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医托的存在，给广大求医问药的病患者在身体疾创上又增添了一道血淋淋的心理伤口。从更大更高的层面上看，这已不仅仅是医院、患者、医托三者之间复杂关系所造成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问题。
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米烈汉、四川省人大代表王均等，都建议尽快立法将医托行为定性为诈骗，从而在法律层面上有效制止这种现象。
医托，为什么会一直存在甚至越来越猖狂？我们又该如何远离医托的骗局？
黑心“院长”：放出来，我还要干这行
2009年9月的一个清晨，来自山东兖州的杨春夫妇挤下火车，带着他们患有肌肉萎缩症的8岁儿子，急匆匆赶到北京儿童医院排队挂号。
临近中午，好不容易排到他们时，当天的专家号却满了，他们抱着孩子急出了一身汗。近半年来，为了给儿子看病，他们已经跑遍了山东老家的各大医院，花光了所有积蓄，但孩子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
杨春夫妇抱着孩子正垂头丧气地往外走时，挂号处两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向他们走过来。她们操着湖南口音和蔼地问：“这位兄弟，是给孩子看病吗？”看着两个大姐不像什么坏人，焦灼无助的杨春说：“没想到北京的大医院挂号这么难，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们准备到协和医院去看看。”
“孩子得的什么病啊？”自称刘艳的女子摸着孩子的头温和地问。
“老家医生诊断的是肌肉萎缩，我们来北京是想确诊一下。”杨春说。
刘艳一听，热情地说：“儿童医院现在治这种病不行了，我认识一个老教授看这病很在行，他叫尹星海，以前就是儿童医院的，现在退休了在北京金太和中医研究院坐诊，要不你到他那去试试？我家亲戚的小孩也得过这种病，就是他给看好的……”
杨春一听，当即动了心，就和媳妇商量去看看。穿过几条街道，杨春夫妇被带到了北京金太和中医研究院的门前。杨春在老家做生意，对社会上的各种骗术也略知一二。看到这个“研究院”规模不是很大，他决定先进去探探底。
徘徊了一会后，杨春向站在第八诊室门前的一个青年男子询问尹星海大夫医术如何。这个同样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让杨春尽管放心，说尹教授什么病都能治，自己的肾病和家人的肝病都是尹教授看好的，他这次是来复诊的。
杨春夫妇最终还是带着孩子走进第八诊室，见到了众人称道的“神医”尹星海。尹教授很热情，简单询问了孩子的情况，又把了脉之后，对杨春说：“你到门口去挂个号吧，我给你开一个疗程的中药，吃两个月就好。”杨春夫妇看尹教授这么肯定，赶紧跟着尹教授安排的医生助理张伟去挂号拿药。
杨春本想看看尹教授的处方，可处方一直拿在张伟手中，他想反正自己也不懂，不看也罢。付钱时，划价人员按照尹教授开的中药划价，60副中药，每副70元，一共需要四千多元。杨春身上只有5000元钱，回去还得买车票，就先拿了50副。
第二天，夫妻俩便带着孩子回到了山东老家，并按尹教授的医嘱给孩子吃药。吃了半个月之后，孩子的病情不但没有一点好转，还时常恶心呕吐。心急如焚的杨春夫妇带着孩子再次进京，直奔金太和中医研究院。尹星海大夫见到他们后说：“不用急，有呕吐反应是好事，说明药起作用了，这次回去在原来的药里再加上大枣和生姜，用不了多久就能见效。”
两个月后，孩子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心怀希望的杨春夫妇又通过邮寄购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可是收到药后一打开，发现这些成包的中药里竟然生出了恶心的虫卵和飞蛾。杨春连忙拨打医院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无奈之下，杨春再次来到北京，发现这里已经被公安机关查封……
一气之下，杨春报了警，到公安机关询问后，他才知道，原先那两个热心大姐和诊室门口的男子都是医托。而这场骗局，是一个叫解文进的人和来自湖南的诊室承包者以及医托们联手导演的。
解文进只有高中文化，从未接受过医学方面的专业教育。2006年，无事可做的他成立了一家中医门诊部。由于经营不佳，他干脆与来自湖南衡阳的陈华进行“合作”，将门诊部的第八诊室承包给陈华。然后陈华又请来了老乡当“业务经理”———其实就是从湖南农村叫来一些老乡做医托，到北京各大医院去骗病人。
由于雇用医托四处拉客，骗取患者医药费，解文进的门诊部很快变得臭名昭著。无奈之下，他和陈华解除了合作合同。2009年2月，一名叫张伟的男子提出承包诊所，并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客源稳定”。解文进同意了。不久，他们将门诊部更改为“金太和中医研究院”，还请来了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大夫尹星海加盟。开张后，张伟便发动自己的朋友、亲戚和老乡等，都从老家来到北京拉客。
张伟只有初中文化，曾因盗窃和寻衅滋事三次被判刑，做起医托来也是心狠手辣。他和解文进约定，第八诊室的收入按比例分成，18%留作医院管理费用，剩余的82%，除了发给医托一小部分酬劳外，均由他和解文进、尹星海等四人瓜分。
尹星海来自内蒙古，只是一名治疗皮肤病的医生，但经过张伟等医托的吹嘘和包装，他变成了能治肝病、肾病、癫痫、肌肉萎缩、小儿尿床、卵巢囊肿、肺病等各种常规疾病和疑难杂症的“神医”。
为了降低投诉风险，解文进还反复向张伟交待，以下四类病人不能带到医院：5岁以下儿童、危重病人、尚未确诊的病人、北京本地人。通常病人在医托的介绍下来到医院挂号后，会被直接带进尹星海的诊室，尹星海简单地望闻问切之后，就给病人开出药方，但这张药方不能经过病人的手，而是由张伟假扮“医生助理”把病人直接带到药房，询问清楚病人身上带的钱数后，尽可能让他们倾其所有地买药……为了增加收入，解文进还把一味叫做“仙虫粉”的中药交给药房，并叮嘱尹星海在开方时加上这味药，从而提价。所谓的仙虫粉，其实是由成本很低的中草药磨成粉末制成的。
2010年10月19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解文进有期徒刑三年，张伟等六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刑。令人震惊的是，解文进被法警带出法庭时，竟然放出话说：“这些做法是一些民营医院的潜规则，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做。出来后，我还要干这行！”这话虽然听起来很猖狂，但并非胡言乱语。就在解文进等七人诈骗一案审结的第二天，北京圣丰医院中医科承包人邓联细等八人诈骗一案，也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而北京市各法院几乎每个月都要审理十几起同类的医托诈骗案。这意味着，医托现象无时无刻不在生活中上演……
医托头目自述：月入数万才起步
2010年11月30日下午，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某专科医院的医托团伙正在开“股东大会”，分配十多万元红利。棠景派出所的民警突然出现，现场搜获了医托团伙账本，并带走两名医托头目。该医托团伙有四十多人，长期盘踞在广州火车站、三元里一带，专门拉拢从外地来广州看病的人去看“名医”，并对每位病人收取1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药费。医托成员有明确分工，医托团伙每月可赚十多万元。
据医托头目陈阳交代，他们团伙对于内部三种角色采取不同的分配制度：医生每月领取4000元基本工资，经医托介绍过来的病人药费无提成，但是每一个复诊的病人可提成药费10%；医托没有底薪，每介绍一个人，当场提成药费50%，剩余50%药费汇入到月终花红，医托以自己完成的业绩比例参与月终花红分配；三名老板不参与提成，只按一定比例参与分配花红。
医托的账本上，详细记录了该团伙近几个月来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在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该团伙月入花红平均在15万左右。而以单个医托计算，每月获利常常过万，可谓肥到流油。以代号为“满”的医托为例，他在2010年11月提成药费38575元，月终花红分得13200元，合计月入51775元。
该医托团伙中有三名老板、一名医生，其余均为医托。三名老板负责租房、管理、买药，医生是湖南衡阳的退休老医生，负责看诊，医托负责牵线搭桥。每天8点半到12点半，医托会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等候“猎物”，以扮老乡介绍相熟医生等借口，欺骗部分人前往该专科医院，由退休医生陈教授负责看病。据患者反映，陈教授几乎什么病都会看，甚至不需要借助验血、仪器测试等，直接开具“独门”中药，药费很贵，但实际上都是普通的清热消炎药材。每个被引荐去看病的人，都会被送上一张引荐条子，上面写有陈教授的姓名，这其实是个暗号，比如是阿香介绍的，那么就写上教授陈香，这个“香”字，就是指医托阿香。
2011年年初，因涉嫌诈骗已经被刑拘的医托头目陈阳终于在法律面前低下了头，他发誓以后不会再干这一行。他还爆料称，像他们这个医托团伙把受害者骗去收取一两千元医药费，在广州几乎是最低的。广州、深圳等地其他更大更黑的医托团伙，每骗来一个患者，至少收取四五千元甚至更高的医疗费，一些患者即使没有严重的毛病，医生也会多开药品抬高药费。以一个中等医托团伙（50人）为例，医托们一天给门诊部拉来的生意，常常可以使门诊部增加四五万元“利润”，有时甚至高达七八万元。而医托们自己，则可以获得高额的提成，干这行月入数万元才算刚起步。
慧眼识医托，远离骗局
哪些患者易被骗：
尽管医托十分可恶，应当受到谴责和惩罚。但如果没有患者、受害者的“配合”，他们也不可能如此猖狂地生存下去。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或极少到大城市看病的老百姓，他们不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很难一眼识破医托们的骗术。而医托们瞄准的对象往往有以下特点：来自农村或偏远城镇；文化不高、见识不广；治病心切、缺乏警惕性；善良、过于轻信别人……
医托在医院活动特征：
上班时间
医托到医院门口的时间比医院工作人员还要早，通常在早上6点多就开始行动。
行骗重点
大医院著名专家坐诊的日子是医托活动的重点时间，因为当天号早早就被挂完，没挂上号的病人就成了重点目标。
团伙组成
一般是分组到医院门前活动，每组1人～3人不等。为了消除患者的戒心，医托一般以中年男女居多，看上去忠厚老实，有的妇女有时还会带一个孩子，或者伴有一名男性装作来看病的夫妻。
律师观点
（戴振军，深圳鹏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医托现象之所以难以制止，与存在法律空白有很大关系。其实1998年12月，卫生部、公安部就联合颁发了《关于清理整顿非法医疗机构严厉打击医托违法行为活动的通知》，明确指出了医托是违法行为。但根据规定，对查获的充当医托行骗的违法人员，仅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因受利益诱惑，医托被放出来以后，往往又会重操旧业，甚至与医院、公安玩“捉迷藏”，所以如何根治确实是一大难题。由于没有相应的罪名，警方对于那些受雇于人的广大普通医托无法严管，只能抓捕涉嫌情节严重、金额较大的医托组织者，但取证工作因其交易的隐蔽性、受骗者不愿指证等原因而变得异常艰难。和号贩子相比，对医托的打击行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号贩子易抓现形，而医托起到的只是指引作用，常常不出现在医院现场，所以除非患者举报，否则很难抓住他们。长此以往，法律对医托也就起不到威慑作用。
《天下男人》提醒：
就像社会上高智商的骗术层出不穷一样，如今的医托也越来越精明，不仅文化学识不断提高，他们还经常变换方式和办法，甚至会利用高科技，由“传统”走向“现代化”，这就使得受害者群体逐渐从社会底层扩散到中高层，从农民蔓延到城市居民。近两年来，“网络医托”的盛行便是例证。比如，各种网瘾测试软件曾在网上被医托热传，他们将参与过测试的网友，通过各种方式介绍给与之合作的网瘾专家、精神卫生医师等治疗，其实那些测试软件都是无稽之谈，目的就是骗取钱财。再比如，很多网站、论坛等，都有医托广告，还有的利用网络搜索拦截客户、虚报打折信息，将本来要到甲医院看病的患者忽悠到乙门诊去。
随着越来越多的医托被绳之以法，我们相信，这一现象终将会被有效制止。但在这之前，去正规医院看病时，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以免被医托诈骗！
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米烈汉、四川省人大代表王均等，都建议尽快立法将医托行为定性为诈骗，从而在法律层面上有效制止这种现象。
医托，为什么会一直存在甚至越来越猖狂？我们又该如何远离医托的骗局？
黑心“院长”：放出来，我还要干这行
2009年9月的一个清晨，来自山东兖州的杨春夫妇挤下火车，带着他们患有肌肉萎缩症的8岁儿子，急匆匆赶到北京儿童医院排队挂号。
临近中午，好不容易排到他们时，当天的专家号却满了，他们抱着孩子急出了一身汗。近半年来，为了给儿子看病，他们已经跑遍了山东老家的各大医院，花光了所有积蓄，但孩子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
杨春夫妇抱着孩子正垂头丧气地往外走时，挂号处两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向他们走过来。她们操着湖南口音和蔼地问：“这位兄弟，是给孩子看病吗？”看着两个大姐不像什么坏人，焦灼无助的杨春说：“没想到北京的大医院挂号这么难，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们准备到协和医院去看看。”
“孩子得的什么病啊？”自称刘艳的女子摸着孩子的头温和地问。
“老家医生诊断的是肌肉萎缩，我们来北京是想确诊一下。”杨春说。
刘艳一听，热情地说：“儿童医院现在治这种病不行了，我认识一个老教授看这病很在行，他叫尹星海，以前就是儿童医院的，现在退休了在北京金太和中医研究院坐诊，要不你到他那去试试？我家亲戚的小孩也得过这种病，就是他给看好的……”
杨春一听，当即动了心，就和媳妇商量去看看。穿过几条街道，杨春夫妇被带到了北京金太和中医研究院的门前。杨春在老家做生意，对社会上的各种骗术也略知一二。看到这个“研究院”规模不是很大，他决定先进去探探底。
徘徊了一会后，杨春向站在第八诊室门前的一个青年男子询问尹星海大夫医术如何。这个同样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让杨春尽管放心，说尹教授什么病都能治，自己的肾病和家人的肝病都是尹教授看好的，他这次是来复诊的。
杨春夫妇最终还是带着孩子走进第八诊室，见到了众人称道的“神医”尹星海。尹教授很热情，简单询问了孩子的情况，又把了脉之后，对杨春说：“你到门口去挂个号吧，我给你开一个疗程的中药，吃两个月就好。”杨春夫妇看尹教授这么肯定，赶紧跟着尹教授安排的医生助理张伟去挂号拿药。
杨春本想看看尹教授的处方，可处方一直拿在张伟手中，他想反正自己也不懂，不看也罢。付钱时，划价人员按照尹教授开的中药划价，60副中药，每副70元，一共需要四千多元。杨春身上只有5000元钱，回去还得买车票，就先拿了50副。
第二天，夫妻俩便带着孩子回到了山东老家，并按尹教授的医嘱给孩子吃药。吃了半个月之后，孩子的病情不但没有一点好转，还时常恶心呕吐。心急如焚的杨春夫妇带着孩子再次进京，直奔金太和中医研究院。尹星海大夫见到他们后说：“不用急，有呕吐反应是好事，说明药起作用了，这次回去在原来的药里再加上大枣和生姜，用不了多久就能见效。”
两个月后，孩子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心怀希望的杨春夫妇又通过邮寄购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可是收到药后一打开，发现这些成包的中药里竟然生出了恶心的虫卵和飞蛾。杨春连忙拨打医院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无奈之下，杨春再次来到北京，发现这里已经被公安机关查封……
一气之下，杨春报了警，到公安机关询问后，他才知道，原先那两个热心大姐和诊室门口的男子都是医托。而这场骗局，是一个叫解文进的人和来自湖南的诊室承包者以及医托们联手导演的。
解文进只有高中文化，从未接受过医学方面的专业教育。2006年，无事可做的他成立了一家中医门诊部。由于经营不佳，他干脆与来自湖南衡阳的陈华进行“合作”，将门诊部的第八诊室承包给陈华。然后陈华又请来了老乡当“业务经理”———其实就是从湖南农村叫来一些老乡做医托，到北京各大医院去骗病人。
由于雇用医托四处拉客，骗取患者医药费，解文进的门诊部很快变得臭名昭著。无奈之下，他和陈华解除了合作合同。2009年2月，一名叫张伟的男子提出承包诊所，并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客源稳定”。解文进同意了。不久，他们将门诊部更改为“金太和中医研究院”，还请来了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大夫尹星海加盟。开张后，张伟便发动自己的朋友、亲戚和老乡等，都从老家来到北京拉客。
张伟只有初中文化，曾因盗窃和寻衅滋事三次被判刑，做起医托来也是心狠手辣。他和解文进约定，第八诊室的收入按比例分成，18%留作医院管理费用，剩余的82%，除了发给医托一小部分酬劳外，均由他和解文进、尹星海等四人瓜分。
尹星海来自内蒙古，只是一名治疗皮肤病的医生，但经过张伟等医托的吹嘘和包装，他变成了能治肝病、肾病、癫痫、肌肉萎缩、小儿尿床、卵巢囊肿、肺病等各种常规疾病和疑难杂症的“神医”。
为了降低投诉风险，解文进还反复向张伟交待，以下四类病人不能带到医院：5岁以下儿童、危重病人、尚未确诊的病人、北京本地人。通常病人在医托的介绍下来到医院挂号后，会被直接带进尹星海的诊室，尹星海简单地望闻问切之后，就给病人开出药方，但这张药方不能经过病人的手，而是由张伟假扮“医生助理”把病人直接带到药房，询问清楚病人身上带的钱数后，尽可能让他们倾其所有地买药……为了增加收入，解文进还把一味叫做“仙虫粉”的中药交给药房，并叮嘱尹星海在开方时加上这味药，从而提价。所谓的仙虫粉，其实是由成本很低的中草药磨成粉末制成的。
2010年10月19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解文进有期徒刑三年，张伟等六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刑。令人震惊的是，解文进被法警带出法庭时，竟然放出话说：“这些做法是一些民营医院的潜规则，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做。出来后，我还要干这行！”这话虽然听起来很猖狂，但并非胡言乱语。就在解文进等七人诈骗一案审结的第二天，北京圣丰医院中医科承包人邓联细等八人诈骗一案，也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而北京市各法院几乎每个月都要审理十几起同类的医托诈骗案。这意味着，医托现象无时无刻不在生活中上演……
医托头目自述：月入数万才起步
2010年11月30日下午，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某专科医院的医托团伙正在开“股东大会”，分配十多万元红利。棠景派出所的民警突然出现，现场搜获了医托团伙账本，并带走两名医托头目。该医托团伙有四十多人，长期盘踞在广州火车站、三元里一带，专门拉拢从外地来广州看病的人去看“名医”，并对每位病人收取1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药费。医托成员有明确分工，医托团伙每月可赚十多万元。
据医托头目陈阳交代，他们团伙对于内部三种角色采取不同的分配制度：医生每月领取4000元基本工资，经医托介绍过来的病人药费无提成，但是每一个复诊的病人可提成药费10%；医托没有底薪，每介绍一个人，当场提成药费50%，剩余50%药费汇入到月终花红，医托以自己完成的业绩比例参与月终花红分配；三名老板不参与提成，只按一定比例参与分配花红。
医托的账本上，详细记录了该团伙近几个月来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在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该团伙月入花红平均在15万左右。而以单个医托计算，每月获利常常过万，可谓肥到流油。以代号为“满”的医托为例，他在2010年11月提成药费38575元，月终花红分得13200元，合计月入51775元。
该医托团伙中有三名老板、一名医生，其余均为医托。三名老板负责租房、管理、买药，医生是湖南衡阳的退休老医生，负责看诊，医托负责牵线搭桥。每天8点半到12点半，医托会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等候“猎物”，以扮老乡介绍相熟医生等借口，欺骗部分人前往该专科医院，由退休医生陈教授负责看病。据患者反映，陈教授几乎什么病都会看，甚至不需要借助验血、仪器测试等，直接开具“独门”中药，药费很贵，但实际上都是普通的清热消炎药材。每个被引荐去看病的人，都会被送上一张引荐条子，上面写有陈教授的姓名，这其实是个暗号，比如是阿香介绍的，那么就写上教授陈香，这个“香”字，就是指医托阿香。
2011年年初，因涉嫌诈骗已经被刑拘的医托头目陈阳终于在法律面前低下了头，他发誓以后不会再干这一行。他还爆料称，像他们这个医托团伙把受害者骗去收取一两千元医药费，在广州几乎是最低的。广州、深圳等地其他更大更黑的医托团伙，每骗来一个患者，至少收取四五千元甚至更高的医疗费，一些患者即使没有严重的毛病，医生也会多开药品抬高药费。以一个中等医托团伙（50人）为例，医托们一天给门诊部拉来的生意，常常可以使门诊部增加四五万元“利润”，有时甚至高达七八万元。而医托们自己，则可以获得高额的提成，干这行月入数万元才算刚起步。
慧眼识医托，远离骗局
哪些患者易被骗：
尽管医托十分可恶，应当受到谴责和惩罚。但如果没有患者、受害者的“配合”，他们也不可能如此猖狂地生存下去。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或极少到大城市看病的老百姓，他们不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很难一眼识破医托们的骗术。而医托们瞄准的对象往往有以下特点：来自农村或偏远城镇；文化不高、见识不广；治病心切、缺乏警惕性；善良、过于轻信别人……
医托在医院活动特征：
上班时间
医托到医院门口的时间比医院工作人员还要早，通常在早上6点多就开始行动。
行骗重点
大医院著名专家坐诊的日子是医托活动的重点时间，因为当天号早早就被挂完，没挂上号的病人就成了重点目标。
团伙组成
一般是分组到医院门前活动，每组1人～3人不等。为了消除患者的戒心，医托一般以中年男女居多，看上去忠厚老实，有的妇女有时还会带一个孩子，或者伴有一名男性装作来看病的夫妻。
律师观点
（戴振军，深圳鹏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医托现象之所以难以制止，与存在法律空白有很大关系。其实1998年12月，卫生部、公安部就联合颁发了《关于清理整顿非法医疗机构严厉打击医托违法行为活动的通知》，明确指出了医托是违法行为。但根据规定，对查获的充当医托行骗的违法人员，仅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因受利益诱惑，医托被放出来以后，往往又会重操旧业，甚至与医院、公安玩“捉迷藏”，所以如何根治确实是一大难题。由于没有相应的罪名，警方对于那些受雇于人的广大普通医托无法严管，只能抓捕涉嫌情节严重、金额较大的医托组织者，但取证工作因其交易的隐蔽性、受骗者不愿指证等原因而变得异常艰难。和号贩子相比，对医托的打击行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号贩子易抓现形，而医托起到的只是指引作用，常常不出现在医院现场，所以除非患者举报，否则很难抓住他们。长此以往，法律对医托也就起不到威慑作用。
《天下男人》提醒：
就像社会上高智商的骗术层出不穷一样，如今的医托也越来越精明，不仅文化学识不断提高，他们还经常变换方式和办法，甚至会利用高科技，由“传统”走向“现代化”，这就使得受害者群体逐渐从社会底层扩散到中高层，从农民蔓延到城市居民。近两年来，“网络医托”的盛行便是例证。比如，各种网瘾测试软件曾在网上被医托热传，他们将参与过测试的网友，通过各种方式介绍给与之合作的网瘾专家、精神卫生医师等治疗，其实那些测试软件都是无稽之谈，目的就是骗取钱财。再比如，很多网站、论坛等，都有医托广告，还有的利用网络搜索拦截客户、虚报打折信息，将本来要到甲医院看病的患者忽悠到乙门诊去。
随着越来越多的医托被绳之以法，我们相信，这一现象终将会被有效制止。但在这之前，去正规医院看病时，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以免被医托诈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