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受共产党部队敌后游击战的启发和鼓励，蒋介石考虑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
　　蒋介石：“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提出“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要求：全国部队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
　　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国民党政府向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求派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派出一个30多人的班子，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赴南岳。代表团由叶剑英担任团长（后为李涛）。李涛在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官，教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如何做群众工作等课程。
　　1939年1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亲自担任主任。学员来自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参谋人员，结业后回原部队办班训练连、排长等基层军事骨干，编组游击队，到敌人的侧面和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
　　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绩糟糕
　　在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之下，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兵力接近100万。
　　然而，国民党部队的战绩却十分糟糕，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比如，中条山战役，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的1/12。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到1943年左右，国民党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基本上都丢掉了。
　　1944年6月22日，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100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坚持在敌后的总共不过2万至3万人。数十万国军先后投降当了伪军。
　　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却从只有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迅速扩展到10多个省;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近百万。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对于打好游击战，共产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有过论述。朱德在抗战初期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政治战争的要点，第一，在整顿内部，除去内部队员中不正确的观念和坏的习惯行为，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无论如何不会瓦解，任何的风浪都能经得住，吃得起……政治战争的第二个要点，是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政治战争的第三个要点，是瓦解敌军。”白崇禧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然而，国、共两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的实际表现却大不相同，这一点从日军的评价中可见端倪。日军有一份评估报告称，国民党游击队有五大弱点：“（一）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拼;（二）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三）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四）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五）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而对共产党的评价却是：“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至1941年，方面军（才）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
　　（摘自《北京日报》陈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