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要说银行家离什么最远，人们多半会认为是诗吧。在萨特的戏剧《魔鬼与上帝》中，一个银行家这样表达自己对世界与人的看法：“三十年来，我信守一条原则：主宰世界的是利益。在我面前，人们总是用最最高尚的动机来标榜他们的行为。而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听他们说，心里却想：找出利益之所在。”诗歌很浪漫，利益很骨感。银行家整日在钱堆里翻滚，孜孜于真金白银，委实不必与无用的诗歌有什么瓜葛。
　　不过，总有例外。在民国十大银行家中，就有两位与缪斯女神过从甚密，不但银行家做得成功，诗也写得不俗。
　　他们是叶景葵与吴鼎昌。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民国历史的重新叙述，叶、吴二人的名字已经不再陌生。叶景葵从1915年开始出任兴业银行董事长，在他带领下，兴业银行业务发展迅速，一度连续五年存款总额居私人银行之首，且对民营企业支持不菲。叶景葵的藏书家事迹也传扬颇广，其在锋镝之下保存祖国典籍的壮举，尤为令人缅想。而吴鼎昌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自1912年起，先后任中国银行正监督、袁世凯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内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其金融生涯可谓波澜壮阔。吴鼎昌另一个被人熟知的功业，是他出资邀请张季鸾与胡政之，三人合作，开创了新纪《大公报》时代，并将这份报纸办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成功的报纸。在三、四十年代，《大公报》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都熟读的报纸。据史家研究，《大公报》著名的办报口号“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更多地体现了吴鼎昌的想法。吴鼎昌后来出任贵州省主席，同样治绩斐然，成为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课题。
　　比起事功来，二人的诗作，则要默默无闻得多。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6年整理出版了《叶景葵杂著》，其中《卷盫诗存》收录诗99首，不可谓多。吴鼎昌的诗则尚无专门整理，只是近一、二年才在研究他的专著中有少许附录。其自承作诗不过是读书做事劳烦之余的“谬托风雅”，无论从商办报为政，始终未断吟哦。
　　其实，二人诗作虽算不得丰产，但却不同凡响。顾廷龙先生评价叶景葵诗时说：“先生所为诗文，以畅达为主，不事雕琢，亦不拘格律·诗则宗人境庐之真率，信笔抒写，有自然高妙之致。”吴鼎昌的诗，从可见的三十余首诗看，题材丰富，情感真挚，格调高雅。比较而言，叶景葵的诗喜用典，理趣兼备，好议时事，且多往来唱和之作，而吴鼎昌则多直抒襟抱，温厚沉雄。
　　以两人的生日诗为例。叶景葵七十生日时有诗曰：抱薪救火汤扬沸，只坐当年少读书。囊底万言都是罪，剑头一吷总成虚。屡经失得弓无恙，偏访巫医艾岂储。未信吠尧仍做犬，却忧微禹其为鱼。自己的生日，却无一语及私，满篇都是对时局的一腔忧愤——钳制舆论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把国家引向深渊。叶景葵后来参加为学生运动而请愿的“十老上书”，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达于极点。
　　相形之下，吴鼎昌的《六十生日戏笔》（四首）虽然不乏对韶光易逝的感慨，但调子要明亮得多。请看第四首：一惊壮岁匆匆去，更惜余年缓缓过。不辍耕耘酬帝力，讵容禅坐学头陀。江山佳丽恣游钓，风雨猖狂任啸歌。开夏初筵期尽罪，童心犹在任消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生命的豁达与肯定。
　　早年间，叶景葵授命拯救大清银行时，曾任用吴鼎昌等才干之士辅佐自己。沧海桑田，1940年代的叶、吴二人，生命的轨迹已经渺不相交。叶景葵早早绝望于仕途，从兴业银行董事长任上退下后，埋首典籍，但仍眷怀国事。吴鼎昌则由成功的金融家、报人，进而登堂入室，成为国民政府高官。可惜，尽管其惊才艳艳，登上的却是一艘将沉的船。
　　《卷盫诗存》中，有叶景葵写给自己当年的同事、同为金融家的项兰生、徐寄庼、徐新六的赠诗或挽诗。其中赠项兰生诗有云：义利犹泾渭，惟君志不纷。衡门清似水，黌舍从如云。治乱先几见，贤奸醉眼分。可怜雄杰意，骂坐几人闻。项兰生是当代学者钱理群先生的外祖父，不但是金融家，还是教育家、报人、反蒋斗士。
　　（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