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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是陕北人民的骄傲，是黄土高原孕育的文学奇葩，他像红艳艳的山丹丹花一样，怒放在陕北不起眼的山原沟峁间，给生活在这块干旱贫瘠土地上的人们带来生机和希望，路遥和山丹丹花一样已经成为陕北黄土文化的象征和符号，向世界昭示着陕北人民特有的青春、激情、浪漫和梦想。生于黄土地、葬于黄土地、在黄土地上放飞文学梦想的路遥终其一生无限热爱、眷恋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大学毕业后的路遥因工作需要虽然离开过黄土地，但是身处异乡的他近乎固执地保持着在陕北养成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对于省城西安颇具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始终保持着特有的警惕和距离，当有人因为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恶劣而提出把那里的人们迁移出黄土高坡的时候，路遥充满感情地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只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①（p95）路遥对陕北人民和黄土地充满了感情，陕北人民对路遥也充满了敬仰之情。著名作家王安忆曾受路遥邀请访问陕北，仅凭路遥的信件，就无一例外地受到路遥朋友们的热情款待，在陕北采风期间，王安忆全由那里的人们用小车接力赛似地接一站送一站，享此殊荣的王安忆不无羡慕地慨叹：“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他们是以那种骄傲又挚爱的口吻说：‘我们的路遥’。”①（p94）路遥对黄土地刻骨铭心的深厚感情也得到广大作家和学者们的认可、共鸣与重视。著名作家贺抒玉在路遥去世后的追忆文章中讲道：“路遥一直保持着农家子弟的简朴、厚道、热情等许多特点。后来随着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长，他有了许多变化，但是有一点没有变，那是对黄土地的深情眷恋。外边的世界再精彩，无法留住他的心，他永远为黄土地而歌。”（申晓《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7页）李继凯认为：“在地域文化的影响方面，路遥主要接受的是农民文化的影响。这是路遥的文化之根的所在。作为农民之子，黄土之子的他，不能不受深固的亲情与乡土的文化的牵制和影响，这样的承袭与接受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无条件的，非自觉的，化作了他的血肉与骨髓。”②赵学勇指出：“乡情、乡思、乡恋，在路遥的小说世界中，构成了重要的审美内容。作为一个在陕北黄土高原上长大的，满薰着农民气质的作家，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对他是那么亲近，那么富有诱惑力。”③上述论断对研究和透视路遥的黄土情结无疑具有深远的启示和影响，但由于这些论断散见于追忆和研究路遥的单篇文章中，对于梳理路遥和黄土地密不可分的深层联系来说，显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而贺智利的《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则是一部能够弥补上述缺憾的学术专著。
贺智利是一位长期关注路遥文学创作的陕北籍学者，他从最初的路遥文学爱好者，逐渐转变为路遥文学的研究者和传播者，由于作者和路遥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积淀起来的审美经验，贺智利的路遥研究始终建立在文学阅读共鸣的基础上，这就使得他对路遥研究充满陕北人特有的激情和冲动，从1998年发表于《哈尔滨学院学报》的《陕北民俗与路遥的小说》一文开始，贺智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面先后发表关于路遥研究的学术论文30余篇，而其中大部分是围绕着路遥与陕北民俗、陕北文化、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等的关系来观察、透视、思考路遥与黄土地的关系，由于研究视角的独特和研究资料的丰瞻，贺智利的路遥研究在全国引起较为广泛的影响。2007年11月17日，全国路遥学术研讨会在革命圣地延安胜利召开，贺智利被组委会推选为大会召集人和重要发言者之一，他关于路遥与陕北文化的专题发言再次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认可和肯定，《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就是作者积多年研究心得、十年磨一剑的厚重之作。
全书共分五章，第二章是全书的重点和精髓，该章围绕路遥与黄土文化的不解情缘，以雄辩的口吻、豪迈的激情、充沛的资料、生动的实例系统地论证了路遥在成长过程中如何汲取周围环境特有的精神文化资源，详细周密地考察了路遥文学世界中陕北文化习俗和意象原型的动态生成过程。在“路遥与农民文化”这一专节中，作者首先对路遥出生成长的陕北黄土高原的地理地貌、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作出系统地考察，归纳出生活于此的农民在特定生活环境中形成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礼仪，进而指出：“陕北农民生活方式中的实用勤劳、诚朴、忍苦、善良、亲族等基本人生原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民的儿子路遥，以至在他离别故乡十多年后，仍然在他身上留有拂拭不去的印痕。”④（p45）明乎此，我们就会从源头上理解路遥进入省城、出访国外时对那些所谓“时髦”、“文明”生活方式的拒斥和厌倦，对黄土高坡的无限怀恋和陕北吃食的极端偏爱。作为农民之子，路遥对自己笔下的农民兄弟姐妹、父老乡亲充满了敬畏和热爱，且不说刘巧珍、德顺爷、兰花花、孙玉厚、孙少安、孙少平等这些洋溢着传统文化美德的中国农民艺术形象让新时期的读者们眼前一亮，即便不时悖逆农民传统道德意识的高加林、孙玉亭甚至王满银们，路遥对他们落后面的暴露和谴责总限定在不丧失农民基本品格的前提下，以至后者的艺术感召力超过前者那些道德近乎完美的人物形象，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文学效应的获得，主要缘于路遥身上浓重的农民气质和农民感情。路遥曾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笔谈中谈到：“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⑤（p67）单就这点来说，路遥已经超越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主将们对于农民近乎俯视的以精英知识分子启蒙社会庸众为主的写作姿态，这大概也是路遥塑造的农民形象为何在新时期引起中国大量读者共鸣的原因之一吧。本章的后三节，作者详细论证了陕北民俗、陕北民歌、陕北方言与路遥小说创作的深层关联。在这三个专节中，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和满足于对于路遥小说中陕北民俗、陕北民歌、陕北方言的归纳整理和简单考证，而是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地论证了陕北民俗、民歌、方言与路遥、路遥小说、路遥小说人物、路遥小说民族特色、路遥小说艺术风格之间的影响与互动，既有生动事例更具理论深度，具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例如在“陕北民俗与路遥的小说创作”这一节中，作者并没有急于论证陕北民俗与路遥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而是首先对陕北民俗作出辨析和界定，再对路遥接受陕北民俗的条件和途径作了深入分析，然后才水到渠成地论述了陕北民俗与路遥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民族特色、艺术风格之间的深层联系，这种层层剥笋式的论述方式，使得全书行文流畅、逻辑清楚。
第四章作者详细地论述了路遥的意识世界，虽然本章是深入探讨路遥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心理，但是笔者以为这部分内容仍然是以“黄土地”的视角来窥视路遥的意识世界。“路遥的个性心理”、“路遥的土地意识”、“路遥的自卑意识”这三个小节，单从题目上不难看出黄土地对于路遥“个性心理”、“土地意识”、“自卑意识”最终形成的深层影响，就是“英雄情结”、“宗教情结”与“政治意识”也与黄土高原土地辽阔、毛乌素沙漠沉穆肃静、穷人革命闹红有着深入的联系。正如作者在“路遥的英雄情结”中指出的那样：“贫瘠沉雄的黄土丘陵造就了陕北人的硬汉子性格，这种与险恶大自然反复较量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性格基因在无数代人的复制中被凝结成‘集体记忆’，烙印在每一个陕北人的心理上，使得陕北的几乎每一个男人身上都有一种莫名奇妙的‘英雄情结’，随时准备像他们的光荣前辈李自成那样，翻身上马，去横行天下。”④（p156）黄土地无疑是破译路遥丰富复杂内心世界的原始密码，久居黄土地的贺智利以此来探究同乡路遥的意识世界无疑是深刻而准确的。
贺智利在雄辩地论证路遥作为黄土地儿子的同时，还把学术眼光伸向全国乃至世界，第三章“路遥与中外文学”就采用比较的方法来审视、界定路遥在中外文学世界中的坐标。在“路遥与艾特玛托夫比较论”中，贺智利从出生地、家世、生活经历，尤其作品的地方色彩、民族精神等方面对两位作家作出详尽的比较，既归纳出两位作家创作情况的相似情形，又分析出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资料翔实、论证充分，对于研究路遥与苏联文学、路遥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路遥与鲁迅、茅盾、巴金比较论”则把路遥与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学界历来流行中外作家之间的比较，对于中国作家之间的比较并不十分看重，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呼吁重视中国作家之间的对比研究，例如龙泉明先生曾经指出：“历史比较分析着眼于对同一国家或同一民族的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的各种文学现象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敞开在孤立的个体研究中被遮蔽的内容，更清晰地呈现各个个体的独特性，而且也可以展现各个个体之间的种种内在联系，确定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在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⑥（p1-2）王富仁先生也曾强调：“为了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格局弄得更合理，更精确，首要的问题不是分清谁伟大，谁不伟大的问题，而是弄清不同作家和作品彼此的问题。这样，内部的相互比较就是重要的了。”⑦（p5）在这些有识之士的提倡和鼓励下，中国现代作家之间的对比研究开始展开，但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之间的对比研究进展得相当缓慢甚或停滞不前，从这个意义来说，贺智利对于路遥与鲁迅、茅盾、巴金之间的对比研究从学术方法上来讲是极具创新并有重要示范意义的。
由于篇幅所限，贺智利在对路遥与现代文学大师的对比研究上并没有深入展开，更无法从地缘关系上探讨黄土地成长起来的路遥与出生于江南水乡的鲁迅、茅盾以及出生于巴山蜀水的巴金之间的个性心理、创作风格、取材倾向、艺术手法上的异同，尽管作者通过认真思考，得出的某些结论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与全书围绕黄土地展开对路遥的研究风貌不尽和谐，这是本书的缺憾和局限之一。另外，第五章“路遥的艺术世界”中，第三、四小节“路遥小说中的陕北民间原型”、“路遥小说中的陕北民俗美”与第二章“路遥与陕北文化”许多内容重复雷同，有画蛇添足之嫌。整个第五章内部结构也比较混乱，“路遥小说爱情描写的文化心理透视”、“路遥小说中饥饿描写的文学意义”与“王满银论”似乎很难形成并列关系，把这些内容积压在一起，给读者留下拼凑杂乱的感觉。最后，第一章“路遥的人生之旅”，从研究角度上来说，与黄土地的视角密不可分，与全书体例和叙说风格比较一致，但毕竟是对路遥生平的简要介绍，作为学术著作，似有多余，当然作者如果出于普及路遥生平事迹，也还是有商榷的余地。
总之，作为路遥文学爱好者，笔者在读完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之后，学术创新之气、黄土文化清新之气、艺术生命鲜活之气扑面而来，该书凝结着作者对于逝者路遥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之情，正像作者在该书序言《路遥为什么让我们热泪盈眶》中讲道：“路遥在短暂的42年生命的历程中，始终在人生的苦海中挣扎。但他却把博大无私的爱给予了自己深爱的土地和人民，他是属于那种用生命和灵魂来写作的人。他的作品都是他自己精神上长期体验的结果，他的个体体验和文学创作是完全合一的。他把生命和人生典押给了文学，而把绝望留给了自己”。④（p4）这本书能使读者真切地感受路遥不朽精神的烛照与光彩，使人们更好的理解路遥、阅读路遥、尊重路遥、走近路遥。
参考文献：
①马一夫，厚夫，宋学成，路遥纪念集，[A]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②李继凯，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A]，文艺争鸣，[J]1992(3)。
③赵学勇，路遥的乡土情结，[A]兰州大学学报[J]，1996(2)。
④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⑤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A]路遥文集，第2卷，[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⑥龙泉明，张小东，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比较分析(编者的话)，[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
⑦王富仁，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序，[A]李继凯，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王俊虎(1974—)，陕西大荔人，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栏目责编/许筝
贺智利是一位长期关注路遥文学创作的陕北籍学者，他从最初的路遥文学爱好者，逐渐转变为路遥文学的研究者和传播者，由于作者和路遥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积淀起来的审美经验，贺智利的路遥研究始终建立在文学阅读共鸣的基础上，这就使得他对路遥研究充满陕北人特有的激情和冲动，从1998年发表于《哈尔滨学院学报》的《陕北民俗与路遥的小说》一文开始，贺智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面先后发表关于路遥研究的学术论文30余篇，而其中大部分是围绕着路遥与陕北民俗、陕北文化、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等的关系来观察、透视、思考路遥与黄土地的关系，由于研究视角的独特和研究资料的丰瞻，贺智利的路遥研究在全国引起较为广泛的影响。2007年11月17日，全国路遥学术研讨会在革命圣地延安胜利召开，贺智利被组委会推选为大会召集人和重要发言者之一，他关于路遥与陕北文化的专题发言再次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认可和肯定，《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就是作者积多年研究心得、十年磨一剑的厚重之作。
全书共分五章，第二章是全书的重点和精髓，该章围绕路遥与黄土文化的不解情缘，以雄辩的口吻、豪迈的激情、充沛的资料、生动的实例系统地论证了路遥在成长过程中如何汲取周围环境特有的精神文化资源，详细周密地考察了路遥文学世界中陕北文化习俗和意象原型的动态生成过程。在“路遥与农民文化”这一专节中，作者首先对路遥出生成长的陕北黄土高原的地理地貌、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作出系统地考察，归纳出生活于此的农民在特定生活环境中形成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礼仪，进而指出：“陕北农民生活方式中的实用勤劳、诚朴、忍苦、善良、亲族等基本人生原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民的儿子路遥，以至在他离别故乡十多年后，仍然在他身上留有拂拭不去的印痕。”④（p45）明乎此，我们就会从源头上理解路遥进入省城、出访国外时对那些所谓“时髦”、“文明”生活方式的拒斥和厌倦，对黄土高坡的无限怀恋和陕北吃食的极端偏爱。作为农民之子，路遥对自己笔下的农民兄弟姐妹、父老乡亲充满了敬畏和热爱，且不说刘巧珍、德顺爷、兰花花、孙玉厚、孙少安、孙少平等这些洋溢着传统文化美德的中国农民艺术形象让新时期的读者们眼前一亮，即便不时悖逆农民传统道德意识的高加林、孙玉亭甚至王满银们，路遥对他们落后面的暴露和谴责总限定在不丧失农民基本品格的前提下，以至后者的艺术感召力超过前者那些道德近乎完美的人物形象，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文学效应的获得，主要缘于路遥身上浓重的农民气质和农民感情。路遥曾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笔谈中谈到：“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⑤（p67）单就这点来说，路遥已经超越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主将们对于农民近乎俯视的以精英知识分子启蒙社会庸众为主的写作姿态，这大概也是路遥塑造的农民形象为何在新时期引起中国大量读者共鸣的原因之一吧。本章的后三节，作者详细论证了陕北民俗、陕北民歌、陕北方言与路遥小说创作的深层关联。在这三个专节中，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和满足于对于路遥小说中陕北民俗、陕北民歌、陕北方言的归纳整理和简单考证，而是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地论证了陕北民俗、民歌、方言与路遥、路遥小说、路遥小说人物、路遥小说民族特色、路遥小说艺术风格之间的影响与互动，既有生动事例更具理论深度，具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例如在“陕北民俗与路遥的小说创作”这一节中，作者并没有急于论证陕北民俗与路遥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而是首先对陕北民俗作出辨析和界定，再对路遥接受陕北民俗的条件和途径作了深入分析，然后才水到渠成地论述了陕北民俗与路遥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民族特色、艺术风格之间的深层联系，这种层层剥笋式的论述方式，使得全书行文流畅、逻辑清楚。
第四章作者详细地论述了路遥的意识世界，虽然本章是深入探讨路遥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心理，但是笔者以为这部分内容仍然是以“黄土地”的视角来窥视路遥的意识世界。“路遥的个性心理”、“路遥的土地意识”、“路遥的自卑意识”这三个小节，单从题目上不难看出黄土地对于路遥“个性心理”、“土地意识”、“自卑意识”最终形成的深层影响，就是“英雄情结”、“宗教情结”与“政治意识”也与黄土高原土地辽阔、毛乌素沙漠沉穆肃静、穷人革命闹红有着深入的联系。正如作者在“路遥的英雄情结”中指出的那样：“贫瘠沉雄的黄土丘陵造就了陕北人的硬汉子性格，这种与险恶大自然反复较量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性格基因在无数代人的复制中被凝结成‘集体记忆’，烙印在每一个陕北人的心理上，使得陕北的几乎每一个男人身上都有一种莫名奇妙的‘英雄情结’，随时准备像他们的光荣前辈李自成那样，翻身上马，去横行天下。”④（p156）黄土地无疑是破译路遥丰富复杂内心世界的原始密码，久居黄土地的贺智利以此来探究同乡路遥的意识世界无疑是深刻而准确的。
贺智利在雄辩地论证路遥作为黄土地儿子的同时，还把学术眼光伸向全国乃至世界，第三章“路遥与中外文学”就采用比较的方法来审视、界定路遥在中外文学世界中的坐标。在“路遥与艾特玛托夫比较论”中，贺智利从出生地、家世、生活经历，尤其作品的地方色彩、民族精神等方面对两位作家作出详尽的比较，既归纳出两位作家创作情况的相似情形，又分析出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资料翔实、论证充分，对于研究路遥与苏联文学、路遥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路遥与鲁迅、茅盾、巴金比较论”则把路遥与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学界历来流行中外作家之间的比较，对于中国作家之间的比较并不十分看重，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呼吁重视中国作家之间的对比研究，例如龙泉明先生曾经指出：“历史比较分析着眼于对同一国家或同一民族的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的各种文学现象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敞开在孤立的个体研究中被遮蔽的内容，更清晰地呈现各个个体的独特性，而且也可以展现各个个体之间的种种内在联系，确定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在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⑥（p1-2）王富仁先生也曾强调：“为了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格局弄得更合理，更精确，首要的问题不是分清谁伟大，谁不伟大的问题，而是弄清不同作家和作品彼此的问题。这样，内部的相互比较就是重要的了。”⑦（p5）在这些有识之士的提倡和鼓励下，中国现代作家之间的对比研究开始展开，但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之间的对比研究进展得相当缓慢甚或停滞不前，从这个意义来说，贺智利对于路遥与鲁迅、茅盾、巴金之间的对比研究从学术方法上来讲是极具创新并有重要示范意义的。
由于篇幅所限，贺智利在对路遥与现代文学大师的对比研究上并没有深入展开，更无法从地缘关系上探讨黄土地成长起来的路遥与出生于江南水乡的鲁迅、茅盾以及出生于巴山蜀水的巴金之间的个性心理、创作风格、取材倾向、艺术手法上的异同，尽管作者通过认真思考，得出的某些结论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与全书围绕黄土地展开对路遥的研究风貌不尽和谐，这是本书的缺憾和局限之一。另外，第五章“路遥的艺术世界”中，第三、四小节“路遥小说中的陕北民间原型”、“路遥小说中的陕北民俗美”与第二章“路遥与陕北文化”许多内容重复雷同，有画蛇添足之嫌。整个第五章内部结构也比较混乱，“路遥小说爱情描写的文化心理透视”、“路遥小说中饥饿描写的文学意义”与“王满银论”似乎很难形成并列关系，把这些内容积压在一起，给读者留下拼凑杂乱的感觉。最后，第一章“路遥的人生之旅”，从研究角度上来说，与黄土地的视角密不可分，与全书体例和叙说风格比较一致，但毕竟是对路遥生平的简要介绍，作为学术著作，似有多余，当然作者如果出于普及路遥生平事迹，也还是有商榷的余地。
总之，作为路遥文学爱好者，笔者在读完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之后，学术创新之气、黄土文化清新之气、艺术生命鲜活之气扑面而来，该书凝结着作者对于逝者路遥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之情，正像作者在该书序言《路遥为什么让我们热泪盈眶》中讲道：“路遥在短暂的42年生命的历程中，始终在人生的苦海中挣扎。但他却把博大无私的爱给予了自己深爱的土地和人民，他是属于那种用生命和灵魂来写作的人。他的作品都是他自己精神上长期体验的结果，他的个体体验和文学创作是完全合一的。他把生命和人生典押给了文学，而把绝望留给了自己”。④（p4）这本书能使读者真切地感受路遥不朽精神的烛照与光彩，使人们更好的理解路遥、阅读路遥、尊重路遥、走近路遥。
参考文献：
①马一夫，厚夫，宋学成，路遥纪念集，[A]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②李继凯，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A]，文艺争鸣，[J]1992(3)。
③赵学勇，路遥的乡土情结，[A]兰州大学学报[J]，1996(2)。
④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⑤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A]路遥文集，第2卷，[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⑥龙泉明，张小东，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比较分析(编者的话)，[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
⑦王富仁，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序，[A]李继凯，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王俊虎(1974—)，陕西大荔人，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栏目责编/许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