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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何重述?红色革命历史如何、打动新世纪的年轻人?北京大学的吴晓东先生在谈及当代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创作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昨天的英雄怎样打动今天的观众?”吴晓东先生的问题指向了新世纪红色革命历史剧创作的叙述模式和审美效应问题。
比较于20世纪“十七年文学”和“革命样板戏”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历史叙述模式，新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电视剧亟需新的审美理念和历史言说方式。但遗憾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十年的当代红色革命历史影视剧都没有完全脱离旧的窠臼，或是旧有的历史叙述模式的修修补补，或是以“人性化”旗帜来对过去的英雄形象进行“桃色化”、“欲望化”叙述，造成当代革命历史剧创作浅薄与庸俗，引起很大非议。
事实上，新中国的红色革命历史亟需当代历史化、亟需新的审美理念和叙述模式。正是在这样一种新世纪文化背景下，《沂蒙》电视剧以其独特的审美理念和历史叙述方式，重新述说沂蒙革命老区的红色历史，诠释沂蒙精神，满足了建构当代红色经典的精神需求，获得了以小人物展现大时代、借日常生活描绘革命精神的艺术突破。
《沂蒙》电视剧在重述沂蒙历史方面，打破了以往红色经典的英雄主义的历史叙述模式，走向了以普通家庭、普通人为叙事主线的平民史诗模式，为深厚博大、坚韧牺牲的沂蒙精神建构起坚实的基石。《沂蒙》电视机以马牧池村庄、李忠厚家庭、李忠厚的妻子于大娘为历史叙述的主线和中心，展现了沂蒙老区千万个家庭和民众，乃至是全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于大娘和马牧池村民是平凡、普通的，她们不是驰骋战场轰轰烈烈的英雄，但是，就在日常生活的艰辛中，做军鞋、架桥梁、烙煎饼军粮、收养孩子、救治伤员，她们毫无怨言完成了一个个难以完成的奇迹，显现出沂蒙山人的血性和韧劲，成为抗日英雄所立身生存的坚实的、不可摧折的大地母亲。在战争的间隙，于大娘也会坐街头穿针引线，有时也会手足无措，回归普通母亲的自然本色一面。
《沂蒙》电视剧的突破不仅是历史叙述模式，而且在审美思维理念上，打破了以往的英雄与汉奸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描绘了一系列真实生动、栩栩如生的平民英雄群像，展现了历史人物的精神嬗变，是一部刻画沂蒙精神的心灵史诗。剧中的共产党员李月受到婆婆的虐待，离开婆婆家，在自家山洞里照顾受重伤的八路军干部。丈夫孙旺上山遇到了。违背李月的嘱咐告诉了“恶婆婆”。“恶婆婆”没有告诉日本人，反而承担起照料八路军的工作。孙旺母亲的角色塑造的非常成功，一方面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毒害，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深明大义。并逐渐意识到虐待儿媳的错误，开始喜欢上儿媳，为保护儿媳和八路军而吸引日军注意被打死。临死前之际昔日的恶婆婆说，以前蒙着的眼睛现在张开了。这一剧情生动说明了沂蒙山人不仅在血与火的战争中争取自由和解放，而且同时自身主体性也在不断觉醒与成长。孙旺这一个“榆木疙瘩”、“闷葫芦”形象，话语不多，但其神态、眼神非常生动。
剧中的地主李忠奉形象尤为突出，显现了编剧独特的审美理念，打破了以往文艺作品中的“恶霸式”地主形象。李忠奉一身灰长衫袄，一双黝黑的手，一副坚毅的面孔，处事稳重，是马牧池村的另一主心骨。李忠奉作为李氏族长看到一幕幕鬼子、汉奸残杀村民的暴虐行为，对敌人充满了愤恨之心。剧中李忠奉给日本人送骨灰、到日本兵营救人、提议全村人商量帮助李继祖等戏，体现出他的智慧、勇气、善良和民族气节。晚清、民国期间的乡村社会依然是一个士绅自治的社会结构。《沂蒙》剧中李忠奉这个人物的塑造是还原了当时的历史语境，是真实动人的。
《沂蒙》电视剧突破还体现在运用互文性的历史叙述结构，在沂蒙人与八路军双向互动、心心相映的结构中重新诠释沂蒙精神，为在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中重新思考沂蒙精神、思考党群关系，提供了新的历史维度和审美镜像。《沂蒙》电视剧在展现沂蒙老区人民的奉献牺牲精神，通过众多历史细节建构于大娘等一系列“革命红嫂”的历史主体性的同时，也借助历史细节来展现八路军全心全意为穷苦大众奋斗牺牲的革命主体性，如剧中政委的演讲，“消灭一切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八路军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政治宣示，而是在一个个八路军战士的具体行为细节中展现出来，如八路护士为患肺炎的孩子吸痰、把部队舍不得用的药用在穷人孩子身上、暴露自己坚决不连累百姓等等。于大娘等沂蒙“红嫂”的历史主体性和八路军的革命主体性，在抗战期间在沂蒙大地上交融在一体，互相融合、互相映现、彼此以对方为彻底奉献对象，互为主体性。《沂蒙》电视剧很好的揭示了沂蒙老区人民与革命军队之间的互文性心理结构，阐释出了沂蒙精神的深层精神内核。
昨天的历史谁来讲述?昨天的历史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述。历史正是在一代代人的讲述中构成了记忆。《沂蒙》电视剧就是一部当代山东人讲述的关于自己昨天红色革命历史的优秀艺术作品。在新世纪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关键历史时刻，重温红色革命历史记忆、重述为天下穷苦人翻身解放红色政治理念，无疑有着更为深刻、深远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而言，我要向《沂蒙》电视剧的导演、编剧、主创人员和所有演员表达我应有的敬意。
毫无疑问，《沂蒙》是当代山东人创作的一部新世纪红色经典。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于20世纪“十七年文学”和“革命样板戏”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历史叙述模式，新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电视剧亟需新的审美理念和历史言说方式。但遗憾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十年的当代红色革命历史影视剧都没有完全脱离旧的窠臼，或是旧有的历史叙述模式的修修补补，或是以“人性化”旗帜来对过去的英雄形象进行“桃色化”、“欲望化”叙述，造成当代革命历史剧创作浅薄与庸俗，引起很大非议。
事实上，新中国的红色革命历史亟需当代历史化、亟需新的审美理念和叙述模式。正是在这样一种新世纪文化背景下，《沂蒙》电视剧以其独特的审美理念和历史叙述方式，重新述说沂蒙革命老区的红色历史，诠释沂蒙精神，满足了建构当代红色经典的精神需求，获得了以小人物展现大时代、借日常生活描绘革命精神的艺术突破。
《沂蒙》电视剧在重述沂蒙历史方面，打破了以往红色经典的英雄主义的历史叙述模式，走向了以普通家庭、普通人为叙事主线的平民史诗模式，为深厚博大、坚韧牺牲的沂蒙精神建构起坚实的基石。《沂蒙》电视机以马牧池村庄、李忠厚家庭、李忠厚的妻子于大娘为历史叙述的主线和中心，展现了沂蒙老区千万个家庭和民众，乃至是全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于大娘和马牧池村民是平凡、普通的，她们不是驰骋战场轰轰烈烈的英雄，但是，就在日常生活的艰辛中，做军鞋、架桥梁、烙煎饼军粮、收养孩子、救治伤员，她们毫无怨言完成了一个个难以完成的奇迹，显现出沂蒙山人的血性和韧劲，成为抗日英雄所立身生存的坚实的、不可摧折的大地母亲。在战争的间隙，于大娘也会坐街头穿针引线，有时也会手足无措，回归普通母亲的自然本色一面。
《沂蒙》电视剧的突破不仅是历史叙述模式，而且在审美思维理念上，打破了以往的英雄与汉奸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描绘了一系列真实生动、栩栩如生的平民英雄群像，展现了历史人物的精神嬗变，是一部刻画沂蒙精神的心灵史诗。剧中的共产党员李月受到婆婆的虐待，离开婆婆家，在自家山洞里照顾受重伤的八路军干部。丈夫孙旺上山遇到了。违背李月的嘱咐告诉了“恶婆婆”。“恶婆婆”没有告诉日本人，反而承担起照料八路军的工作。孙旺母亲的角色塑造的非常成功，一方面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毒害，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深明大义。并逐渐意识到虐待儿媳的错误，开始喜欢上儿媳，为保护儿媳和八路军而吸引日军注意被打死。临死前之际昔日的恶婆婆说，以前蒙着的眼睛现在张开了。这一剧情生动说明了沂蒙山人不仅在血与火的战争中争取自由和解放，而且同时自身主体性也在不断觉醒与成长。孙旺这一个“榆木疙瘩”、“闷葫芦”形象，话语不多，但其神态、眼神非常生动。
剧中的地主李忠奉形象尤为突出，显现了编剧独特的审美理念，打破了以往文艺作品中的“恶霸式”地主形象。李忠奉一身灰长衫袄，一双黝黑的手，一副坚毅的面孔，处事稳重，是马牧池村的另一主心骨。李忠奉作为李氏族长看到一幕幕鬼子、汉奸残杀村民的暴虐行为，对敌人充满了愤恨之心。剧中李忠奉给日本人送骨灰、到日本兵营救人、提议全村人商量帮助李继祖等戏，体现出他的智慧、勇气、善良和民族气节。晚清、民国期间的乡村社会依然是一个士绅自治的社会结构。《沂蒙》剧中李忠奉这个人物的塑造是还原了当时的历史语境，是真实动人的。
《沂蒙》电视剧突破还体现在运用互文性的历史叙述结构，在沂蒙人与八路军双向互动、心心相映的结构中重新诠释沂蒙精神，为在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中重新思考沂蒙精神、思考党群关系，提供了新的历史维度和审美镜像。《沂蒙》电视剧在展现沂蒙老区人民的奉献牺牲精神，通过众多历史细节建构于大娘等一系列“革命红嫂”的历史主体性的同时，也借助历史细节来展现八路军全心全意为穷苦大众奋斗牺牲的革命主体性，如剧中政委的演讲，“消灭一切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八路军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政治宣示，而是在一个个八路军战士的具体行为细节中展现出来，如八路护士为患肺炎的孩子吸痰、把部队舍不得用的药用在穷人孩子身上、暴露自己坚决不连累百姓等等。于大娘等沂蒙“红嫂”的历史主体性和八路军的革命主体性，在抗战期间在沂蒙大地上交融在一体，互相融合、互相映现、彼此以对方为彻底奉献对象，互为主体性。《沂蒙》电视剧很好的揭示了沂蒙老区人民与革命军队之间的互文性心理结构，阐释出了沂蒙精神的深层精神内核。
昨天的历史谁来讲述?昨天的历史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述。历史正是在一代代人的讲述中构成了记忆。《沂蒙》电视剧就是一部当代山东人讲述的关于自己昨天红色革命历史的优秀艺术作品。在新世纪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关键历史时刻，重温红色革命历史记忆、重述为天下穷苦人翻身解放红色政治理念，无疑有着更为深刻、深远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而言，我要向《沂蒙》电视剧的导演、编剧、主创人员和所有演员表达我应有的敬意。
毫无疑问，《沂蒙》是当代山东人创作的一部新世纪红色经典。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