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已确知吉鸿昌等人是中共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现在已确知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有下列人物：
吉鸿昌（1895—1934），字世五，河南扶沟人，曾任国民党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是于1932年在北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33年，他奉命联合冯玉祥等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任第二军军长、前敌总指挥，随即率部进攻察北的日军和伪军。同盟军失败后，他潜往平津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吉鸿昌与宣侠父、南汉宸、任应歧等联络各派抗日人士在天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任党组领导成员，当时他的家也成为中共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联络站，并被大家称为“红楼”。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随即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在审讯逼供时，吉鸿昌曾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1月24日，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1945年，中共中央召开七大时，决定授予其“革命烈士”的称号。
王以哲（1896—1937），原名蓬峤，字鼎芳，吉林宾县（现属黑龙江）人。王以哲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也是张学良的亲信部属，曾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西安事变前，王以哲在张学良向中共提出入党的要求之后，于1936年7月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2日，在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发动的变乱中，王以哲遇害牺牲。此后，关于王以哲是中共的“特别党员”一事长期湮灭不闻，甚至一些曾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党员都不知情，后在叶剑英等证实下才得以澄清。
陈翰笙（1897—2004），江苏无锡人，逝世前系中科院院士、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早年曾留学美国、德国，获芝加哥大学硕士、柏林大学博士学位，返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早期经李大钊介绍参加革命，并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牺牲后，他被迫出走苏联。1928年回国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写道：“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利用合法阵地开展工作。1929年春天，共产党员陈翰笙被国民党元老、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实际工作由陈翰笙主持）。在6年时间内，他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1933年，他和薛暮桥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公开发行的《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此后，陈翰笙曾先后在日本、苏联、美国从事研究和著书，并在纽约任《太平洋季刊》副主编。1939年在香港主编《远东通讯》，并帮助宋庆龄等创办“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1942年以后又在印度开展研究，随后在美国任大学教授和霍普斯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后，历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名誉顾问、《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编、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建设》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亚洲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中亚文化协会理事长、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等职。
何思敬（1896—1968），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哲学家、法学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何思敬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学、哲学，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法学院副院长。在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反日会”，还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2年5月，他由韩托夫、沈志远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何思敬在香港主持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总部的工作。1938年赴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延安大学法学院院长暨法律系主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政策研究室和“新哲学会”负责人等。1945年任中共代表团法律顾问，参加了国共谈判。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和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教授等。
应云卫（1904—1967），字雨辰，号杨震，浙江慈溪人，著名电影导演。应云卫早年肄业于湖州旅沪公学，后在美商慎昌洋行、华商肇兴轮船公司等任职。20世纪20年代初，参与组织和领导上海戏剧协社，与洪深、谷剑尘等人提倡“爱美剧”，是中国早期的话剧活动家之一，创作有《孤军》、《终身大事》、《男扮女装》、《威尼斯商人》、《卡门》等。20世纪30年代初，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其间导演有《怒吼吧，中国》等；1934年进入电通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任导演，导演的《桃李劫》是左翼电影运动的代表作之一。作为著名的左翼电影导演和制片人，1935年，应云卫被单线发展为中共的“秘密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第四队总队长，导演了《保卫卢沟桥》、《全民总动员》、《放下你的鞭子》、《国家至上》等。1938年，应云卫抵达武汉，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发起组织“中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并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委员，导演了影片《八百壮士》、《塞上风云》等，并两次经过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的接见。1942年后，他在中共领导下组织“中华剧艺社”，导演了《大地回春》、《天国春秋》、《法西斯细菌》、《屈原》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顾问等。
除以上提到的五人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的宁都起义，即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共在国民党“剿共”部队的第二十六路军秘密工作的特别支部因势利导开展兵运活动，其间先后发展了参谋长赵博生等约20名“特别党员”，并争取了该部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及团长黄中岳等转向革命。1931年12月，该部在江西宁都举行武装起义，随后被改编为中央工农红军。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着较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被改编为红军的事件，当时曾引起过巨大的震动和影响。
张学良等人的身份目前仍有争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目前仍有争议的有张学良、宋庆龄等。
关于张学良是否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最早是通过苏联公布的一份共产国际的文件而引起注意的。这一文件最早公开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之后于1988年前后被译成中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上。这份引人注目的文献，是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封电报。电报中提及：“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对此，有人认为其说法经不起推敲，即张学良不可能提出入党的要求，或者那也可能只是当时中共的一种想法。此后，又发现了一封1936年夏天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亲笔信。信中，张学良将周恩来、刘鼎（中共派往西安张学良公馆担任联络员的地下党员）称为“同志”。于是，许多人认为张学良在1936年6月底已通过刘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而刘鼎电告中共中央后，中央当即作出决定，拟派重要领导干部前去帮助张学良，并准备在适当时机准许其入党。同年7月2日，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还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了共产国际。
据说张学良曾两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后，当时中共中央曾连夜在安塞举行会议，一致认为中共与张学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整个东北军而不是一部分，并以此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若接收张学良入党，势必造成东北军的分裂，且不利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因此，应向其说明此意。后张学良对此表示理解。不久，张学良再次提出要求，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但当时中共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须向共产国际报批。当时苏联因“中东路事件”已对张学良存有极大偏见，结果没有批准张学良的要求。
关于这一历史之谜，作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至逝世前也未予以证实。他只是在与张之宇教授谈话时说过：“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我真正的内心”等。至于知情人周恩来、叶剑英、吕正操，有人说他们在生前曾有过证实，但迄今未见有文字。中共中央统战部前部长阎明复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及此事。阎明复在《忆宋叔》（宋叔即西安事变时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宋黎）一文中回忆说：“我记得，在宋叔离开北京回东北的时候，他特地邀我去，对我说，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一直为我们所关心。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知道这件事的，如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都已去世，尚健在的只有叶剑英同志。宋叔接着说，我最近专门写信给叶帅，请他接见我。最近我见到了叶帅，提出这个问题。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我把叶帅谈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了，记录装在一个信封里，放在保险箱里，等我死以后再拿出来给中央。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报告中央？他说，现在张汉卿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中共党员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宋叔告诉我后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过。1995年夏天……因为得到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的协助，我得以访问了莫斯科所有的档案馆。在位于前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苏共档案馆里，我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当时我一边小声地读这份电文，一边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电报是共产国际关于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答复。电文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去发展，而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这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有没有通知张学良本人。叶帅同宋黎的谈话记录将会揭开这个‘谜’。”
著名学者杨奎松认为：张学良是否曾加入过共产党，这要看怎么说，即“张学良至多不过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党员’，而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换言之，两者无论就政治标准、思想意识、组织关系，还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实与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前，都没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变”。
与张学良情况类似的还有杨虎城。1928年，杨虎城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曾给中共东京支部捐款，同时通过陕西籍留日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秘密向中共东京支部提出入党申请。后经中共东京支部认真研究，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报告请示，拟同意杨虎城的申请，但此时杨虎城已返回国内，因此未能入党。
1936年7月1日，毛泽东在给前线的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在东北军上层军官中“建立党的基础，此间正在加力，并且大有希望”。这个“上层”，或许也包括了张学良，当然更可能是指王以哲等。至西安事变爆发前，活动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还有黄显声、万毅、王炳南、刘鼎（原名阙尊民，曾是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长，1935年12月由中共“秘密党员”、以牧师身份为掩护的董健吾引荐，赴西安东北军张学良处任高参，后为中共派驻东北军的代表）、丛德滋（辽宁凤城人，原东北军总部办公厅机要秘书，后为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甘肃特派员、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的秘书。1942年4月19日在国民党兰州大沙沟监狱被秘密杀害，年仅32岁）、魏野畴、南汉宸、阎揆要、张汉民（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旅长，此前曾借阻截红二十五军北上之机准备与其联络，可惜当时红二十五军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遂设伏将该旅歼灭，张汉民则在被俘后声明自己是中共党员，但被枪毙）等。
至于宋庆龄的党员身份，廖承志生前有一篇文章回忆说：“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家后，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当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她面色凝重，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我今天不能呆久。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说，随后又补充：‘共产国际。’‘啊！’我几乎叫出声来。‘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我回答：‘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后，她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条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走出了公馆大门。”有人据此判断宋庆龄是“秘密党员”或“特别党员”；此外，不少人从她1928年以后多次进出苏联并会见苏联领导人、通过秘密电台保持与莫斯科的联系并为共产国际向中共传递信息、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等，认为她担任有“特殊”的使命，因此，也判断她为“秘密党员”或“特别党员”。不过，这些说法并未得到过确凿的证实。直到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中共中央才正式宣布接纳其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郭沫若也曾是中共的“特别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由于历史已久或情况特殊，还有许多无法确知的，但以下几例大体是清晰的：
蔡叔厚（1898—1971），原名蔡绍敦，曾用名蔡肃候，浙江诸暨人。蔡叔厚早年毕业于杭州模范小学、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机械科，后先后在日商上海内外棉纱四厂做机修工、华商上海宝成纱厂任技师。1921年，与夏衍等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电机专科学校和东京工业大学电机科攻读。1924年回国后，筹资开办上海绍敦电机公司，任经理兼工程师；1935年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总经理兼工程师。日军攻占上海后，他辗转于香港、重庆等地。1942年在重庆创办中国工矿建设公司、面粉厂、机械厂等，在实业界颇为活跃。抗战胜利后，回沪复任中国电工企业公司董事长，并开办华浮实业公司、同庆钱庄，自任总经理和经理，并投资昆仑影片公司，任常务董事，兼任上海华丰钢铁厂、利华保险公司、华昌毛纺织厂、苏州太湖煤矿总经理等。
蔡叔厚长期以企业经理和工程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早在1927年冬，他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冯雪峰、夏衍等在上海中共文化支部过组织生活。1929年，蔡叔厚被调入中共中央“特科”，协助和掩护筹建秘密无线电台以及研发无线电收发报机。之后，蔡叔厚更将自己的公司作为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并因此掩护过叶剑英、徐冰、夏衍、匡亚明、廖承志等。1932年，蔡叔厚被调入共产国际中国组工作，其间获取了国民党军事总顾问赛克特制订的国民党军队全面改革的计划、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实行梅花桩碉堡战术的计划、国民党对日本的应付方案、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的谈判情况和《塘沽协定》的内容等。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蔡叔厚的真实身份才得以公开。
此外，郭沫若也曾是中共的“特别党员”，但他从大革命失败后就一直以民主人士的“特别身份”加以隐蔽。另一位文化界的著名人物胡愈之也是中共的“特别党员”。1933年，胡愈之以记者身份赴苏联访问，其间曾为中共中央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传递过情报。相类似的，还有杜任之。杜于1928年赴欧洲，先后在柏林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化学、哲学和社会学，1933年返回国内。他的秘密身份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通讯员”（即“秘密党员”），公开身份则是阎锡山太原绥靖公署的秘书和山西大学教授。
此外还有潘康时。潘康时（1881—1943），字怡如，湖北黄安人。潘康时早年是湖北新军士兵，参加过反清团体“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武昌起义后在军队任职，参与“讨袁”等，随即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参与讨伐陈炯明叛变等，至北伐革命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监察委员。1927年12月，他与李汉俊、詹大悲等被桂系军阀逮捕，李、詹遇害，潘被友人保释。此后，他即利用社会关系，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他自己也被发展为中共的“秘密党员”，与董必武等联络。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曾鼎力协助陶铸主持汤池训练班，培养敌后抗日干部，并教授军事课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现在已确知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有下列人物：
吉鸿昌（1895—1934），字世五，河南扶沟人，曾任国民党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是于1932年在北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33年，他奉命联合冯玉祥等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任第二军军长、前敌总指挥，随即率部进攻察北的日军和伪军。同盟军失败后，他潜往平津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吉鸿昌与宣侠父、南汉宸、任应歧等联络各派抗日人士在天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任党组领导成员，当时他的家也成为中共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联络站，并被大家称为“红楼”。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随即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在审讯逼供时，吉鸿昌曾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1月24日，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1945年，中共中央召开七大时，决定授予其“革命烈士”的称号。
王以哲（1896—1937），原名蓬峤，字鼎芳，吉林宾县（现属黑龙江）人。王以哲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也是张学良的亲信部属，曾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西安事变前，王以哲在张学良向中共提出入党的要求之后，于1936年7月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2日，在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发动的变乱中，王以哲遇害牺牲。此后，关于王以哲是中共的“特别党员”一事长期湮灭不闻，甚至一些曾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党员都不知情，后在叶剑英等证实下才得以澄清。
陈翰笙（1897—2004），江苏无锡人，逝世前系中科院院士、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早年曾留学美国、德国，获芝加哥大学硕士、柏林大学博士学位，返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早期经李大钊介绍参加革命，并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牺牲后，他被迫出走苏联。1928年回国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写道：“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利用合法阵地开展工作。1929年春天，共产党员陈翰笙被国民党元老、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实际工作由陈翰笙主持）。在6年时间内，他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1933年，他和薛暮桥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公开发行的《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此后，陈翰笙曾先后在日本、苏联、美国从事研究和著书，并在纽约任《太平洋季刊》副主编。1939年在香港主编《远东通讯》，并帮助宋庆龄等创办“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1942年以后又在印度开展研究，随后在美国任大学教授和霍普斯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后，历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名誉顾问、《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编、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建设》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亚洲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中亚文化协会理事长、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等职。
何思敬（1896—1968），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哲学家、法学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何思敬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学、哲学，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法学院副院长。在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反日会”，还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2年5月，他由韩托夫、沈志远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何思敬在香港主持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总部的工作。1938年赴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延安大学法学院院长暨法律系主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政策研究室和“新哲学会”负责人等。1945年任中共代表团法律顾问，参加了国共谈判。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和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教授等。
应云卫（1904—1967），字雨辰，号杨震，浙江慈溪人，著名电影导演。应云卫早年肄业于湖州旅沪公学，后在美商慎昌洋行、华商肇兴轮船公司等任职。20世纪20年代初，参与组织和领导上海戏剧协社，与洪深、谷剑尘等人提倡“爱美剧”，是中国早期的话剧活动家之一，创作有《孤军》、《终身大事》、《男扮女装》、《威尼斯商人》、《卡门》等。20世纪30年代初，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其间导演有《怒吼吧，中国》等；1934年进入电通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任导演，导演的《桃李劫》是左翼电影运动的代表作之一。作为著名的左翼电影导演和制片人，1935年，应云卫被单线发展为中共的“秘密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第四队总队长，导演了《保卫卢沟桥》、《全民总动员》、《放下你的鞭子》、《国家至上》等。1938年，应云卫抵达武汉，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发起组织“中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并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委员，导演了影片《八百壮士》、《塞上风云》等，并两次经过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的接见。1942年后，他在中共领导下组织“中华剧艺社”，导演了《大地回春》、《天国春秋》、《法西斯细菌》、《屈原》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顾问等。
除以上提到的五人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的宁都起义，即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共在国民党“剿共”部队的第二十六路军秘密工作的特别支部因势利导开展兵运活动，其间先后发展了参谋长赵博生等约20名“特别党员”，并争取了该部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及团长黄中岳等转向革命。1931年12月，该部在江西宁都举行武装起义，随后被改编为中央工农红军。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着较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被改编为红军的事件，当时曾引起过巨大的震动和影响。
张学良等人的身份目前仍有争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目前仍有争议的有张学良、宋庆龄等。
关于张学良是否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最早是通过苏联公布的一份共产国际的文件而引起注意的。这一文件最早公开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之后于1988年前后被译成中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上。这份引人注目的文献，是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封电报。电报中提及：“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对此，有人认为其说法经不起推敲，即张学良不可能提出入党的要求，或者那也可能只是当时中共的一种想法。此后，又发现了一封1936年夏天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亲笔信。信中，张学良将周恩来、刘鼎（中共派往西安张学良公馆担任联络员的地下党员）称为“同志”。于是，许多人认为张学良在1936年6月底已通过刘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而刘鼎电告中共中央后，中央当即作出决定，拟派重要领导干部前去帮助张学良，并准备在适当时机准许其入党。同年7月2日，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还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了共产国际。
据说张学良曾两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后，当时中共中央曾连夜在安塞举行会议，一致认为中共与张学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整个东北军而不是一部分，并以此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若接收张学良入党，势必造成东北军的分裂，且不利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因此，应向其说明此意。后张学良对此表示理解。不久，张学良再次提出要求，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但当时中共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须向共产国际报批。当时苏联因“中东路事件”已对张学良存有极大偏见，结果没有批准张学良的要求。
关于这一历史之谜，作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至逝世前也未予以证实。他只是在与张之宇教授谈话时说过：“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我真正的内心”等。至于知情人周恩来、叶剑英、吕正操，有人说他们在生前曾有过证实，但迄今未见有文字。中共中央统战部前部长阎明复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及此事。阎明复在《忆宋叔》（宋叔即西安事变时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宋黎）一文中回忆说：“我记得，在宋叔离开北京回东北的时候，他特地邀我去，对我说，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一直为我们所关心。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知道这件事的，如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都已去世，尚健在的只有叶剑英同志。宋叔接着说，我最近专门写信给叶帅，请他接见我。最近我见到了叶帅，提出这个问题。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我把叶帅谈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了，记录装在一个信封里，放在保险箱里，等我死以后再拿出来给中央。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报告中央？他说，现在张汉卿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中共党员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宋叔告诉我后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过。1995年夏天……因为得到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的协助，我得以访问了莫斯科所有的档案馆。在位于前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苏共档案馆里，我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当时我一边小声地读这份电文，一边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电报是共产国际关于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答复。电文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去发展，而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这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有没有通知张学良本人。叶帅同宋黎的谈话记录将会揭开这个‘谜’。”
著名学者杨奎松认为：张学良是否曾加入过共产党，这要看怎么说，即“张学良至多不过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党员’，而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换言之，两者无论就政治标准、思想意识、组织关系，还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实与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前，都没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变”。
与张学良情况类似的还有杨虎城。1928年，杨虎城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曾给中共东京支部捐款，同时通过陕西籍留日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秘密向中共东京支部提出入党申请。后经中共东京支部认真研究，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报告请示，拟同意杨虎城的申请，但此时杨虎城已返回国内，因此未能入党。
1936年7月1日，毛泽东在给前线的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在东北军上层军官中“建立党的基础，此间正在加力，并且大有希望”。这个“上层”，或许也包括了张学良，当然更可能是指王以哲等。至西安事变爆发前，活动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还有黄显声、万毅、王炳南、刘鼎（原名阙尊民，曾是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长，1935年12月由中共“秘密党员”、以牧师身份为掩护的董健吾引荐，赴西安东北军张学良处任高参，后为中共派驻东北军的代表）、丛德滋（辽宁凤城人，原东北军总部办公厅机要秘书，后为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甘肃特派员、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的秘书。1942年4月19日在国民党兰州大沙沟监狱被秘密杀害，年仅32岁）、魏野畴、南汉宸、阎揆要、张汉民（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旅长，此前曾借阻截红二十五军北上之机准备与其联络，可惜当时红二十五军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遂设伏将该旅歼灭，张汉民则在被俘后声明自己是中共党员，但被枪毙）等。
至于宋庆龄的党员身份，廖承志生前有一篇文章回忆说：“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家后，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当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她面色凝重，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我今天不能呆久。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说，随后又补充：‘共产国际。’‘啊！’我几乎叫出声来。‘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我回答：‘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后，她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条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走出了公馆大门。”有人据此判断宋庆龄是“秘密党员”或“特别党员”；此外，不少人从她1928年以后多次进出苏联并会见苏联领导人、通过秘密电台保持与莫斯科的联系并为共产国际向中共传递信息、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等，认为她担任有“特殊”的使命，因此，也判断她为“秘密党员”或“特别党员”。不过，这些说法并未得到过确凿的证实。直到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中共中央才正式宣布接纳其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郭沫若也曾是中共的“特别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由于历史已久或情况特殊，还有许多无法确知的，但以下几例大体是清晰的：
蔡叔厚（1898—1971），原名蔡绍敦，曾用名蔡肃候，浙江诸暨人。蔡叔厚早年毕业于杭州模范小学、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机械科，后先后在日商上海内外棉纱四厂做机修工、华商上海宝成纱厂任技师。1921年，与夏衍等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电机专科学校和东京工业大学电机科攻读。1924年回国后，筹资开办上海绍敦电机公司，任经理兼工程师；1935年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总经理兼工程师。日军攻占上海后，他辗转于香港、重庆等地。1942年在重庆创办中国工矿建设公司、面粉厂、机械厂等，在实业界颇为活跃。抗战胜利后，回沪复任中国电工企业公司董事长，并开办华浮实业公司、同庆钱庄，自任总经理和经理，并投资昆仑影片公司，任常务董事，兼任上海华丰钢铁厂、利华保险公司、华昌毛纺织厂、苏州太湖煤矿总经理等。
蔡叔厚长期以企业经理和工程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早在1927年冬，他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冯雪峰、夏衍等在上海中共文化支部过组织生活。1929年，蔡叔厚被调入中共中央“特科”，协助和掩护筹建秘密无线电台以及研发无线电收发报机。之后，蔡叔厚更将自己的公司作为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并因此掩护过叶剑英、徐冰、夏衍、匡亚明、廖承志等。1932年，蔡叔厚被调入共产国际中国组工作，其间获取了国民党军事总顾问赛克特制订的国民党军队全面改革的计划、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实行梅花桩碉堡战术的计划、国民党对日本的应付方案、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的谈判情况和《塘沽协定》的内容等。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蔡叔厚的真实身份才得以公开。
此外，郭沫若也曾是中共的“特别党员”，但他从大革命失败后就一直以民主人士的“特别身份”加以隐蔽。另一位文化界的著名人物胡愈之也是中共的“特别党员”。1933年，胡愈之以记者身份赴苏联访问，其间曾为中共中央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传递过情报。相类似的，还有杜任之。杜于1928年赴欧洲，先后在柏林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化学、哲学和社会学，1933年返回国内。他的秘密身份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通讯员”（即“秘密党员”），公开身份则是阎锡山太原绥靖公署的秘书和山西大学教授。
此外还有潘康时。潘康时（1881—1943），字怡如，湖北黄安人。潘康时早年是湖北新军士兵，参加过反清团体“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武昌起义后在军队任职，参与“讨袁”等，随即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参与讨伐陈炯明叛变等，至北伐革命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监察委员。1927年12月，他与李汉俊、詹大悲等被桂系军阀逮捕，李、詹遇害，潘被友人保释。此后，他即利用社会关系，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他自己也被发展为中共的“秘密党员”，与董必武等联络。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曾鼎力协助陶铸主持汤池训练班，培养敌后抗日干部，并教授军事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