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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的深秋，两位日本国的学问僧——荣睿和普照，风尘仆仆地从长安赶到扬州。十年前，他们为了自己国家的繁荣、富强，冒了生命的危险，随着多治比广成为首的遣唐使团，渡海来到了先进的中国；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主要当然是汲取盛唐的灿烂文化，但和其他学问僧侣不一样，他们还奉当时知太政官事舍仁亲王的命令，招聘一位主持授戒的高僧。他们寻访多年，终于找到了一位理想的人物，即当时名重江淮的扬州大明寺住持鉴真和尚。
荣睿、普照提出请求以后，鉴真一一讯问弟子们：“哪个愿往？”弟子们却一个一个地低下了头。这时，年逾半百的老僧鉴真慨然地宣布：“为弘法、传道，你们不去，我去！”从而揭开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极其壮观的一幕。
鉴真出海是公元八世纪的事情。瓦特发明蒸汽机还在一千年以后。凭着一条木制帆船要闯过大海，不要说古人，就是今人，又该作何感想呢？然而，鉴真大和尚为着坚强的信念，却不顾风浪之险，毅然而去了……。
从公元七四三年第一次开始东渡起，鉴真一次次地准备了食粮、药品、香料和经疏、佛像、佛具，而且，为了成就修寺盖庙这样的功德事，他约集了一批批的雕刻、绘画、建筑、医药技工。经过五次失败，付出了三十六人的性命的代价，特别是第五次渡海失败后，鉴真不但失去了荣睿和爱徒祥彦，连他自己也双目失明了，可是坚强的信念使他不变初衷，终于在公元七五三年成功地到达了日本国萨摩的秋妻屋浦，实现了十二年来的夙愿。
以鉴真为首的僧团给日本人民带去了八世纪时中国的高度发达的文化，创建了以唐律招提为中心的文化宝库，赢得了日本人民世世代代的敬仰。日本奈良时代有名的文人淡海三船在第一次谒见大和尚以后，写过一首五言汉诗。诗中颂道：“摩腾游汉阙，僧会入吴宫，岂若真和尚，含章渡海东。”到江户时代，著名诗人松尾芭蕉曾无限深情地叹惜，写出有名的诗句：“用嫩叶上的露水擦亮大和尚失明的双目吧”！
虽然这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起过极大作用的高僧，直到现在还受到两国人民的崇敬，可是关于他的事迹，留下的文字记载却不多。现在知道的，除了始终追随鉴真东渡的思托所写的，可惜已经逸失的《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俗称《大和尚传》或《广传》)以外，就是受思托之请，而由淡海三船(真人元开)所撰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俗称《东征传》或《略传》)。这是目下能见到的唯一详细而完整的关于鉴真的资料。这部传记基本上是以思托所写的《广传》为蓝本的，但内容的取舍，文字的修饰，则较《广传》简练、通畅得多。《唐大和上东征传》以不到万字的篇幅，用汉文概括而生动地记录了鉴真的生平，和他从七四二年受请至七六三年圆寂为止的经历。书中叙述了鉴真六次东渡的全过程，以及他在日本通过佛教活动传播盛唐文化，与日本朝野僧俗广结善缘的业迹。
《唐大和上东征传》在日本有各式各样的版本，以抄本观智院甲本为最早，以后又有高山寺本、金泽文库本、高贵寺本、群书类丛本等几种；因为是辗转抄录的，所以各本之间相差很大，甚至连作者姓名也不一致。刊本中，则以一七六二年日本东大寺戒坛院出版的刻本为最早；此后又有北川智海本、大日本佛教金书本、大正大藏经本等数种。这些刊本虽经校勘，其中以戒坛院本校勘最精，刊刻亦佳，是各种版本中较好的版本，但是，其共同的缺点，是因为都是以本校本，所以各本皆误而明显应纠正的错误，都没有得到纠正，仍然是彼此相承地因袭了下来。除此以外，日本还有一些日文现代语译本和英、法文译本。如安藤更生、石田瑞，
在中国，过去我们只出版过两个铅印排印本，即一九二二年的扬州本和一九四二年的南京本。这两种排印本都是以日本北川本和北川再刊本为底本，并没有再加校勘，因此错误颇多，而且印刷粗劣，流传也不广，根本谈不上校注。最近，才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汪向荣同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本。据其前言中说，是用群书类丛本作底本，再用观智院本等古本校定的。还对一些难解的名词、用语作了注释。汪校本对一些有据可查的错误都作了纠正，因此，这个版本不仅在迄今为止我国的校注本中，就是在所有《唐大和上东征传》版本中，也是较好的一种。可惜，汪本校注太简单，只能供研究者用，尚难供一般读者阅读，希望以后能出版现代语言的通俗本。
关于鉴真的研究工作，日本远远超过我国。据笔者所知，从一八九四年日本鹫尾顺敬在《佛教史林》上发表的《鉴真和尚传》以后，直到现在陆续发表的论文，总在五十篇以上。出版的单行本也有三、四十种之多，其中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是：《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唐大和上东征传>的研究》、《鉴真》、《鉴真——其戒律思想》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安藤更生的著作。他毕生从事于鉴真的研究，所写有关鉴真的著作和论文，有二十篇、种左右，其中以《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最为重要。
《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是一九六○年出版的。这部著作对鉴真及其在唐时的有关细节，如鉴真经过的地点，与之有关的寺庙、师僧的法统，乃至唐代扬州的情况等等，都考证得很详尽。书中对某些日本学者不正确的论点也根据史实一一加以驳正。这本书对于研究鉴真自不必说，就是对唐代中、日关系的研究，也是很有帮助的。它也存在一些缺点，特别是关于鉴真到日本以后的一些问题，根本没有涉及。作者笼统地用“因别人已作过研究，不重复”为辞，略了过去。当然，作者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的。这一点，经历过“四人帮”的中国学术工作者是理解的，不过也是令人遗憾的。此外，作者的有些论证比较武断，如将地名
一九七七年日本出版了藏中进的《<唐大和上东征传>的研究》。该书对《东征传》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分析，同时提到了与《东征传》有关的一些事物。在近年来关于鉴真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安藤博士去世以后日本对鉴真的研究中，《<唐大和上东征传>的研究》是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尤其是在对《东征传》的“倭训”＊和“用语”等方面的研究，开辟了前人未及的领域。书后还附录有以戒坛院本作底本的《东征传》校本，也是比较细致的。然而，该书有些地方论据不足，如思托委托元开撰写《东征传》的时间，撰者项下列入石上宅嗣等等，都是没有扎实的论据的，而对《东征传》和思托的《广传》之间的关系，更是提的不多。另外，附录中的《东征传》校本也只是以本校本，以致和过去一些日本版校本一样，对各本皆误的，如一些人名“刘巨鳞”、“卢奂”，都未加改正。
我国对于鉴真的研究工作，过去很少。一九六三年以前曾有过几篇文章，都是纪念鉴真圆寂一千二百周年用的；当时还出版过一个专集——《鉴真纪念集》。那些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文物》、《江海学刊》等刊物上，大抵是一般性的介绍，还有不少谬误，如《江海学刊》的文章把日本孝谦女帝写作男皇。
一九七六年，在打倒“四人帮”、党中央重申“双百”方针以后，汪向荣同志发表了二十年前的旧作的一部分——《鉴真在日本》。这篇文章据中、日两国的史料提出了与过去研究者不同的论点，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详细地剖述了鉴真一到日本就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授以“大僧都”高位，可是没有几年，却又被停止僧纲之任的原因。这是首次用马列主义史学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研究鉴真的论文。因此，发表后受到国内外的重视。美国、日本纷纷翻译发表，香港学者还作了专题研究。听说汪向荣同志研究鉴真的著作《鉴真》不久也将出版。这可能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关于鉴真的专著。
最近，日本学术界汲取了中国方面的研究成果，对鉴真到日本后先尊后荣的史实开始加以重视，正在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近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关于鉴真的研究，由于时代的需要，开始从学者的工作，扩展到通俗化、文艺化的道路上去。一九六三年，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根据《东征传》提供的史料，创作了历史小说《天平之甍》。我国已有楼适夷同志的译本。粉碎“四人帮”以后，楼适夷同志又重译了这部小说。
日本另一名女作家永井路子，以鉴真及其弟子的事迹为题材，完成了一部小说新作。这部名为《冰轮》的小说，最近已经开始在日本《历史与人物》杂志上连载发表。日本电影界，除了著名导演熊井启正在摄制的一部有关故事片外，大和电影制片厂的村田达二导演也正率领着一个摄制组，活动在鉴真当年走过的路上，拍摄一部名为《友谊之门》的大型纪录片。
在我国，鉴真这位伟大的文化使者也开始受到文艺界的重视。以其事迹为中心内容的戏剧、电影、诗歌、绘画都将陆续问世。中央实验话剧院正在排演的六场话剧《鉴真东渡》，预计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定一周年之际，呈献给广大观众。赵仆初同志特为该剧题词：“发扬鉴真精神，为中日文化交流事业而辛勤努力”，以勉励作者和演员。
鉴真大和尚，这位在扬州地方志上也没有留下姓名的唐代民间文化使者，在国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和遗物。但是，他忠于自己的信仰，并坚韧不拔地为之献身，他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文化交流而奋斗不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我们足以自豪的一页。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据《东征传》载，这是绣在当年日本国长屋王子赠送给我国的僧衣上的几个字。时代不同，“缘”字的内容也有所变化。然而，鉴真大和尚为中、日人民结缘的苦心，却永垂不朽。
*《东征传》是用汉文写的，为便于日本人念读起见，在汉字边上加以日语读法，称为倭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