,宗教为伊斯兰教,故统称阿拉伯世界,人称阿拉伯人,国家称阿拉伯国家。
  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台湾和中国大陆,虽然文化发展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是都不如这一时期前后的局面繁荣:大陆单是在1976年就先后经历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大领导人的逝世、邓小平被错误地撤职、粉碎“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和唐山大地震的天灾,正是百废待兴之时。若要论及《撒哈拉的故事》一书传播至大陆的时间,大概要到80年代中期,这更是一个特别的年月:此时的大陆,改革开放使得整个中国社会越发多元与自由,种种新旧观念正处在剧烈的冲突和交锋当中;一个古老大国重新焕发朝气,以前的社会风貌与精神气质值得我们关注和认识。同样的,在70、80年代的台湾,1977年的“中坜事件”和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给全台蒙上了厚重的政治阴影;但是同时这也是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推动了台湾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威权独裁的白色恐怖时代迈向民主化时代。
  其次,在台湾社会上,公众在整个“白色恐怖”世代缄默了二十几年的压抑开始有表达的勇气和愿望,开始活络和寻求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生命力,从沉闷、单一逐步向多元化、自由化變化。由此可以推断,《撒哈拉的故事》的流行性和经典化并不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而是有相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的。台湾和大陆的读者都迫切地需要自由的鼓励和真善美的心灵作为支撑,而三毛的作品内容和风格恰好满足了受众的心理。其中对沙漠奇异景观的描写、对异国他乡漂泊生活的叙述、对遥远的阿拉伯人习俗的介绍和她自身自由洒脱个性的展示都恰好出现在了一个正确的时机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她在书中如是说。
  三、由人物形象的时代性与人物性格的特殊性看经典化
  有学者认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以此来分析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应该让自己的人物与时代同步。“例如,鲁滨逊的身上体现了当时的英国正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他有着狂热的追求财富的野心,踏实苦干的精神和对权力强烈的控制欲,这些特征都是当时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所具备的典型性格。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启发我们:只有对与时代同步的人物和性格进行描写才能创造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形象。”
  但是我认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应该是适当地填补时代的空缺,塑造出现实生活中所缺乏的人物形象。引起读者的共鸣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够使读者从文学作品中读到另一种不同的生活,使思想旅行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从文学接受学的角度来看,若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成为了大众的代言人,反而会使读者丧失新鲜感和阅读欲望;反之,若是引领读者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本土的世界,遨游在异域的神秘情调和新鲜感之中,可能会使读者如过江之鲫。正是这种“漂泊人”的身份象征,使得《撒哈拉的故事》一经问世就大受欢迎,因为他迎合了当时人们崇尚自由的社会风气和对于异国风土的好奇心理。   即使是三毛一再说“我的文章几乎全部是传记文学式的”,故事的主人公往往是“我”——她自己本人或者是身边的人,也不能否认他们都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事实。既然小说的人物形象,就都或多或少的有虚构的成分在里面,无怪乎有的“文学侦探”(如《三毛真相》的作者马中欣)出发去寻踪而塑造出一个不同的三毛。“真不真”与“美不美”的论题我们暂且搁置不论,三毛这一“漂泊者”和其作品所代表的“漂泊者文学”的出现,就是顺应着时代的大环境和潮流,从而掀起一阵狂热的“三毛热”的。
  赵毅衡先生却对“真不真”的问题很感兴趣,“三毛写的不是流浪小说,她写出的是一个流浪女子,突然在沙漠找到一片婚姻的绿洲之后的兴奋,在异国情调与清贫生活中的男女依恋,一种找到家的温情,一个现代普及版的《浮生六记》。这就是她打动读者的根本原因。”这段话虽然将三毛的人生和作品称作一个“悖论”,但是也间接揭示了其作品动人的原因。
  在《撒哈拉的故事》中,三毛骨子里的平凡简单、坚定隐忍、热情奔放、豁达洒脱、浪漫率真和特立独行的性格为她的人生和作品增添了永恒的魅力,这一点在书中许多篇散文中都能体现,如以下例子:
  在《沙漠中的飯店》中,“后来家中航空包裹飞来接济,我收到大批粉丝、紫菜、冬菇、生力面、猪肉干等珍贵食品,我乐得爱不释手,加上欧洲女友寄来罐头酱油,我的家庭‘中国饭店’马上开张,可惜食客只有一个不付钱的。(后来上门来要吃的朋友可是排长龙啊!)”在《结婚记》中,“我赶紧打开盒子,撕掉乱七八糟包着的废纸。露出两个骷髅的眼睛来,我将这个意外的礼物用力拉出来,再一看,原来是一付骆驼的头骨,惨白的骨头很完整的合在一起,一大排牙齿正龇牙咧嘴的对着我,眼睛是两个大黑洞。”《温柔的夜》中,“夜,像一张毯子,温柔地向我覆盖上来。”
  小结:三毛作为“漂泊者”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却足够美丽,足够轰轰烈烈、跌宕起伏。她文字中的“漂泊”与现实中的“流浪”早已融为一体,构筑了她灵魂中的浪漫主义情调与天涯情怀。经典的作品超越了作家的生死,作家毕生的追求和理想也能在读者的精神世界中得到延续和继承。只要向往自由的人存在一天,“三毛热”可能就永远不会消失,三毛的作品也就永远不会过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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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楚琪,武汉大学文学院2014级汉语言2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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