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就是教人向善吗？基因自私吗？我们能从是推出应当，从实然推出应然吗？人文社会研究与科学研究区别何在？你想过生活的意义问题，或者说“我该怎样生活”吗？人怎么会知道却不做？科学能解释伦理学的困惑吗？理论能指导实践吗？德性能带来福报吗？善恶一定相对吗？你救人是因为你认为这样做合乎道德？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价值多元论或相对主义？
　　初看书名，大家多半会认为这是本谈论人生感悟的随笔或者通俗哲学书。的确，陈嘉映的书不止一本被摆放在书店的随笔类书籍中，也不止一本被很多爱思考的普通读者捧读。但读过些陈嘉映著作的读者多半知道，这主要不是因为他讲的东西通常很通俗，而是他始终用比较易懂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困惑，来讲述深刻的道理。不同于一般学术书“中规中矩的生硬文体”，这本书延续陈嘉映一贯易懂的写作方式，用聊天一样的方式讲道理，用随笔那样的文字表达思想，罕用空洞、薄脊的概念，而且真正是语言凝练、文笔畅达，甚至时不时带上点反讽的幽默。在陈嘉映看来，哲学不提供理论，而就是穷理，是“系统地追索纷繁道理背后的更根本更普遍的道理”。因而，伦理学不提供所谓的道德理论，伦理学大致是对伦理规范进行反思、论证，或者说辨名析理。伦理学谈不上发现伦理规律或理论，它也不教人为善，其目的也不是塑造人们的道德观念。它的意义更多是，改变人们对伦理概念的流俗理解，使我们更明慧地实践。这种看法虽迥异于流俗之见，实契合很多大哲学家的一般看法。
　　初一看，标题所写的“良好生活”的问题大概是很多人的困惑。但丁说：“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和这时的但丁年纪相仿的我，现在多少也有类似但丁的困惑，困惑于今后的人生规划或者说生活道路。陈嘉映的回答也就是本书副标题说的：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用陈嘉映自己的话展开说就是：“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这里的两个关键词首先是：洞明和行路。这实际上就涉及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论题：知行关系。诚然，我们有时先知后行或先行后知，但在良好生活的问题上，不是说先是洞明，即“认识你自己”，继而按自己的洞明行事。陈嘉映通过对“知”的概念考察指出，这种洞明、这种认识不是科学那种明述的公共知识，不是理论之知，而是切身之知，是“嵌入行动者感知、身心”的知。这种意义上的知，陈嘉映称为深知，这种意义上的知，因为知得真切，所以必然会付诸实践，知行合一。在这个意义上，知即是行，洞明就是行路。
　　这种洞明和行路所依托的是自己的天性，所以这本书同样讨论天性、性与善的论题。按陈嘉映所见，这个自己，这个自己的天性并不是现成的存在，而是有待于在具体的实践中向自己逐渐显现。他通过对孟子等有关性善论的讨论及对善恶等所作的概念考察，揭示出天性这个概念中含有善的维度，人的真实天性就是“在不断自我完成的过程中所成就者”。所以贴着天性行路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依据自己的榜样，通过模仿，在成长和做事的过程中成就自我、充实自我。
　　如果说，有关良好生活的论题，陈嘉映更多发掘自西方，那么有关知行关系和性善的论题则更多是通过挖掘传统思想资源。如我们所知，知行关系和性善问题更多是放在中国哲学中讨论，而且不知道被多少人讨论过，我们几乎会认为不太可能提出什么新意，但陈嘉映却通过层层剖析，展示出了新的、不同于流俗的深层理解，某种意义上赋予了这两个论题以新的生命。应该说，非常难得，也让人非常受益。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像陈嘉映那样对传统思想作创造性解读，那中国的思想面貌将极大改观。
　　书中还涉及很多别的重要论题，不妨择要提几个： 其一、功效主义论题。如陈嘉映所说，从伦理角度反思生活，最先来到功效主义。为此陈嘉映不仅对功效主义本身作了细致讨论，而且挖掘其根源，就经济学、社会生物学等社会科学中的类似主张作了深入辨析，澄清了利益、自私、自利等概念，破除了一些错误的看法。 其二、实然与应然（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论题。这是伦理学中基本的两部分。陈嘉映一方面指出德行是实然和应然的和合，另一方面借此阐明了伦理学与社会科学等的差异。 其三、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论题。这似乎是陈嘉映特别关心、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陈嘉映最早1994年在《东方》上发表过相关文章，在《思远道》也收录进去。后来在《普遍性种种》和《说理》中都有涉及。本书中，陈嘉映从翻译—会通的角度来说明和回应相对主义，指出：涉及不同价值、信仰、政治主张的道理争论时，“要点不在于依循共相进路寻找和上升到抽象普遍性，而在于翻译—会通”。也就是通过营建思想的共有形式而达到思想的相通。就当今世界的政治诉求而言，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建共识，尤其是为营建共识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