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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林·帕他努泰，中国名字常媛，是泰国著名政治家讪·帕他努泰的大女儿。西林这个名字对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来说或许并不算陌生，但是这位来自佛国的女人，周身披拂着传奇色彩，她的命运同泰国与中国的关系紧密相连，与泰中两国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密切相关，个中详情，却多不为人所知。
我在北京的一座刚装修好的四合院见到了她。她打扮得体，红毛衣，大珍珠耳环，淡淡的妆，特别注意口红颜色与衣服色彩的搭配。身上裹着一条长长的咖啡色丝棉围巾，恰到好处地展现出她的标准身材和优雅举止。西林的北京音普通话纯正得令人怀疑她是不是个泰国人。
宽敞的古香古色的大客厅中，古董架上和墙上，悬挂着西林母子三人到前中国副总理吴仪女士家中作客的照片，以及中国已故名人吕正操老人“书赠常媛同志：常家三代中泰友谊使者”的题词。西林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常念周，一个叫常念廖，从名字中透露的信息，我们大致可以猜出，她和她的家人与中国的两位政治家周恩来、廖承志有着某种命运的联系，而这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认识新中国，先识周恩来
结交新中国秘密签协议
当时泰国总理到缅甸正式访问，我父亲跟总理商量后决定，他以私人身份去仰光，借机与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取得联系，签订一个友好协议。我们现在谈的是1975年7月1日签署的两国建交协议。但是在1955年，有一个是我父亲和姚大使秘密签署的中泰两国人民和平共处的友好协议。这次秘密会面还有一段小插曲。
在去缅甸前我父亲已经通过秘密渠道，通知了中国政府此行的目的，因为万隆会议上参会国都与中国签署了两国友好协议，泰国没有签，所以父亲就想把这个协议给补上，作为人民之间来签，是万隆会议精神的一个延续。希望中国总理派委托人，我父亲作为泰国总理的委托人，在缅甸秘密签署。父亲同时派了人去中国联系，但是北京怀疑这个人的真假，就一直等着仰光方面的消息。父亲到了仰光两天，他不可能直接去找中国大使馆，他很受人注意，随便到中国大使馆的话，美国一定知道。怎么联系呢，我父亲和助手想了个办法，在一家英文报纸上登了一个小广告，说某某人已经从泰国来到缅甸了，正在什么饭店等着见朋友。就这么一个普通小广告，驻仰光的中国大使馆敏锐地发现了，姚大使就按着那个地址，在饭店里与我父亲接上头。一接上头北京这边就放心了。 这时周总理在北京也接见了我父亲派来的代表，毛泽东主席也接见了。当时中国政府对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很热情，包括毛主席，他是很了不起的领袖，当时泰国反华反共很凶，他说：我可以理解泰国为什么怕中国，以为我们要去侵略你们，你们不是说西双版纳屯有要侵略泰国的中国军队吗？你们可以亲自去看看嘛，来了你们就多走走，多看看，想去哪里我们都安排。当时反映非常非常热烈，这给我父亲很大的鼓励，因此开始做一个秘密的中国邻居。从1955年底开始，整整50年啊。
当时与中国联系很危险，我父亲与周总理通过信件联系，成为当时维系两国关系的唯一途径。父亲要先通过人送信到仰光，再转到中国大使馆，使馆再用特殊外交途径把信转交给周总理，所以父亲和周总理的交流留下了很多很重要的历史文件。我和二哥后来在北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在东城区朝内大街烧酒胡同的四合院家里，我们存留的相片、信件，都给红卫兵烧了。我们家在泰国也经历了很多政治风波，父亲效力的披汶政府被反共反华势力推翻，父亲因为通共罪曾入狱8年，我母亲把周总理和父亲来往的重要信件、珍贵相片，用塑料袋封好，埋藏在地下，得以保存。有一些历史文件在我们家都是原文、原件，这说明当时老一代开拓两国友好关系之路，是多么的艰辛不易啊！
之后为了不中断刚刚开启的两国关系，我父亲又秘密派谴了几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但是派代表团的同时，我们泰国又派军队参加美国越战，又让泰国成为美国反共反华的基地。父亲觉得，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不能一下子脱离美国，我们还要靠美国的经济援助，但是泰国政府总要以泰国民族利益为重，我们不能公开和中国做朋友，美国还将泰国公开作了中国的敌人，怎样才能让中国政府相信泰国呢？必须以一种态度告诉中国，我们是有诚意的！
父亲送我去中国
父亲作为当时泰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永恒》的总编辑，他是历史学家，研究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帝王都有把自己的亲骨肉送嫁和番或当人质的做法，他想，把自己的一个孩子送到北京周恩来总理身边，让孩子学习中文，以此表示泰国对中国的诚意。父亲说服了披汶总理，总理的儿子都很大了，不可能来，就决定把自己12岁的二儿子望怀送去中国。
周总理接到父亲的信，马上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良苦。周总理说，他很理解泰国很多事情是被迫的，但婉言谢绝了送孩子来北京的善意。可父亲说，我们的诚意是跟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他自愿把他孩子送给周总理代为管教，二子从小表现出外交天才，他的名字还是望怀亲王赐予的，他真心希望儿子望怀能到北京学习中国文化，了解神秘的东方大国。父亲执意要这么做。
当时8岁的我，听说二哥要出国，要坐飞机，羡慕极了，那时没有几个泰国孩子坐过飞机，我吵闹着非要一起去，但并不知道二哥要去哪里，反正坐飞机我就要跟着去。我还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的小同学们，我要坐飞机出国了，和同学们告别一个礼拜就回来了。我是那种长得漂亮，活泼聪明，爱出风头的小女孩，爸爸从小就喜欢带我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所以我胆子特别大，也算有见识。那时多天真啊，以为出国一个礼拜就回家了。父亲便与母亲说，最多一两年，两国关系就能晴天见日，建交了，孩子们也可以回家了。可是，历史的误会往往是不可预知的，也是个人意志无法阻止的，这一走，整整15年后，我才得以回到爸爸妈妈泰国的家！
父亲也觉得二哥应该有个伴，考虑后答应了我的要求。1956年8月19日，我们原计划走香港进入广州，再转道北京。可是在香港阻拦我们的特务已经把我们先遣队的人捕杀了。披汶总理立刻指示提前动身，专机送我们兄妹到仰光，再从仰光进入云南，最后来到北京。
这就是我来中国的背景。这就是周恩来总理戏称为中泰关系中的“小人质外交”事件。
我在北京的一座刚装修好的四合院见到了她。她打扮得体，红毛衣，大珍珠耳环，淡淡的妆，特别注意口红颜色与衣服色彩的搭配。身上裹着一条长长的咖啡色丝棉围巾，恰到好处地展现出她的标准身材和优雅举止。西林的北京音普通话纯正得令人怀疑她是不是个泰国人。
宽敞的古香古色的大客厅中，古董架上和墙上，悬挂着西林母子三人到前中国副总理吴仪女士家中作客的照片，以及中国已故名人吕正操老人“书赠常媛同志：常家三代中泰友谊使者”的题词。西林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常念周，一个叫常念廖，从名字中透露的信息，我们大致可以猜出，她和她的家人与中国的两位政治家周恩来、廖承志有着某种命运的联系，而这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认识新中国，先识周恩来
结交新中国秘密签协议
当时泰国总理到缅甸正式访问，我父亲跟总理商量后决定，他以私人身份去仰光，借机与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取得联系，签订一个友好协议。我们现在谈的是1975年7月1日签署的两国建交协议。但是在1955年，有一个是我父亲和姚大使秘密签署的中泰两国人民和平共处的友好协议。这次秘密会面还有一段小插曲。
在去缅甸前我父亲已经通过秘密渠道，通知了中国政府此行的目的，因为万隆会议上参会国都与中国签署了两国友好协议，泰国没有签，所以父亲就想把这个协议给补上，作为人民之间来签，是万隆会议精神的一个延续。希望中国总理派委托人，我父亲作为泰国总理的委托人，在缅甸秘密签署。父亲同时派了人去中国联系，但是北京怀疑这个人的真假，就一直等着仰光方面的消息。父亲到了仰光两天，他不可能直接去找中国大使馆，他很受人注意，随便到中国大使馆的话，美国一定知道。怎么联系呢，我父亲和助手想了个办法，在一家英文报纸上登了一个小广告，说某某人已经从泰国来到缅甸了，正在什么饭店等着见朋友。就这么一个普通小广告，驻仰光的中国大使馆敏锐地发现了，姚大使就按着那个地址，在饭店里与我父亲接上头。一接上头北京这边就放心了。 这时周总理在北京也接见了我父亲派来的代表，毛泽东主席也接见了。当时中国政府对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很热情，包括毛主席，他是很了不起的领袖，当时泰国反华反共很凶，他说：我可以理解泰国为什么怕中国，以为我们要去侵略你们，你们不是说西双版纳屯有要侵略泰国的中国军队吗？你们可以亲自去看看嘛，来了你们就多走走，多看看，想去哪里我们都安排。当时反映非常非常热烈，这给我父亲很大的鼓励，因此开始做一个秘密的中国邻居。从1955年底开始，整整50年啊。
当时与中国联系很危险，我父亲与周总理通过信件联系，成为当时维系两国关系的唯一途径。父亲要先通过人送信到仰光，再转到中国大使馆，使馆再用特殊外交途径把信转交给周总理，所以父亲和周总理的交流留下了很多很重要的历史文件。我和二哥后来在北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在东城区朝内大街烧酒胡同的四合院家里，我们存留的相片、信件，都给红卫兵烧了。我们家在泰国也经历了很多政治风波，父亲效力的披汶政府被反共反华势力推翻，父亲因为通共罪曾入狱8年，我母亲把周总理和父亲来往的重要信件、珍贵相片，用塑料袋封好，埋藏在地下，得以保存。有一些历史文件在我们家都是原文、原件，这说明当时老一代开拓两国友好关系之路，是多么的艰辛不易啊！
之后为了不中断刚刚开启的两国关系，我父亲又秘密派谴了几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但是派代表团的同时，我们泰国又派军队参加美国越战，又让泰国成为美国反共反华的基地。父亲觉得，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不能一下子脱离美国，我们还要靠美国的经济援助，但是泰国政府总要以泰国民族利益为重，我们不能公开和中国做朋友，美国还将泰国公开作了中国的敌人，怎样才能让中国政府相信泰国呢？必须以一种态度告诉中国，我们是有诚意的！
父亲送我去中国
父亲作为当时泰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永恒》的总编辑，他是历史学家，研究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帝王都有把自己的亲骨肉送嫁和番或当人质的做法，他想，把自己的一个孩子送到北京周恩来总理身边，让孩子学习中文，以此表示泰国对中国的诚意。父亲说服了披汶总理，总理的儿子都很大了，不可能来，就决定把自己12岁的二儿子望怀送去中国。
周总理接到父亲的信，马上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良苦。周总理说，他很理解泰国很多事情是被迫的，但婉言谢绝了送孩子来北京的善意。可父亲说，我们的诚意是跟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他自愿把他孩子送给周总理代为管教，二子从小表现出外交天才，他的名字还是望怀亲王赐予的，他真心希望儿子望怀能到北京学习中国文化，了解神秘的东方大国。父亲执意要这么做。
当时8岁的我，听说二哥要出国，要坐飞机，羡慕极了，那时没有几个泰国孩子坐过飞机，我吵闹着非要一起去，但并不知道二哥要去哪里，反正坐飞机我就要跟着去。我还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的小同学们，我要坐飞机出国了，和同学们告别一个礼拜就回来了。我是那种长得漂亮，活泼聪明，爱出风头的小女孩，爸爸从小就喜欢带我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所以我胆子特别大，也算有见识。那时多天真啊，以为出国一个礼拜就回家了。父亲便与母亲说，最多一两年，两国关系就能晴天见日，建交了，孩子们也可以回家了。可是，历史的误会往往是不可预知的，也是个人意志无法阻止的，这一走，整整15年后，我才得以回到爸爸妈妈泰国的家！
父亲也觉得二哥应该有个伴，考虑后答应了我的要求。1956年8月19日，我们原计划走香港进入广州，再转道北京。可是在香港阻拦我们的特务已经把我们先遣队的人捕杀了。披汶总理立刻指示提前动身，专机送我们兄妹到仰光，再从仰光进入云南，最后来到北京。
这就是我来中国的背景。这就是周恩来总理戏称为中泰关系中的“小人质外交”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