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8年8月的一天晚上，稼先回到家里，跟我说他的工作有调动。我问他调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不能说。我又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又说不知道。接着我问他，那我能给你写信吗，他回答不能。
　　此后，稼先经常是一个电话打来，说他马上要出差。去哪里，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不问。我知道问也问不出来。每一次离开都是突然的，每一次回来也是突然的。回来一般是白天，突然就回来了，回来后吃一点东西就去休息；一般都是到了晚上9点，小车来接他，把他接到中南海，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到了半夜3点多回到家，他依然是什么也不说。
　　直到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他还是不能跟我们说。但时间长了，我隐约感觉到他与原子弹研制有关，却还是从来不问。我的父亲许德珩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是好朋友，都是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一天，严伯伯来我家做客，我父亲拿着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号外跟严伯伯说：“谁有本事能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啊？”严伯伯说：“你去问问你女婿。”两位老人心照不宣地站在客厅，拄着拐杖，哈哈大笑。
　　二
　　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是因为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他骨髓里就有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中国的核试验，我们知道的是45次。其实，还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投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100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稼先就亲自去找，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受到了放射线侵害。
　　对邓稼先的解密，一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才被准许。当时，医院给中央军委递了一个报告，说已没有办法挽救邓稼先的生命，让家属准备后事。中央军委给出一个意见：邓稼先一辈子隐姓埋名，在他去世之前，要对他解密。所以，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登“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相关事迹。
　　那一天，很多人给我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许鹿希，邓稼先还活着吗？为什么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现在一下子都在报纸上刊登了？”我看了报纸后，也绝望了。我知道，邓稼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从1985年7月31日稼先查出癌症住院，到1986年7月29日他去世，稼先在医院里一共住了363天。在这不到一年的日子里，稼先依然心系着他所从事的科研事业。大夫不让他看资料，我帮他把一本本厚厚的资料藏在衣柜里，用衣服盖着。
　　也有人觉得稼先傻，觉得他不值得。稼先是极聪明的人，他26岁就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钱三强他们都叫他“娃娃博士”。很多人都说以稼先的聪明才智，想在国外过富足生活，其实很容易。但是稼先偏偏选择了回国，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为祖国的强大与祖国的建设牺牲一切。但是，作为稼先的妻子，我是理解他的。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争了中国人的气，是值得的。
　　（摘自《军工英才》 许鹿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