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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段作文：咋就不能体面地生活
像我们这些在外面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打工仔，很能感受小说《我们的生活一塌糊涂》的无奈。我常常想，那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工作难找，工资难讨，甭提双休社保，单暂住证就让人吃尽了苦头。后来有了孙志刚事件，再后来有了富士康跳楼事件，外来工生存环境的每一个小小的改善，几乎都是有名或无名的打工仔用血汗换来的。当年的民工，绝大多数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出来打拼的。沿海能有今天的景象，一定程度取决于第一代外来工的死拼苦干和忍辱负重。
最近两年，我们常从电视上看到一位老人讲，在不久的将来，要让国民体面地生活，有尊严地劳动。的确，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三保”的推行，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监查力度的加强，使得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是，随着80后、90后第二代民工的加入，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离“体面地生活，有尊严地劳动”还那么遥远。
中国的小企业最短命，平均只能存活3.7年，不及德国的三分之一。我不怀疑这一数据的真实性，但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很多“黑工厂”却十年八年地存在着，而且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下去。有的工业区大大小小几十家工厂，居然找不出一家能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但这些工厂的生意依然红红火火，进进出出的员工依然络绎不绝。在这样的工厂打工，我们的生活如何体面，我们的劳动如何有尊严？我们那些吃“皇粮”的相关人员的“体面与尊严”又在哪里？
都说招工难，难在哪里？难在这些中小企业不愿或者无力支付劳动者应得的报酬和待遇。真正的“好厂”是不愁招不到人的，这一点打过工或正在打工的人都明白。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这些外来工本身素质的“低下”。
仍然战斗在一线的第一代打工者们，由于多年的积蓄，物质生活方面已大为改善，对生活惯性麻木，面对不公平待遇时，往往过一天算一天，忍一年是一年，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息事宁人，无动于衷，逆来顺受，是我们这代人的典型心态。而刚刚出道不久的第二代打工者，本身的文化水平并不低下，却得过且过、虚浮度日。加之受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今天这里惹事，明天那里生非，头发整得猪头不像猪头，狗头不像狗头，一天的工钱不够抽两包香烟，一月的工资不够买一身衣服……这样的生活怎能体面，这样的劳动者如何谈尊严？
王金全：谁让你是“外地的”
我是一个心怀梦想却活得无比猥琐的年轻人，一个寄居在他乡，外表平静、内心焦灼的漂泊者。我有一个光荣的称呼：新莞人。这是东莞政府给的。可我还是一个外来工，这标签一直贴在我身上，就像工厂里那些装箱的产品，如果不贴上“外来”两个字，那就永远属于半成品的范畴。
我试图从多方面去解构我的生活，或者以一个外来工的身份去向这个城市倾诉，但这是徒劳的、苍白的。于是，我想起了一件事，或许它能在某一方面呈现一个外来人员在他乡的境遇。
某月，我去邮局取某杂志社寄来的稿费，这原本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但邮局的营业员却推三阻四，不肯把稿费给我。什么原因呢？营业员解释说，你的身份证是外地的，拿稿费可以，但请你回去让单位签个名再来。第一次碰上这种事情，一时间，我竟有些六神无主。
业余写作、投稿，这是我的一个秘密，我不想让其他人，尤其是厂里面的头头们知道。毕竟在他们眼里，只有产品、绩效、产能，像我这种“不务正业”的人，他们肯定是不会要的。我只能放弃这笔稿费。
这只是我这个“外地的”生活中一点微不足道的碎片。在东莞、别人的城市，无数的“外地的”和本地的人挤“公务员”这座独木桥的有之；为了孩子的学位争得头破血流的有之。至于就业、医疗、社保等关乎民生的种种，都是咱们这些“外地的”吃亏。谁让你是“外地的“呢？
旁观者
杨伟：不必太敏感
在主张公平的今天，当人们反复用“外来”的前缀作为定语，定义那些背井离乡到城市打拼、谋生活的人们时，“外来妹”、“外来工”这样的标签，似乎成了低素质、低劳动技能的苦力劳动者的代名词。在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珠三角以及东部地区，用工歧视时有发生。
“外来”只是一个客观的指称，其实不必太敏感，它和“本地”相对应。“外来”者相对于本地人（土著人），自然会有陌生感、恐惧感、不适应感等等。而本地人，自然有一种驾轻就熟的优越感。这是人之常情，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一样。目前造成对“外来”人员的歧视，并非乡情里规的层面，而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国情所在。因为户籍的锁定，使流动变得不那么顺畅，入学入托、就业、买房、创业等等，“吃亏”的事情是家常便饭。
中国人口之多，地区贫富差距之大，取消户籍在短期看似乎不大可能。与其抱怨，不如多学技能，多挣钱。当能力上升到一定的程度，可以回老家创业，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到那时，你也是驾轻就熟的“本地”人，可以享受到更多本地的社会福利。
邹黎明：不是弱体
在我工作的一带所住的大多数不是当地人，他们在这区域当老板、高级工程师、包工头，有自己的房子。公司老板原是外来工，靠着一身的胆子闯出了一条路。每次开员工大会时，老板会鼓励员工不要因为自己是外来工，就觉得低人一等，不要让“外来工”的帽子扣住信心。工作没有贵贱，只有轻重之分。一座城市的发展需要不同行业的运载来支撑。
最早来闯深圳的叔辈说过，当年他来深圳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每临近过年时，外来工很少留深，都风风火火地把家还，人来人往的深圳大街片刻如潮退般，一下子成了一座空城，街头巷尾一片寂静，没有了往日的热闹，过年更是冷清。政府不得不打出“深圳也是我的家”的标语，希望留下一部分人。
如果把城市比作大厦，外来人就是中坚柱石。没有他们吃苦耐劳的劲头，没有他们忍辱负重的付出，就没有整洁的大街与大厦。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群体，他们是弱体吗？一些当地人因借了地宜而发了迹，变得目中无人，排斥与抵制起外来人，却不曾想自己的财富与城市的辉煌少不了外来人的努力付出。
为何因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便将他们用“外来”两字标榜起来？又因为户籍问题，将他们拒于千里之外？艰辛的付出为何得不到相应的权益？当一些本地人在享受福利，轻蔑外来工时，可曾想到过外来人不是弱体，为何不能得到真正的公平？
段作文：咋就不能体面地生活
像我们这些在外面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打工仔，很能感受小说《我们的生活一塌糊涂》的无奈。我常常想，那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工作难找，工资难讨，甭提双休社保，单暂住证就让人吃尽了苦头。后来有了孙志刚事件，再后来有了富士康跳楼事件，外来工生存环境的每一个小小的改善，几乎都是有名或无名的打工仔用血汗换来的。当年的民工，绝大多数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出来打拼的。沿海能有今天的景象，一定程度取决于第一代外来工的死拼苦干和忍辱负重。
最近两年，我们常从电视上看到一位老人讲，在不久的将来，要让国民体面地生活，有尊严地劳动。的确，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三保”的推行，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监查力度的加强，使得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是，随着80后、90后第二代民工的加入，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离“体面地生活，有尊严地劳动”还那么遥远。
中国的小企业最短命，平均只能存活3.7年，不及德国的三分之一。我不怀疑这一数据的真实性，但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很多“黑工厂”却十年八年地存在着，而且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下去。有的工业区大大小小几十家工厂，居然找不出一家能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但这些工厂的生意依然红红火火，进进出出的员工依然络绎不绝。在这样的工厂打工，我们的生活如何体面，我们的劳动如何有尊严？我们那些吃“皇粮”的相关人员的“体面与尊严”又在哪里？
都说招工难，难在哪里？难在这些中小企业不愿或者无力支付劳动者应得的报酬和待遇。真正的“好厂”是不愁招不到人的，这一点打过工或正在打工的人都明白。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这些外来工本身素质的“低下”。
仍然战斗在一线的第一代打工者们，由于多年的积蓄，物质生活方面已大为改善，对生活惯性麻木，面对不公平待遇时，往往过一天算一天，忍一年是一年，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息事宁人，无动于衷，逆来顺受，是我们这代人的典型心态。而刚刚出道不久的第二代打工者，本身的文化水平并不低下，却得过且过、虚浮度日。加之受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今天这里惹事，明天那里生非，头发整得猪头不像猪头，狗头不像狗头，一天的工钱不够抽两包香烟，一月的工资不够买一身衣服……这样的生活怎能体面，这样的劳动者如何谈尊严？
王金全：谁让你是“外地的”
我是一个心怀梦想却活得无比猥琐的年轻人，一个寄居在他乡，外表平静、内心焦灼的漂泊者。我有一个光荣的称呼：新莞人。这是东莞政府给的。可我还是一个外来工，这标签一直贴在我身上，就像工厂里那些装箱的产品，如果不贴上“外来”两个字，那就永远属于半成品的范畴。
我试图从多方面去解构我的生活，或者以一个外来工的身份去向这个城市倾诉，但这是徒劳的、苍白的。于是，我想起了一件事，或许它能在某一方面呈现一个外来人员在他乡的境遇。
某月，我去邮局取某杂志社寄来的稿费，这原本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但邮局的营业员却推三阻四，不肯把稿费给我。什么原因呢？营业员解释说，你的身份证是外地的，拿稿费可以，但请你回去让单位签个名再来。第一次碰上这种事情，一时间，我竟有些六神无主。
业余写作、投稿，这是我的一个秘密，我不想让其他人，尤其是厂里面的头头们知道。毕竟在他们眼里，只有产品、绩效、产能，像我这种“不务正业”的人，他们肯定是不会要的。我只能放弃这笔稿费。
这只是我这个“外地的”生活中一点微不足道的碎片。在东莞、别人的城市，无数的“外地的”和本地的人挤“公务员”这座独木桥的有之；为了孩子的学位争得头破血流的有之。至于就业、医疗、社保等关乎民生的种种，都是咱们这些“外地的”吃亏。谁让你是“外地的“呢？
旁观者
杨伟：不必太敏感
在主张公平的今天，当人们反复用“外来”的前缀作为定语，定义那些背井离乡到城市打拼、谋生活的人们时，“外来妹”、“外来工”这样的标签，似乎成了低素质、低劳动技能的苦力劳动者的代名词。在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珠三角以及东部地区，用工歧视时有发生。
“外来”只是一个客观的指称，其实不必太敏感，它和“本地”相对应。“外来”者相对于本地人（土著人），自然会有陌生感、恐惧感、不适应感等等。而本地人，自然有一种驾轻就熟的优越感。这是人之常情，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一样。目前造成对“外来”人员的歧视，并非乡情里规的层面，而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国情所在。因为户籍的锁定，使流动变得不那么顺畅，入学入托、就业、买房、创业等等，“吃亏”的事情是家常便饭。
中国人口之多，地区贫富差距之大，取消户籍在短期看似乎不大可能。与其抱怨，不如多学技能，多挣钱。当能力上升到一定的程度，可以回老家创业，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到那时，你也是驾轻就熟的“本地”人，可以享受到更多本地的社会福利。
邹黎明：不是弱体
在我工作的一带所住的大多数不是当地人，他们在这区域当老板、高级工程师、包工头，有自己的房子。公司老板原是外来工，靠着一身的胆子闯出了一条路。每次开员工大会时，老板会鼓励员工不要因为自己是外来工，就觉得低人一等，不要让“外来工”的帽子扣住信心。工作没有贵贱，只有轻重之分。一座城市的发展需要不同行业的运载来支撑。
最早来闯深圳的叔辈说过，当年他来深圳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每临近过年时，外来工很少留深，都风风火火地把家还，人来人往的深圳大街片刻如潮退般，一下子成了一座空城，街头巷尾一片寂静，没有了往日的热闹，过年更是冷清。政府不得不打出“深圳也是我的家”的标语，希望留下一部分人。
如果把城市比作大厦，外来人就是中坚柱石。没有他们吃苦耐劳的劲头，没有他们忍辱负重的付出，就没有整洁的大街与大厦。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群体，他们是弱体吗？一些当地人因借了地宜而发了迹，变得目中无人，排斥与抵制起外来人，却不曾想自己的财富与城市的辉煌少不了外来人的努力付出。
为何因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便将他们用“外来”两字标榜起来？又因为户籍问题，将他们拒于千里之外？艰辛的付出为何得不到相应的权益？当一些本地人在享受福利，轻蔑外来工时，可曾想到过外来人不是弱体，为何不能得到真正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