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６岁的勘测员马文·米拉驾驶着他的塞斯纳１３０飞机，飞越在阿拉斯加库克海湾支流冰冷刺骨的海面上空。旁边坐着他的老板，也是其好友肯·布罗萨德，他俩喜欢一起打猎和飞行，热爱阿拉斯加灌木丛荒凉奇异的美景。
　　肯瞥了一眼窗外，被丘加奇山的秀丽景色迷住了，曾经苍翠一片的森林早已披上素装，放眼望去美极了。虽仍是冬天，可是春天的脚步已经不远了。
　　突然，马文的注意力被发动机的异常声响吸引了过去。他检查了一下仪器，发现正失去高度。
　　马文向麦利尔机场报告说：“我们在北边５英里处，高度６００英尺。飞机正掉进海湾。需要帮助……”
　　他打算找一块着陆地点。左边不远处翻滚的海水中漂浮着一堆面积像坦克那么大的浮冰，浮冰中间有一个长长的沙洲。不一会儿，飞机就触到了湿润、泥泞的沙洲，震颤着滑行一段距离后，机身突然一个倾斜，停了下来。
　　一声很小的溅水声让两人吓了一跳。从门和地板的缝隙处，一股细小的污水向驾驶舱蔓延开来。
　　马文大叫“不好”，并感到飞机开始倾斜。“潮汐来了，我们得尽快从这里出去。”
　　他知道库克海湾有世界上最高的潮汐，它会形成威力巨大的水流和危险的退浪。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在华氏２８度的水里能坚持至少３０分钟。他抓起两个小型应急方位发送器（ＥＬＴ）。其中一个是旧货，是他１５年前买的，正打算扔掉。也许它根本不能工作了，他心中暗想，但他还是留下它，并一把塞进肯的派克大衣口袋中，又把新的ＥＬＴ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它们将向救援飞机发送信号。”马文向肯解释说：“但别让它浸了水，它不防水的。”
　　肯一脚把门踢开。两个人冲了出去。这时，一个浪头打来，吞没了飞机，马文的双腿在退浪中摆动。肯则跌进冰冷的海水中。
　　“马文！”肯语无伦次地说，肺在拼命呼吸空气，“太冷了！我无法呼吸了……”
　　“不要游泳，”马文喊道，“快抓住那块浮冰。尽量把身体拖出水面。”
　　海水现在已经有齐腰高了，像一头野兽搅动翻腾着。马文感到他的两只靴子在泥巴中陷得更深了。流沙！细如粉末、冰冷刺骨的泥沙像一个陷阱一样使他一动也不能动。
　　他使劲拔出其中一条腿。扭动身躯，又开始扭动另一条腿。
　　这时，水已经涨到齐胸高了。他朝肯潜泳过去，从冰块上伸出手去，“抓住！”疲惫的肯将双手从３英尺的浮冰上伸了过来。
　　“抓住我的衣领，我也抓住你的。”马文又喊道，“我们就在这块浮冰上四臂抱拢，让我们能在水面上坚持得更久。”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也许，潮汐会把我们推上岸。”肯大声说。马文想的正好相反。
　　“死劲抓住。”马文说：“跟着我重复：‘我抓住，死死抓住……死死抓住……’”
　　“我抓住，”肯开始说，牙齿在打颤，“死死……抓住。”
　　空军救援飞机Ｃ—１３０“飞鹰”号正在进行例行训练任务，突然接到援救协调中心的命令，立刻赶往失事地点。
　　当飞鹰号的驾驶员弗兰克·马森上尉将飞机掉头，朝安克雷奇飞回去时，他的无线电操作员沃尔特·斯蒂文森中尉开始接收到ＥＬＴ发出的信号。飞鹰号上面的专业跟踪设备能够为埃蒙多夫派出的救援直升机确定方位。
　　马文浑身瑟瑟发抖。潮汐扭动、撕扯着他，而巨大的冰块撞击着他的身体，海水已经深及他们的腋窝了。肯的眼睛呆滞无光，嘴唇也变成紫色。
　　透过疼痛造成的蒙胧幻觉，肯想起了他２６岁的妻子迪，３个星期后，他们打算飞往夏威夷度假，为此他们已经期待了两年。夏威夷！哦，上帝呀，他在心里呼喊：我还能暖和起来吗？他口袋里插着的ＥＬＴ天线底部已经浸了水。马文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用左手抓住肯的衣领，伸出右手去取天线。
　　“你……你……不要松手，”肯结结巴巴地说：“不要松手！”
　　“我得把天线拿出来……”
　　“坚持住，”肯用微弱的声音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一起。”
　　埃蒙多夫第７１空中救援小分队的直升机机场，指挥官简明扼要地向飞行小组介绍了情况，命令他们立即登机。不一会儿，飞机轰鸣着升上天空。
　　马文的眼睛疼痛难忍。他感到急流正把他们朝大海深处卷去。
　　突然，浮冰急剧倾斜，海水和天空开始疯狂地在眼前翻滚。肯呛了一口水，咳嗽起来，马文双手抓得更紧了。突然，他惊喜地看见了头顶上方的一架飞机继续朝前飞。
　　布斯特·哈普顿上尉已将他的救援直升机下降到３００英尺的低空。下面逆流相互冲撞在一起，制造出凶险可怕的旋涡。太可怕了！他暗想。他看了看前方，寻找Ｃ—１３０飞鹰号飞机。它能自动飞向信号发出的地方。哈普顿需要引导。
　　坐在Ｃ—１３０飞机里的沃尔特感到了炎热和紧张。“８０７号空军救援直升机，我是空军救援９８６号。”他大声对着麦克风说，呼叫直升机：“我们发现信号在你目前位置的西边。你们现在在东边，离得太远了。”
　　“明白，”传来回答，“我们马上赶到。”
　　马文望了一眼对面的朋友，用尽全身力气，摇了摇肯的衣领，没有反响。这时，头顶上方运动着的一个物体引起了马文的注意。一架飞机！他紧紧地拽住肯的衣领，轻轻地摇了摇。肯迷迷糊糊地眨了眨眼。
　　直升机的货舱里，跳伞队员亚利克斯·华苏特把窗户打开，迎着刺骨的寒风，将头伸出窗外，“两个人！”他欢呼起来。
　　负责吊升设备的飞行工程师霍克知道，机翼叶片产生的强大风力能把二人吹下浮冰。关键是要让直升机正好定位在他们的头顶上方。
　　

　　“下降５英尺，”他对操纵飞机的哈普顿喊道，“只下降５英尺……”
　　“上帝！他们看上去很糟糕。”霍克说，“得赶快把他们弄上来。前进１０英尺，右转１５度。”
　　每个人都一脸紧张。“稳住飞机，”霍克喊道。他竖起大拇指，示意华苏特从货舱门出去。
　　当接近汹涌的海面时，华苏特从吊升篮的座位上跳下，扑通一声栽进水中。他迅速把一根安全带固定在马文身上，然后，不顾冰冷的海水，又将肯推进吊升篮。
　　机上的人抓住肯的双肩，将他拖进了直升机。电热毯立即塞在了他的腋窝下，包裹住他的全身。这时，马文也被拖了进来，并被安置在直升机的暖气旁边。
　　“两个生还者都在我们的飞机上了！”霍克兴奋地对着无线电说。在赶往安克雷奇普罗弗登医院的路上，马文患了剧烈震颤症，肯在输氧时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到医院时，马文的体温达到华氏９４度，肯的达到９０度——距昏迷只差毫厘。他们在冰凉刺骨的海水中经受了长达４２分钟的考验。
　　令人称奇的是，他们俩都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仅仅在３天后就出院了。他们事后知道，新的ＥＬＴ被打湿了，停止了工作。而那个破旧的ＥＬＴ在不断发出他们位置的信号。
　　“阿拉斯加是一块硬朗的土地，它将教会你如何做一名坚强的人、独立的人。”马文说，“可是，如果你遇到像我和肯遇到的事，你就会明白，不管你认为自己有多么坚强，也总是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