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2年5月，一个名叫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左翼电影导演受中国政府邀请，用22天时间跨越北京、林县、苏州、南京和上海，拍成纪录片《中国》。
2004年11月25日，《中国》出现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一个纪念安东尼奥尼的影展上，而这，才是这部纪录片第一次在中国放映。
“我要他别拍衣着破烂的孩子”
当一个身着浅蓝色中山装，手持暖瓶的男子出现在电脑屏幕上，马雍喜忍不住用手指画：“这个人是我，正在大队部开会，我倒水喝呢!”
这段反映村干部日常工作状态的视频，源于1972年5月拍摄的电影纪录片《中国》。拍摄地点在当时的河南林县大菜园村大队部，时年35岁的马雍喜，任大菜园村党支部书记。
2009年5月25日，通过网络视频，马雍喜老人第一次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马雍喜还清楚地记得拍片的导演安东尼奥尼，他“大个子，卷曲黄头发，不爱说话，对啥事都好奇”。
1972年5月29曰上午9点多，马雍喜和几个村干部正商讨麦收。“会还没开，安东尼奥尼就在县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大队部。随行有个外国女人，20岁左右，抹着口红，洋气得很。”马雍喜回忆。
事实上，那个年轻女人是时年60岁的安东尼奥尼的助手恩丽卡，后来成为安东尼奥尼的夫人。
会议开了10多分钟，安东尼奥尼全程拍摄。随后，马雍喜带领摄制组到村小学，安东尼奥尼拍了教室、操场等。看见一个小孩衣着破烂，他似乎很感兴趣。马雍喜通过翻译告诉导演： “这代表不了中国农村孩子的面貌，拍了也不要播。”
安东尼奥尼答应“不会放出来”。
马雍喜说，后来他听说那个场景在意大利播出了，我国驻意大利大使看到届很生气，但他现在通过网络视频看的片段中，没有那个孩子的影像。
出了学校，安东尼奥尼在街上随机拍了老人挑水、小孩游戏、年轻人上工千活等场景。然而在一户农家，马雍喜却和安东尼奥尼发生了冲突……
要求村民“演吵架戏”被拒
按照事先安排，马雍喜走访村民石永岐家，和石家商量购买收割机的事儿。
安东尼奥尼带着摄制组跟拍，镜头收录石家的厅堂、卧室、被褥和农具。听说石永岐夫妇和他们的儿媳一起居住，关系融洽，导演向马雍喜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能不能设计一个场景，让石家儿媳跟公婆吵架，他想看看这个家庭发生矛盾时，村干部是咋调解的。”马雍喜无法接受安东尼奥尼的要求，当场拒绝，并表示：“一家人本来很和睦，为啥要他们发生矛盾?我们不能为了配合你做一场戏给你拍，那样不真实，不能这样拍。”
马雍喜的态度，打消了安东尼奥尼的“作秀”念头。后来，在这个约10分钟的片段中，《中国》如是表达安东尼奥尼的观点：“这里的农村家庭成员和谐相处，虽然村大队甚至有批准离婚的权力，但这里的人很少离婚，因为夫妻很少吵架……由于中国人的贞节和谨慎，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感情和痛苦。”
从石家出来，安东尼奥尼走到村子东面三四百米的地方。默默拍了几座坟墓和墓碑，之后离开了大菜园村。
“他在村里待了3个多小时，很少说话。”马雍喜说，那时大菜园被定为外国人接待点，原因是距县城近，房舍、道路、公共设施等都是当时全县农村建设最好的，村干部和群众代表还专门接受过如何接待外国人的培训学习。“按要求，村里分开放区和非开放区，外国人只能去开放区参观。但是安东尼奥尼经常不听安排，到处拍。”马雍喜说，“我们虽然紧张，却不好过分阻拦。”
县里接待他的规格相当高
1972年5月中旬，林县第四招待所(下称四所)所长田永昌接到林县县委宣传部通知，让他做好迎接7名意大利记者的准备。田永昌立即着手安排，在招待所南楼二楼腾出4个房间。
“县里说的意大利记者，其实就是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影组。”田永昌透露，当年5月，四所共接待了7批外匡人，安东尼奥尼是其中的一批。当月的安排，田在日记中这样记录：“4-7目，十六个国家常驻北京记者26人；9—11日，新西兰1人；20-22日，菲律宾12人；22-23日，目本记看3人；26-29日，印尼、日本、苏丹、坦桑尼亚共7人；28-31日，意大利7人；30-31目，阿尔巴尼亚田径队26人……”
“安东尼奥尼是28日上午11点多到四所的，单独住在208房间，他的女助理住在别处，其他5人分住3个房间。”田永昌说，208房间内铺有地毯，有两个床铺、一台14英寸电视机、一个风扇，有电话但不能打长途，卫生间有马桶和洗脸池，全天有热水。“住宿条件在当时是最好的。”他说，虽然没有调警察或解放军保护安东尼奥尼的安全，但他的行程由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的郭新太陪同，规格是比较高的，“股外国客人来访，县领导是不出面的”。
在田永昌的记忆里，安东尼奥尼对看到的东西都非常感兴趣，晚上经常回来很晚。在林县4天里，他没有过多去拍摄红旗渠，而是让更多的镜头对准农村。“他离开大菜园村后去了任村和北小庄村，常常‘不守规矩’到非开放区。”田永昌说，安东尼奥尼不仅拍农村庙会，还专门拍毛驴拉磨，陪同的县领导抱怨：“我们有电磨他不拍，咋光拍吓人的东西?”
1972年5月31日，安东尼奥尼离开林县。站在四所南楼已改成215号房的原208房间内，田永昌念叨着“电灯还是以前的，洗脸池没变”。
那一刻，老人的神情充满了对往事的怀念。
想做“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
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待了22天，消耗3万米长胶片，最后制作成一部时长22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1973年1月，《中国》首映式在意大利举行，产生巨大轰动，受到西方的追捧。然而，令安东尼奥尼没有料到的是，《中国》遭到了来自中国的猛烈批判。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中国》大拍特拍中国落后的一面。该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县里来村上调查过，看安东尼奥尼还留下哪些‘罪证’。”马雍喜回忆，当时他心想， “老安”居然是反动派呢，幸亏没跟他有过多联系，但随着来村里的外宾日益增多，县里也没顾上再追究。直到1979年1月25目，外交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当年2月19日，国务院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中国》风波才算宣告结束。
“现在看来，安东尼奥尼并非有意那样做，他完全是反映自然状态。”田永昌讲了一件事：在红旗渠附近的北小庄，房子都是石头垒的，安东尼奥尼打算在那里拍，村里觉得不好看，派人连夜用石灰把墙全部涂成白的了。
第二天安东尼奥尼一看，说：“我不能拍了，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
“对于中国，我尊重，然后热爱。”1973年1月，在罗马举行的《中国》首映式上，安东尼奥尼这样表达他对中国的感情。尽管此后的岁月横生磨难，幸运的是，这一趟非常中国之旅，已留存在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影像中，成为他对中国永久的见证。(原载《大河报》)
2004年11月25日，《中国》出现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一个纪念安东尼奥尼的影展上，而这，才是这部纪录片第一次在中国放映。
“我要他别拍衣着破烂的孩子”
当一个身着浅蓝色中山装，手持暖瓶的男子出现在电脑屏幕上，马雍喜忍不住用手指画：“这个人是我，正在大队部开会，我倒水喝呢!”
这段反映村干部日常工作状态的视频，源于1972年5月拍摄的电影纪录片《中国》。拍摄地点在当时的河南林县大菜园村大队部，时年35岁的马雍喜，任大菜园村党支部书记。
2009年5月25日，通过网络视频，马雍喜老人第一次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马雍喜还清楚地记得拍片的导演安东尼奥尼，他“大个子，卷曲黄头发，不爱说话，对啥事都好奇”。
1972年5月29曰上午9点多，马雍喜和几个村干部正商讨麦收。“会还没开，安东尼奥尼就在县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大队部。随行有个外国女人，20岁左右，抹着口红，洋气得很。”马雍喜回忆。
事实上，那个年轻女人是时年60岁的安东尼奥尼的助手恩丽卡，后来成为安东尼奥尼的夫人。
会议开了10多分钟，安东尼奥尼全程拍摄。随后，马雍喜带领摄制组到村小学，安东尼奥尼拍了教室、操场等。看见一个小孩衣着破烂，他似乎很感兴趣。马雍喜通过翻译告诉导演： “这代表不了中国农村孩子的面貌，拍了也不要播。”
安东尼奥尼答应“不会放出来”。
马雍喜说，后来他听说那个场景在意大利播出了，我国驻意大利大使看到届很生气，但他现在通过网络视频看的片段中，没有那个孩子的影像。
出了学校，安东尼奥尼在街上随机拍了老人挑水、小孩游戏、年轻人上工千活等场景。然而在一户农家，马雍喜却和安东尼奥尼发生了冲突……
要求村民“演吵架戏”被拒
按照事先安排，马雍喜走访村民石永岐家，和石家商量购买收割机的事儿。
安东尼奥尼带着摄制组跟拍，镜头收录石家的厅堂、卧室、被褥和农具。听说石永岐夫妇和他们的儿媳一起居住，关系融洽，导演向马雍喜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能不能设计一个场景，让石家儿媳跟公婆吵架，他想看看这个家庭发生矛盾时，村干部是咋调解的。”马雍喜无法接受安东尼奥尼的要求，当场拒绝，并表示：“一家人本来很和睦，为啥要他们发生矛盾?我们不能为了配合你做一场戏给你拍，那样不真实，不能这样拍。”
马雍喜的态度，打消了安东尼奥尼的“作秀”念头。后来，在这个约10分钟的片段中，《中国》如是表达安东尼奥尼的观点：“这里的农村家庭成员和谐相处，虽然村大队甚至有批准离婚的权力，但这里的人很少离婚，因为夫妻很少吵架……由于中国人的贞节和谨慎，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感情和痛苦。”
从石家出来，安东尼奥尼走到村子东面三四百米的地方。默默拍了几座坟墓和墓碑，之后离开了大菜园村。
“他在村里待了3个多小时，很少说话。”马雍喜说，那时大菜园被定为外国人接待点，原因是距县城近，房舍、道路、公共设施等都是当时全县农村建设最好的，村干部和群众代表还专门接受过如何接待外国人的培训学习。“按要求，村里分开放区和非开放区，外国人只能去开放区参观。但是安东尼奥尼经常不听安排，到处拍。”马雍喜说，“我们虽然紧张，却不好过分阻拦。”
县里接待他的规格相当高
1972年5月中旬，林县第四招待所(下称四所)所长田永昌接到林县县委宣传部通知，让他做好迎接7名意大利记者的准备。田永昌立即着手安排，在招待所南楼二楼腾出4个房间。
“县里说的意大利记者，其实就是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影组。”田永昌透露，当年5月，四所共接待了7批外匡人，安东尼奥尼是其中的一批。当月的安排，田在日记中这样记录：“4-7目，十六个国家常驻北京记者26人；9—11日，新西兰1人；20-22日，菲律宾12人；22-23日，目本记看3人；26-29日，印尼、日本、苏丹、坦桑尼亚共7人；28-31日，意大利7人；30-31目，阿尔巴尼亚田径队26人……”
“安东尼奥尼是28日上午11点多到四所的，单独住在208房间，他的女助理住在别处，其他5人分住3个房间。”田永昌说，208房间内铺有地毯，有两个床铺、一台14英寸电视机、一个风扇，有电话但不能打长途，卫生间有马桶和洗脸池，全天有热水。“住宿条件在当时是最好的。”他说，虽然没有调警察或解放军保护安东尼奥尼的安全，但他的行程由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的郭新太陪同，规格是比较高的，“股外国客人来访，县领导是不出面的”。
在田永昌的记忆里，安东尼奥尼对看到的东西都非常感兴趣，晚上经常回来很晚。在林县4天里，他没有过多去拍摄红旗渠，而是让更多的镜头对准农村。“他离开大菜园村后去了任村和北小庄村，常常‘不守规矩’到非开放区。”田永昌说，安东尼奥尼不仅拍农村庙会，还专门拍毛驴拉磨，陪同的县领导抱怨：“我们有电磨他不拍，咋光拍吓人的东西?”
1972年5月31日，安东尼奥尼离开林县。站在四所南楼已改成215号房的原208房间内，田永昌念叨着“电灯还是以前的，洗脸池没变”。
那一刻，老人的神情充满了对往事的怀念。
想做“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
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待了22天，消耗3万米长胶片，最后制作成一部时长22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1973年1月，《中国》首映式在意大利举行，产生巨大轰动，受到西方的追捧。然而，令安东尼奥尼没有料到的是，《中国》遭到了来自中国的猛烈批判。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中国》大拍特拍中国落后的一面。该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县里来村上调查过，看安东尼奥尼还留下哪些‘罪证’。”马雍喜回忆，当时他心想， “老安”居然是反动派呢，幸亏没跟他有过多联系，但随着来村里的外宾日益增多，县里也没顾上再追究。直到1979年1月25目，外交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当年2月19日，国务院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中国》风波才算宣告结束。
“现在看来，安东尼奥尼并非有意那样做，他完全是反映自然状态。”田永昌讲了一件事：在红旗渠附近的北小庄，房子都是石头垒的，安东尼奥尼打算在那里拍，村里觉得不好看，派人连夜用石灰把墙全部涂成白的了。
第二天安东尼奥尼一看，说：“我不能拍了，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
“对于中国，我尊重，然后热爱。”1973年1月，在罗马举行的《中国》首映式上，安东尼奥尼这样表达他对中国的感情。尽管此后的岁月横生磨难，幸运的是，这一趟非常中国之旅，已留存在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影像中，成为他对中国永久的见证。(原载《大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