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家苏轼在《记与欧公语》中，说到他与欧阳修相聚时的一次笑谈。
　　 欧阳修说，有人坐船赶上刮大风，十分害怕，竟然病倒了。医生就在舵工使用多年浸透了汗水的船舵上，用刀刮下碎屑，加上丹砂、茯神，泡水让病人喝了，于是，病就好了。还有把汗水浸透的旧竹扇弄成碎末喝，治疗出汗多的毛病的。欧阳修说，如此治病，有些像儿戏，可有时候还真有疗效，所以不好轻易指责医生。
　　 苏轼回答，如果真的可以这样治病，那么，把毛笔和墨烧成灰给学生吃，就能治疗愚笨了;喝了清廉之人伯夷的洗手水，就可以治贪心不足了;吃了忠臣比干剩下的饭菜，就不会谄媚低下了;舔一舔猛士樊哙的盾牌，胆子就变大了;闻闻美人西施的耳环，就相貌不会丑怪了。“公遂大笑。元祐六年闰八月十七日，舟行入颍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见文忠公于此，偶记一时谈笑之语，聊复识之。”（苏轼《东坡志林》）
　　 二位文豪的一番对话，虽然是笑谈，却道出了封建迷信的愚昧和可笑。
　　 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哈尔滨疫情最重。“傅家甸自阴历腊月二十三日开始防疫以来，到正月初五日止。共十四天内因疫毙命者共五百七十二名之多。现在每日死者约四十名。每日染疫者约一百名，大有日炽一日之势。”（1911年1月16日《大公报》）傅家甸是当年哈尔滨的一个区，穷人居多。染疫毙命者，其他区也有。
　　 鼠疫是鼠疫杆菌侵入人体，患者临床表现为发热、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等。当时，别说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什么病毒细菌，连负责防疫的官员、参与治疗的医生，都对病毒细菌所知寥寥。时逢春节，老百姓烧香供佛，祈求神灵保佑。有的医生采用放血、针灸治疗，结果病人没治好，自己也倒下了。病急乱投医，各种奇招怪招纷纷问世。当年《大公报》披露：“自近日鼠疫发现，中外名医士百方研究，几于才智俱穷。不意天津医生竟能不假思索，发明许多奇妙方法，其中最奇妙者莫如猫尿一种。解者曰，医者意也，鼠本畏猫，故以猫尿治鼠疫，其效必神。不知猫食鼠者也，腹中既有死鼠，尿中岂无瘟虫？是研究尚未入细也。且以相克之理言之。”
　　 一千多年前，苏轼和欧阳修笑谈的愚昧，又开始表演了。
　　 人命关天的紧要关头，伍连德出现了。
　　 伍连德（1879年-1960年）祖籍广东，出生于马来西亚，公共卫生学家。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1903年，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被清政府任命为全权防疫总医官。
　　 面对严重的疫情，伍连德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到一线调查，解剖尸体，查明疫情元凶是鼠疫杆菌，采取封闭疫区、隔离人群、焚烧尸体、人员戴口罩等措施，力挽狂澜。
　　 一位符合疫情症状特征的日本客店女老板死亡，伍连德和助手悄悄来到死者家中，解剖尸体，在显微镜下发现大量鼠疫病菌。之所以要“悄悄”解剖尸体，因为被传统道德观念所不容。这是现代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医学解剖。
　　 发现肺鼠疫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伍连德设计了双层纱布囊口罩，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就可以隔离病患。至今，医务人员仍在使用这种口罩，并称之“伍氏口罩”。
　　 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传统的伦理观念，造成带着鼠疫病毒尸体的棺木埋在地下，有的甚至裸露在地上。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岂不传染给人？伍连德请得圣旨，集中火葬！宣统三年，大年初一。新春佳节的哈尔滨公共坟地上，棺木和尸体浇上煤油，付之一炬。从这一天开始，傅家甸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开始下降。1911年3月1日夜0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等城市死于鼠疫者为零。抗击鼠疫告捷。
　　 哈尔滨的疫情控制后，伍连德博士创建了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协会，制定了中国海港检疫制度，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倡议建成北京协和医院，创办东北地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高等醫学院“滨江医学专门学校”，即现今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科学地研究，科学地治理，培养具有现代医学知识人才……由于伍连德的贡献，1935年他被推举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科学战胜了鼠疫，战胜了愚昧。难怪梁启超感慨：“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即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