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前，有人写过“不戴帽子的皇帝”，说的是记者。论风光程度，电视记者恐怕要位居前列，不过这都是几年前的旧闻了，现在的电视记者差不多已经成了“手持遥控器的乞丐”，我为他们设计的对白是：行行好，看看我的节目吧！
　　你知道是谁发明了电视遥控器吗？这个话题可能不会提起你多大兴趣，因为在许多人眼里，有电视机就该有遥控器，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
　　是天经地义的吗？电视机一开始是没有遥控器的，调频主要依靠屏幕一边的旋纽。电视遥控器的发明背景，据说与英国女王有关。当年，女王陛下和许多家庭妇女一样也喜欢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并且很不情愿站起来调台，当然，只要女王陛下对某个频道失去了兴致，就有侍卫会立即代她调频，直到女王叫停。不过，女王陛下很快发现了问题，那些可恶的小报居然连她每天看的什么电视节目都了如指掌，并讽刺女王格调不高，理由是她所看的节目格调不高。问题显然出在侍卫身上——女王看什么节目原来是可以卖钱的，更换侍卫不是长治久安之计，深感苦恼的女王只好下达一项指示，要求电视机厂家生产可以让她不要离座就能转换频道的机器（据《中国经济周刊》2007第36期）。
　　遥控器最初是为了方便女王陛下的，但咱们平头百姓如今也在分享着这份方便。有调查显示，在手动调频的时代，换一次台平均要花上40秒的时间，所以一般人也就懒得调它，而现在人们观看电视时调换频道的频率已经变为平均7秒，也就是说平均7秒钟观众就可能换一次台。如此看来，女王陛下给观众们带来的是方便，给广告主带来的其实是不幸，而带给电视人的，则几乎是一场噩梦。因为在琳琅满目的电视频道里，要想吸引眼球或留住观众，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时还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你的所有努力，不是都能得到观众承认的。
　　电视界的一位同仁说过，遥控器可爱又可恨。可爱，因为它方便，可恨呢？观众本来调到某个频道还可以多看一会儿，现在“啪”的一下掉头就走了。我不敢苟同：没有遥控器的时代，观众光顾某个频道的几率会更大，也就意味着光顾某些频道的几率会更小；而有了遥控器，毕竟它还有机会看某些频道一眼两眼，好看他自然会锁定，不好看他当然会义无反顾地调走。
　　遥控器遥控的是电视机，还是电视人呢？从物理学意义上说，遥控器它控制的仅仅是电视机，而从传播学意义上说，它控制的是电视节目、电视频道，以及节目、频道之后的那些人。在市场经济时代，遥控器同样被开发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当然开发者不再仅仅是小报，而开发的主题也不仅仅是女王的收视喜好。如今，几乎每一个广告商、广告主都希望他们的产品形象能得到受众最多关注，或频频光顾的节目、频道。因此，对遥控器行为所进行抽样调查产生的一组数据——收视率，自然受到广告商、广告主的追捧，继而受到电视台、电视人的膜拜，别无他，只因为收视率可以折算成广告收入，可以兑换为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
　　如果收视率调查方法是科学的，譬如样本户的数量、样本户的分布足以体现当下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如果收视率调查数据是公正的，没有向调查机构贿购或者买通样本户的伎俩的存在；如果节目评价制度，是建立在收视率基础上的一种综合评定，那么，电视节目、电视频道才有可能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否则，遥控器不仅会遥控直至伤害电视制作者，最终还会遥控乃至伤害电视节目的接受者。现在，真人秀节目的恶俗化、娱乐性节目的粗俗化、主持人的庸俗化、电视剧的戏说风已经到了令许多人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以为，问题不全在电视人身上，更不在收视率身上，“杀人”的不是“刀”，而是在罪恶欲望支配下的那个“人”。
　　继北京电视台“纸馅包子”事件之后，最近又有消息传出，某省级卫视一档宏大制作的节目，号称“原生态”“事件类”。其中嘉宾和情节却有程度不同的编造与演绎，真实的主持人身份与谈话节目的形态，更给人以假乱真的感觉。外地一家都市报记者信以为真，在追踪寻访某档节目的一个当事人时，才发现“查无此人”，记者披露这一情况后，引起网上一片哗然。无意为电视台的编导或制片人开脱责任，他们的技术变形或职业失守，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太依赖观众自发的“遥控”，而某些部门的管理又频频“失控”，以致对收视率的开发、利用，常常是简单的，又是过度的。
　　当我们在镜子里看到某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去修理镜子，而会修理被镜子反映出来的东西。对于当下电视文化呈现出的越来越多的假、丑、恶，不能仅仅满足于治理、整顿电视节目、电视频道，应当在治本上寻求突破，尽快完善评价制度、健全监管体系，于无声处引导电视人确立科学开发、理性运用收视率的态度。
　　在电视机前，我们应当是遥控器的主人，而电视人也不该沦为它的奴隶！在“奴隶”的状态下，人不可能身心和谐，也就不会有什么出色的表现、最佳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