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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是我们党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是高举旗帜、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它给外界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在于“新意”多多——大到报告中既有对全局和重大根本性问题的新判断如新时代、新矛盾、新理论、新征程等，小到也有对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具体问题上诸多细节之处的新表述新提法，都让人看到“新意”频现、亮点纷呈，展示了中共新风采，表明了政治自信和执政能力，属于一个政党真正伟大的创新。尤其是从新矛盾、新时代，到新理论、新征程，报告的上述新概括不仅意味着我们党以新思维应对问题，也意味着创新性举措将接踵而至。从宏观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到微观的创新型人民军队、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创新被提及次数不下50次，分量可见一斑。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作的68页沉甸甸的报告所铺设的未来道路更为厚重——剑指直至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发展远景。将充满新意的党代会纳入全世界视野，是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纳入人类政治文明大范畴。这是中共建党96年来第一次这么做，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创新。我们全面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所呈现的多多“新意”，不难看到，它们折射出我党大格局考量下的中国自信和中国气魄。
媒体数创历次党代会之最
2017年10月16日晚，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十九大新闻中心为前来采访此次大会的中外记者举行了欢迎酒会。在欢迎酒会上，大会新闻组组长黄坤明表示，大会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欢迎中外媒体采访，开设“党代表通道”。这是中共党代会首次设立“党代表通道”。
据介绍，报名采访党的十九大的记者共计3068人，其中境外记者1818人，记者总数及境外记者人数都分别创下了历次党代会新的历史纪录。
具体来说，仅境外记者人数这一项，就从党的十六大的859人，到十七大的1135人、十八大的1704人，再到十九大的1818人，屡屡刷新的数字，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日益浓厚的兴趣和关注程度。
为何设立党代表通道？这无疑是为方便记者采访代表而采取的新形式。新设党代表通道是大会增强透明度的重要体现，这种日趋开放的姿态，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大国执政党的自信。
大会开幕当天和次日早上、大会闭幕会结束30分钟后，相继在党代表通道举行了3次面对面的采访。比如，10月19日即十九大召开的第二天，党代表通道再次开启，党代表凌解放、王立平、徐川、黄一兵等20位党代表接受采访。各路媒体记者凌晨就来到会场，搭建设备，占好位置，希望能在第一时间呈现代表进入通道，跟各行各业的基层代表们近距离的对话。
中共党代会从初期的秘密举行逐步走向开放，经历了曲折却光辉发展的历史过程。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时，会议从起初的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辗转至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都是谨慎秘密地举行；此后陆陆续续召开的党的二大、三大、四大至五大，会议也多为秘密召开。其间曾有部分信息公开，如二大时，铅印了少量含有决议案的小册子。大革命失败后，六大转移到了苏联的莫斯科郊外举行，以电稿形式将会议信息发往国内各级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主动地公布党代会信息，始于党的七大。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举行开幕后即对外作了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的首次党代会即1956年的八大，对外报道了各项决议。九大尽管延迟公布开幕消息，可是大会仍然发表了新闻公报，敞亮公诸于世。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机制日趋规范，信息发布也更加公开透明。
一是大会议程的发布逐渐程序化。十二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除会后公布大会决议外，预备会议、主席团会议、开闭幕会议等各项会议程序结束后，也会畅明地对外公布信息。十二大还首次设立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就大会议程、选举情况进行说明。之后，党代会新闻发言人制度形成。
二是大会开放形式不断丰富。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首次在闭幕后举行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媒体见面会，这一开放、透明、亲和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十五大起，部分代表团（组）讨论开始对中外记者开放；十六大时，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首次开放。十七大、 十八大时，开放的代表团（组）数已达34个。
从十三大起，设立了大会新闻中心，已经成为党代会的重要信息发布窗口。自党的十四大到十八大，新闻中心通常会举行4或5场发布会，主题日趋多元：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聚焦经济体制改革；十五大，李素丽等基层劳模受访；十七大，鲜明地出现了党建主题；十八大，则由部委负责人热议民生。
随着党代会日趋公开，赴会媒体数屡创新高。党的十三大曾创下400多位境内外记者赴会的人数纪录。十八大时，记者人数达2700余人，首次超过代表人数。十九大则共有3068名中外记者纷纷前来采访。
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最新论断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956年的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自1981年乃至1956年以来，中共对社会矛盾判断所作的首次重大调整，其所提的“物质文化需要”更侧重满足温饱；而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新意在于，所强调的“美好生活”则立足于更高层次需求，非常契合中国将在几年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续朝着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实际。 这一判断是蕴纳深厚历史内涵和丰富时代创见的结论，将对今后若干年的国家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
具体来说，新时代我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新时代有新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历来具有根本性关键性。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述。1956年党的八大的表述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与当时我国基本国情和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是相符合的，之后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曾出现过偏差。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表述基本相同，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表述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把“物质文化需要”改为“美好生活需要”表明，新时代人民需要的范围已不仅局限于物质文化领域，还扩大到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多方面；把“落后的社会生产”改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表明，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主要矛盾变了，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进一步拓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地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那么，又怎么看待和理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目前，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三大不平衡：领域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群体不平衡。领域不平衡是指经济领域的发展一马当先、奇迹频现，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虽稳步推进却与经济领域相比尚有一定差距，至于说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差距可能更大一些；区域不平衡主要是指东中西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不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平衡，甚至城市内部、发达地区内部、一些农村内部也存在不平衡现象；群体不平衡主要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在共享发展成果方面有差距，建立在良性橄榄型社会结构上的财富公平正义分配格局有待形成。此外，具体到各个领域内部也存在很大不平衡。比如，经济领域中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发展不平衡，低端产业与高端产业发展不平衡，大企业与小微企业的发展不平衡，等等。
发展的不充分主要是指整个社会的发展总量尚不丰富、发展程度尚不够高、发展态势尚不够稳固。这种不充分体现在发展的方方面面，处于发展不平衡低端的那部分固然属于发展不充分，而处于发展不平衡高端的那部分也存在着发展不充分。
“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这种结构失衡不再主要是绝对短缺背景下的“八个木桶七个盖”，而是相对短缺背景下的发展偏差与发展短视。比如，一方面是低端产能的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是高端供给的严重不足甚至没有；一方面是就业难，另一方面是用工荒等。但也不能完全归结为结构性问题，究其根本还是生产力水平不够高导致的，并不是说许多城市管理者只要“面子”不要“里子”，而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让他们没有能力兼而有之，所以，说到底还是要在提高生产力水平上下功夫。一方面，“不充分”是“不平衡”产生的客观基础。我国当前的客观实际是，经济社会已经发展起来了，但发展又不够充分，在不科学的发展理念、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驱使下，就会产生发展不平衡、加剧发展不平衡。比如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产生的基础是农村生产力水平发展不充分，在整个社会资源过度向城市倾斜的制度安排下，引发和放大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不平衡”会反过来加剧“不充分”。由于发展不平衡，处于发展强势一端的社会主体会过多占用發展资源，从而加剧处于发展弱势一端的社会主体不充分乃至稀缺的感受。比如，“僵尸企业”占用了本来就稀缺的生产要素，其他企业当然就更感到发展环境困难；教育医疗资源大幅向城市倾斜，本来薄弱的农村地区会更加困难。
解决发展不平衡，最直接的是要树立新发展理念，更加强调从全局的高度思考发展、筹划发展，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社会群体间的协调以及经济与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协调；解决发展不充分，关键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破除一切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释放一切社会活力与创造力，不断提高发展水平、发展能力与发展绩效。
发展依然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总钥匙，破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其一，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主攻方向是通过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体系，不同的经济体系在促进平衡发展、推动充分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只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使发展的平衡性、发展的充分性有坚固基石。其二，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着力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其三，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制度保障是全面深化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其背后原因是体制机制不健全、不科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用制度创新来纠正不正确的发展理念；用体制机制来保障发展主体的权利，激发社会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通过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发展走向平衡，实现充分发展。 对“发展阶段”提出最新重大科学判断
在“新矛盾”判断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对我国发展当前所处新的历史方位进行界定，以发自丹田、底氣十足的洪钟大吕之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对中国道路和发展历史方位的重大科学判断，令人耳目一新，震聋发聩，振奋人心。这一高举旗帜、立论定向，把握大势、总揽全局而作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提出了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它说明，这一全新发展阶段是党的十九大的理论根基，也是新时期建设的重大理论基础。中国道路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也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全新选择。
全面理解这一重大判断，对于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
新时代有新内涵。习近平总书记从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等5个方面对“新时代”作了深刻阐述，为我们理解其科学内涵提供了基本依据。
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改革开放的长期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锐意进取、不懈奋斗才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从10个方面总结了这5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指出这一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这表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现实，必须同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史、特别是近5年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中把握新时代。否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他还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我们过去的一切历史，就没有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这一新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受惠者，我们对此感同身受、深以为然，并且倍感振奋，无比自豪。（未完待续）
媒体数创历次党代会之最
2017年10月16日晚，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十九大新闻中心为前来采访此次大会的中外记者举行了欢迎酒会。在欢迎酒会上，大会新闻组组长黄坤明表示，大会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欢迎中外媒体采访，开设“党代表通道”。这是中共党代会首次设立“党代表通道”。
据介绍，报名采访党的十九大的记者共计3068人，其中境外记者1818人，记者总数及境外记者人数都分别创下了历次党代会新的历史纪录。
具体来说，仅境外记者人数这一项，就从党的十六大的859人，到十七大的1135人、十八大的1704人，再到十九大的1818人，屡屡刷新的数字，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日益浓厚的兴趣和关注程度。
为何设立党代表通道？这无疑是为方便记者采访代表而采取的新形式。新设党代表通道是大会增强透明度的重要体现，这种日趋开放的姿态，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大国执政党的自信。
大会开幕当天和次日早上、大会闭幕会结束30分钟后，相继在党代表通道举行了3次面对面的采访。比如，10月19日即十九大召开的第二天，党代表通道再次开启，党代表凌解放、王立平、徐川、黄一兵等20位党代表接受采访。各路媒体记者凌晨就来到会场，搭建设备，占好位置，希望能在第一时间呈现代表进入通道，跟各行各业的基层代表们近距离的对话。
中共党代会从初期的秘密举行逐步走向开放，经历了曲折却光辉发展的历史过程。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时，会议从起初的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辗转至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都是谨慎秘密地举行；此后陆陆续续召开的党的二大、三大、四大至五大，会议也多为秘密召开。其间曾有部分信息公开，如二大时，铅印了少量含有决议案的小册子。大革命失败后，六大转移到了苏联的莫斯科郊外举行，以电稿形式将会议信息发往国内各级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主动地公布党代会信息，始于党的七大。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举行开幕后即对外作了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的首次党代会即1956年的八大，对外报道了各项决议。九大尽管延迟公布开幕消息，可是大会仍然发表了新闻公报，敞亮公诸于世。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机制日趋规范，信息发布也更加公开透明。
一是大会议程的发布逐渐程序化。十二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除会后公布大会决议外，预备会议、主席团会议、开闭幕会议等各项会议程序结束后，也会畅明地对外公布信息。十二大还首次设立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就大会议程、选举情况进行说明。之后，党代会新闻发言人制度形成。
二是大会开放形式不断丰富。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首次在闭幕后举行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媒体见面会，这一开放、透明、亲和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十五大起，部分代表团（组）讨论开始对中外记者开放；十六大时，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首次开放。十七大、 十八大时，开放的代表团（组）数已达34个。
从十三大起，设立了大会新闻中心，已经成为党代会的重要信息发布窗口。自党的十四大到十八大，新闻中心通常会举行4或5场发布会，主题日趋多元：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聚焦经济体制改革；十五大，李素丽等基层劳模受访；十七大，鲜明地出现了党建主题；十八大，则由部委负责人热议民生。
随着党代会日趋公开，赴会媒体数屡创新高。党的十三大曾创下400多位境内外记者赴会的人数纪录。十八大时，记者人数达2700余人，首次超过代表人数。十九大则共有3068名中外记者纷纷前来采访。
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最新论断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956年的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自1981年乃至1956年以来，中共对社会矛盾判断所作的首次重大调整，其所提的“物质文化需要”更侧重满足温饱；而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新意在于，所强调的“美好生活”则立足于更高层次需求，非常契合中国将在几年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续朝着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实际。 这一判断是蕴纳深厚历史内涵和丰富时代创见的结论，将对今后若干年的国家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
具体来说，新时代我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新时代有新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历来具有根本性关键性。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述。1956年党的八大的表述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与当时我国基本国情和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是相符合的，之后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曾出现过偏差。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表述基本相同，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表述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把“物质文化需要”改为“美好生活需要”表明，新时代人民需要的范围已不仅局限于物质文化领域，还扩大到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多方面；把“落后的社会生产”改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表明，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主要矛盾变了，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进一步拓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地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那么，又怎么看待和理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目前，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三大不平衡：领域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群体不平衡。领域不平衡是指经济领域的发展一马当先、奇迹频现，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虽稳步推进却与经济领域相比尚有一定差距，至于说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差距可能更大一些；区域不平衡主要是指东中西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不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平衡，甚至城市内部、发达地区内部、一些农村内部也存在不平衡现象；群体不平衡主要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在共享发展成果方面有差距，建立在良性橄榄型社会结构上的财富公平正义分配格局有待形成。此外，具体到各个领域内部也存在很大不平衡。比如，经济领域中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发展不平衡，低端产业与高端产业发展不平衡，大企业与小微企业的发展不平衡，等等。
发展的不充分主要是指整个社会的发展总量尚不丰富、发展程度尚不够高、发展态势尚不够稳固。这种不充分体现在发展的方方面面，处于发展不平衡低端的那部分固然属于发展不充分，而处于发展不平衡高端的那部分也存在着发展不充分。
“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这种结构失衡不再主要是绝对短缺背景下的“八个木桶七个盖”，而是相对短缺背景下的发展偏差与发展短视。比如，一方面是低端产能的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是高端供给的严重不足甚至没有；一方面是就业难，另一方面是用工荒等。但也不能完全归结为结构性问题，究其根本还是生产力水平不够高导致的，并不是说许多城市管理者只要“面子”不要“里子”，而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让他们没有能力兼而有之，所以，说到底还是要在提高生产力水平上下功夫。一方面，“不充分”是“不平衡”产生的客观基础。我国当前的客观实际是，经济社会已经发展起来了，但发展又不够充分，在不科学的发展理念、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驱使下，就会产生发展不平衡、加剧发展不平衡。比如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产生的基础是农村生产力水平发展不充分，在整个社会资源过度向城市倾斜的制度安排下，引发和放大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不平衡”会反过来加剧“不充分”。由于发展不平衡，处于发展强势一端的社会主体会过多占用發展资源，从而加剧处于发展弱势一端的社会主体不充分乃至稀缺的感受。比如，“僵尸企业”占用了本来就稀缺的生产要素，其他企业当然就更感到发展环境困难；教育医疗资源大幅向城市倾斜，本来薄弱的农村地区会更加困难。
解决发展不平衡，最直接的是要树立新发展理念，更加强调从全局的高度思考发展、筹划发展，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社会群体间的协调以及经济与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协调；解决发展不充分，关键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破除一切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释放一切社会活力与创造力，不断提高发展水平、发展能力与发展绩效。
发展依然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总钥匙，破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其一，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主攻方向是通过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体系，不同的经济体系在促进平衡发展、推动充分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只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使发展的平衡性、发展的充分性有坚固基石。其二，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着力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其三，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制度保障是全面深化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其背后原因是体制机制不健全、不科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用制度创新来纠正不正确的发展理念；用体制机制来保障发展主体的权利，激发社会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通过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发展走向平衡，实现充分发展。 对“发展阶段”提出最新重大科学判断
在“新矛盾”判断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对我国发展当前所处新的历史方位进行界定，以发自丹田、底氣十足的洪钟大吕之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对中国道路和发展历史方位的重大科学判断，令人耳目一新，震聋发聩，振奋人心。这一高举旗帜、立论定向，把握大势、总揽全局而作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提出了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它说明，这一全新发展阶段是党的十九大的理论根基，也是新时期建设的重大理论基础。中国道路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也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全新选择。
全面理解这一重大判断，对于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
新时代有新内涵。习近平总书记从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等5个方面对“新时代”作了深刻阐述，为我们理解其科学内涵提供了基本依据。
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改革开放的长期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锐意进取、不懈奋斗才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从10个方面总结了这5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指出这一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这表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现实，必须同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史、特别是近5年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中把握新时代。否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他还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我们过去的一切历史，就没有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这一新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受惠者，我们对此感同身受、深以为然，并且倍感振奋，无比自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