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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大马元巷18号前门，一株粉色晚樱烂漫绽放，映得身后一栋砖红色老别墅如水墨画一般美妙。正是江南暮春时分，踏进挂着“盛宣怀故居”牌子的大门口，里头是十来户人家杂居的大杂院。
这里是盛家老宅。道光二十四年，在安吉做县令的盛隆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家中宅院里的一颗老杏树发花如锦。这一年，盛家果然喜事连连：春天，盛隆次子盛康高中进士；秋末，盛康迎来自己第一个儿子。因为之前得到的梦中吉兆，盛隆给新添的孙子取字“杏荪”。
盛宣怀逐渐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先担任类似机要秘书的职位，后会办甘陕后路粮台和淮军后路营务处工作。这让他常常因采办军需物品，往来于天津和上海等通商口岸，得以见识西方资本主义刺激下出现的种种新事物。
1870年7月，在甘、陕平乱的李鸿章接到朝廷急令，命他率淮军至天津，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成功调解教案后，李鸿章取代他的老师成为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大臣。这标志着李鸿章进入中央权力的核心，参与晚清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在之后25年间，虽仍受制于满清权贵，但李鸿章无疑是清廷实际的丞相和第一权臣。
这也给25岁的盛宣怀提供了一个走上历史舞台的契机。
毕生第一知己
晚清著名诗人、名臣陈宝箴长子、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评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谥号）”。而盛宣怀也将李鸿章“引为毕生第一知己”。
这位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晚清第一权臣，在甲午战败后自嘲为大清这一间破屋的“裱糊匠”，被《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主编、学者刘广京称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领导人”。自1860年代，在上海见识洋人的坚船利炮和先进技术后，李鸿章开始推行洋务，接连创办江南制造局等三家近代军工企业。
出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的视野越发弘阔。在1972年的一份奏折里，他提出了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考察西方强国的发展现状，他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把洋务运动的重心转向了“求富”——创办民用型近代企业，和西方列强争夺利权。
为了实现“自强求富”大计，李鸿章在督直的25年间铺开了一张由幕僚、同年、同僚组成的网络：同样具有开明思想的各省督抚如沈葆桢、张之洞、刘坤一、丁日昌等人，是他推行洋务运动的联盟者，而盛宣怀就是李氏洋务事业中得力的执行人——人称“合肥相国之左右臂膀”。
对李鸿章，盛宣怀每每以“恩师”、“傅相”相称呼；若是私底下发牢骚，则称之为“合肥”。他曾对李表明心迹：除努力办好轮船、电报之外，“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遑论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
这一腔表白如今都已成为历史事实——谈到近代史，绕不开李鸿章，谈及李鸿章极具争议的一生、他的功过成败，绕不开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两人均以“行做大事”和誉毁参半而留名于史籍。
李鸿章对盛宣怀一直进行悉心栽培和磨砺，交给他创办一系列近代工商业企业的机会，也为他打通官场升迁的途径。在李鸿章的提携下，盛宣怀“行大事”兼“做高官”，十余年间从一个小小的幕僚一路晋升至天津海关道的要职。
这种恩师对门生的关照是全方位的。1875年，盛宣怀独当一面在湖北办煤铁矿。在李鸿章写给他的指导信函中，还附有这么一笔留言：“闻金陵豪将花赌颇盛，而执事亦跌宕其中，毋亦少年积习欤！”——全然一副长辈谆谆教诲之姿：告诫他莫再犯年少荒唐时的老毛病了！
在盛宣怀的事业生涯中，他和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等一干晚清重臣都保持着密切往来。招商局买下旗昌洋行的船只，就是盛宣怀从沈葆桢那里借来的银子。他也接办了张之洞失败的汉阳铁厂。义和团运动中，他联合几位大吏，导演了一出抗旨的“东南互保”大戏。 张之洞对盛宣怀的干才与见识极为欣赏，从不吝惜溢美之词。汉阳铁厂初建时，他曾有意由盛宣怀出面任经理。在致李鸿章的信中，他也大加赞誉：“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者，惟津海关盛道为最。”
1886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曾邀盛宣怀南下办洋务。盛则向李鸿章表示，“谁肯以丑恶无益之干求，商诸爱憎无常之大吏”，以示不应张之招而一心追随李鸿章的忠心。
在随侍李鸿章的三十多年里，两人也有摩擦。1870年代，盛宣怀奉李鸿章命到湖北开矿，失败。李鸿章责令盛宣怀自己赔上亏空，前后共计十万串钱。盛对此事耿耿于怀十余年。
1896年，当张之洞、王文韶联合推荐盛宣怀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他回想往年所受之“亏待”，向好友发牢骚，说自己“事合肥（李鸿章）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
然而，这些小小的龃龉，并不能真正动摇两人间的同盟关系。盛宣怀也说，两人“亲之至”，所以“责之严”。1901年，李鸿章决定同意和俄罗斯签条约，盛宣怀竭力阻挠， 甚至以语言冲撞，说李“庇俄”，有如“另有波折”则不能“搪塞”之言。
办洋务实业，是千年未有之事。自始至终，李鸿章都遭遇了顽固守旧派的阻挠、同僚们的妒忌、“清议派”的攻击。身为李氏洋务事业的主持人，盛宣怀则是这些政治对手攻击李鸿章的一个要穴。
两人都勇于任事。在种种非议中，有勇往直前的魄力与决心，以及为达目的有时不惜采用有违儒家正统伦理的手段。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开始失势。此时，盛宣怀开始大发迹，进入中枢机构。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的王文韶对他也赞赏、提携有加。但盛宣怀和身处广东一隅的李鸿章保持着频繁的电报、书信往来，互通消息、联络商议要事。他始终被视作李鸿章集团的核心成员，是李在中央的“眼线”。
1900年，年近八旬、重病缠身的李鸿章再次被清廷召用，北上“全权”处理义和团运动引发的政治危机。停留上海时，他和盛宣怀密谈两日，以“和局定，我必死”那样只有极亲厚的灵魂知己间才能相托告的心腹话。
铁板模样的“官督商办”
1872年12月函咨总理衙门时，李鸿章概括了“官督商办”的准则：“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候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即企业不为政府所有，所有权属于股份企业，“官督商办”后来成为1870年代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主要模式，轮船招商局、湖北矿务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采取了这一方式。
李鸿章首倡的中国近代工业化“官督商办”模式，最初来自盛宣怀的构想。
当时，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们一心想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却苦于清廷国库不足，因而想调动、吸纳民间资金来实现富强大计。另一方面，在缺乏商业传统和制度保障的社会里，通商口岸的商人们却宁愿把资金投向外国商行。
曾在招商局做过会办的郑观应在他的《救时揭要》中指出：1871年到1872年，上海长江轮船多至十七八只，计其本已在一二百万，“皆华商之资，附洋行而贸易者十居其九。”郑观应说，中国商人其实不愿意“以资附洋”，但外国人似乎比中国官吏更值得信任，“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
1872年，“每欲有所陈说”的盛宣怀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如何组建运营轮船公司的《轮船章程》。在这份后来被视作中国一个集商资商办的章程里，盛宣怀试图打通官商之间彼此隔阂、“久不联络”的局面。
盛宣怀认为，中国自办轮运业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国家是否“重商情”，以及如何为商人设身处地打算。他共拟定了六条章程，涉及轮船的组织、管理、经费、船只、如何应对洋商的竞争，以及政府给予怎样的优惠扶植政策。譬如，为了保证能和洋行竞争，政府给予漕运的业务扶植；政府不能随意侵占公司利益，“官场来往搭客、搭货亦照例收取水脚”等等。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企业不为政府所有，所有权归合股组织。这使得调动大量商人资本成为可能。
这份周密、漂亮的《章程》完全不像出自一个初涉商场的年轻小官僚之手。可惜没有得到政府派来的旧式商人、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的认可。朱坚持领官项、设官局，他后来领官款20万串后在上海办“轮船招商公局”，只靠运漕粮为营生。几个月后，“公局”就陷入停滞状态。
在朱的“官办”思路下，招股也很不顺利。到1873年4月，只收到一名商人一万两现款的股金。上海商界两位和官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和茶商李振玉都婉言拒绝入股。
“官办”失败后，李鸿章又回到盛宣怀最初提出的“商办”思路。这次，他委任了有着丰富经验的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唐、徐二人皆任洋行买办达十年之久。凭借他们在华洋商界、轮船航运方面拥有的广泛人脉资源，50万两的股本很顺利地就招齐。
当时，代表商人股东的总办唐、徐二人主管揽载、招股等轮运，代表官方的朱其昂主管漕运。盛宣怀则被李鸿章任命为兼管漕运和揽载事宜，既代表官，又代表商，成为联络、调和官商的关键人物。终其一生，他都在“官”与“商”的两重角色之间徘徊。
虽然未能如愿坐上招商局的头把交椅，之后又奉李鸿章之命到湖北勘矿，盛宣怀在招商局的经营和发展中还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尤以以小吃大、收购美国昌旗轮船公司这一令国人扬眉吐气的一战为重要一笔。
当时，旗昌、太古、怡和三家洋行垄断了中国沿海和长江内河的货运，旗昌是其中历史久、实力强的一家。随着轮船招商局的加入，洋行的垄断被打破。为打压招商局，洋商们一度把水脚（水路运输费用）压至一半。恶战三年下来，几无利润可言，旗昌更是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旗昌新老板上任后，有把旗下轮运业资产出售的念头。
1876年年底，徐润获知消息后亲自跑到湖北武穴，找正在勘矿的盛宣怀商量。盛宣怀认为筹款不难，担心的是吃下以后“船多货少、洋商争衡”的问题。听完徐、唐的解说后，他特地从湖北赶回和有关人员商谈此事。 据其子盛同颐回忆，盛宣怀先找李鸿章商议，并提出筹款方案：由清政府饬令盐商搭购招商局股份792000两，并通饬各藩司、海关道劝谕富商们认股。当时华北持续大旱，饥荒蔓延数省，赈灾是头等大事。李鸿章以“费巨难筹”拒绝了盛宣怀的计划。
盛宣怀不是一个轻易会让机会溜掉的人。他跑到南京，面见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沈先拒绝。经过盛一番“此局关系国防大计、江海利源”的陈说，这位极为关心海防的封疆大吏终被说服。最后，沈葆桢同意从他的藩库里筹银50万两，再由他和李鸿章会同奏请朝廷，由江苏、浙江、江西和湖北各省拨款，把共计100万两的官款存入招商局的账户作为贷款。
待到以220万两银子吃下旗昌后，原本只有11艘轮船、资本额仅有75万两的轮船招商局拥有了29艘轮船，成为中国水域上最重要的一家航运公司。这一年冬天，太古、怡和两家外资巨头不得不和招商局签订了第一次“齐价合同”。
凭借官的身份和人脉，盛宣怀为招商局筹集到巨额政府贷款。之后数年，招商局因为背负巨大的债务包袱，又遭遇洋行的削价竞争，经营面临压力。盛宣怀又通过李鸿章，为招商局争取到5年内缓缴官款利息等特殊待遇。
在招商局创办的头十年里，官方予以漕运和贷款方面的扶植，商人们进行精明有效的经营、管理。在官商协力下，历经洋商发动的价格恶战、云南马嘉理事件引发的股东抽资风潮等等艰难，招商局成功实现“分洋商利权”的目的。
随后几年，中国内河航运费用稳步下降。这对整个中国商界、货物流动都是利好。在政府扶植、商本商办的理念下，招商局的创办和经营，实现了商人、国家、社会多方共赢的局面。
到1880年，已有历练的盛宣怀很顺利地办了另一家重要的洋务企业——中国电报局。一年后，待津沪陆线竣工，他奏请改“官本官办”为“官督商办”。理由是“非官为维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商受其利而官操其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
盛宣怀始终认为，要使企业长久经营下去，必须要由将盈利视为身家性命的商人来投资，按商业原则经营，政府不得干涉。但创业之初，须有政府的保护和扶植。当时，架电线有破坏风水之说，来自官民的阻力非常大，拔电杆、断电线的事常有发生。打着“官为督理”的旗号，就可以让沿线地方官员一体照料保护。
在“厚利商民”的思想指导下，原本定为为军事服务的电报业很快地发展起来，电报商线纵横数万里，设局百数十处，均属商款商办。
与轮船招商局一样，电报局也要和洋商英国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争夺利权。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盛宣怀和两家洋商进行交涉、谈判，最后得以拆除两家公司设立在岸上的陆线，而且不准其将海线牵引上岸。
这个机敏练达、雄心勃勃的年轻官员，正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代官僚资本家。
“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倒账风潮随之而来。徐润等人因为做了大量的投机生意，拖欠下招商局巨款，致使招商局处于濒临倒闭的边缘。
徐润的渎职事件，让李鸿章对商人产生不信任感。他派盛宣怀到招商局进行查处、整顿。这给盛宣怀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一年前，他因为一起弹劾被迫离开招商局。
徐润恳求盛宣怀“代为陈情，暂准宽展限期”。他拖欠招商局共16.2万余两，本来打算拿着自己名下的产契向亲友处求抵借，设法张罗，以期照数清结。结果，盛宣怀丝毫不给宽限，立马把查核结果交李鸿章，李上奏朝廷，以“假公营私”给予徐革职处分，并用他借款所抵押的股票和房产等财产赔偿。
关于欠款和所抵资产的价格，盛、徐各有一本账，互相指责被对方“占了便宜”。
这并非一起简单的经济纠纷。在整个处理过程中，代表着官方的盛宣怀步步紧逼，杀气腾腾，身为商人的徐润毫无为自己辩护的余地。所以，徐润后来指责盛宣怀“以泰山压卵”，是仗官势使“知者不敢言”的欺压商民者，“其居心尤不可解”，自己是有冤莫伸。
搞垮徐润之后，盛宣怀联合会办马建忠，挤走另一位商人经理唐廷枢；接着抓住了马建中的小辫子，又搞垮了马建中。而后盛拉拢对他最无害的谢家福当上了招商局会办，起用他的亲信沈能虎。
经过一番组织整顿和清洗后，盛宣怀完全控制了招商局。在人事制度上：他用“官督办”取代原本商人经理“商总办”；后来又设“帮办”，但也只是“官督办”的帮手。这位过去坚持“商本商办”和反对政府干涉企业的官员，如今声称“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1886年，在李鸿章的举荐下，盛宣怀被清廷任命为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六七年间，他“以官督官”，在烟台芝罘远距离遥控招商局的大小事务。按他立下的规定，局中各会办采取“互相勾稽”的工作方式，财务上任何大小事，都要由他来定夺。这造成管理决策过程混乱，机构官僚习气日重。后来，连李鸿章也认为这样的设置“始而和同，继而疑忌，各存意见”，觉得有另设商办一职的必要。结果被盛宣怀强硬地顶撞过去了。
《剑桥晚清史》批评了盛宣怀这一类的官僚企业家——说盛宣怀是“重官轻商”的。创办工业企业是次要的，主要关心的是要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他喜欢搞官场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
之后，盛宣怀所创办、掌控的一系列洋务企业日益庞大，扩大到轮船、电报、纺织、铁路、银行、钢铁行业。为解决资金和经营问题，他常常抽调手中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譬如招商局、电报局两家的资金，去支持他手里那些不那么盈利的企业。
这些“腾挪移拿”，显然常常没和商股股东商量。1890年左右，盛宣怀不顾会办郑观应的反对，把大约30万两银的资金从轮船招商局转给上海机器织布局。1896年，他又命令把另外两笔巨款——轮船招商局的80万两和天津电报局的20万两——转给他新办的中国通商银行。这两笔款项各占当时两家企业资本总额的30%或40%。 根据《徐愚斋自叙年谱》记载，商人股东们对这些不公平待遇非常不满。盛宣怀的老对手徐润指责盛宣怀接手烟台缫丝局之后，“（官方经理）有强权而无公理，何以服人……余明知不合公理，但以卵石之势，无可如何，只可随众而已。”
到19世纪末，商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投资这些官办的洋务企业了。
当时，如果一家官办企业倒闭，政府常常要求企业优先以剩余资产偿还官债，这样留给商股股东的利益就不多了。1893年，烟台缫丝局在经营十多年后倒闭。官方经理们只给了投资者每股10两，而他们原先每股支付了200两。如果第二次认股又每股付出200两，则可得20两。
兼为官方经理和商人股东，盛宣怀深知商人们的不满。他也一直试图在官与商之间做好利益平衡。1893年，他接手焚毁后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取得李鸿章首肯后，他拒绝了政府关于收回官方贷款265390两的要求。然后，他提出从织布局剩余的资产里以现金方式付给商人股东，同时用后续企业华盛纺织总厂的股票偿还。
他的周旋与努力，部分赢回了商人们对官办企业的信任。随后他为新厂向宁波、上海一带的富商募股，不到两月，百万两资本已筹集到位。想入股华盛的人还是接踵而来。时任台湾巡抚的卲友濂也想认购，盛宣怀告之：“一二万尚可代留，多则无额。”
华盛纺织总厂于1894年开工投产。一开始显得颇有希望，之后多年持续亏损。到1901年，盛宣怀得到清廷的许可，宣布所有华盛的股票一律无效后，就把华盛纺织总厂私有化了。
华盛的资产后来几经转手。到1930年代，机器到了民族资本家、“棉纱大王”荣氏兄弟的手中，成为申新九厂的资产。
日本学者中村义评价盛宣怀在清末政治和官僚资本中所起的作用：“他在那些明显地享受着垄断或者大量官方津贴的企业中无往而不利；而在有竞争的企业中常常地败北。”
中国官场罕有与其匹敌之人
历史学者夏东元曾以“十一个第一”来概括盛宣怀一生的成就： 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创办中国第一家内河小火轮公司；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办成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师范班；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
当时上海滩有人讥讽盛宣怀，说他是“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意指他独揽轮船、电报、邮政铁路、银行、煤矿、纺织诸国民经济大政，财势、权势倾一时。
1895年，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和随后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成为慈禧和清政府的替罪羊，黯然离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
此时的盛宣怀却因创办、主持轮运、电报、矿业、纺织等一系列洋务企业，声名如日中天，成为清廷越来越倚重和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接任李鸿章之职的王文韶、恭亲王奕訢、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都越发器重他。
1896年4月，湖广总督张之洞约他到湖北商讨铁路和铁厂的事。紧接着，张之洞就向朝廷奏请让他来接办汉阳铁厂之事。之前，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也邀他到江宁商议新政条陈。
当时，有人弹劾盛宣怀，指控他的罪名包括“招权纳贿，任意妄为”，“总办电报，害则归公，利则归己，克扣军饷，搜罗股票”，“平日居官，亦多攀援依附”等等。清廷责令直隶总督王文韶进行查证，并让他举荐可替代盛宣怀督办一职的人选。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王文韶为盛宣怀一一洗脱“罪名”，然后肯定盛创办、经营电报之劳苦功高，最后给出了“谓盛之外，竟无一人堪以胜任者”的评价。
甲午战争后，清廷最终把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的事提到日程上来。张之洞、王文韶联合保举盛宣怀做督办。1896年10月，盛宣怀遵旨入京，受光绪帝召见，随后被任命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总督办，10日后又授太常寺少卿。同时被授予专折奏事的特权——这意味着他成为可以直接和皇帝对话的人物。
在仅有清廷一千万两拨款的条件下，盛宣怀采用了“先尽官款开办，然后择借洋债，再集华股”的原则：每建好一段铁路就以之作抵押，再借洋款继续造；造好一段再抵押，再借款再建下一段。1906年，历时7年的卢汉铁路全线通车，全程1300公里，共有6条支线和一座铁路大桥（黄河大桥）。
在清末财政困窘、政治乱象频生的最后十余年间，卢汉铁路的修筑完工不失为一个奇迹。
在盛宣怀掌控的一系列近代工业企业中，他倾注心血、乃至投上大部分身家的，是他所打造的汉冶萍钢铁联合公司。
汉阳铁厂创办于1890年，原本是张之洞洋务事业的重中之重。至1896年，铁厂已用去官款五百多万两，仍无起色。心力交瘁的张之洞于是决定把汉阳铁厂交由盛宣怀来“商办”。
操办钢铁煤炭业，是盛宣怀的经年夙愿。接手铁厂后，他认为汉阳铁厂不振的首要问题是煤炭短缺，随后带人在江西、湖南等地反复寻觅煤矿；为解决铁厂的市场销路问题，他运用个人能量，联合张之洞、王文韶等权臣，推动清廷出台“轨归厂造”的民族工业保护政策，即铁厂必须生产铁轨，中国自造的铁路必须敷用汉阳铁厂的铁轨，在重工业基础几近为零的现实中为中国钢铁业的发展谋到了一条生路。
1908年，在盛宣怀奏请下，清政府批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成立汉冶萍公司，同时由官督商办转为完全商办。
盛宣怀接办后的10年里，汉阳铁厂真正做到了从原料、燃料、生产、市场等生产到流通过程的全运作，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的钢铁联合企业。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七千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由于汉冶萍公司是清政府惟一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盛宣怀控实际上等于控制了清政府的重工业。
自1896年起，盛宣怀奉旨接办了汉阳铁厂、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招商组建中国通商银行，掌握了大清国民经济命脉的钢铁、矿务、银行。他真正成为张之洞所说的“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中国官场罕有与其匹敌之人。 贪腐问题和卖国谜团
1910年4月，在写给亲家翁、充帮办津浦铁路大臣的孙宝琦的信中，盛宣怀列举了自己办洋务以来的功绩、劳苦，将自己所受的种种委屈、愤怒一泄而出：“试问天下有十个盛杏荪，实业便有数十件。可惜天下人才莫不鉴其吃亏，苦太甚，俱各援以为戒，竟无一人肯步其后尘。”
触发他倾倒这番苦水的，是因为遭到又一次严厉的弹劾。自1870年代跟随李鸿章办洋务企业以来，来自官场的弹劾一直和盛宣怀如影相随。
1880年，时任翰林院侍讲的大儒王先谦等人弹劾招商局营私舞弊案，盛宣怀首当其冲，被指控购买旗昌船产时“扣帑入己”和“侵渔中金”。
后经江南制造局总办李兴锐、津海关道郑藻如、江海关道刘瑞芬查实，所谓“中金”实为“花红”。因旗昌向招商局索要10万余款，用于遣送在各口岸所用的办事人等，“津贴薪水、盘川（路费）令渠回国，或另谋事业”。
一向与盛不和的徐润、唐廷枢也替盛宣怀鸣不平，在回禀李鸿章的函件中，唐作证说，从画押、领款、付款，有关金钱，从头至尾，盛宣怀都没有经手，没有机会染指其间。
1883年，盛宣怀同时督办电报局和金州矿业，再遭弹劾。并被清廷科以降级调用的处分。
这其中也有原委。当时，他被李鸿章委任为金州矿务局督办，同时还在主持闽浙电线分头开工的事。正值中法战争期间，海疆吃紧，急需利用电线。而闽浙电线的铺设却因为商股未齐影响了进度。情急中，盛宣怀“暂挪金州矿款十万以济急需”，并事先都向朝廷有关人士打过招呼。
之前保奏盛宣怀的左宗棠上疏为他力争，南北洋大臣又派曾国荃复查此案，说盛不仅无罪，还有功。最后，朝廷把对盛宣怀的处罚改为“降二级留任”。
1899年，盛宣怀遭嫉恶西学的顽固守旧派大学士徐桐弹劾，徐称：“轮船、电报创立三四十年，获利不赀，而上不在国，下不在商，所称挽回利权者安在？”
清廷派军机大臣刚毅到沪清查轮船、电报两局的账目。最后，刚毅向政府奏明清查结果，以及两局历年来报效政府的数目。弹劾未有结果。
翻看这些记录在案的弹劾案，罪名基本查无实据，且多为对洋务企业这一新生事物的无知和误解。弹劾的发起者，多来自朝中清议派和保守分子，也是李鸿章最为厌恶的一批喜好高言大义的迂腐读书人。
晚清史上，有关盛宣怀中饱私囊、贪污腐败之说一直广为流传，并且，常和李鸿章搭上干系。清末实业家张謇的友人刘厚生就如此说：“（盛）弄钱的方法很多，但凡有借鸿章力量而弄到的钱，他定有一份贡献干爷（李鸿章），干爷亦视为应得，从不客气……盛宣怀所经办各种事业，没有一件不含着为己的作用，他的口号叫作‘非私不谈公’。”
盛家以钱多、地多、股票多而著称。盛宣怀去世后，李鸿章长子李经方做他的遗嘱执行人，于1920年在《申报》公布财产清理结果：总额为银元13493868.855，扣除应偿款及提存各款，各房子孙们可分到11606014.388。这已是历经革命、“浸渔过半”后的现款数目了。
家有万贯并非原罪，需要追问的是——盛宣怀这些获利的途径到底合法不合法？
在盛宣怀所创办的一系列“官督商办”企业里，他个人都持有商股。这也合理合法，且并非没有风险。早年在湖北开矿，以及后来把身家投入汉冶萍公司，盛宣怀个人都蒙受过巨额损失。这就是他自己所说：“他人坐享海关道大俸大禄贻之子孙，我则首先入股冒奇险而成兹数事。私乎？公乎？”
据说，盛宣怀最初持有招商局的股票不多。1883年，徐、唐二人先后出局，当时招商局濒临倒闭，股价大跌，每股股价从正常年份的两百多两跌至四五十两。盛宣怀借机大批吃进股票，一跃成为招商局的最大股东。
一方面是招商局的最高负责人，一方面又是最大的股东，于公与私，他都有使招商局摆脱困境、取得成功的动力。所以，刘厚生讥讽盛宣怀“非私不谈公”。
从现代经济学看，这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和产权理论。
然而，“公”与“私”的利益交错，官与商的身份并举，越来越撕扯着盛宣怀。在纷乱的晚清政局里，他最终不免“进退失据”。
盛宣怀一生无法洗刷的污点是，被指在他的主持下，汉冶萍公司和日本签订了一系列借款合同，致使日本势力全面渗透到汉冶萍三企业。至辛亥革命风潮期间，日本方面藉保矿产为名，干脆在大冶驻兵、筑路，“俨为己有”。有人感慨说，汉冶萍“名系中国，实为日人也”。
这自有日本人的阴谋。在已公开的日本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之助和日本外务省的秘密函件中，有大量密商如何使日本政府得以掌控汉冶萍公司的内容，以达“有在中国扶植我国势力之利”和“有东方制铁事业由我国一手掌握之力”。为避免引起盛宣怀的警觉，小田切建议以日本商人的名义通过民间贷款的方式，达到掌握大冶铁矿的目的。
一个毕生创办企业和洋商争利的实业家，一个先人一步与洋人争路权和矿权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一个精明老到的外交高手，何以一步一步堕入其中、无力自拔呢？
策划和参与中日借款合同的小田切和盛宣怀打交道多年，在致正金银行总行代理总经理山川勇木的一封密信里，他写道：“盛宣怀因已将全部私产投入汉冶萍公司，当然会感到极大苦痛。所以他很想由哪里举（借）一笔债收回其资金，以预防在万一之时发生汉冶萍公司与自己资产之间的纠纷……因此，他才按预定计划以萍乡煤矿作担保……此种场合，对我们来说，正是可乘之机。”
“东南互保”抗旨大戏的总导演
从风云骤变的1898年到1900年，大清帝国的政治中心弥漫着血腥气息。短短两年间，百日维新、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轮番上演。
作为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官员，盛宣怀对康梁一党的维新主张没好感，对顽固守旧的后党也不赞同，所谓“更新不求实际，复旧又似太激”。作为帝后都要争取的人物，他几次被召入京，几次又借故匆匆离去，避开了政治风暴。 在之后“庚子国变”中，盛宣怀却导演了一幕联合抗旨的“东南互保”大戏。
戊戌政变后，慈禧着手废黜光绪帝的计划。她册立端郡王载漪次子、15岁的溥儁为“大阿哥”。溥儁之母是慈禧的亲侄女，慈禧的弟弟桂祥之女。按计划，预备于庚子年元旦举行光绪的让位礼，并改元“保庆”。
1900年1月25日，一向热心国事的上海绅商、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章太炎、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名旅沪维新人士致电总理衙门：反对另立皇储，恳请光绪帝亲政。慈禧闻之大怒。有御史参盛宣怀，说经元善是盛宣怀所用之人，慈禧谕令他追查，否则唯他是问。
盛宣怀早已抢先一步暗示郑观应等人通知经元善远避。经遂携家眷辗转逃至澳门。然后，盛宣怀上奏慈禧，详说此事与己无关，并提议对经元善先行革职处理。在李鸿章的“通缉”合作下，盛宣怀得以开脱。这就是清末轰动一时的“经元善案”。
一个小小洋务企业经理的反对，自然无法撼动慈禧的意志。让她真正如鲠在喉的，是公开阻扰她废帝立储的驻京各国公使们。他们同情光绪和他失败的变法尝试，帮助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干维新党在政变中得以脱逃。在流亡日本期间，康、梁继续着他们的维新活动。
外国大使们的公然干涉，加之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们不断提出领土和权利的要求，让慈禧这个善于权术、身居深宫的女人有充分理由怨恨洋鬼子们——“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她后来事败西逃时自行解释说。
端郡王载漪此时开始频频进宫面见慈禧。他力主清廷对外宣战，并大肆鼓吹发源于山东的排洋民间组织——义和团如何“刀枪不入”、“枪炮不伤”，怂恿慈禧借助义和团排外。慈禧“因召入面试”，“亦信矣”。载漪所统率的虎神营开始练习义和拳术，随后他又在自己的王邸设立神坛，朝夕必拜。
朝廷中，以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首的极端守旧派占了上风。在慈禧授命下，载漪一时间几乎集军权、政务和外交权于一身。4月10日，他调董福祥的甘军从南苑进驻北京城，作为抚拳灭洋的依靠。在他和刚毅的主持下，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入北京城内“勤皇”。他们沿途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袭击神父、牧师和中国教民，攻进天津租界。
不知所措中，各国公使多次照会清廷，要求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5月，英、法、德等国组成联军，从渤海湾登陆，自行镇压义和团。
慈禧一开始举棋不定。朝中高官们就义和团是“剿”是“抚”发生严重分歧。就在这时，联军攻陷大沽口，局势骤变。军机处给慈禧呈上一份列强的外交照令，内有4条要求：“一、指明一地由光绪居住。二、代清政府收取各种钱粮。三、代清政府掌全国军队。四、归政给皇帝。”
后来证明，这份外交照令是载漪指使军机章京连文冲伪造的，目的是让他的儿子溥儁顺利坐上大清龙椅。
如载漪所期，慈禧果然勃然大怒，立即召开御前会议，随即下诏宣抚国民。6月20日，清廷正式向11国列强“宣战”。为显示决心，慈禧下令将主“剿”的高官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斩首在菜市口。
在混乱、失控的1900年春夏，盛宣怀一直密切关注着时局。6月5日，他电奏朝廷，请求降旨严饬“剿匪”，以杜绝外患。紧接着又分别致电张之洞、刘坤一，希望两位封疆大吏联手上奏，向朝廷推举李鸿章来处理不断升级的危机；他甚至致电时任直隶总督的荣禄，请他出面，让朝廷调李鸿章来督直，“限十日到津，平内乱、劝阻洋兵进京必能做到。”
对于盛宣怀的频频来电，已坐冷板凳数年的李鸿章此时犹豫不决，回复以时事“似非外臣所能匡救”，而且“内意主抚，电奏无益”。张之洞、刘坤一虽力主剿匪，但在由谁来处理此事上，表现得彼此推诿。
6月24、25日，清廷连下诏书，命各省督抚“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御侮”。情急中，盛宣怀再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报相商。他声称“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一旦列强们以保护公使的借口出兵，“全局瓦解”，“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方能了事”，“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似非从权不可。”
为使东南诸省联合“抗旨”之举师出有名，他特意从清廷的诏书里抠出了“联络一气保疆土”的字眼。
盛宣怀的陈情和劝说，加之形势的紧迫，终于得到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地方大员们的应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回说，自己愿意“列敝衔”其中，“敢恳杏翁（盛宣怀）帮同与议指授沪道，必更妥速”；两江总督刘坤一复电说，“欲保东南疆土，留为大局转机”，非照杏翁方案办不可；江苏巡抚鹿传霖说，“此时江海各处，惟有力任保护”，才能有所补救；李鸿章干脆直接说清廷的宣战诏书是“矫诏”、“乱命”，不予奉行。
上海是洋人聚集的首要之地。在盛宣怀的指导下，上海道台余联沅与西方各国驻沪领事签订《东南互保章程九款》，内容包括：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随后，盛宣怀又四处活动，联络各地巡抚，把“互保”的范围扩大到西南、中南和山东，以及教堂、教民甚多的四川等地。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后妃和一小部分王公贵族仓皇出逃，开始她人生第二次“西狩”。
这个精明强硬的女人再次显示了她的韧性。她一边西逃，一边陆续发布几道上谕，命庆亲王返京准备与联军议和，命“全权大臣”李鸿章北上收拾残局。待第二年和谈结束，作为拳民之乱的“首祸”，载漪父子被流放到新疆伊犁。
1900年的这一场义和团运动席卷了华北、内蒙古和满洲。据《剑桥晚清史》统计，在高涨的排外骚乱中，共有231名外国人士（包括神职人员、外交使节和一般外籍平民）被杀，成千上万名中国教民丧命，教堂、铁路、电报设施被毁。
在盛宣怀一手导演的“东南互保”政策下，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江山安然无事，避免了义和团的灾难和外国列强的入侵。
内外乱稍平，论功行赏。之前联络“抗旨”大逆不道的盛宣怀，成为保下大清江山的头等功臣。 1901年3月，西安，仍在“西狩”的慈禧与军机处大臣们商议和谈事宜，说起“东南互保”之功，在座者都认为如“无盛某维持策划，刘（坤一）、张（之洞）亦无所措手，何论余（联沅）道了”，慈禧“深以为然”。同月，她还对荣禄说：“今日看来，盛宣怀为不可少之人。”
自追随李鸿章以来，盛宣怀一直做的是办洋务的经济实务工作，并不直接卷入政治。在庚子国变中，他何以如此“出格”，策划、导演这一出联合抗旨、“东南互保”的戏码呢？
在他给张之洞、刘坤一的电文里，可一窥他的心之所系：“自北方匪乱以来，长江各省商货停滞，市面敝坏，于今几及三月。不独中国商民吃亏，即各国商民亦受其害……而和局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宁，商务愈难振作……恐非十年不能规复。”
作为一名毕生从事实业和建设的经济官僚，盛宣怀深知经济发展由来不易，对破坏性的社会运动有着本能的恐惧和反感。5月，义和团运动蔓延开始时，当他得知“拳匪”拆毁卢保铁路几半，已是痛心疾首。8个月前，卢保铁路刚刚竣工，当时盛宣怀身患重痢，依然带病北上验收工程。他随即电告李鸿章，指责山东巡抚毓贤是祸乱的源头。
1900年的南方，一名“亡命之徒”在勾画他的新共和国蓝图，他把盛宣怀列进了他的“新政府内政官员名单”。
他叫孙中山。庚子大乱时，他一度想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并得到香港总督卜力的支持。被李鸿章拒绝后，他在香港洋面的一只船上谋划了10月8日在惠州三洲田山寨的武装起义。起义很快失败。这次起义又称“庚子惠州之役”
在孙氏所列的名单上，盛宣怀是惟一一位清政府高官。
一条铁路搞垮了大清朝
历经庚子之变后，大清已气息奄奄。
在朝野各方压力下，慈禧太后宣布“新政”，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随着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中枢机构日益式微，地方实力派正在崛起。革命党组织的武装起义、暗杀活动此起彼伏。
在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清政府于1911年5月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第一任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8名，其中皇族占5人。盛宣怀被简授为邮传部大臣，是仅有的4名汉族内阁成员之一。
皇族内阁的出台，使得朝野各方的体制内改革共识濒临破产。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台上是皇族唱戏，台下则四方鼎沸，黑云压城城欲摧。
盛宣怀是一个勇于任事的人。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从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1911年1月）出任邮传部尚书到四川保路运动爆发这半年里，盛宣怀不辞辛苦，“数上封事，收回邮政，接管驿站，规画官建各路，展拓川藏电线，釐定全国轨制，称新政毕举。”此外，他还支持、帮助南洋高等实业学堂校长唐文治办起了吴淞商船学校，实现了他多年培养轮船人才的愿望。
据他儿子回忆，见他往往“丙夜不息，味爽而兴”，就和母亲商量，让她劝告父亲“节养”。盛宣怀对儿子们说：“汝曹何知？国家存亡危急之顷，岂臣子暇逸时耶！”
以挽救时局自许的盛宣怀，却因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引发四川保路运动，继而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成为致使大清覆灭的“历史罪人”。有人戏称，是一条铁路搞跨了大清朝。
清政府修筑铁路始于甲午战争以后，最初由国家来修建，因为资金筹措不易，不得不举借洋债。1903年后，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清政府也鼓励民间自办铁路。由中国商绅集资，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成为共识。
然而，允许铁路商办政策推行几年下来，问题与弊端层出不穷：资金筹措严重不足，且迟迟不能到位；各地商办公司管理混乱、效率低下，股资被挪用、贪污的腐败乱象频生；各省、地区各自为政，干线的统筹和协调问题成为难题。
事实证明，民间自办铁路更多的是一种“激于道德义愤与爱国情绪”的行为，而不是发展中国铁路事业的理性之举。
1910年8月17日，盛宣怀入京见皇帝。宣统帝尚年幼，当政的是其生父摄政王载沣。载沣就时局、诸多要政大事，咨询盛宣怀的意见。期间谈到铁路问题，盛宣怀明确地表示铁路筑路权必须收为国有的观点。
他首先对湘、鄂两省拒款的不切实际进行了批评，说粤汉铁路赎回已经达3年之久，迄今却一无成效。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那些坚决主张商办的士绅们是何等清谈误国。事实上，按目前拒款派的办法，即使再过30年，所集之款也不足建造铁路。
其次，他认为，向外国借债虽非万全之策。但只要政府在与外国谈判并签定合同时，能做到“严定限制，权操于我”，使外人只有投资得息之利，无干预造路用人之权，在这种条件下借洋款是利大弊小。
这番谈话令摄政王闻奏后“大为动容”，他立即命令盛宣怀与外务部、度支部妥商办理。
1911年5月初，言官石长信的一份奏折转到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手中。他非常赞赏石的建议：主张把贯通全国的干路收归国有，由政府借款兴办；其余支路，则由各省绅商集股商办。这样就能很好地平衡铁路国有和商办的问题。
5月9日，清廷下诏：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继而又谕令四川立即停止以造路的名义收取“租股”。而后又批准主政邮传部的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约，借款修路。
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以后，得到云南、贵州、广西这些边远省份的响应。而在四川、湖南、湖北与广东，遭到了士绅们的反对。其中，态度最激烈的是四川。
这基本是一个国家和商民之间讨价还价的问题。
川汉铁路是一家民营公司，原本募集股本1400万两，其中700万两已投入铁路建设；余下的700万两中，有300万两被一个叫施典章的经理挪到上海去做墨西哥的橡胶股票投机，并且亏空净尽。
盛宣怀根据不同省份商办铁路的情况，制定了不同的赎买收回方案。对川汉铁路，他只同意发给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至于被原公司经理人亏空的300万元，拒绝为之买单。他的理由也很充分：清廷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与此同时，他与美、英、法、德四国代表进行铁路借款的谈判。经过二十余次艰苦谈判，最终迫使四国代表作出较大让步，达成了6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
公平地说，这一份后来被四川保路运动中激进分子攻击为“丧权辱国”的借款合同，是清末历年来罕有之借款良约：贷款年利息仅为5%，而当时中国国内钱庄的平均利息高达12.5%至14.8%；以百货杂类与盐厘捐作抵押，这预防了未来路权落入洋人之手的可能性；在用人权上，严格限制洋人总工程师的数量、职权范围；规定修路优先使用中国工业产品与原材料。最为重要的是，这份借款合同被严格地限制在“商业性质范围”，四国银行及其政府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
无论比之于张之洞在1909年与三国银行签定的草约，还是清廷在云南、山东、东北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铁路建筑合同，以及两年后由民国政府与六国银行签定的“善后大借款”，盛宣怀都有足够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
他也一腔乐观地相信：只要采取上述办法，粤汉铁路分段赶造，限定3年内接通，则在10年之内准可还本。而且，新颁布的铁路国有政策，不会与民争利，只要商民愿意，可以附股，与国家同受利益。
然而，之后事态的发展，让这位擅长算经济账的精明商人完全始料不及。
由于清政府坚决不为300万亏空买单的强硬态度，川汉铁路股东中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6月13日，清廷与四国银行的正式合同文本到达成都，经过激进人士在报刊上的曲解与猛烈抨击，借款合同立即被市民们视为丧权辱国的“卖国契书”，民情越发激昂。许多青年学生和下层人士也加入进来，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保路运动中的主流。
在给摄政王载沣的电文中，四川护督王人文描述了6月17日四川商办铁路总公司动员大会的场面：“到会一千余人，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弹压，巡兵听者也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
王人文电奏朝廷，请求顺川民的要求，收回成命。两天以后，他再次电奏表明意见和态度。这一次，他甚至指名道姓指斥盛宣怀“欺君误国”。
农历六月二十九日起，成都全市罢市，学校停课，各街供光绪牌位。在保路同志会中，出现了革命党人的身影。
被称为“赵屠夫”的赵尔丰到任取代王人文，他也感受到民情激昂。他一再和四川地方官员联名电奏，请清廷曲顾大局，收回川路国有的诏令，以免激生意外。
当四川地方官员一再奏请收回国有化诏令，盛宣怀和同样志大心切的铁路督办端方都表现得异常强硬。1911年的电报档案里，记录下盛宣怀在整个事变过程中的态度，以及后来被批为“欺君之罪”之举——调动、催促地方督抚用军队镇压参与运动的士绅百姓。
8月26日，盛宣怀致电赵尔丰：对于罢市罢课这样的要挟，“请出告示严禁，销患难未萌”。
8月28日，盛致电鄂督瑞澂：保路风潮只须略有兵威，不烦镇压。川督所用的兵警都是川人，所以才会害怕。请他调动宜昌的驻军去重庆，保护商埠，以作声援。
8月30日，再次致电瑞澂：现在民气嚣张，诚不宜专尚压力，“殊觉宽猛两难。”
9月14日，致电云贵督抚：说鄂军援军需要二十余日才能赶到四川，请派云南、贵州靠近四川的军队统领带枪队千人驰往四川，“即可将风潮威慑解散”。
在盛宣怀与端方这两位强硬派的影响下，清政府没有作出丝毫让步，反而对川督赵尔丰施压，要求他进行强力镇压。
10月6日，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罗纶等几位带头的激进分子。成都市民闻讯后，聚集于总督府前。省府巡防军开枪射杀民众数十人。血案发生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至夏秋，从四川开始的保路风潮，迅速蔓延到广东、两湖等地，革命形势迅速成熟。
10月10日，武昌新军兵营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11日，端方受命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行军至资州时被起义士兵所杀。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如今观之，四川保路运动是一起经典的群体性事件危机案例。常年累积的政治、社会矛盾，地方士绅的贪婪，中央政府僵硬的回应能力，终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其中，代表中央政府的盛宣怀，拒绝对四川商办公司300万元亏空进行补偿，是激起四川反对铁路国有风潮的导火索。
历史学者萧功秦说：盛宣怀是一个有着过人聪明的成功商人。“但政治家的智慧并不等同于商人的智慧。政治家的精明首先表现在对民众心理有切实的洞悉，需要有一种对复杂问题进行协调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人需要的是精明的斤斤计较，而政治家则需要着眼于政治上的大局，一种大智若愚的胸襟。
“当一个精明的商人在承担政府官员角色，并面对政治大局时，如果仍然没有摆脱经商时那种单纯的算盘思维，他就是大愚若智了。”
武昌兵变当日，张謇正在汉口料理大生纱厂的事务。此时，这位晚清名流已辞官办实业近二十年。他后来评论清末铁路国有化失败的原因时，严厉地批评盛宣怀，说他完全不懂得国家对于人民应怀有一种“涵复之义”。
用今日话语来说，即政府有对民众的要求作出回应的道义，即便这些要求有时看起来不那么合理。
在京城，资政院成为保清派各省代表声讨、围攻盛宣怀的阵地。
议员黎尚雯归纳出盛宣怀的四大罪名：违宪之罪，变乱成法之罪，激成民变之罪，侵夺君上大权之罪。每一条都“罪无可逭”，“按律宜绞刑。”
当晚，盛宣怀连夜赶写奏稿，为自己辩护。这份奏折没来得及写完。10月26日，朝廷宣布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最后的奏折”如今完整地保存在上海图书馆的“盛档”中。
在“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的舆论氛围中，驻京公使们出手干预了。10月28日，朱尔典爵士自北京发出致格雷爵士电，内称：“由于昨日资政院通过一项决议，请求皇上下令处死盛宣怀，所以四国公使走访了庆亲王，得到保证说：不会加害于盛宣怀。盛在四国使馆的十名士兵护送下，于昨天深夜前往天津，将先赴青岛。” 朱尔典发出电报当天，盛宣怀抵达青岛，随后又到了大连。在日本顾问高木陆郎的陪同下，经大连登船前往日本避难。
大官商的终局与轮回
1912年11月30日，盛宣怀从日本回到上海。
在人生最后几年里，他回归到一个商人的本色，很少操心政事，如他所说，“故园独处，书画自娱，如梦初醒，不欲知秦汉以后事。”他出任招商局董事会的副会长和汉冶萍公司的会长，着手整顿这两家公司的业务，竭力使之摆脱官僚的控制。
1915年冬，盛宣怀病重，卧床不起，已不能管事。第二年4月27日，他在上海病逝，终年73岁。当家的庄夫人为他举办了一场轰动上海滩的盛大葬礼。
在盛宣怀避难日本期间，孙中山曾屡屡抛来橄榄枝，暖语相慰，并保证发还他的个人财产，希望他能帮助新生的国民政府筹款，以期渡过财政难关。
盛宣怀一边和孙中山书信相和，恭维孙是“文明之代表”，并给予工商、实业方面的建议，说自己一旦回国“下走皆唯命是从”。但在给亲家孙宝琦的函件里，他对孙中山评价甚低，批“惟其念太奢，恐更无步骤”。
相比孙中山，他更属意和他积怨很深、曾有夺产（招商局、电报局）之恨的袁世凯，屡次公开为袁出来坐镇时局大唱赞歌。他希望袁能够早日收拾乱局，平定天下，恢复治世，甚至暗示袁皇袍加身也是可以的。
尽管如此，盛宣怀和孙中山还是差一点成为亲戚。
在上海滩，宋家和盛府颇有渊源。1920年初，宋子文从美国留学回来时，曾在汉冶萍公司做英文秘书。当时，上海滩人称“盛老四”的盛宣怀四子盛恩颐是总经理。宋子文因此常去盛府走动，结识了明媚动人的七小姐，很是倾心，主动提出当她的英文老师，随即展开追求攻势。
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一听说宋子文的父亲只是一个“教堂里拉洋琴”（牧师）的，立刻棒打鸳鸯。盛老四随即把宋子文调到武汉，去当汉阳铁厂的会计科长。宋子文仍然苦苦追求，不肯放弃。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身为孙夫人的宋庆龄召弟弟去新政府做事。南下前，宋子文拿着去广州的火车票，一路追到杭州，希望七小姐和他一起私奔。七小姐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在分别前，她把金叶子赠与宋子文。
宋子文后来平步青云，做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院长，控制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创办了建设银行、中纺等一系列现代企业，主持外交和与西方列强的借款，成为新一代的豪门权贵和大官僚资本家。后来娶了江西富商之女张乐怡为妻。盛七小姐得闻此事，大病一场，直至32岁才嫁人。
三十年河西。抗战胜利后，盛老四的儿子盛毓度因在汪伪政权做事，被捕入狱。在其原配夫人的跪求下，七小姐打电话向宋子文说情，宋子文在那头一个“OK”。第二天中午，盛毓度就被放出来。
1947年，宋子文因为推行货币改革引发了黄金风潮，加之“四大家族”的骂名，遭到朝野各方的攻击。有“傅大炮”之称的著名学者傅斯年在报纸上接连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等系列檄文，炮轰他官商不分、公私不分，轰动一时。
宋子文被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随后退出政坛。国民党兵败后他定居美国，当了二十多年寓公，1971在旧金山去世。在他身后，关于宋家的首富之说、贪腐传闻、八卦故事依然是各种野史小说津津乐道的题材。
这一对差一点成为翁婿的两代官僚资本家，命运划出了相似的弧线，也作出相似的拷问——官乎？商乎？公乎？私乎？爱国乎？卖国乎？成乎？败乎？
（参考书目：《盛宣怀传》，夏东元著；《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易惠莉著；《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刘广京主编；《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刘广京著；《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萧功秦著；《盛宣怀家族》，宋路霞著；《李鸿章与洋务运动》，孙志芳著）
这里是盛家老宅。道光二十四年，在安吉做县令的盛隆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家中宅院里的一颗老杏树发花如锦。这一年，盛家果然喜事连连：春天，盛隆次子盛康高中进士；秋末，盛康迎来自己第一个儿子。因为之前得到的梦中吉兆，盛隆给新添的孙子取字“杏荪”。
盛宣怀逐渐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先担任类似机要秘书的职位，后会办甘陕后路粮台和淮军后路营务处工作。这让他常常因采办军需物品，往来于天津和上海等通商口岸，得以见识西方资本主义刺激下出现的种种新事物。
1870年7月，在甘、陕平乱的李鸿章接到朝廷急令，命他率淮军至天津，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成功调解教案后，李鸿章取代他的老师成为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大臣。这标志着李鸿章进入中央权力的核心，参与晚清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在之后25年间，虽仍受制于满清权贵，但李鸿章无疑是清廷实际的丞相和第一权臣。
这也给25岁的盛宣怀提供了一个走上历史舞台的契机。
毕生第一知己
晚清著名诗人、名臣陈宝箴长子、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评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谥号）”。而盛宣怀也将李鸿章“引为毕生第一知己”。
这位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晚清第一权臣，在甲午战败后自嘲为大清这一间破屋的“裱糊匠”，被《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主编、学者刘广京称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领导人”。自1860年代，在上海见识洋人的坚船利炮和先进技术后，李鸿章开始推行洋务，接连创办江南制造局等三家近代军工企业。
出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的视野越发弘阔。在1972年的一份奏折里，他提出了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考察西方强国的发展现状，他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把洋务运动的重心转向了“求富”——创办民用型近代企业，和西方列强争夺利权。
为了实现“自强求富”大计，李鸿章在督直的25年间铺开了一张由幕僚、同年、同僚组成的网络：同样具有开明思想的各省督抚如沈葆桢、张之洞、刘坤一、丁日昌等人，是他推行洋务运动的联盟者，而盛宣怀就是李氏洋务事业中得力的执行人——人称“合肥相国之左右臂膀”。
对李鸿章，盛宣怀每每以“恩师”、“傅相”相称呼；若是私底下发牢骚，则称之为“合肥”。他曾对李表明心迹：除努力办好轮船、电报之外，“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遑论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
这一腔表白如今都已成为历史事实——谈到近代史，绕不开李鸿章，谈及李鸿章极具争议的一生、他的功过成败，绕不开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两人均以“行做大事”和誉毁参半而留名于史籍。
李鸿章对盛宣怀一直进行悉心栽培和磨砺，交给他创办一系列近代工商业企业的机会，也为他打通官场升迁的途径。在李鸿章的提携下，盛宣怀“行大事”兼“做高官”，十余年间从一个小小的幕僚一路晋升至天津海关道的要职。
这种恩师对门生的关照是全方位的。1875年，盛宣怀独当一面在湖北办煤铁矿。在李鸿章写给他的指导信函中，还附有这么一笔留言：“闻金陵豪将花赌颇盛，而执事亦跌宕其中，毋亦少年积习欤！”——全然一副长辈谆谆教诲之姿：告诫他莫再犯年少荒唐时的老毛病了！
在盛宣怀的事业生涯中，他和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等一干晚清重臣都保持着密切往来。招商局买下旗昌洋行的船只，就是盛宣怀从沈葆桢那里借来的银子。他也接办了张之洞失败的汉阳铁厂。义和团运动中，他联合几位大吏，导演了一出抗旨的“东南互保”大戏。 张之洞对盛宣怀的干才与见识极为欣赏，从不吝惜溢美之词。汉阳铁厂初建时，他曾有意由盛宣怀出面任经理。在致李鸿章的信中，他也大加赞誉：“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者，惟津海关盛道为最。”
1886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曾邀盛宣怀南下办洋务。盛则向李鸿章表示，“谁肯以丑恶无益之干求，商诸爱憎无常之大吏”，以示不应张之招而一心追随李鸿章的忠心。
在随侍李鸿章的三十多年里，两人也有摩擦。1870年代，盛宣怀奉李鸿章命到湖北开矿，失败。李鸿章责令盛宣怀自己赔上亏空，前后共计十万串钱。盛对此事耿耿于怀十余年。
1896年，当张之洞、王文韶联合推荐盛宣怀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他回想往年所受之“亏待”，向好友发牢骚，说自己“事合肥（李鸿章）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
然而，这些小小的龃龉，并不能真正动摇两人间的同盟关系。盛宣怀也说，两人“亲之至”，所以“责之严”。1901年，李鸿章决定同意和俄罗斯签条约，盛宣怀竭力阻挠， 甚至以语言冲撞，说李“庇俄”，有如“另有波折”则不能“搪塞”之言。
办洋务实业，是千年未有之事。自始至终，李鸿章都遭遇了顽固守旧派的阻挠、同僚们的妒忌、“清议派”的攻击。身为李氏洋务事业的主持人，盛宣怀则是这些政治对手攻击李鸿章的一个要穴。
两人都勇于任事。在种种非议中，有勇往直前的魄力与决心，以及为达目的有时不惜采用有违儒家正统伦理的手段。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开始失势。此时，盛宣怀开始大发迹，进入中枢机构。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的王文韶对他也赞赏、提携有加。但盛宣怀和身处广东一隅的李鸿章保持着频繁的电报、书信往来，互通消息、联络商议要事。他始终被视作李鸿章集团的核心成员，是李在中央的“眼线”。
1900年，年近八旬、重病缠身的李鸿章再次被清廷召用，北上“全权”处理义和团运动引发的政治危机。停留上海时，他和盛宣怀密谈两日，以“和局定，我必死”那样只有极亲厚的灵魂知己间才能相托告的心腹话。
铁板模样的“官督商办”
1872年12月函咨总理衙门时，李鸿章概括了“官督商办”的准则：“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候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即企业不为政府所有，所有权属于股份企业，“官督商办”后来成为1870年代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主要模式，轮船招商局、湖北矿务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采取了这一方式。
李鸿章首倡的中国近代工业化“官督商办”模式，最初来自盛宣怀的构想。
当时，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们一心想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却苦于清廷国库不足，因而想调动、吸纳民间资金来实现富强大计。另一方面，在缺乏商业传统和制度保障的社会里，通商口岸的商人们却宁愿把资金投向外国商行。
曾在招商局做过会办的郑观应在他的《救时揭要》中指出：1871年到1872年，上海长江轮船多至十七八只，计其本已在一二百万，“皆华商之资，附洋行而贸易者十居其九。”郑观应说，中国商人其实不愿意“以资附洋”，但外国人似乎比中国官吏更值得信任，“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
1872年，“每欲有所陈说”的盛宣怀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如何组建运营轮船公司的《轮船章程》。在这份后来被视作中国一个集商资商办的章程里，盛宣怀试图打通官商之间彼此隔阂、“久不联络”的局面。
盛宣怀认为，中国自办轮运业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国家是否“重商情”，以及如何为商人设身处地打算。他共拟定了六条章程，涉及轮船的组织、管理、经费、船只、如何应对洋商的竞争，以及政府给予怎样的优惠扶植政策。譬如，为了保证能和洋行竞争，政府给予漕运的业务扶植；政府不能随意侵占公司利益，“官场来往搭客、搭货亦照例收取水脚”等等。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企业不为政府所有，所有权归合股组织。这使得调动大量商人资本成为可能。
这份周密、漂亮的《章程》完全不像出自一个初涉商场的年轻小官僚之手。可惜没有得到政府派来的旧式商人、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的认可。朱坚持领官项、设官局，他后来领官款20万串后在上海办“轮船招商公局”，只靠运漕粮为营生。几个月后，“公局”就陷入停滞状态。
在朱的“官办”思路下，招股也很不顺利。到1873年4月，只收到一名商人一万两现款的股金。上海商界两位和官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和茶商李振玉都婉言拒绝入股。
“官办”失败后，李鸿章又回到盛宣怀最初提出的“商办”思路。这次，他委任了有着丰富经验的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唐、徐二人皆任洋行买办达十年之久。凭借他们在华洋商界、轮船航运方面拥有的广泛人脉资源，50万两的股本很顺利地就招齐。
当时，代表商人股东的总办唐、徐二人主管揽载、招股等轮运，代表官方的朱其昂主管漕运。盛宣怀则被李鸿章任命为兼管漕运和揽载事宜，既代表官，又代表商，成为联络、调和官商的关键人物。终其一生，他都在“官”与“商”的两重角色之间徘徊。
虽然未能如愿坐上招商局的头把交椅，之后又奉李鸿章之命到湖北勘矿，盛宣怀在招商局的经营和发展中还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尤以以小吃大、收购美国昌旗轮船公司这一令国人扬眉吐气的一战为重要一笔。
当时，旗昌、太古、怡和三家洋行垄断了中国沿海和长江内河的货运，旗昌是其中历史久、实力强的一家。随着轮船招商局的加入，洋行的垄断被打破。为打压招商局，洋商们一度把水脚（水路运输费用）压至一半。恶战三年下来，几无利润可言，旗昌更是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旗昌新老板上任后，有把旗下轮运业资产出售的念头。
1876年年底，徐润获知消息后亲自跑到湖北武穴，找正在勘矿的盛宣怀商量。盛宣怀认为筹款不难，担心的是吃下以后“船多货少、洋商争衡”的问题。听完徐、唐的解说后，他特地从湖北赶回和有关人员商谈此事。 据其子盛同颐回忆，盛宣怀先找李鸿章商议，并提出筹款方案：由清政府饬令盐商搭购招商局股份792000两，并通饬各藩司、海关道劝谕富商们认股。当时华北持续大旱，饥荒蔓延数省，赈灾是头等大事。李鸿章以“费巨难筹”拒绝了盛宣怀的计划。
盛宣怀不是一个轻易会让机会溜掉的人。他跑到南京，面见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沈先拒绝。经过盛一番“此局关系国防大计、江海利源”的陈说，这位极为关心海防的封疆大吏终被说服。最后，沈葆桢同意从他的藩库里筹银50万两，再由他和李鸿章会同奏请朝廷，由江苏、浙江、江西和湖北各省拨款，把共计100万两的官款存入招商局的账户作为贷款。
待到以220万两银子吃下旗昌后，原本只有11艘轮船、资本额仅有75万两的轮船招商局拥有了29艘轮船，成为中国水域上最重要的一家航运公司。这一年冬天，太古、怡和两家外资巨头不得不和招商局签订了第一次“齐价合同”。
凭借官的身份和人脉，盛宣怀为招商局筹集到巨额政府贷款。之后数年，招商局因为背负巨大的债务包袱，又遭遇洋行的削价竞争，经营面临压力。盛宣怀又通过李鸿章，为招商局争取到5年内缓缴官款利息等特殊待遇。
在招商局创办的头十年里，官方予以漕运和贷款方面的扶植，商人们进行精明有效的经营、管理。在官商协力下，历经洋商发动的价格恶战、云南马嘉理事件引发的股东抽资风潮等等艰难，招商局成功实现“分洋商利权”的目的。
随后几年，中国内河航运费用稳步下降。这对整个中国商界、货物流动都是利好。在政府扶植、商本商办的理念下，招商局的创办和经营，实现了商人、国家、社会多方共赢的局面。
到1880年，已有历练的盛宣怀很顺利地办了另一家重要的洋务企业——中国电报局。一年后，待津沪陆线竣工，他奏请改“官本官办”为“官督商办”。理由是“非官为维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商受其利而官操其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
盛宣怀始终认为，要使企业长久经营下去，必须要由将盈利视为身家性命的商人来投资，按商业原则经营，政府不得干涉。但创业之初，须有政府的保护和扶植。当时，架电线有破坏风水之说，来自官民的阻力非常大，拔电杆、断电线的事常有发生。打着“官为督理”的旗号，就可以让沿线地方官员一体照料保护。
在“厚利商民”的思想指导下，原本定为为军事服务的电报业很快地发展起来，电报商线纵横数万里，设局百数十处，均属商款商办。
与轮船招商局一样，电报局也要和洋商英国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争夺利权。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盛宣怀和两家洋商进行交涉、谈判，最后得以拆除两家公司设立在岸上的陆线，而且不准其将海线牵引上岸。
这个机敏练达、雄心勃勃的年轻官员，正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代官僚资本家。
“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倒账风潮随之而来。徐润等人因为做了大量的投机生意，拖欠下招商局巨款，致使招商局处于濒临倒闭的边缘。
徐润的渎职事件，让李鸿章对商人产生不信任感。他派盛宣怀到招商局进行查处、整顿。这给盛宣怀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一年前，他因为一起弹劾被迫离开招商局。
徐润恳求盛宣怀“代为陈情，暂准宽展限期”。他拖欠招商局共16.2万余两，本来打算拿着自己名下的产契向亲友处求抵借，设法张罗，以期照数清结。结果，盛宣怀丝毫不给宽限，立马把查核结果交李鸿章，李上奏朝廷，以“假公营私”给予徐革职处分，并用他借款所抵押的股票和房产等财产赔偿。
关于欠款和所抵资产的价格，盛、徐各有一本账，互相指责被对方“占了便宜”。
这并非一起简单的经济纠纷。在整个处理过程中，代表着官方的盛宣怀步步紧逼，杀气腾腾，身为商人的徐润毫无为自己辩护的余地。所以，徐润后来指责盛宣怀“以泰山压卵”，是仗官势使“知者不敢言”的欺压商民者，“其居心尤不可解”，自己是有冤莫伸。
搞垮徐润之后，盛宣怀联合会办马建忠，挤走另一位商人经理唐廷枢；接着抓住了马建中的小辫子，又搞垮了马建中。而后盛拉拢对他最无害的谢家福当上了招商局会办，起用他的亲信沈能虎。
经过一番组织整顿和清洗后，盛宣怀完全控制了招商局。在人事制度上：他用“官督办”取代原本商人经理“商总办”；后来又设“帮办”，但也只是“官督办”的帮手。这位过去坚持“商本商办”和反对政府干涉企业的官员，如今声称“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1886年，在李鸿章的举荐下，盛宣怀被清廷任命为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六七年间，他“以官督官”，在烟台芝罘远距离遥控招商局的大小事务。按他立下的规定，局中各会办采取“互相勾稽”的工作方式，财务上任何大小事，都要由他来定夺。这造成管理决策过程混乱，机构官僚习气日重。后来，连李鸿章也认为这样的设置“始而和同，继而疑忌，各存意见”，觉得有另设商办一职的必要。结果被盛宣怀强硬地顶撞过去了。
《剑桥晚清史》批评了盛宣怀这一类的官僚企业家——说盛宣怀是“重官轻商”的。创办工业企业是次要的，主要关心的是要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他喜欢搞官场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
之后，盛宣怀所创办、掌控的一系列洋务企业日益庞大，扩大到轮船、电报、纺织、铁路、银行、钢铁行业。为解决资金和经营问题，他常常抽调手中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譬如招商局、电报局两家的资金，去支持他手里那些不那么盈利的企业。
这些“腾挪移拿”，显然常常没和商股股东商量。1890年左右，盛宣怀不顾会办郑观应的反对，把大约30万两银的资金从轮船招商局转给上海机器织布局。1896年，他又命令把另外两笔巨款——轮船招商局的80万两和天津电报局的20万两——转给他新办的中国通商银行。这两笔款项各占当时两家企业资本总额的30%或40%。 根据《徐愚斋自叙年谱》记载，商人股东们对这些不公平待遇非常不满。盛宣怀的老对手徐润指责盛宣怀接手烟台缫丝局之后，“（官方经理）有强权而无公理，何以服人……余明知不合公理，但以卵石之势，无可如何，只可随众而已。”
到19世纪末，商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投资这些官办的洋务企业了。
当时，如果一家官办企业倒闭，政府常常要求企业优先以剩余资产偿还官债，这样留给商股股东的利益就不多了。1893年，烟台缫丝局在经营十多年后倒闭。官方经理们只给了投资者每股10两，而他们原先每股支付了200两。如果第二次认股又每股付出200两，则可得20两。
兼为官方经理和商人股东，盛宣怀深知商人们的不满。他也一直试图在官与商之间做好利益平衡。1893年，他接手焚毁后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取得李鸿章首肯后，他拒绝了政府关于收回官方贷款265390两的要求。然后，他提出从织布局剩余的资产里以现金方式付给商人股东，同时用后续企业华盛纺织总厂的股票偿还。
他的周旋与努力，部分赢回了商人们对官办企业的信任。随后他为新厂向宁波、上海一带的富商募股，不到两月，百万两资本已筹集到位。想入股华盛的人还是接踵而来。时任台湾巡抚的卲友濂也想认购，盛宣怀告之：“一二万尚可代留，多则无额。”
华盛纺织总厂于1894年开工投产。一开始显得颇有希望，之后多年持续亏损。到1901年，盛宣怀得到清廷的许可，宣布所有华盛的股票一律无效后，就把华盛纺织总厂私有化了。
华盛的资产后来几经转手。到1930年代，机器到了民族资本家、“棉纱大王”荣氏兄弟的手中，成为申新九厂的资产。
日本学者中村义评价盛宣怀在清末政治和官僚资本中所起的作用：“他在那些明显地享受着垄断或者大量官方津贴的企业中无往而不利；而在有竞争的企业中常常地败北。”
中国官场罕有与其匹敌之人
历史学者夏东元曾以“十一个第一”来概括盛宣怀一生的成就： 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创办中国第一家内河小火轮公司；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办成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师范班；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
当时上海滩有人讥讽盛宣怀，说他是“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意指他独揽轮船、电报、邮政铁路、银行、煤矿、纺织诸国民经济大政，财势、权势倾一时。
1895年，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和随后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成为慈禧和清政府的替罪羊，黯然离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
此时的盛宣怀却因创办、主持轮运、电报、矿业、纺织等一系列洋务企业，声名如日中天，成为清廷越来越倚重和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接任李鸿章之职的王文韶、恭亲王奕訢、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都越发器重他。
1896年4月，湖广总督张之洞约他到湖北商讨铁路和铁厂的事。紧接着，张之洞就向朝廷奏请让他来接办汉阳铁厂之事。之前，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也邀他到江宁商议新政条陈。
当时，有人弹劾盛宣怀，指控他的罪名包括“招权纳贿，任意妄为”，“总办电报，害则归公，利则归己，克扣军饷，搜罗股票”，“平日居官，亦多攀援依附”等等。清廷责令直隶总督王文韶进行查证，并让他举荐可替代盛宣怀督办一职的人选。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王文韶为盛宣怀一一洗脱“罪名”，然后肯定盛创办、经营电报之劳苦功高，最后给出了“谓盛之外，竟无一人堪以胜任者”的评价。
甲午战争后，清廷最终把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的事提到日程上来。张之洞、王文韶联合保举盛宣怀做督办。1896年10月，盛宣怀遵旨入京，受光绪帝召见，随后被任命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总督办，10日后又授太常寺少卿。同时被授予专折奏事的特权——这意味着他成为可以直接和皇帝对话的人物。
在仅有清廷一千万两拨款的条件下，盛宣怀采用了“先尽官款开办，然后择借洋债，再集华股”的原则：每建好一段铁路就以之作抵押，再借洋款继续造；造好一段再抵押，再借款再建下一段。1906年，历时7年的卢汉铁路全线通车，全程1300公里，共有6条支线和一座铁路大桥（黄河大桥）。
在清末财政困窘、政治乱象频生的最后十余年间，卢汉铁路的修筑完工不失为一个奇迹。
在盛宣怀掌控的一系列近代工业企业中，他倾注心血、乃至投上大部分身家的，是他所打造的汉冶萍钢铁联合公司。
汉阳铁厂创办于1890年，原本是张之洞洋务事业的重中之重。至1896年，铁厂已用去官款五百多万两，仍无起色。心力交瘁的张之洞于是决定把汉阳铁厂交由盛宣怀来“商办”。
操办钢铁煤炭业，是盛宣怀的经年夙愿。接手铁厂后，他认为汉阳铁厂不振的首要问题是煤炭短缺，随后带人在江西、湖南等地反复寻觅煤矿；为解决铁厂的市场销路问题，他运用个人能量，联合张之洞、王文韶等权臣，推动清廷出台“轨归厂造”的民族工业保护政策，即铁厂必须生产铁轨，中国自造的铁路必须敷用汉阳铁厂的铁轨，在重工业基础几近为零的现实中为中国钢铁业的发展谋到了一条生路。
1908年，在盛宣怀奏请下，清政府批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成立汉冶萍公司，同时由官督商办转为完全商办。
盛宣怀接办后的10年里，汉阳铁厂真正做到了从原料、燃料、生产、市场等生产到流通过程的全运作，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的钢铁联合企业。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七千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由于汉冶萍公司是清政府惟一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盛宣怀控实际上等于控制了清政府的重工业。
自1896年起，盛宣怀奉旨接办了汉阳铁厂、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招商组建中国通商银行，掌握了大清国民经济命脉的钢铁、矿务、银行。他真正成为张之洞所说的“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中国官场罕有与其匹敌之人。 贪腐问题和卖国谜团
1910年4月，在写给亲家翁、充帮办津浦铁路大臣的孙宝琦的信中，盛宣怀列举了自己办洋务以来的功绩、劳苦，将自己所受的种种委屈、愤怒一泄而出：“试问天下有十个盛杏荪，实业便有数十件。可惜天下人才莫不鉴其吃亏，苦太甚，俱各援以为戒，竟无一人肯步其后尘。”
触发他倾倒这番苦水的，是因为遭到又一次严厉的弹劾。自1870年代跟随李鸿章办洋务企业以来，来自官场的弹劾一直和盛宣怀如影相随。
1880年，时任翰林院侍讲的大儒王先谦等人弹劾招商局营私舞弊案，盛宣怀首当其冲，被指控购买旗昌船产时“扣帑入己”和“侵渔中金”。
后经江南制造局总办李兴锐、津海关道郑藻如、江海关道刘瑞芬查实，所谓“中金”实为“花红”。因旗昌向招商局索要10万余款，用于遣送在各口岸所用的办事人等，“津贴薪水、盘川（路费）令渠回国，或另谋事业”。
一向与盛不和的徐润、唐廷枢也替盛宣怀鸣不平，在回禀李鸿章的函件中，唐作证说，从画押、领款、付款，有关金钱，从头至尾，盛宣怀都没有经手，没有机会染指其间。
1883年，盛宣怀同时督办电报局和金州矿业，再遭弹劾。并被清廷科以降级调用的处分。
这其中也有原委。当时，他被李鸿章委任为金州矿务局督办，同时还在主持闽浙电线分头开工的事。正值中法战争期间，海疆吃紧，急需利用电线。而闽浙电线的铺设却因为商股未齐影响了进度。情急中，盛宣怀“暂挪金州矿款十万以济急需”，并事先都向朝廷有关人士打过招呼。
之前保奏盛宣怀的左宗棠上疏为他力争，南北洋大臣又派曾国荃复查此案，说盛不仅无罪，还有功。最后，朝廷把对盛宣怀的处罚改为“降二级留任”。
1899年，盛宣怀遭嫉恶西学的顽固守旧派大学士徐桐弹劾，徐称：“轮船、电报创立三四十年，获利不赀，而上不在国，下不在商，所称挽回利权者安在？”
清廷派军机大臣刚毅到沪清查轮船、电报两局的账目。最后，刚毅向政府奏明清查结果，以及两局历年来报效政府的数目。弹劾未有结果。
翻看这些记录在案的弹劾案，罪名基本查无实据，且多为对洋务企业这一新生事物的无知和误解。弹劾的发起者，多来自朝中清议派和保守分子，也是李鸿章最为厌恶的一批喜好高言大义的迂腐读书人。
晚清史上，有关盛宣怀中饱私囊、贪污腐败之说一直广为流传，并且，常和李鸿章搭上干系。清末实业家张謇的友人刘厚生就如此说：“（盛）弄钱的方法很多，但凡有借鸿章力量而弄到的钱，他定有一份贡献干爷（李鸿章），干爷亦视为应得，从不客气……盛宣怀所经办各种事业，没有一件不含着为己的作用，他的口号叫作‘非私不谈公’。”
盛家以钱多、地多、股票多而著称。盛宣怀去世后，李鸿章长子李经方做他的遗嘱执行人，于1920年在《申报》公布财产清理结果：总额为银元13493868.855，扣除应偿款及提存各款，各房子孙们可分到11606014.388。这已是历经革命、“浸渔过半”后的现款数目了。
家有万贯并非原罪，需要追问的是——盛宣怀这些获利的途径到底合法不合法？
在盛宣怀所创办的一系列“官督商办”企业里，他个人都持有商股。这也合理合法，且并非没有风险。早年在湖北开矿，以及后来把身家投入汉冶萍公司，盛宣怀个人都蒙受过巨额损失。这就是他自己所说：“他人坐享海关道大俸大禄贻之子孙，我则首先入股冒奇险而成兹数事。私乎？公乎？”
据说，盛宣怀最初持有招商局的股票不多。1883年，徐、唐二人先后出局，当时招商局濒临倒闭，股价大跌，每股股价从正常年份的两百多两跌至四五十两。盛宣怀借机大批吃进股票，一跃成为招商局的最大股东。
一方面是招商局的最高负责人，一方面又是最大的股东，于公与私，他都有使招商局摆脱困境、取得成功的动力。所以，刘厚生讥讽盛宣怀“非私不谈公”。
从现代经济学看，这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和产权理论。
然而，“公”与“私”的利益交错，官与商的身份并举，越来越撕扯着盛宣怀。在纷乱的晚清政局里，他最终不免“进退失据”。
盛宣怀一生无法洗刷的污点是，被指在他的主持下，汉冶萍公司和日本签订了一系列借款合同，致使日本势力全面渗透到汉冶萍三企业。至辛亥革命风潮期间，日本方面藉保矿产为名，干脆在大冶驻兵、筑路，“俨为己有”。有人感慨说，汉冶萍“名系中国，实为日人也”。
这自有日本人的阴谋。在已公开的日本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之助和日本外务省的秘密函件中，有大量密商如何使日本政府得以掌控汉冶萍公司的内容，以达“有在中国扶植我国势力之利”和“有东方制铁事业由我国一手掌握之力”。为避免引起盛宣怀的警觉，小田切建议以日本商人的名义通过民间贷款的方式，达到掌握大冶铁矿的目的。
一个毕生创办企业和洋商争利的实业家，一个先人一步与洋人争路权和矿权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一个精明老到的外交高手，何以一步一步堕入其中、无力自拔呢？
策划和参与中日借款合同的小田切和盛宣怀打交道多年，在致正金银行总行代理总经理山川勇木的一封密信里，他写道：“盛宣怀因已将全部私产投入汉冶萍公司，当然会感到极大苦痛。所以他很想由哪里举（借）一笔债收回其资金，以预防在万一之时发生汉冶萍公司与自己资产之间的纠纷……因此，他才按预定计划以萍乡煤矿作担保……此种场合，对我们来说，正是可乘之机。”
“东南互保”抗旨大戏的总导演
从风云骤变的1898年到1900年，大清帝国的政治中心弥漫着血腥气息。短短两年间，百日维新、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轮番上演。
作为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官员，盛宣怀对康梁一党的维新主张没好感，对顽固守旧的后党也不赞同，所谓“更新不求实际，复旧又似太激”。作为帝后都要争取的人物，他几次被召入京，几次又借故匆匆离去，避开了政治风暴。 在之后“庚子国变”中，盛宣怀却导演了一幕联合抗旨的“东南互保”大戏。
戊戌政变后，慈禧着手废黜光绪帝的计划。她册立端郡王载漪次子、15岁的溥儁为“大阿哥”。溥儁之母是慈禧的亲侄女，慈禧的弟弟桂祥之女。按计划，预备于庚子年元旦举行光绪的让位礼，并改元“保庆”。
1900年1月25日，一向热心国事的上海绅商、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章太炎、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名旅沪维新人士致电总理衙门：反对另立皇储，恳请光绪帝亲政。慈禧闻之大怒。有御史参盛宣怀，说经元善是盛宣怀所用之人，慈禧谕令他追查，否则唯他是问。
盛宣怀早已抢先一步暗示郑观应等人通知经元善远避。经遂携家眷辗转逃至澳门。然后，盛宣怀上奏慈禧，详说此事与己无关，并提议对经元善先行革职处理。在李鸿章的“通缉”合作下，盛宣怀得以开脱。这就是清末轰动一时的“经元善案”。
一个小小洋务企业经理的反对，自然无法撼动慈禧的意志。让她真正如鲠在喉的，是公开阻扰她废帝立储的驻京各国公使们。他们同情光绪和他失败的变法尝试，帮助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干维新党在政变中得以脱逃。在流亡日本期间，康、梁继续着他们的维新活动。
外国大使们的公然干涉，加之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们不断提出领土和权利的要求，让慈禧这个善于权术、身居深宫的女人有充分理由怨恨洋鬼子们——“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她后来事败西逃时自行解释说。
端郡王载漪此时开始频频进宫面见慈禧。他力主清廷对外宣战，并大肆鼓吹发源于山东的排洋民间组织——义和团如何“刀枪不入”、“枪炮不伤”，怂恿慈禧借助义和团排外。慈禧“因召入面试”，“亦信矣”。载漪所统率的虎神营开始练习义和拳术，随后他又在自己的王邸设立神坛，朝夕必拜。
朝廷中，以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首的极端守旧派占了上风。在慈禧授命下，载漪一时间几乎集军权、政务和外交权于一身。4月10日，他调董福祥的甘军从南苑进驻北京城，作为抚拳灭洋的依靠。在他和刚毅的主持下，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入北京城内“勤皇”。他们沿途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袭击神父、牧师和中国教民，攻进天津租界。
不知所措中，各国公使多次照会清廷，要求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5月，英、法、德等国组成联军，从渤海湾登陆，自行镇压义和团。
慈禧一开始举棋不定。朝中高官们就义和团是“剿”是“抚”发生严重分歧。就在这时，联军攻陷大沽口，局势骤变。军机处给慈禧呈上一份列强的外交照令，内有4条要求：“一、指明一地由光绪居住。二、代清政府收取各种钱粮。三、代清政府掌全国军队。四、归政给皇帝。”
后来证明，这份外交照令是载漪指使军机章京连文冲伪造的，目的是让他的儿子溥儁顺利坐上大清龙椅。
如载漪所期，慈禧果然勃然大怒，立即召开御前会议，随即下诏宣抚国民。6月20日，清廷正式向11国列强“宣战”。为显示决心，慈禧下令将主“剿”的高官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斩首在菜市口。
在混乱、失控的1900年春夏，盛宣怀一直密切关注着时局。6月5日，他电奏朝廷，请求降旨严饬“剿匪”，以杜绝外患。紧接着又分别致电张之洞、刘坤一，希望两位封疆大吏联手上奏，向朝廷推举李鸿章来处理不断升级的危机；他甚至致电时任直隶总督的荣禄，请他出面，让朝廷调李鸿章来督直，“限十日到津，平内乱、劝阻洋兵进京必能做到。”
对于盛宣怀的频频来电，已坐冷板凳数年的李鸿章此时犹豫不决，回复以时事“似非外臣所能匡救”，而且“内意主抚，电奏无益”。张之洞、刘坤一虽力主剿匪，但在由谁来处理此事上，表现得彼此推诿。
6月24、25日，清廷连下诏书，命各省督抚“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御侮”。情急中，盛宣怀再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报相商。他声称“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一旦列强们以保护公使的借口出兵，“全局瓦解”，“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方能了事”，“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似非从权不可。”
为使东南诸省联合“抗旨”之举师出有名，他特意从清廷的诏书里抠出了“联络一气保疆土”的字眼。
盛宣怀的陈情和劝说，加之形势的紧迫，终于得到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地方大员们的应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回说，自己愿意“列敝衔”其中，“敢恳杏翁（盛宣怀）帮同与议指授沪道，必更妥速”；两江总督刘坤一复电说，“欲保东南疆土，留为大局转机”，非照杏翁方案办不可；江苏巡抚鹿传霖说，“此时江海各处，惟有力任保护”，才能有所补救；李鸿章干脆直接说清廷的宣战诏书是“矫诏”、“乱命”，不予奉行。
上海是洋人聚集的首要之地。在盛宣怀的指导下，上海道台余联沅与西方各国驻沪领事签订《东南互保章程九款》，内容包括：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随后，盛宣怀又四处活动，联络各地巡抚，把“互保”的范围扩大到西南、中南和山东，以及教堂、教民甚多的四川等地。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后妃和一小部分王公贵族仓皇出逃，开始她人生第二次“西狩”。
这个精明强硬的女人再次显示了她的韧性。她一边西逃，一边陆续发布几道上谕，命庆亲王返京准备与联军议和，命“全权大臣”李鸿章北上收拾残局。待第二年和谈结束，作为拳民之乱的“首祸”，载漪父子被流放到新疆伊犁。
1900年的这一场义和团运动席卷了华北、内蒙古和满洲。据《剑桥晚清史》统计，在高涨的排外骚乱中，共有231名外国人士（包括神职人员、外交使节和一般外籍平民）被杀，成千上万名中国教民丧命，教堂、铁路、电报设施被毁。
在盛宣怀一手导演的“东南互保”政策下，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江山安然无事，避免了义和团的灾难和外国列强的入侵。
内外乱稍平，论功行赏。之前联络“抗旨”大逆不道的盛宣怀，成为保下大清江山的头等功臣。 1901年3月，西安，仍在“西狩”的慈禧与军机处大臣们商议和谈事宜，说起“东南互保”之功，在座者都认为如“无盛某维持策划，刘（坤一）、张（之洞）亦无所措手，何论余（联沅）道了”，慈禧“深以为然”。同月，她还对荣禄说：“今日看来，盛宣怀为不可少之人。”
自追随李鸿章以来，盛宣怀一直做的是办洋务的经济实务工作，并不直接卷入政治。在庚子国变中，他何以如此“出格”，策划、导演这一出联合抗旨、“东南互保”的戏码呢？
在他给张之洞、刘坤一的电文里，可一窥他的心之所系：“自北方匪乱以来，长江各省商货停滞，市面敝坏，于今几及三月。不独中国商民吃亏，即各国商民亦受其害……而和局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宁，商务愈难振作……恐非十年不能规复。”
作为一名毕生从事实业和建设的经济官僚，盛宣怀深知经济发展由来不易，对破坏性的社会运动有着本能的恐惧和反感。5月，义和团运动蔓延开始时，当他得知“拳匪”拆毁卢保铁路几半，已是痛心疾首。8个月前，卢保铁路刚刚竣工，当时盛宣怀身患重痢，依然带病北上验收工程。他随即电告李鸿章，指责山东巡抚毓贤是祸乱的源头。
1900年的南方，一名“亡命之徒”在勾画他的新共和国蓝图，他把盛宣怀列进了他的“新政府内政官员名单”。
他叫孙中山。庚子大乱时，他一度想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并得到香港总督卜力的支持。被李鸿章拒绝后，他在香港洋面的一只船上谋划了10月8日在惠州三洲田山寨的武装起义。起义很快失败。这次起义又称“庚子惠州之役”
在孙氏所列的名单上，盛宣怀是惟一一位清政府高官。
一条铁路搞垮了大清朝
历经庚子之变后，大清已气息奄奄。
在朝野各方压力下，慈禧太后宣布“新政”，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随着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中枢机构日益式微，地方实力派正在崛起。革命党组织的武装起义、暗杀活动此起彼伏。
在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清政府于1911年5月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第一任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8名，其中皇族占5人。盛宣怀被简授为邮传部大臣，是仅有的4名汉族内阁成员之一。
皇族内阁的出台，使得朝野各方的体制内改革共识濒临破产。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台上是皇族唱戏，台下则四方鼎沸，黑云压城城欲摧。
盛宣怀是一个勇于任事的人。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从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1911年1月）出任邮传部尚书到四川保路运动爆发这半年里，盛宣怀不辞辛苦，“数上封事，收回邮政，接管驿站，规画官建各路，展拓川藏电线，釐定全国轨制，称新政毕举。”此外，他还支持、帮助南洋高等实业学堂校长唐文治办起了吴淞商船学校，实现了他多年培养轮船人才的愿望。
据他儿子回忆，见他往往“丙夜不息，味爽而兴”，就和母亲商量，让她劝告父亲“节养”。盛宣怀对儿子们说：“汝曹何知？国家存亡危急之顷，岂臣子暇逸时耶！”
以挽救时局自许的盛宣怀，却因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引发四川保路运动，继而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成为致使大清覆灭的“历史罪人”。有人戏称，是一条铁路搞跨了大清朝。
清政府修筑铁路始于甲午战争以后，最初由国家来修建，因为资金筹措不易，不得不举借洋债。1903年后，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清政府也鼓励民间自办铁路。由中国商绅集资，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成为共识。
然而，允许铁路商办政策推行几年下来，问题与弊端层出不穷：资金筹措严重不足，且迟迟不能到位；各地商办公司管理混乱、效率低下，股资被挪用、贪污的腐败乱象频生；各省、地区各自为政，干线的统筹和协调问题成为难题。
事实证明，民间自办铁路更多的是一种“激于道德义愤与爱国情绪”的行为，而不是发展中国铁路事业的理性之举。
1910年8月17日，盛宣怀入京见皇帝。宣统帝尚年幼，当政的是其生父摄政王载沣。载沣就时局、诸多要政大事，咨询盛宣怀的意见。期间谈到铁路问题，盛宣怀明确地表示铁路筑路权必须收为国有的观点。
他首先对湘、鄂两省拒款的不切实际进行了批评，说粤汉铁路赎回已经达3年之久，迄今却一无成效。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那些坚决主张商办的士绅们是何等清谈误国。事实上，按目前拒款派的办法，即使再过30年，所集之款也不足建造铁路。
其次，他认为，向外国借债虽非万全之策。但只要政府在与外国谈判并签定合同时，能做到“严定限制，权操于我”，使外人只有投资得息之利，无干预造路用人之权，在这种条件下借洋款是利大弊小。
这番谈话令摄政王闻奏后“大为动容”，他立即命令盛宣怀与外务部、度支部妥商办理。
1911年5月初，言官石长信的一份奏折转到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手中。他非常赞赏石的建议：主张把贯通全国的干路收归国有，由政府借款兴办；其余支路，则由各省绅商集股商办。这样就能很好地平衡铁路国有和商办的问题。
5月9日，清廷下诏：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继而又谕令四川立即停止以造路的名义收取“租股”。而后又批准主政邮传部的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约，借款修路。
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以后，得到云南、贵州、广西这些边远省份的响应。而在四川、湖南、湖北与广东，遭到了士绅们的反对。其中，态度最激烈的是四川。
这基本是一个国家和商民之间讨价还价的问题。
川汉铁路是一家民营公司，原本募集股本1400万两，其中700万两已投入铁路建设；余下的700万两中，有300万两被一个叫施典章的经理挪到上海去做墨西哥的橡胶股票投机，并且亏空净尽。
盛宣怀根据不同省份商办铁路的情况，制定了不同的赎买收回方案。对川汉铁路，他只同意发给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至于被原公司经理人亏空的300万元，拒绝为之买单。他的理由也很充分：清廷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与此同时，他与美、英、法、德四国代表进行铁路借款的谈判。经过二十余次艰苦谈判，最终迫使四国代表作出较大让步，达成了6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
公平地说，这一份后来被四川保路运动中激进分子攻击为“丧权辱国”的借款合同，是清末历年来罕有之借款良约：贷款年利息仅为5%，而当时中国国内钱庄的平均利息高达12.5%至14.8%；以百货杂类与盐厘捐作抵押，这预防了未来路权落入洋人之手的可能性；在用人权上，严格限制洋人总工程师的数量、职权范围；规定修路优先使用中国工业产品与原材料。最为重要的是，这份借款合同被严格地限制在“商业性质范围”，四国银行及其政府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
无论比之于张之洞在1909年与三国银行签定的草约，还是清廷在云南、山东、东北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铁路建筑合同，以及两年后由民国政府与六国银行签定的“善后大借款”，盛宣怀都有足够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
他也一腔乐观地相信：只要采取上述办法，粤汉铁路分段赶造，限定3年内接通，则在10年之内准可还本。而且，新颁布的铁路国有政策，不会与民争利，只要商民愿意，可以附股，与国家同受利益。
然而，之后事态的发展，让这位擅长算经济账的精明商人完全始料不及。
由于清政府坚决不为300万亏空买单的强硬态度，川汉铁路股东中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6月13日，清廷与四国银行的正式合同文本到达成都，经过激进人士在报刊上的曲解与猛烈抨击，借款合同立即被市民们视为丧权辱国的“卖国契书”，民情越发激昂。许多青年学生和下层人士也加入进来，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保路运动中的主流。
在给摄政王载沣的电文中，四川护督王人文描述了6月17日四川商办铁路总公司动员大会的场面：“到会一千余人，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弹压，巡兵听者也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
王人文电奏朝廷，请求顺川民的要求，收回成命。两天以后，他再次电奏表明意见和态度。这一次，他甚至指名道姓指斥盛宣怀“欺君误国”。
农历六月二十九日起，成都全市罢市，学校停课，各街供光绪牌位。在保路同志会中，出现了革命党人的身影。
被称为“赵屠夫”的赵尔丰到任取代王人文，他也感受到民情激昂。他一再和四川地方官员联名电奏，请清廷曲顾大局，收回川路国有的诏令，以免激生意外。
当四川地方官员一再奏请收回国有化诏令，盛宣怀和同样志大心切的铁路督办端方都表现得异常强硬。1911年的电报档案里，记录下盛宣怀在整个事变过程中的态度，以及后来被批为“欺君之罪”之举——调动、催促地方督抚用军队镇压参与运动的士绅百姓。
8月26日，盛宣怀致电赵尔丰：对于罢市罢课这样的要挟，“请出告示严禁，销患难未萌”。
8月28日，盛致电鄂督瑞澂：保路风潮只须略有兵威，不烦镇压。川督所用的兵警都是川人，所以才会害怕。请他调动宜昌的驻军去重庆，保护商埠，以作声援。
8月30日，再次致电瑞澂：现在民气嚣张，诚不宜专尚压力，“殊觉宽猛两难。”
9月14日，致电云贵督抚：说鄂军援军需要二十余日才能赶到四川，请派云南、贵州靠近四川的军队统领带枪队千人驰往四川，“即可将风潮威慑解散”。
在盛宣怀与端方这两位强硬派的影响下，清政府没有作出丝毫让步，反而对川督赵尔丰施压，要求他进行强力镇压。
10月6日，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罗纶等几位带头的激进分子。成都市民闻讯后，聚集于总督府前。省府巡防军开枪射杀民众数十人。血案发生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至夏秋，从四川开始的保路风潮，迅速蔓延到广东、两湖等地，革命形势迅速成熟。
10月10日，武昌新军兵营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11日，端方受命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行军至资州时被起义士兵所杀。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如今观之，四川保路运动是一起经典的群体性事件危机案例。常年累积的政治、社会矛盾，地方士绅的贪婪，中央政府僵硬的回应能力，终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其中，代表中央政府的盛宣怀，拒绝对四川商办公司300万元亏空进行补偿，是激起四川反对铁路国有风潮的导火索。
历史学者萧功秦说：盛宣怀是一个有着过人聪明的成功商人。“但政治家的智慧并不等同于商人的智慧。政治家的精明首先表现在对民众心理有切实的洞悉，需要有一种对复杂问题进行协调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人需要的是精明的斤斤计较，而政治家则需要着眼于政治上的大局，一种大智若愚的胸襟。
“当一个精明的商人在承担政府官员角色，并面对政治大局时，如果仍然没有摆脱经商时那种单纯的算盘思维，他就是大愚若智了。”
武昌兵变当日，张謇正在汉口料理大生纱厂的事务。此时，这位晚清名流已辞官办实业近二十年。他后来评论清末铁路国有化失败的原因时，严厉地批评盛宣怀，说他完全不懂得国家对于人民应怀有一种“涵复之义”。
用今日话语来说，即政府有对民众的要求作出回应的道义，即便这些要求有时看起来不那么合理。
在京城，资政院成为保清派各省代表声讨、围攻盛宣怀的阵地。
议员黎尚雯归纳出盛宣怀的四大罪名：违宪之罪，变乱成法之罪，激成民变之罪，侵夺君上大权之罪。每一条都“罪无可逭”，“按律宜绞刑。”
当晚，盛宣怀连夜赶写奏稿，为自己辩护。这份奏折没来得及写完。10月26日，朝廷宣布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最后的奏折”如今完整地保存在上海图书馆的“盛档”中。
在“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的舆论氛围中，驻京公使们出手干预了。10月28日，朱尔典爵士自北京发出致格雷爵士电，内称：“由于昨日资政院通过一项决议，请求皇上下令处死盛宣怀，所以四国公使走访了庆亲王，得到保证说：不会加害于盛宣怀。盛在四国使馆的十名士兵护送下，于昨天深夜前往天津，将先赴青岛。” 朱尔典发出电报当天，盛宣怀抵达青岛，随后又到了大连。在日本顾问高木陆郎的陪同下，经大连登船前往日本避难。
大官商的终局与轮回
1912年11月30日，盛宣怀从日本回到上海。
在人生最后几年里，他回归到一个商人的本色，很少操心政事，如他所说，“故园独处，书画自娱，如梦初醒，不欲知秦汉以后事。”他出任招商局董事会的副会长和汉冶萍公司的会长，着手整顿这两家公司的业务，竭力使之摆脱官僚的控制。
1915年冬，盛宣怀病重，卧床不起，已不能管事。第二年4月27日，他在上海病逝，终年73岁。当家的庄夫人为他举办了一场轰动上海滩的盛大葬礼。
在盛宣怀避难日本期间，孙中山曾屡屡抛来橄榄枝，暖语相慰，并保证发还他的个人财产，希望他能帮助新生的国民政府筹款，以期渡过财政难关。
盛宣怀一边和孙中山书信相和，恭维孙是“文明之代表”，并给予工商、实业方面的建议，说自己一旦回国“下走皆唯命是从”。但在给亲家孙宝琦的函件里，他对孙中山评价甚低，批“惟其念太奢，恐更无步骤”。
相比孙中山，他更属意和他积怨很深、曾有夺产（招商局、电报局）之恨的袁世凯，屡次公开为袁出来坐镇时局大唱赞歌。他希望袁能够早日收拾乱局，平定天下，恢复治世，甚至暗示袁皇袍加身也是可以的。
尽管如此，盛宣怀和孙中山还是差一点成为亲戚。
在上海滩，宋家和盛府颇有渊源。1920年初，宋子文从美国留学回来时，曾在汉冶萍公司做英文秘书。当时，上海滩人称“盛老四”的盛宣怀四子盛恩颐是总经理。宋子文因此常去盛府走动，结识了明媚动人的七小姐，很是倾心，主动提出当她的英文老师，随即展开追求攻势。
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一听说宋子文的父亲只是一个“教堂里拉洋琴”（牧师）的，立刻棒打鸳鸯。盛老四随即把宋子文调到武汉，去当汉阳铁厂的会计科长。宋子文仍然苦苦追求，不肯放弃。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身为孙夫人的宋庆龄召弟弟去新政府做事。南下前，宋子文拿着去广州的火车票，一路追到杭州，希望七小姐和他一起私奔。七小姐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在分别前，她把金叶子赠与宋子文。
宋子文后来平步青云，做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院长，控制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创办了建设银行、中纺等一系列现代企业，主持外交和与西方列强的借款，成为新一代的豪门权贵和大官僚资本家。后来娶了江西富商之女张乐怡为妻。盛七小姐得闻此事，大病一场，直至32岁才嫁人。
三十年河西。抗战胜利后，盛老四的儿子盛毓度因在汪伪政权做事，被捕入狱。在其原配夫人的跪求下，七小姐打电话向宋子文说情，宋子文在那头一个“OK”。第二天中午，盛毓度就被放出来。
1947年，宋子文因为推行货币改革引发了黄金风潮，加之“四大家族”的骂名，遭到朝野各方的攻击。有“傅大炮”之称的著名学者傅斯年在报纸上接连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等系列檄文，炮轰他官商不分、公私不分，轰动一时。
宋子文被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随后退出政坛。国民党兵败后他定居美国，当了二十多年寓公，1971在旧金山去世。在他身后，关于宋家的首富之说、贪腐传闻、八卦故事依然是各种野史小说津津乐道的题材。
这一对差一点成为翁婿的两代官僚资本家，命运划出了相似的弧线，也作出相似的拷问——官乎？商乎？公乎？私乎？爱国乎？卖国乎？成乎？败乎？
（参考书目：《盛宣怀传》，夏东元著；《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易惠莉著；《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刘广京主编；《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刘广京著；《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萧功秦著；《盛宣怀家族》，宋路霞著；《李鸿章与洋务运动》，孙志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