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赵孟頫折节仕元，理应管住嘴巴，夹紧尾巴，他却在吴兴老乡来京“探班”的当口，趁着几碗“烧刀子”下肚，口齿不清地发了好一通牢骚。那首醪糟气冲天的《送高仁卿还湖州》劈头这样写道：“昔年东吴望幽燕，长路北走如登天。捉来官府竞何补，还望故乡心惘然。……”都说京都居、比登天，谁知北漂苦、谋生难？被人捉来当差，到底竹篮打水。我今心乱如麻，只想撒丫子回家……前来走门子的高仁卿放下酒碗，拾起行李灰溜溜地走了。
　　捉来官府，用的是北宋杨朴的典故。苏轼《东坡志林》有载：“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诗。及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性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赵孟頫自譬杨朴，却全无隐者谐趣，“吴兴亲友”来相问，一席寒吟冷酒壶—一心境和语境可谓天差地别。
　　时值宋元鼎革，崖山之役的硝烟刚刚散去，蒙古百万虎贲滚鞍下镫，顾眄天下。出于“以汉制汉”的顶层设计和抚慰江南逸民的需要，元廷频频撒放“猎头”，四出搜访江南乡曲的前朝遗贤。这也是忽必烈经纶天下的制胜法门。自蒙元灭金，他的“金莲川幕府”纠集了一批以汉儒领衔的“带路党”，为他克定中原、挥鞭南渡立下不世奇勋。史载，赵孟烦“由行台御史访遇于吴兴”“顺天应命，归身阙下”，那是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初秋，两江直隶的一艘“绿眉毛”官船溯大运河直上，强劲的副热带高压气流推送着北进的篷帆，也改变了他——作为赵匡胤第十一世孙的生命颜色。赵孟頫仕元前后，正赶上文天祥就义，谢枋得“阖门死节”，南宋逸民出于“遗黎孤忠”和茧丝缠绕的民族感情，竟跑到老赵家的冢地去“骂坟”。舆情煎迫之下，赵孟頫所谓“捉来官府”，也就是抱着“绣球”哭姻缘：这是一桩如假包换的拉郎配呀！既非自由恋爱，绝无“我侬情深”;半路夫妻炕席凉，哪有恩义可言啊！哭着哭着，入戏渐深，竞自饤饾调羹地数落开了。
　　除了《送高仁卿还湖州》，还有《兵部听事前枯柏》《和黄景杜雪中即事》等，都密集地宣泄了他当时的委屈和“悲情”。“凄凉朝士有何意，瘦童羸骑鸡鸣前”是说晨起应卯，当差艰辛;“太仓粟陈未易籴，中都俸薄难裹缠”意指长安米贵，薄俸难敷。提到元廷的工资配给和糟糕的“干部待遇”，话到嘴边，成了苦情戏里缠绵的南词：“拥炉自笑何为者？欲买浊醪无一钱。”“破愁为笑出软语，寄书妻孥无一钱。”——这当的是哪门子的差？
　　南人不适应北地的干寒和风尘天气，不习惯火烧土炕以及低矮的白木炕桌，这些都在情理之中。赵孟頫离别妻孥，来到四千里外的大都时已经36岁，身边“仅有一小厮自随”，每天鸡叫头遍就得入朝办公，回到寓舍又要拾掇粗笨的地炕土灶。这段缺荤少膻的独居生活“无往而不在尘埃俗梦间”（《赵文敏公二札卷》）。《元史》说他不会骑马，有一次去兵部听事，途经东御墙外，一个马失前蹄，竞自仰天摆蛋，跌入了护城河。这只拖泥带水跑进尚书省的“落汤鸡”狼狈的模样，极度渲染了他干禄新朝的倒霉境遇。
　　也缘于此，赵孟頫的叫屈才有了几分“真情实感”：条件差，工资薄，肠荒腹饥，打酒的钱没有，寄信的钱同样没有，若非被人“捉来”，这是所为何来？彼时，赵孟頫“拜授兵部郎中”，按元代官制，五品官职享月俸一锭（五十两），外加二十两中统钞，照当时的CPI水平，可在京城购买官府发售的平价米五石左右。靠这笔薪酬奉养一个中等官员的家庭本不致簿记赤字，何况在吴兴的“孟字辈”王孙还守着一片祖荫和薄田？如此高门大嗓地“号寒啼饥”，到底丧失了“口不论钱”的君子之风，让人对他仕元的动机产生揣测和联想。
　　先不论是“捉来官府”，还是妾心暗许，或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半推半就，推究赵孟頫的“出山”仕元，他本人在《送吴幼清南还序》中有一段堂皇的自白：“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也……”也就是说，他去捧元廷的饭碗，是出于儒家理想，用意家国天下，走的是“经世济民”路线。然而他年少负志，尚在宋理宗末叶，其“学者初心”岂能出离本土文化，穿越时阈和国界？赵孟頫对此解释称，“生世各有时，出处非偶然”（《题归去来图》）——人的出生既不能选择，其应时用世又岂能全由自己主宰？为了驳正视听，他特意画了一幅《子贡见原宪图》，在题跋上写道：“右子贡见原宪图，要见贫无谄，富无骄之意，……然二子同出夫子之门，以道德为悦，岂以贫富为嫌哉。”子贡和原宪分别是孔子帐下的阔学生和穷学生，他们在一起踵随夫子“行义达道”，哪有世俗的“贫富”之想啊！
　　这番一厢情愿的表白，就像“黑甜乡”里的梦呓。
　　谢枋得《叠山集》有“九儒十丐”一說，意指“大元典制”把人分为十等，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被置于乞丐之前、娼妓之后，自始皇焚书坑儒以降，又一次跌入历史的谷底。在蒙古人定鼎之初，有阁僚问：化民兴利，科举如何？忽必烈答：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冬烘汉儒蠢蠢欲动，却闷头闷脑吃了一棍。元人用汉士、效汉法、行汉制，却宗承藏传佛教的血脉正统，满脑子梵天玄幻、净土极乐，岂肯与拘文牵义的俗儒一起泚尿？随着天下混元，南北一统，原先的“带路党”已成为蒙元政权的“异质存在”，非但“宥密之机，绝不予闻”，还要防贼似的防着他们——孔丘遇喇嘛，“屁股捂喇叭”。异腔不同调，何缘攀亲家？《元史》记载忽必烈初见赵孟烦的情景，说后者登步朝堂，“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见之喜”，怔怔忘情，“执子手”拊扪掌中，啧啧称奇;满朝臣工“观瞻”如仪，齐颂“朝闻鹊喜，吾圣得人”。“宋室王孙”趋进元廷，让人托景遣兴看稀罕，不就是清供御前一花瓶吗？
　　赵孟烦托庇元廷，已在“忠孝”上落了下风，又置身另类的政治语境，故而“夹舌噤颐不论道德”。北方地震，元大都死伤无数，他不敢擅议“仁政”，转了个弯，叫一个蒙古同僚挑头扛旗，“令奏帝蠲免赋税，大赦天下”;逢桑哥（丞相）集团作乱，他更不敢僭谈“德政”，寻了个替身，“至帝前，数丞相罪恶”，未料忽必烈触怒，令卫士“批其颊”“至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到了至元二十六年，因元人新颁的货币涩滞难行，朝廷派钦差查办各地官员“慢令之罪”，凡耽迟玩忽者，都要褫衣袒肉领受笞刑。赵孟頫奉命巡察江南，“遍历数郡，未尝笞一人”，当即被行台御史申责，讥为“儒者妇仁”。元人以狩猎、杀戮、饮宴为乐，整饬吏治也动辄以熟靼鞭、耳刮子招呼，所谓儒仁、儒风、儒行，在庄严峻烈的文化语境里，囫囵是个逗趣发噱的笑话。很快，赵孟頫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日，尚书省议事，“赵奉议”因故迟到了一步，被照章办事的考勤官拦在庑房，拉开架势，赏了他一顿劲道的蒙古鞭。史称他“泣奔”入都堂，大呼“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 　　一场响鞭惊情，恰如搬演了柳梦梅的《游园惊梦》。
　　仕元第三年，赵孟頫作《罪出》诗，对自己的“出山”表示失悔：“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愿往，丘壑寄怀抱。……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我出仕前还是一棵“有理想”的远志（多年生草本），寄居新朝竟成了任人糟践的蓬草！今天明白了又有什么用？想要归身山野，却被尘网缠绕……自《罪出》“见心明性”，到他“自请外补”调任济南府同知，赵孟頫急口哓舌，几乎在同一个“频段”上进行着丁丁卯卯的“索问”：“同学故人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自知世事都无补，其奈君恩未许归。”（《和姚子敬韵》）“明时官府初无事，下走非才自觉忙。奔走尘埃竞何补？故园松菊久应荒。”（《湖上莫归二首·其二》）话到这里，完成了他北上大都的“仕元三问”：捉来官府竟何补，奔走尘埃竞何补，自知世事都无补。按照明公笔意，或许是“政治信仰”的失落使他产生了“精神向度”的去势，于是他急需借一个梯子来“找补”，以获取安身立命的“根据”——人生失衡后的平衡。
　　元廷处理赵孟頫的“系列问题”，在《元史》里可见一鳞只爪。《赵孟頫列传》载，孟頫骑马堕河，“帝闻之，移筑御墙稍西两丈许”，不惜变易宫址，触动风水，让这位不谙驭术的南人信马游缰，走得舒坦;孟頫受笞刑“入诉都堂”，帝心悯恻，只好让尚书省更改律条，放宽尺度，“自是所答，惟曹史以下”。这还远远不够，至元二十七年秋，赵孟頫南下接妻儿到京，世祖赐赠中统钞五十锭，迁授集贤直学士。皇庆元年，长时间淹留浙江的赵孟頫应诏回京，仁宗赐钱五百锭，一年间先后进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用一品例，恩推三代”。为了归置圣朝的这尊“政治花瓶”，蒙元皇族掠皮薅毛，可谓倾囊相授。
　　忽必烈时代的五十锭，大概是赵孟頫三年的俸禄，元仁宗泰山一掷，赐钱五百锭之巨，吓得中书省慌忙捂紧了钱袋子，称“国用不足，持而不与”，只好拆借佛家小金库，“以普庆寺别贮给之”。这等于是按住赵孟頫的脑壳，在金锞银锞堆里狠狠地摩擦——说它是上刑也行。但这是一场多么激动人心的刑罚啊！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这样，可以了吗？

二

　　说到赵孟頫爱钱，元人孔齐的《至正直记》有这样一段札记：
　　松雪卜居德清，写字必得钱然后乐为写。一日，有二白莲道者造门求字。门子报曰：“两居士在门前求见相公。”松雪怒曰：“甚么居士？香山居士？东坡居士耶？个样吃素食的风头巾，甚么也算居士？”管夫人闻之，自内而出日：“相公不要恁地焦躁，有钱买得物事吃。”松雪犹愀然不乐。少顷，二道者入谒罢，袖携出钞十锭，曰：“送相公作润笔之资，有庵记，求相公书。”松雪大呼曰：“将茶来与居士吃！
　　同样的掌故，还见于丁傅靖的《宋人轶事汇编》、陈衍的《元诗纪事》。文中提及的“管夫人”即管道升，系赵孟頫第二任夫人，据学者考证是至元二十六年嫁到湖州的，所以这段“个人逸史”的对应时间是他仕元以后;文又称“松雪卜居德清”，彼时赵孟頫应该在江南病休，常在湖州、德清两地走动，而德清是管道升的娘家，姑婿在岳翁家里“卜居”正是抱病休养的最好模式。
　　赵孟頫自述从宦经历，先后有“捉来官府”“误落尘网”和“诏举逸民”“擢自布衣”四种不同的说法，两两对开，分别照应了他仕元之初的尴尬境遇，以及皇庆年以后再入大都的春风得意。人称“赵子昂荣际五朝”，但在成宗、武宗驭宇十五年间，他实际上是出离元廷体制的一条“游鱼”——先是在济南府同知任上托称“火疮侵身”回江南病休，四年后“迁知汾州”，不就，“迁泰州尹”，仍不就，成宗铁穆耳计无由出，索性封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浙江儒学提举”——让一条来自江南的鱼洄游“故薮”，又始终涵养在御制的缸里。赵孟j顷辞去京职，从“自请外补”到后来移病故里，在他漫长的仕元履历里，留下了一笔了犹未了的人生“飞白”。当代学者为此大伤脑筋，一说是文学弄臣的身份既有违“儒者初心”，自放山水是他“触藩求退”的必然选择，一说他身为“异类”（宋室王孙）而“久侍上侧”，为蒙元贵族切齿忌恨，最后逃离元廷的权力中心，无外是远祸全身，苟求“一息安宁”。据赵氏《松雪斋集》，他在这个时期写了大量的“隐士诗”，在那些识时委命的诗行里，高频率出现的“我”字和“吾”字分别有101处和19处之多，诸如“日暮愁我心”“今我将无同”“我今年已衰”以及“起坐弹吾情”“亦足悦吾情”等，叽里咕噜，哼哼唧唧，与儒者的“憂君念民”思想差了十万八千里。道家是关切个体，照拂自我的，这本身并无毛病，但他口衔陶潜却贪叨禄米，日增月益，一锱一珠地消耗着地方政府的财政，与五柳先生的志行同样隔着“万顷烟火”。赵孟頫对此自认不讳：“弃官亦易耳，忍穷北窗眠。抚卷三叹息，世久无此贤。”——向风慕义，过过嘴瘾也就罢了，现实世界里哪有活着的陶潜？
　　好事者考述赵孟頫回吴兴养病有“囊箧萧条”一说，意指他宦途寥落，生活清贫，境况甚至有些不堪。但《四库全书》之《云烟过眼录》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赵子昂乙未自燕回，出所收书画古物……其中珍藏尤多，不能尽记也。”1295乙未，是元成宗元贞元年，忽必烈时代已成过眼云烟，赵孟頫称病归里，向好友公开了宦游北地攒下的诸般收藏。此文作者名周密，宋末储仓官，宋亡后流寓杭州以著述自娱，与赵孟頫、钱舜举互称“耆旧”。据他叙述，赵孟頫的收藏中有韩混《五牛图》、周防《春宵秘戏图》、颜真卿《乞米帖》、虞世南《枕卧帖》等，都是书画界熟闻谙记，却无缘识荆的绝世珍品。这些藏品的出处为周文阙略，所幸赵孟頫在大都任职时有《致鲜于枢·论古人画迹册札》一通，或多或少，为研究者的筛滤检索提供了相关信息。他在书札中写道：“今沉于尘泥，乏善可陈……都下约不见古器物，书画却时得见之，多绝品，至有不可名状者。近见双幅董元着色大青大绿，真神品也。上际山，下际水，皆细描，浪纹中作小江船，何可当也。又两轴《屈原渔父》，又一轴《江乡渔父》，皆董元绝品……近有新收，不惜报示耳。”鲜于枢，元代书画家，时宦居杭州，赵孟頫与之相识于“湖上”，进京得职后常以诗、书、札互通消息。这封信里，赵孟頫一笔带过“沉于尘泥”的职事琐碎，却用较大篇幅报告了自己游迹皇城根书画市场的奇缘和“殊遇”。在他过分专业且近乎陶醉的叙述里，我们甚至听到了“琉璃厂”轰乱的市声，看到一个被正统文化彻底抛弃的孤魂在现实文化领域徘徊不去的身影…… 　　这也解释了赵孟頫入京之初异乎寻常的“哀旁隗贫”，以及他病休江南后“贫尚典衣贪购画，病思弃砚厌求书”（《德清闲居》）的病态日常。书画艺术，是“上界”泛来的一叶浮槎，让一位文化沦溺者临水得滩，完成了遗世拔尘的精神引渡，而与艺事俱来的利惹名牵，又使他汲汲忘情，陷入了更加深暗琐碎的尘俗。“栖止江南整一纪”，正是赵孟頫寄意砚田，在艺术上砥砺精进的十余年。彼时因为科举的撤废，江南士人“修齐治平”的理想失去了政治上的出路，只好转而炫弄砚墨，调笔丹青，在“松雪斋”宗唐复古的旗帜下心慕手追，弄出了好一番哗世动俗的文化光景。杭州戴表元提到赵氏门前的热闹，有“车马属途，填门倾郭，得片纸只字乃称快意”的赞述，求字者众，搅扰日盛，就出现了《至正直记》里述及的杜门屏客和“看价沽字”。野史的真实性有待榷论，不可否认的是，因字而名的“名人病”已多少影响了“松雪斋”主人的静居和休养。所谓“病思弃砚厌求书”，真病假病不清楚，反正对于“风头巾”们的附庸风雅，索求无厌，赵孟頫是不愿侍候的。但管夫人所言“有钱买得物事吃”也是生活真理，文房日有亏耗，厨下轹釜待炊，是必得润资和“物事”充填之的。
　　现存赵孟烦信札中。被考定为真迹的约有六十余帖，通信对象多为亲友或经纪人，除了问候、叙旧、约会等场面客套，内容多涉馈赠、收讫、索欠等经纪活动。信札中可见，赵氏作坊的原始经营，是由人先提供澄心堂纸、界行绢素等一应耗材，再按要求做成手卷、扇面或中堂，墨品交割后，索书（画）人回奉沉香、貂皮、紫团参等稀珍，或是麂鸠、乌鸡、鹿肉等特产，赵孟頫一一领纳，循例发回一纸便帖，称“特贻厚贶，强颜祗领，感愧难言”，最后还要加上一句：“未有一物奉报，想不讶也！”如此客客气气，却让人心生亏欠，觉得占了不该占的便宜，于是就产生了银货两讫的现金交易，直接喊单赎单，到底省了情面上的厚往薄来。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赵孟烦七札册》可见《致野堂提举·不望风采帖》和《致中峰和尚·吴门帖》，分别有“外承润笔之惠，尤佩厚意，感激感激”和“送至润笔，亦已祗领”等不同的表述。猜想野堂提举是在职官员，奉赠的润资相对丰厚，而中峰和尚是游方僧，钵头里的“头寸”或稍显寒薄，所以帖主的辞令纵使礼敬谦慎，字墨间到底透出了人情温凉。何况商道多诈，温恭与礼数也非人人适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行书十札卷》，有三封信是向客户索要欠账的，说话的分贝就出现了“高八度”。作于贞元年十二月的《致民瞻宰公·许惠碧盏札》这样写道：“顷闻旆从一再过吴，何不蒙见过耶？昨承许惠碧盏，至今未拜赐，岂有所待耶？”这位“民瞻宰公”索去柜上的字画不见“付现”，许诺以“碧盏”见惠又未能践言，至于人到了吴兴居然避匿不见，就怪不得赵掌柜嗓子眼里冒烟，夹带“火气”了。翌年一月，有了《致民瞻宰公·不闻动静札》，赵孟頫为伸张权益继续声索：“知旆从还镇江。自后便不闻动静……向蒙许惠碧盏，何尚未践言耶？”砚平如砥，而心如峡石，欲望的径流在日夜喧嚣。
　　赵孟頫在《临洛神赋跋》里自述：“余临王献之《洛神赋》凡数百本，掮者宝之，掠架罄尽。扬州何进士每以高价求余书，可谓好事者，遂书此赋一通赠之。”他提到的“掮者”也就是中间商，这个商业角色的介入，给赵家铺子带来了新商机，新业态，同时也增添了财务上的应俗之烦。《赵孟頫七札册》有《致德辅教授·李长帖》，是他在大德二年春天写给经纪人的一通催款函，函称：“德辅教授仁弟足下：自李长（信使，作者注）去后，至今不得答书……发去物想已脱手，望疾为催促，并前项余钞付下为感。乡间大水可畏，虽水来稍早，未知可救否。米又大贵，未知何以卒岁……”“德辅”即段辅，曾以司业身份教国子生，故称教授。赵孟頫向他索要“发去物”的底账，催讨前一笔买卖的尾款，并顺带强调了乡间水患——眼看年景荒歉，米价高抬，归拢欠账也是事出无奈。同年初夏，赵孟頫再一次寄去《致德辅教授·奉答帖》，不捐琐细，叩询如前：“德辅教授友爱足下：自盛仆回奉答字后，至今未得书……所发去物不审已得脱手未耶，急欲得钞为用，望即发至为荷为荷，专等专等。”
　　《货殖列传》之所谓“熙熙攘攘”，其若此乎？
　　有学者著《元代文人心态史》，论及赵孟頫仕元对其艺术创作的影响，称“仕隐（半仕半隐）江南十余年”，使他“心无旁骛，聚神事艺”，拥有优越的创作环境。对于这一点，赵孟烦《即事三绝》自有生动的写照，其一绝云：“古墨轻磨满几香，研池新浴照人光。南窗时有凉风至，闲写《黄庭》一两章。”试想想，一个仪静体闲的官员，过着闲鸥野鹭的日子，于卮酒盏茶之外，抖抖精神，临风悬腕，闲写《黄庭》，这是顿沦田舍的广文先生能借享的光阴吗？而赵孟頫穿了一身“儒学提举”的官袍，其影响恐怕远远不止小儿科的“艺术创作环境”——晏卧吴山十余载，借公务之名遍访江东郡邑，罗搜了大量的古画、古器，光是一幅李昭道的《摘瓜图》就以“豆人寸马”压轴盛唐，将大元朝国藏的满眼青绿（青绿山水画）比成了不堪寓目的“浮黛轻翠”，还分别在德清、杭州、苏州三地营建精舍和小筑，在吴兴族人名下并置了滨水向阳的大片肥田……这又岂是白袷蓝衫的“鬻字先生”能够做成的事业？执着于这一份“事业”，他甚至在后来再入大都，成为元仁宗御下的“帷幄近臣”以后，还在给吴兴老家的地方官孜孜不倦地写信：“……自来奉字，每深驰想，家间两次发到所寄书及田上账，已收。龙洞并一应山，望都遍种松，切祝切祝。东衡穴边地，望都与买了，价钱可与舍侄处领，此间勾当非不在心，但机会少，法度密，費用大，余身在都下，心有余而力不逮也……”（吉林省博物馆藏《致园中提举·东衡帖》）信里提到了租佃收账和山林营建的事情，请托对方帮着圈征“东衡穴”（系其家族在德清东衡的墓地）的周边地块。长辔远驭，一日万机，倒像是在襄理国务、调和“鼎鼐”。

三

　　然而财富（荣贵）可以“勾当”，命运又何以相抗？
　　仁宗登基，为了筹备皇庆二年的第一届科举，燕居江南的赵孟頫紧急应召入京，其长子赵亮在北上途中感染寒疾，两个月后“竞成长往”;翌年夏，仁宗改元誌喜，赠赵孟頫父、祖爵号，并恩准其返乡“立先人碑”，孟頫幼女受长途颠顿，燠溽难去，不久夭折于吴兴家中;延祜五年，赵孟頫正值宦途巅峰，管夫人“脚气病”发，次年四月得以准假还乡，五月间即病逝于临清（今山东聊城辖区）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