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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敦煌研究院藏拉萨下密院铜釜（即僧斋锅）内外皆阳刻藏文铭文，对研究西藏热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重新释读铜釜铭文，判定铭文所涉及的“热振呼图克图”身份及铜釜铸造年代，校正文献中有关“三世热振呼图克图”生平事迹的若干误载，并对前贤研究中的若干疑论加以考订和补述。
关键词：铜釜;下密院;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历史疑点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3-0105-09
Abstract：A bronze pot from the Gyumey monastery in Lhasa held in the Dunhuang Academy is inscribed on its inner and outer surfaces in Tibetan script. The text of these inscriptions is very important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Rwa-sgreng Temple in Tibet. By re-interpreting the inscription，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identity of the Rwa-sgreng Khutukhtu（Rwa-sgreng Living Buddha） mentioned in the inscriptions， which leads to a correction in the dating of the bronze pot.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significant for correcting a few errors made by previous scholarship concerning Rwa-sgreng Khutukhtu the Third.
Keywords：Dunhuang Academy; bronze pot; Rwa-sgreng Khutukhtu
敦煌研究院保存有一些来自西藏各地寺院吐蕃至清代的文物，其中有一口来自拉萨下密院的铜釜，此铜釜内外皆阳刻藏文铭文。2012年第4期《敦煌学辑刊》刊出《敦煌研究院藏拉萨下密院金马年铜釜考》一文对此铜釜铭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1]。据该文可知，铜釜铭文内容包含几点重要的历史信息，尤其是“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等三位歷史人物和藏历年代的记载，极具学术研究价值。然而，前贤在对铜釜铭文释读过程中，将“卸任摄政”误解为“甘丹赤巴”，并认为颂词撰写人为一世热振活佛赤钦·阿旺却丹。因此，对铭文相关历史人物的考证、铜釜铸造年代的推定及该铭文所透露的历史信息等，有必要加以重新考证和探讨。本文即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启发下，对该铜釜铭文进行详细释读，与此同时，对铭文所涉“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生平中的若干疑点展开分析和补述。管见所及，以就教于方家。
一 下密院铜釜的基本信息
本文所论铜釜现存置于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前，釜口直径142cm，釜腰内径133cm，釜高60cm。铜釜外壁有8个釜耳，其垫下皆有交杵金刚图案，藏文铭文在内壁上方，字间空白处绘有五妙欲象征图。
二 铭文原文及拉丁文转写、翻译
1. 铭文原文
2. 铭文拉丁文转写
Aom swa sti/ khyab bdag dpal ldan rdo rje sems dpav che//dbyer med zung vjug gos kyi rgyal mtshan rtser//rab vbar nor bu tog gi mdzes pa yi// mngon par vphags pavi rgyud rgyal vdus pavi sde//grags snyan smad rgyud grwa tshang vdus pavi tshogs/ bkur bsti vdzad med spel bavi snod mchog vdi//gzhung sa mchog nas gsar blugs mdzad pavi mthus //vdus tshogs rgyas shing gsang sngags bla med kyi//lam bzang vdi nyid phyogs bcur rgyas par shog//
Lcags rta lor rgyud smad grwa tshang tshogs khro gsar blugs bgyis pavi do dam bla phyag blo bzang sbyin pa dang//rtse phyag dge legs rnam rgyal bcas nas smon tshig zhig dgos zhes bskul bar brten khri zur srid skyong rwa sgreng ho thog thur vbod pas sbyar//
3. 藏文铭文汉译
嗡·愿得吉祥！
具德遍主金刚萨埵尊，
无二双运佛衣法幢顶，
炽燃摩尼宝珠如璀璨，
究竟圆满佛续汇集洲，
闻名于世下密院众僧，
如是时常侍奉之器皿，
“雄萨”亲自铸造之功德，
愿兴大众尤为无上密，
如是善道发扬十方界。
铁马年下密院新铸铜釜之主持人拉恰·洛桑金巴和泽恰·格勒南杰等人建议，在铜釜内附上颂词，遂由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撰写。
三 铜釜铭文的内容介绍 铜釜铭文显示，该铜釜为西藏下密院的僧斋锅，由甘丹颇章（又称“雄萨”）提供资金，拉恰和孜恰的负责人洛桑金巴和格勒南杰承担铸造铜釜事宜，并特意邀请“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为铜釜撰写颂词，于藏历“铁马年”为铸釜开光。该颂词撰写人的具体身份是本文展开分析的出发点和关键点。在此之前，先对以上三个机构和两位负责人的身份和背景稍作介绍，为了解此次铸造铜釜规格作铺垫。
1. 下密院
藏传佛教主张先显后密，显密双修，而下密院即是格鲁派密院最高学院之一，坐落于拉萨市内。此寺庙为宗喀巴亲传弟子杰尊·喜饶僧格于藏历第七饶迥的水牛年（1433）所创建。杰尊·喜饶僧格14岁就进纳塘寺出家，先后拜萨迦派高僧堪钦桑吉贝（
）、绒敦·夏恰坚参、堪钦珠巴喜日等为师，问修各种教法，尤其是香巴噶举教法有了很深的造诣。后来，在色拉寺遇见宗喀巴大师，遂被收为学生，随宗喀巴大师学习显密两法，深获教益，在诸多弟子和学僧中杰尊·喜饶僧格是出类拔萃者，年轻时就已蜚声藏区。
《宗教源流镜史》记载：“宗喀巴大师以密法付彼弘传之因缘者。初，大师嘱大慈王建立继部院，遂色拉寺，为无量从学诸智人，将集密胜乐由首各讲一座。乃手捧四疏解合函，当众问曰：‘谁能持此法？’连问三次无人敢应。慧师子（杰尊·喜饶僧格）乃从如海智者会中起立，顶礼三拜曰：‘我愿受持。’遂接其经。”[2]于是宗喀巴大师将《集续四合大疏》、两部密续注解、生圆经文、掘藏法王面具、跳神舞衣等圣物交给他，委任其为无上密宗之主，杰尊·喜饶僧格遵照宗喀巴旨意，先在桑普上通蒙扎仓、纳塘、愣波仔等为基地弘传密法，后来回到拉萨兴建下密院。其弟子杰·贡嘎顿珠在小昭寺建立了上密院。当时，哲蚌寺和色拉寺皆设有密教学院，唯独甘丹寺未设密宗学院。因此，上、下密院基本上是甘丹寺僧人学习密宗的场所，不过，但凡西藏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获得“拉然格西”学位的高僧，若有志在密宗方面进行深造，也必须到上、下密院来研习密法。这里的堪布有资格登上甘丹赤巴宝座，而甘丹赤巴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
2. 甘丹颇章
甘丹颇章即原西藏地方政府，又称“第巴雄”、“雄萨”等。明崇祯十五年（1642），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支持五世达赖喇嘛打败藏巴汗后，就建立了此地方政权机构。第巴桑结嘉措时期，随着布达拉宫白宫建成，五世达赖喇嘛移居此处，甘丹颇章政府也随之迁往。甘丹颇章在萨迦派执掌西方政权时设置十三种官职的基础上，又新设立了噶伦、达本、成本、索热多丹巴、孜本、涅仓、米本、扎涅、辛涅、葱本、赛译巴、居巴、宗本、稀杜等官职。在行政机构方面，新设立了噶伦厦、孜康、雪巴列空、细康列空、郎孜列空、孜查德列空、雪拉章强佐列空、拉萨涅仓列空、扎列空、窒息列空等机构[3]。甘丹颇章历经清代、北洋政府、中华民国，一直维持到1959年民主改革为止。历代达赖喇嘛圆寂或转世灵童未年满十八岁之前，甘丹颇章政权由第巴或摄政来掌管。
3. 喇恰
喇恰是藏语喇章强佐的简称，意思为活佛府邸的仓库，又称外商、政府仓库等，设在西藏大昭寺内。该机构由宗喀巴大师于公元1409年创建，称宗喀巴喇章。每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为期二十一天的传昭大法会期间，法会所需粮、油、茶等物品都由该喇章管理提供。此后，因施主逐年增多，为便于管理，宗喀巴喇章迁入大昭寺，是以称喇章强佐。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亲政后，该机构改为西藏政府的财务部门，主要职责为“供应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日常所需的酥油、茶叶，供应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上密院、下密院、朗杰扎仓、嘎东寺、木如寺、喜德寺和在拉萨的策墨林寺、功德林寺、丹杰林寺、慈觉林寺以及拉萨四方的三怙主经堂全体人员等的生活所需和供奉物品”[4]。另外，拉恰还承担噶厦、医院、军事、建筑等各机构所需物品的供应。起初，喇恰设四品僧官两名、四品俗官一名以及管理达赖喇嘛在大昭寺的寢宫和管理裁缝各设一人。后来，热振摄政在位期间，增设四品官一名，一般办事人员等三十余人。喇恰成为西藏政府财务部门后，达赖喇嘛的喇章强佐由孜恰代替。
4. 孜恰
孜恰，为藏语孜强佐的简称，设在布达拉宫内，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管理机构之一。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管理达赖喇嘛生活所需用的金、银、铜、珠宝等珍贵物品和食品以及举办宗教活动。同时，该机构也负责管理布达拉宫各经堂的司祭人员、各神殿、角楼出入口的门卫、房管人员和清洁工等[4]9。达赖喇嘛授封后，其喇章职员成为政府官员，故地方政府日常支出的三分之一由孜恰负担。因此，孜恰仓库的部分财产成为地方噶厦的公产。
敦煌研究院还收藏一口由七世达赖喇嘛亲笔撰写颂文的铜釜[5]。而类似的铜釜在哲蚌、色拉等西藏诸寺都能见到。按惯例，藏区寺院的僧斋锅上附铭文的现象很普遍。一般而言，为新铸铜釜题词之举，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了祈愿众人无上侍奉能够成就丰功伟业;二是邀政教界名人撰写颂词，能够提升民众对该铜釜的重视和敬奉程度，增加该铜釜的影响力;三是铭文记载该铜釜所属寺院、铸造年代、题词人等颇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从下密院铜釜所涉及的四个机构及历史人物，我们不难得知西藏下密院新铸斋僧锅一事仪式之隆、规格之高。这不仅表明此铜釜之铸造所隐含的宗教仪式和庄重氛围，也揭示了其铭文所蕴含的重要历史及文物价值。
四 铭文中“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为何人？
颂文中的“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所指何人？铭文并未直接说明，我们需加以甄别。历代热振呼图克图中曾担任摄政者共有二人，分别为三世热振呼图克图阿旺益西楚臣坚赞和五世热振呼图克图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1}。同冠呼图克图之名，此“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究竟是二者中的哪一人呢？据该铜釜铭文结尾处文字可知，此铜釜为藏历“铁马年”新铸。若能准确推定“铁马年”的具体年份，则铭文所提及的“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的身份便迎刃而解。根据“卸任”二字可知，此摄政在题词当年已经离职，不在摄政岗位上，或者，当时此热振呼图克图以“卸任摄政”的身份参与此次仪式活动。由此，我们得到了另一个判定其身份的重要历史线索。我们把“铁马年”和“卸任”二者连在一起分析，就可以肯定“铁马年”是此热振活佛从摄政位置退位之后的题词年份。简言之，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和五世热振呼图克图“卸任摄政”期间如有“铁马年”，则该年份应当与铸造此铜釜的“铁马年”有直接关系，从而就能揭开铜釜新铸的具体年份和撰写“颂文”者的身份之谜。 为进一步确认此“铁马年”所指的具体年份，我们将对三世和五世热振呼图克图的摄政任职和卸任年份做一梳理。西藏近代历史文献中，对五世热振呼图克图的事迹和生平记载较为详细，其中对其出生、圆寂之年及任职摄政之年都有明确的记载。《热德事件及其性质研究》中：“十六绕迥木狗年（1934）一月十日，吉日良辰任摄政王之职”[6]，五世热振活佛于1912年出生，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后，其被任命为摄政。因内外诸多违缘故任职七年后辞职，由达札·阿旺协饶担任摄政。后来“热达事件”期间，“藏历火猪（1947）年三月八日黎明时分热振仁波切圆寂”[7]。
如上所述，五世热振活佛生于1921年，卒于1947年。经对比发现，五世热振活佛的生平时间里仅出现一次“铁马年”，即1930年。此时他尚未担任摄政，更谈不上卸任摄政，由此我们可以排除五世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为“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的可能。如此，铭文中所提及的“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自然是三世热振呼图克图阿旺楚臣益西坚赞了。目前，尚无三世阿旺楚臣益西坚赞的传记。对于该呼图克图，其生辰时间不详，其圆寂时间也众说纷纭。但是，他任摄政的时段在文献中非常清楚。三世热振呼图克图担任摄政总共两次。
第一次是在1845年，七世班禅坚辞商上事务回后藏之后，直到1855年，十一世达赖喇嘛接管阖藏政务。对此，《清代藏事辑要》于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庚辰条明确记载：“琦善等奏，会同选择掌办商上事务一折，着照所请阿旺伊喜楚禅嘉木参准奏掌办商上事务印信。余着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8]由此，其任职一直到1855年“十一世达赖喇嘛“遵照定例接管阖藏政教事务”，该诺门罕“返回本寺居住”{1}。以上为农历批准呼图克图阿旺伊喜楚臣坚赞任摄政（即准其办理商上事务）的时间。藏文文献对应记载道：“三世热振阿旺益西楚臣坚赞于藏历木蛇年（1845），（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任摄政，皇帝封为‘黄帽阐明圣教阿普呼林托图诺木汗’封诰，摄政任期为十一年”[9]。
第二次任期始于十一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1856年（咸丰六年）二月壬辰，清廷谕军机大臣等：“据称哷徵{2}阿奇图呼图克图，人尚稳妥。从前曾代办商上事务数年，均无桀错。现因达赖喇嘛圆寂，该大臣已经一切事宜，令该呼图克图暂行代理……”[8]479六世热振呼图克图对此记载道：“咸丰五年藏历十四绕迥木兔年（1855），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亲政数月后圆寂，热振活佛重任摄政之职。1862年，于热振事件中，迫于夏扎汪曲杰布之压力，最终不得已离任。”[9]
由此可知，三世热振呼图克图曾先后两次担任摄政，时间分别为1845—1855年和1855—1862年[10]。那么，他任期前后紧密相关的两个“铁马年”分别是1810年和1870年。而1870年恰好处于其卸任摄政之后，与铭文相符。从而推断，该铜釜上祈福颂词铭文当为公元1870年由三世阿旺益西楚坚赞撰写（图1、2）。
五 喇恰·洛桑金巴和孜恰·格勒南杰
喇恰·洛桑金巴和孜恰·格勒南杰两人为新铸铜釜的管事或者是该项目的全权负责人。
1. 喇恰·洛桑金巴
喇恰·洛桑金巴为喇恰，是大昭寺的大管家，其责任是筹备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以及大小昭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上下殿、上下密院、泽朗杰扎仓、木如寺、希德寺拉萨诸拉康所需的一切食物。对于洛桑金巴被任命为拉恰一事，《达赖喇嘛凯珠嘉措传》中记载：“藏历三十日，负责发放工资的金巴益西和寺管洛桑金巴、迥甲巴拉旺真布等被任命为喇章强佐（管家）。”[11]1845年二月三十日落桑金巴被任命为喇章强佐（管家），正是三世摄政热振执政期间，十一世达赖喇嘛還专门给他做过顶礼。洛桑金巴曾为祈愿十一世达赖喇嘛长寿安康而在拉萨加本岗修建佛塔，也为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而修建灵塔。此铭文显示，1870年，在甘丹颇章出资为下密院新铸斋僧锅之际，相关事宜由他和孜恰·格勒南杰主管执行。
2. 孜恰·格勒南杰
孜恰·格勒南杰亦是孜恰，即布达拉管家，是在十二世达赖喇嘛时期才被任命为孜恰的。《十二世达赖喇嘛成列嘉措传》中提到，“任增准（原西藏政府官职名）格勒南杰为泽恰贡品管理者、任供品管理者向巴钦巴孜为布宫寺庙的管理者，各自定要做好各自管辖范围内的事”[12]。1865年四月八日，格勒南杰被任命为泽恰，主要负责收取班禅、喇嘛个人管辖范围内的农牧业经济收入、布达拉宫各护法神殿的所有花费开销等。格勒南杰担任泽恰后的历史记载甚少。然而，铜釜铭文记载1870年他和洛桑金巴一同担任下密院新铸僧斋锅的负责人。
六 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相关史实的
订误和补考
通过以上对铭文的释读和分析，我们得知，在甘丹颇章政权的支持下，由喇恰洛桑金巴和孜恰格勒南杰二人于1870年共同负责铸此铜釜，并邀请卸任摄政三世热振呼图克图阿旺益西楚臣坚赞为铜釜撰写颂词。此铜釜铭文使我们对三世热振活佛的生平事迹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当前，1862年热振事件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然而三世摄政热振的记载却极其匮乏和混乱。此铭文可解决该摄政相关研究中尚存的几处疑点。
1. 卸任摄政三世热振呼图克图的圆寂年份和地点
目前，各种藏族通史类著作及相关研究中对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圆寂年份的表述[13]，均来自清理藩院向清廷的奏报：“四月癸酉，理藩院奏‘已革哷徵呼图克图，已于同治二年（1863）二月二十八日在京病故。现该徒众洛桑图庆等，呈请护送哷徵骨殖回藏，可否准行？具奏请旨。’得旨：‘罗桑图庆等仍著暂行留京，听候查办，毋庸令其先行回藏。’”[8]508据此，目前的说法是热振呼图克图于1863年二月圆寂于北京。但是，铜釜铭文记载三世热振呼图克图给下密院铜釜题词的时间为1870年，那么可以确定，在1870年三世热振呼图克图仍活跃于拉萨地区，并广泛参与各种重要的仪式和社会活动。据此，虽然并未告诉我们三世热振的具体圆寂时间，却至少说明，其圆寂时间不会早于1870年，无疑推翻了此前史家和学界长期沿用的圆寂于1863年二月之说。 理藩院误报的原因，有可能是清官方对哷徵已死的奏报未经仔细核实。官方获得此消息的来源为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徒众罗桑图庆为呈请护送其骨殖返回西藏而向理藩院的奏报。当然，其中也许还另有隐情，这一点还有待继续探究。总之，清代官方奏报与事实的严重出入，揭示了当前官方文献中相关记载的失实和阙载。
三世热振呼图克图的官方史料存在疑问，然而当前的藏族史著作中都予以沿用。这不仅导致其圆寂时间记载混乱，圆寂的地点也出现了不少争议。除了上述清官方文献中他在北京圆寂的说法，也有人认为他在返藏途中圆寂于青海西宁[14]。而该铜釜铸造年代表明，三世热振活佛赴京申诉之后返回了西藏，由于当时年事已高，他的圆寂地点应在西藏。
2. 摄政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卸任后的处境
根据上引清官方史料记载，三世热振呼图克图于1862年赴京申诉之后病逝于内地，并未返还西藏。然而，该铜釜铭文记载他于1870年出现在拉萨并祝颂题词，这表明三世热振最终从汉地返回了西藏，至1870年仍活跃于拉萨地区，广泛参与各种重要的仪式和社会活动。这一记载还透露出三世热振呼图克图返藏后处境相当好。三世热振呼图克图既然得以被下密院如此级别的寺院高层郑重邀请为新铸铜釜祝颂题词，这无疑表明，他返回藏地之后，重新获得了藏地宗教界相当程度的尊崇和重用。
3. 清廷和同治皇帝对卸任摄政三世热振呼图克图的态度
三世热振活佛返藏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再度思考另一个问题，即清廷对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的态度究竟如何。关于该历史事件的结果，各历史文献有不同的阐述。《藏族简史》记载：“清皇帝对于摄政热振表面上给予支持，但却没有实际行动，最终摄政热振阿旺益西次成嘉措在汉地圓寂。”[15]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对此称：“清帝一面派福济为查办大臣，前往西藏查办此事，因当时西康瞻对地方发生部落纠纷，道路阻塞，未能前往……后来热振死去在北京，此案不了了之。”[13]也就是说摄政热振去往北京的目的没有达成。而《藏史明镜》中所记载的则与此不同：“同治皇帝命令卸任摄政，返藏后需要把权利交付上去。”[16]《藏族史·奇乐明镜》又记载：“热振一行到北京进行控告，皇帝依照公平协商，应允回热振。”[14]也就是说清皇亲自负责并解决了“热夏事件”。
学界关于同治帝对三世热振活佛态度的以上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金鹏飞《1862年热振事件研究》一文阐释了清廷对热振的态度所呈现出的前后变化过程。该文分析指出，在该次事件中，摄政热振和夏扎之间的矛盾激化后，夏扎联合“甘哲仲基”反对摄政热振，最终形成强大的反摄政势力集团，营造出咄咄逼人的声势。他们还串通当时的驻藏大臣满庆，联名向清廷奏报，谎称摄政因处事不公而引发各方反对，并称藏中各方均不愿热振继续摄政，并公推夏扎署理商上事务。在此背景下，面对夏扎和驻藏大臣满庆勾结攻击摄政热振的情形，清廷在尚未深入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对摄政热振暂未表态支持，并令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入京报告实情[17]。
其后，在接到其他大臣骆秉章的奏报之后，清廷逐渐怀疑并察觉到夏扎联合驻藏大臣蒙蔽事实的真相，并准备派新任驻藏大臣福济和景纹入藏彻查实情。然而，因瞻对之役，驻藏大臣入藏之路暂时受阻，夏扎汪曲杰布与满庆在藏中盘根错节的情况下，彻查该案情形的计划在当时未能立即执行。其后夏扎自知情形暴露，于1864年忧惧身死，清廷下谕令德珠呼图克图署理商上事务，此事遂暂告一段落[17]。此后，夏扎组织和煽动用来抗拒摄政的“甘哲仲基”这一组织被解散[14]171。
以上均反应了清廷对于1862年热振事件实情的逐步深入了解、采取方案进行解决的过程，也反映出清廷随着对事件实情的了解逐步加深，对被迫出走的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最终呈现出非常明朗的支持态度。清廷对哷徵一系的积极态度也体现在前述引文中，面临哷徵徒众奏请护送其骨殖返回西藏时，清廷的答复和处理方式为，“罗桑图庆等仍著暂行留京，听候查办，毋庸令其先行回藏”[8]520。清廷之所以暂时令其先留京听候查办，其实是对彼等的保护。在清廷于八月己巳日给驻藏大臣的谕旨里，就透漏了这方面的慎重考虑：“哷徵虽死，其随众人等，若令其即行回藏，恐为满庆等谋害灭口，此时仍暂羁京师，俟福济、景纹抵藏后，如有应行对质处，再将该随从人等递解回藏，依凭质讯。”[8]524清廷在同一日发给当时与夏扎勾结的满庆的谕旨中说：“哷徵业已病故，其从人等如令即行回藏，恐其复行造言生事，反之煽惑人心，事宜仍令在京居住。”[8]522，524 哷徵随从若回藏直接面临的是被夏扎和满庆灭口之祸，怎么可能再行造言生事？清廷为保护哷徵随从，而对满庆说明暂不令他们回藏的原因，可谓用心良苦。很有可能，满庆等也希望将哷徵随从尽快解送回藏，加以诛灭，制造死无对证的局面。对此，清廷看得非常清楚，巧妙地托词“不愿意他们回藏后再造谣生事、引发混乱”来加以回应。
铜釜铭文中，1870年卸任三世摄政热振在拉萨为下密院所铸铜釜题词一事，同样从侧面反映了清廷对哷徵一系的态度，也体现了噶厦对三世摄政热振的高度重视。具体而言，三世摄政热振前往北京申诉后，得到了清中央政府的积极回应。从理藩院对其于1863年病故的误报来看，我们不清楚清廷是否知晓。他最终返回西藏时究竟是以生者身份还是被护送返乡的故者身份，现在可以肯定，在清政府对热振一系做出正面回应和支持的背景下，他得以返回西藏，并被噶厦和高层寺院尊称为卸任摄政，重新得以重任。
4. 三世热振呼图克图返藏时间
三世热振究竟是何时返还西藏的呢？具体分析1862年到1864年间的藏地形势，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线索。从1862年热振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在1862年热振事件爆发、摄政被迫离职之后，到1864年底夏扎·汪曲杰布身死的两年间，入藏之路因瞻对之役一度阻塞，藏地局势比较复杂，其时驻藏大臣入藏尚且迟滞[17]。以上述情形和夏扎与热振呼图克图当时势如水火的局势来看[17]，这一时期，藏地局势是不允许热振呼图克图返藏的。1863年8月，清廷对热振徒众的返藏呈请暂未批准，显然有保护热振徒众安全的考量。1864年是热振呼图克图命运的转折点。夏扎于1864年身死，新任摄政德珠呼图克图在清廷谕旨之下受命接任商上事务，署理摄政权责，藏地局势逐渐缓解。清廷对于热振的态度也更趋明朗。此时热振呼图克图返藏的时机才成熟。入藏之路也随之打开。同治四年（1865）八月辛丑，理藩院会同督察院奏，鉴于热振呼图克图和汪曲杰布等“已经病故”：“据已故哷徵呼图克图之徒罗桑图庆等呈称：自同治元年随同哷徵呼图克图来京徒众等共五十余名，内因不服水土，病故九命，仅存四十一名。在京二年有余，盘费用尽，实无养赡，肯乞恩施，准其携带已故哷徵呼图克图骨殖回藏情形等情。臣等查哷徵呼图克图诺们罕汪曲杰布两造，均已病故，可否敕令罗桑图庆等，携带已故哷徵呼图克图骨殖，前赴四川，听候四川总督酌夺，咨行驻藏大臣景纹等办理之处，谨合词具奏，请旨。”[8]529清廷批复准其返回四川，由附带掌管藏边事务的四川总督定夺，这表明其时热振呼图克图返藏条件已经成熟。 由此，三世热振呼图克图返藏的时间正是在清政府下谕旨令德珠呼图克图摄政一年之后的同治四年（1865）八月。
5. 三世热振呼图克图返回藏地及1862年热振事件消极影响的淡化
金鹏飞曾分析指出，“1862年热振（热夏）事件”是西藏地方摄政和夏扎两大派系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由于势力相差悬殊，热振自身一方在不敌夏扎一系势力的情形下最终被迫离职[17]48-49，并前往内地向皇帝求助。而此后夏扎继之暂时控制摄政一职。两年后，夏扎忧惧身亡，藏地情势翻转，随着德珠呼图克图受清廷之命以摄政身份署理商上事务，藏地秩序逐渐恢复，夏扎一方此前引发的混乱基本被平复下来。
如前所述，摄政热振赴京后得到了清廷的正面回应。铜釜颂文反映他以卸任摄政的名义回到拉萨，并受到甘丹颇章重用。由此可知，前摄政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在1862年之夏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于1865年顺利返回西藏，并再度活跃于藏地政教领域。1870年下密院铸铜釜题词一事，揭示出他在西藏所享有的极高荣誉和地位，同时还表明，随着时日推移，1862年事件对热振呼图克图及藏地政教两界斗争所带来的消极影響，至此已逐渐淡化。
七 结 论
敦煌研究院藏西藏下密院铜釜是于1870年在甘丹颇章政权的支持下铸造的，由拉恰·洛桑金巴和孜恰·格勒南杰二人共同负责。该釜铸成之后，摄政热振三世阿旺楚臣益西坚赞应下密院之邀为该铜釜题写了颂文。本文对该铜釜铸造年代和题词人热振呼图克图考察，我们得出如下三个结论：首先，三世热振呼图克图阿旺楚臣益西坚赞圆寂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870年，而且圆寂的地点当在西藏而非内地;其次，三世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的赴京申诉最终得到了清廷的积极回应，正是在此背景下，其人大概于1864年之后返回西藏，并重获地方噶厦政府和宗教界的尊崇;最后，至1870年，三世热振呼图克图仍活跃于西藏宗教领域的事实表明，其在藏地仍有较高的荣誉，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与夏扎·旺曲杰布之间的恩怨，虽然在事发当时未能得以彻底解决，但随着夏扎于1864年身亡，同时藏地秩序逐渐重整和平稳，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在返藏之后逐渐恢复荣誉。1862年热振事件对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和卫藏地区秩序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逐渐淡化。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敦煌研究院赵晓星、马德、赵燕林三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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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铜釜;下密院;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历史疑点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3-0105-09
Abstract：A bronze pot from the Gyumey monastery in Lhasa held in the Dunhuang Academy is inscribed on its inner and outer surfaces in Tibetan script. The text of these inscriptions is very important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Rwa-sgreng Temple in Tibet. By re-interpreting the inscription，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identity of the Rwa-sgreng Khutukhtu（Rwa-sgreng Living Buddha） mentioned in the inscriptions， which leads to a correction in the dating of the bronze pot.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significant for correcting a few errors made by previous scholarship concerning Rwa-sgreng Khutukhtu the Third.
Keywords：Dunhuang Academy; bronze pot; Rwa-sgreng Khutukhtu
敦煌研究院保存有一些来自西藏各地寺院吐蕃至清代的文物，其中有一口来自拉萨下密院的铜釜，此铜釜内外皆阳刻藏文铭文。2012年第4期《敦煌学辑刊》刊出《敦煌研究院藏拉萨下密院金马年铜釜考》一文对此铜釜铭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1]。据该文可知，铜釜铭文内容包含几点重要的历史信息，尤其是“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等三位歷史人物和藏历年代的记载，极具学术研究价值。然而，前贤在对铜釜铭文释读过程中，将“卸任摄政”误解为“甘丹赤巴”，并认为颂词撰写人为一世热振活佛赤钦·阿旺却丹。因此，对铭文相关历史人物的考证、铜釜铸造年代的推定及该铭文所透露的历史信息等，有必要加以重新考证和探讨。本文即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启发下，对该铜釜铭文进行详细释读，与此同时，对铭文所涉“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生平中的若干疑点展开分析和补述。管见所及，以就教于方家。
一 下密院铜釜的基本信息
本文所论铜釜现存置于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前，釜口直径142cm，釜腰内径133cm，釜高60cm。铜釜外壁有8个釜耳，其垫下皆有交杵金刚图案，藏文铭文在内壁上方，字间空白处绘有五妙欲象征图。
二 铭文原文及拉丁文转写、翻译
1. 铭文原文
2. 铭文拉丁文转写
Aom swa sti/ khyab bdag dpal ldan rdo rje sems dpav che//dbyer med zung vjug gos kyi rgyal mtshan rtser//rab vbar nor bu tog gi mdzes pa yi// mngon par vphags pavi rgyud rgyal vdus pavi sde//grags snyan smad rgyud grwa tshang vdus pavi tshogs/ bkur bsti vdzad med spel bavi snod mchog vdi//gzhung sa mchog nas gsar blugs mdzad pavi mthus //vdus tshogs rgyas shing gsang sngags bla med kyi//lam bzang vdi nyid phyogs bcur rgyas par shog//
Lcags rta lor rgyud smad grwa tshang tshogs khro gsar blugs bgyis pavi do dam bla phyag blo bzang sbyin pa dang//rtse phyag dge legs rnam rgyal bcas nas smon tshig zhig dgos zhes bskul bar brten khri zur srid skyong rwa sgreng ho thog thur vbod pas sbyar//
3. 藏文铭文汉译
嗡·愿得吉祥！
具德遍主金刚萨埵尊，
无二双运佛衣法幢顶，
炽燃摩尼宝珠如璀璨，
究竟圆满佛续汇集洲，
闻名于世下密院众僧，
如是时常侍奉之器皿，
“雄萨”亲自铸造之功德，
愿兴大众尤为无上密，
如是善道发扬十方界。
铁马年下密院新铸铜釜之主持人拉恰·洛桑金巴和泽恰·格勒南杰等人建议，在铜釜内附上颂词，遂由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撰写。
三 铜釜铭文的内容介绍 铜釜铭文显示，该铜釜为西藏下密院的僧斋锅，由甘丹颇章（又称“雄萨”）提供资金，拉恰和孜恰的负责人洛桑金巴和格勒南杰承担铸造铜釜事宜，并特意邀请“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为铜釜撰写颂词，于藏历“铁马年”为铸釜开光。该颂词撰写人的具体身份是本文展开分析的出发点和关键点。在此之前，先对以上三个机构和两位负责人的身份和背景稍作介绍，为了解此次铸造铜釜规格作铺垫。
1. 下密院
藏传佛教主张先显后密，显密双修，而下密院即是格鲁派密院最高学院之一，坐落于拉萨市内。此寺庙为宗喀巴亲传弟子杰尊·喜饶僧格于藏历第七饶迥的水牛年（1433）所创建。杰尊·喜饶僧格14岁就进纳塘寺出家，先后拜萨迦派高僧堪钦桑吉贝（
）、绒敦·夏恰坚参、堪钦珠巴喜日等为师，问修各种教法，尤其是香巴噶举教法有了很深的造诣。后来，在色拉寺遇见宗喀巴大师，遂被收为学生，随宗喀巴大师学习显密两法，深获教益，在诸多弟子和学僧中杰尊·喜饶僧格是出类拔萃者，年轻时就已蜚声藏区。
《宗教源流镜史》记载：“宗喀巴大师以密法付彼弘传之因缘者。初，大师嘱大慈王建立继部院，遂色拉寺，为无量从学诸智人，将集密胜乐由首各讲一座。乃手捧四疏解合函，当众问曰：‘谁能持此法？’连问三次无人敢应。慧师子（杰尊·喜饶僧格）乃从如海智者会中起立，顶礼三拜曰：‘我愿受持。’遂接其经。”[2]于是宗喀巴大师将《集续四合大疏》、两部密续注解、生圆经文、掘藏法王面具、跳神舞衣等圣物交给他，委任其为无上密宗之主，杰尊·喜饶僧格遵照宗喀巴旨意，先在桑普上通蒙扎仓、纳塘、愣波仔等为基地弘传密法，后来回到拉萨兴建下密院。其弟子杰·贡嘎顿珠在小昭寺建立了上密院。当时，哲蚌寺和色拉寺皆设有密教学院，唯独甘丹寺未设密宗学院。因此，上、下密院基本上是甘丹寺僧人学习密宗的场所，不过，但凡西藏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获得“拉然格西”学位的高僧，若有志在密宗方面进行深造，也必须到上、下密院来研习密法。这里的堪布有资格登上甘丹赤巴宝座，而甘丹赤巴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
2. 甘丹颇章
甘丹颇章即原西藏地方政府，又称“第巴雄”、“雄萨”等。明崇祯十五年（1642），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支持五世达赖喇嘛打败藏巴汗后，就建立了此地方政权机构。第巴桑结嘉措时期，随着布达拉宫白宫建成，五世达赖喇嘛移居此处，甘丹颇章政府也随之迁往。甘丹颇章在萨迦派执掌西方政权时设置十三种官职的基础上，又新设立了噶伦、达本、成本、索热多丹巴、孜本、涅仓、米本、扎涅、辛涅、葱本、赛译巴、居巴、宗本、稀杜等官职。在行政机构方面，新设立了噶伦厦、孜康、雪巴列空、细康列空、郎孜列空、孜查德列空、雪拉章强佐列空、拉萨涅仓列空、扎列空、窒息列空等机构[3]。甘丹颇章历经清代、北洋政府、中华民国，一直维持到1959年民主改革为止。历代达赖喇嘛圆寂或转世灵童未年满十八岁之前，甘丹颇章政权由第巴或摄政来掌管。
3. 喇恰
喇恰是藏语喇章强佐的简称，意思为活佛府邸的仓库，又称外商、政府仓库等，设在西藏大昭寺内。该机构由宗喀巴大师于公元1409年创建，称宗喀巴喇章。每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为期二十一天的传昭大法会期间，法会所需粮、油、茶等物品都由该喇章管理提供。此后，因施主逐年增多，为便于管理，宗喀巴喇章迁入大昭寺，是以称喇章强佐。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亲政后，该机构改为西藏政府的财务部门，主要职责为“供应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日常所需的酥油、茶叶，供应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上密院、下密院、朗杰扎仓、嘎东寺、木如寺、喜德寺和在拉萨的策墨林寺、功德林寺、丹杰林寺、慈觉林寺以及拉萨四方的三怙主经堂全体人员等的生活所需和供奉物品”[4]。另外，拉恰还承担噶厦、医院、军事、建筑等各机构所需物品的供应。起初，喇恰设四品僧官两名、四品俗官一名以及管理达赖喇嘛在大昭寺的寢宫和管理裁缝各设一人。后来，热振摄政在位期间，增设四品官一名，一般办事人员等三十余人。喇恰成为西藏政府财务部门后，达赖喇嘛的喇章强佐由孜恰代替。
4. 孜恰
孜恰，为藏语孜强佐的简称，设在布达拉宫内，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管理机构之一。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管理达赖喇嘛生活所需用的金、银、铜、珠宝等珍贵物品和食品以及举办宗教活动。同时，该机构也负责管理布达拉宫各经堂的司祭人员、各神殿、角楼出入口的门卫、房管人员和清洁工等[4]9。达赖喇嘛授封后，其喇章职员成为政府官员，故地方政府日常支出的三分之一由孜恰负担。因此，孜恰仓库的部分财产成为地方噶厦的公产。
敦煌研究院还收藏一口由七世达赖喇嘛亲笔撰写颂文的铜釜[5]。而类似的铜釜在哲蚌、色拉等西藏诸寺都能见到。按惯例，藏区寺院的僧斋锅上附铭文的现象很普遍。一般而言，为新铸铜釜题词之举，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了祈愿众人无上侍奉能够成就丰功伟业;二是邀政教界名人撰写颂词，能够提升民众对该铜釜的重视和敬奉程度，增加该铜釜的影响力;三是铭文记载该铜釜所属寺院、铸造年代、题词人等颇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从下密院铜釜所涉及的四个机构及历史人物，我们不难得知西藏下密院新铸斋僧锅一事仪式之隆、规格之高。这不仅表明此铜釜之铸造所隐含的宗教仪式和庄重氛围，也揭示了其铭文所蕴含的重要历史及文物价值。
四 铭文中“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为何人？
颂文中的“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所指何人？铭文并未直接说明，我们需加以甄别。历代热振呼图克图中曾担任摄政者共有二人，分别为三世热振呼图克图阿旺益西楚臣坚赞和五世热振呼图克图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1}。同冠呼图克图之名，此“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究竟是二者中的哪一人呢？据该铜釜铭文结尾处文字可知，此铜釜为藏历“铁马年”新铸。若能准确推定“铁马年”的具体年份，则铭文所提及的“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的身份便迎刃而解。根据“卸任”二字可知，此摄政在题词当年已经离职，不在摄政岗位上，或者，当时此热振呼图克图以“卸任摄政”的身份参与此次仪式活动。由此，我们得到了另一个判定其身份的重要历史线索。我们把“铁马年”和“卸任”二者连在一起分析，就可以肯定“铁马年”是此热振活佛从摄政位置退位之后的题词年份。简言之，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和五世热振呼图克图“卸任摄政”期间如有“铁马年”，则该年份应当与铸造此铜釜的“铁马年”有直接关系，从而就能揭开铜釜新铸的具体年份和撰写“颂文”者的身份之谜。 为进一步确认此“铁马年”所指的具体年份，我们将对三世和五世热振呼图克图的摄政任职和卸任年份做一梳理。西藏近代历史文献中，对五世热振呼图克图的事迹和生平记载较为详细，其中对其出生、圆寂之年及任职摄政之年都有明确的记载。《热德事件及其性质研究》中：“十六绕迥木狗年（1934）一月十日，吉日良辰任摄政王之职”[6]，五世热振活佛于1912年出生，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后，其被任命为摄政。因内外诸多违缘故任职七年后辞职，由达札·阿旺协饶担任摄政。后来“热达事件”期间，“藏历火猪（1947）年三月八日黎明时分热振仁波切圆寂”[7]。
如上所述，五世热振活佛生于1921年，卒于1947年。经对比发现，五世热振活佛的生平时间里仅出现一次“铁马年”，即1930年。此时他尚未担任摄政，更谈不上卸任摄政，由此我们可以排除五世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为“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的可能。如此，铭文中所提及的“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自然是三世热振呼图克图阿旺楚臣益西坚赞了。目前，尚无三世阿旺楚臣益西坚赞的传记。对于该呼图克图，其生辰时间不详，其圆寂时间也众说纷纭。但是，他任摄政的时段在文献中非常清楚。三世热振呼图克图担任摄政总共两次。
第一次是在1845年，七世班禅坚辞商上事务回后藏之后，直到1855年，十一世达赖喇嘛接管阖藏政务。对此，《清代藏事辑要》于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庚辰条明确记载：“琦善等奏，会同选择掌办商上事务一折，着照所请阿旺伊喜楚禅嘉木参准奏掌办商上事务印信。余着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8]由此，其任职一直到1855年“十一世达赖喇嘛“遵照定例接管阖藏政教事务”，该诺门罕“返回本寺居住”{1}。以上为农历批准呼图克图阿旺伊喜楚臣坚赞任摄政（即准其办理商上事务）的时间。藏文文献对应记载道：“三世热振阿旺益西楚臣坚赞于藏历木蛇年（1845），（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任摄政，皇帝封为‘黄帽阐明圣教阿普呼林托图诺木汗’封诰，摄政任期为十一年”[9]。
第二次任期始于十一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1856年（咸丰六年）二月壬辰，清廷谕军机大臣等：“据称哷徵{2}阿奇图呼图克图，人尚稳妥。从前曾代办商上事务数年，均无桀错。现因达赖喇嘛圆寂，该大臣已经一切事宜，令该呼图克图暂行代理……”[8]479六世热振呼图克图对此记载道：“咸丰五年藏历十四绕迥木兔年（1855），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亲政数月后圆寂，热振活佛重任摄政之职。1862年，于热振事件中，迫于夏扎汪曲杰布之压力，最终不得已离任。”[9]
由此可知，三世热振呼图克图曾先后两次担任摄政，时间分别为1845—1855年和1855—1862年[10]。那么，他任期前后紧密相关的两个“铁马年”分别是1810年和1870年。而1870年恰好处于其卸任摄政之后，与铭文相符。从而推断，该铜釜上祈福颂词铭文当为公元1870年由三世阿旺益西楚坚赞撰写（图1、2）。
五 喇恰·洛桑金巴和孜恰·格勒南杰
喇恰·洛桑金巴和孜恰·格勒南杰两人为新铸铜釜的管事或者是该项目的全权负责人。
1. 喇恰·洛桑金巴
喇恰·洛桑金巴为喇恰，是大昭寺的大管家，其责任是筹备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以及大小昭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上下殿、上下密院、泽朗杰扎仓、木如寺、希德寺拉萨诸拉康所需的一切食物。对于洛桑金巴被任命为拉恰一事，《达赖喇嘛凯珠嘉措传》中记载：“藏历三十日，负责发放工资的金巴益西和寺管洛桑金巴、迥甲巴拉旺真布等被任命为喇章强佐（管家）。”[11]1845年二月三十日落桑金巴被任命为喇章强佐（管家），正是三世摄政热振执政期间，十一世达赖喇嘛還专门给他做过顶礼。洛桑金巴曾为祈愿十一世达赖喇嘛长寿安康而在拉萨加本岗修建佛塔，也为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而修建灵塔。此铭文显示，1870年，在甘丹颇章出资为下密院新铸斋僧锅之际，相关事宜由他和孜恰·格勒南杰主管执行。
2. 孜恰·格勒南杰
孜恰·格勒南杰亦是孜恰，即布达拉管家，是在十二世达赖喇嘛时期才被任命为孜恰的。《十二世达赖喇嘛成列嘉措传》中提到，“任增准（原西藏政府官职名）格勒南杰为泽恰贡品管理者、任供品管理者向巴钦巴孜为布宫寺庙的管理者，各自定要做好各自管辖范围内的事”[12]。1865年四月八日，格勒南杰被任命为泽恰，主要负责收取班禅、喇嘛个人管辖范围内的农牧业经济收入、布达拉宫各护法神殿的所有花费开销等。格勒南杰担任泽恰后的历史记载甚少。然而，铜釜铭文记载1870年他和洛桑金巴一同担任下密院新铸僧斋锅的负责人。
六 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相关史实的
订误和补考
通过以上对铭文的释读和分析，我们得知，在甘丹颇章政权的支持下，由喇恰洛桑金巴和孜恰格勒南杰二人于1870年共同负责铸此铜釜，并邀请卸任摄政三世热振呼图克图阿旺益西楚臣坚赞为铜釜撰写颂词。此铜釜铭文使我们对三世热振活佛的生平事迹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当前，1862年热振事件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然而三世摄政热振的记载却极其匮乏和混乱。此铭文可解决该摄政相关研究中尚存的几处疑点。
1. 卸任摄政三世热振呼图克图的圆寂年份和地点
目前，各种藏族通史类著作及相关研究中对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圆寂年份的表述[13]，均来自清理藩院向清廷的奏报：“四月癸酉，理藩院奏‘已革哷徵呼图克图，已于同治二年（1863）二月二十八日在京病故。现该徒众洛桑图庆等，呈请护送哷徵骨殖回藏，可否准行？具奏请旨。’得旨：‘罗桑图庆等仍著暂行留京，听候查办，毋庸令其先行回藏。’”[8]508据此，目前的说法是热振呼图克图于1863年二月圆寂于北京。但是，铜釜铭文记载三世热振呼图克图给下密院铜釜题词的时间为1870年，那么可以确定，在1870年三世热振呼图克图仍活跃于拉萨地区，并广泛参与各种重要的仪式和社会活动。据此，虽然并未告诉我们三世热振的具体圆寂时间，却至少说明，其圆寂时间不会早于1870年，无疑推翻了此前史家和学界长期沿用的圆寂于1863年二月之说。 理藩院误报的原因，有可能是清官方对哷徵已死的奏报未经仔细核实。官方获得此消息的来源为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徒众罗桑图庆为呈请护送其骨殖返回西藏而向理藩院的奏报。当然，其中也许还另有隐情，这一点还有待继续探究。总之，清代官方奏报与事实的严重出入，揭示了当前官方文献中相关记载的失实和阙载。
三世热振呼图克图的官方史料存在疑问，然而当前的藏族史著作中都予以沿用。这不仅导致其圆寂时间记载混乱，圆寂的地点也出现了不少争议。除了上述清官方文献中他在北京圆寂的说法，也有人认为他在返藏途中圆寂于青海西宁[14]。而该铜釜铸造年代表明，三世热振活佛赴京申诉之后返回了西藏，由于当时年事已高，他的圆寂地点应在西藏。
2. 摄政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卸任后的处境
根据上引清官方史料记载，三世热振呼图克图于1862年赴京申诉之后病逝于内地，并未返还西藏。然而，该铜釜铭文记载他于1870年出现在拉萨并祝颂题词，这表明三世热振最终从汉地返回了西藏，至1870年仍活跃于拉萨地区，广泛参与各种重要的仪式和社会活动。这一记载还透露出三世热振呼图克图返藏后处境相当好。三世热振呼图克图既然得以被下密院如此级别的寺院高层郑重邀请为新铸铜釜祝颂题词，这无疑表明，他返回藏地之后，重新获得了藏地宗教界相当程度的尊崇和重用。
3. 清廷和同治皇帝对卸任摄政三世热振呼图克图的态度
三世热振活佛返藏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再度思考另一个问题，即清廷对卸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的态度究竟如何。关于该历史事件的结果，各历史文献有不同的阐述。《藏族简史》记载：“清皇帝对于摄政热振表面上给予支持，但却没有实际行动，最终摄政热振阿旺益西次成嘉措在汉地圓寂。”[15]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对此称：“清帝一面派福济为查办大臣，前往西藏查办此事，因当时西康瞻对地方发生部落纠纷，道路阻塞，未能前往……后来热振死去在北京，此案不了了之。”[13]也就是说摄政热振去往北京的目的没有达成。而《藏史明镜》中所记载的则与此不同：“同治皇帝命令卸任摄政，返藏后需要把权利交付上去。”[16]《藏族史·奇乐明镜》又记载：“热振一行到北京进行控告，皇帝依照公平协商，应允回热振。”[14]也就是说清皇亲自负责并解决了“热夏事件”。
学界关于同治帝对三世热振活佛态度的以上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金鹏飞《1862年热振事件研究》一文阐释了清廷对热振的态度所呈现出的前后变化过程。该文分析指出，在该次事件中，摄政热振和夏扎之间的矛盾激化后，夏扎联合“甘哲仲基”反对摄政热振，最终形成强大的反摄政势力集团，营造出咄咄逼人的声势。他们还串通当时的驻藏大臣满庆，联名向清廷奏报，谎称摄政因处事不公而引发各方反对，并称藏中各方均不愿热振继续摄政，并公推夏扎署理商上事务。在此背景下，面对夏扎和驻藏大臣满庆勾结攻击摄政热振的情形，清廷在尚未深入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对摄政热振暂未表态支持，并令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入京报告实情[17]。
其后，在接到其他大臣骆秉章的奏报之后，清廷逐渐怀疑并察觉到夏扎联合驻藏大臣蒙蔽事实的真相，并准备派新任驻藏大臣福济和景纹入藏彻查实情。然而，因瞻对之役，驻藏大臣入藏之路暂时受阻，夏扎汪曲杰布与满庆在藏中盘根错节的情况下，彻查该案情形的计划在当时未能立即执行。其后夏扎自知情形暴露，于1864年忧惧身死，清廷下谕令德珠呼图克图署理商上事务，此事遂暂告一段落[17]。此后，夏扎组织和煽动用来抗拒摄政的“甘哲仲基”这一组织被解散[14]171。
以上均反应了清廷对于1862年热振事件实情的逐步深入了解、采取方案进行解决的过程，也反映出清廷随着对事件实情的了解逐步加深，对被迫出走的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最终呈现出非常明朗的支持态度。清廷对哷徵一系的积极态度也体现在前述引文中，面临哷徵徒众奏请护送其骨殖返回西藏时，清廷的答复和处理方式为，“罗桑图庆等仍著暂行留京，听候查办，毋庸令其先行回藏”[8]520。清廷之所以暂时令其先留京听候查办，其实是对彼等的保护。在清廷于八月己巳日给驻藏大臣的谕旨里，就透漏了这方面的慎重考虑：“哷徵虽死，其随众人等，若令其即行回藏，恐为满庆等谋害灭口，此时仍暂羁京师，俟福济、景纹抵藏后，如有应行对质处，再将该随从人等递解回藏，依凭质讯。”[8]524清廷在同一日发给当时与夏扎勾结的满庆的谕旨中说：“哷徵业已病故，其从人等如令即行回藏，恐其复行造言生事，反之煽惑人心，事宜仍令在京居住。”[8]522，524 哷徵随从若回藏直接面临的是被夏扎和满庆灭口之祸，怎么可能再行造言生事？清廷为保护哷徵随从，而对满庆说明暂不令他们回藏的原因，可谓用心良苦。很有可能，满庆等也希望将哷徵随从尽快解送回藏，加以诛灭，制造死无对证的局面。对此，清廷看得非常清楚，巧妙地托词“不愿意他们回藏后再造谣生事、引发混乱”来加以回应。
铜釜铭文中，1870年卸任三世摄政热振在拉萨为下密院所铸铜釜题词一事，同样从侧面反映了清廷对哷徵一系的态度，也体现了噶厦对三世摄政热振的高度重视。具体而言，三世摄政热振前往北京申诉后，得到了清中央政府的积极回应。从理藩院对其于1863年病故的误报来看，我们不清楚清廷是否知晓。他最终返回西藏时究竟是以生者身份还是被护送返乡的故者身份，现在可以肯定，在清政府对热振一系做出正面回应和支持的背景下，他得以返回西藏，并被噶厦和高层寺院尊称为卸任摄政，重新得以重任。
4. 三世热振呼图克图返藏时间
三世热振究竟是何时返还西藏的呢？具体分析1862年到1864年间的藏地形势，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线索。从1862年热振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在1862年热振事件爆发、摄政被迫离职之后，到1864年底夏扎·汪曲杰布身死的两年间，入藏之路因瞻对之役一度阻塞，藏地局势比较复杂，其时驻藏大臣入藏尚且迟滞[17]。以上述情形和夏扎与热振呼图克图当时势如水火的局势来看[17]，这一时期，藏地局势是不允许热振呼图克图返藏的。1863年8月，清廷对热振徒众的返藏呈请暂未批准，显然有保护热振徒众安全的考量。1864年是热振呼图克图命运的转折点。夏扎于1864年身死，新任摄政德珠呼图克图在清廷谕旨之下受命接任商上事务，署理摄政权责，藏地局势逐渐缓解。清廷对于热振的态度也更趋明朗。此时热振呼图克图返藏的时机才成熟。入藏之路也随之打开。同治四年（1865）八月辛丑，理藩院会同督察院奏，鉴于热振呼图克图和汪曲杰布等“已经病故”：“据已故哷徵呼图克图之徒罗桑图庆等呈称：自同治元年随同哷徵呼图克图来京徒众等共五十余名，内因不服水土，病故九命，仅存四十一名。在京二年有余，盘费用尽，实无养赡，肯乞恩施，准其携带已故哷徵呼图克图骨殖回藏情形等情。臣等查哷徵呼图克图诺们罕汪曲杰布两造，均已病故，可否敕令罗桑图庆等，携带已故哷徵呼图克图骨殖，前赴四川，听候四川总督酌夺，咨行驻藏大臣景纹等办理之处，谨合词具奏，请旨。”[8]529清廷批复准其返回四川，由附带掌管藏边事务的四川总督定夺，这表明其时热振呼图克图返藏条件已经成熟。 由此，三世热振呼图克图返藏的时间正是在清政府下谕旨令德珠呼图克图摄政一年之后的同治四年（1865）八月。
5. 三世热振呼图克图返回藏地及1862年热振事件消极影响的淡化
金鹏飞曾分析指出，“1862年热振（热夏）事件”是西藏地方摄政和夏扎两大派系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由于势力相差悬殊，热振自身一方在不敌夏扎一系势力的情形下最终被迫离职[17]48-49，并前往内地向皇帝求助。而此后夏扎继之暂时控制摄政一职。两年后，夏扎忧惧身亡，藏地情势翻转，随着德珠呼图克图受清廷之命以摄政身份署理商上事务，藏地秩序逐渐恢复，夏扎一方此前引发的混乱基本被平复下来。
如前所述，摄政热振赴京后得到了清廷的正面回应。铜釜颂文反映他以卸任摄政的名义回到拉萨，并受到甘丹颇章重用。由此可知，前摄政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在1862年之夏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于1865年顺利返回西藏，并再度活跃于藏地政教领域。1870年下密院铸铜釜题词一事，揭示出他在西藏所享有的极高荣誉和地位，同时还表明，随着时日推移，1862年事件对热振呼图克图及藏地政教两界斗争所带来的消极影響，至此已逐渐淡化。
七 结 论
敦煌研究院藏西藏下密院铜釜是于1870年在甘丹颇章政权的支持下铸造的，由拉恰·洛桑金巴和孜恰·格勒南杰二人共同负责。该釜铸成之后，摄政热振三世阿旺楚臣益西坚赞应下密院之邀为该铜釜题写了颂文。本文对该铜釜铸造年代和题词人热振呼图克图考察，我们得出如下三个结论：首先，三世热振呼图克图阿旺楚臣益西坚赞圆寂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870年，而且圆寂的地点当在西藏而非内地;其次，三世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的赴京申诉最终得到了清廷的积极回应，正是在此背景下，其人大概于1864年之后返回西藏，并重获地方噶厦政府和宗教界的尊崇;最后，至1870年，三世热振呼图克图仍活跃于西藏宗教领域的事实表明，其在藏地仍有较高的荣誉，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与夏扎·旺曲杰布之间的恩怨，虽然在事发当时未能得以彻底解决，但随着夏扎于1864年身亡，同时藏地秩序逐渐重整和平稳，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在返藏之后逐渐恢复荣誉。1862年热振事件对三世热振呼图克图和卫藏地区秩序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逐渐淡化。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敦煌研究院赵晓星、马德、赵燕林三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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