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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仲辉和聂立立而言，评价一座城市好坏的标准，基本是由弃婴数目、福利院的作为程度，以及人们讨论起这两者时的态度来决定的。
这对夫妇是CCAI（全称 “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创始人，这个机构从事跨国孤儿收养已经23年了，在此期间，11800个中国孤儿顺利找到“美国父母”。
这些孤儿的命运从此得到改变。探寻这家全世界最大的收养中国孤儿的海外慈善机构，人们或许会问：这世界上难道真有无缘无故的爱吗？
美国来的爸爸妈妈 2015年3月14日傍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由郑州飞来的CCAI第2173个涉外收养团即将到达。
托马斯一家来了6口人：丈夫妻子和4个男孩。他们热情、阳光，漂亮得像刚从大银幕里走出来，这次，他们收养了一男一女——小洁患有脑萎缩，而唇腭裂的小风是HIV携带者。
从几天前接到这两个孩子以来，4个哥哥轮流背硕大的背囊、拖行李箱、推婴儿车和准备奶瓶尿布。其实这个家庭并不富裕，为了此次的中国之行，他们已经省吃俭用了一年。
当被问到为什么愿意收养这样的两个孩子时，他们回答：“我们……确实没有想到过小风和小洁的身体现状，只是填表时选了可以接受的所有残疾情况。当我们一看到他们的照片时，”托马斯抬起手来擦了一下眼睛，“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孩子……”
照片上的男孩，单眼皮、唇腭裂、肤色显出不健康的蜡黄；而女孩则神情呆滞，眼睛里透出深不见底的恐怯。以大众的眼光看来，其实都算不上太讨人喜欢。
丹尼尔和卡罗琳也属于这个收养团，自3年前将马洛从河南驻马店抱回洛杉矶后，他们从没忘记过婷婷的大眼睛。
马洛和婷婷是同一所福利院里最好的玩伴，“那天我们去接马洛，他们两个正在树荫下玩蚂蚁，笑得好开心。结果我们牵走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们，不笑不哭，就只是看着……那种感觉实在太让人心碎了。”
他们没有办法忘记这双眼睛，终于再一次来到中国。现在婷婷已经6岁了，因严重的心脏病刚动过手术。并不算健壮的卡罗琳总是让婷婷骑在自己肩上，好几个人劝她把孩子放下来，她却说，没关系，婷婷需要妈妈。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可被涉外收养儿童的状况已经从基本健康无碍到转为基本生来残疾，这相当于在原有的“非亲生”底色上添加“不健全”，其涉外领养难度系数猛然激增。在2014年，像婷婷这样患有重大疾病的儿童，占CCAI成功收养95%以上比例。
“真正困难之处其实是除经济之外，父母在情感上、精神上所需要承担的压力。那才是最折磨人的。”仲辉说。
比如，在丹尼尔和卡罗琳与婷婷相处的几天里，这个喜怒无常的小姑娘除了大哭大闹以外，遍地打滚、拳打脚踢、撒泼耍赖都是常事，有一次她甚至小声咒骂妈妈是“臭女人”，这对年轻的夫妇为此伤透了脑筋。
平日这些孩子习惯了被忽视，虽然绝大多数都不至于过分反叛，却都称不上阳光。很难想象这一个个家庭要耗费多少时间、精力和真心，才能够帮助他们长成快乐而灿烂的模样。
“福利院现在98%都是残疾孩子，他们怎么办？每个孩子都应该属于充满爱的家庭，你不能说因为他生来有缺陷，就不配拥有这个天赐的权利。”仲辉的妻子聂立立说。
这种悲天悯人的感觉缠住了仲辉与聂立立，CCAI这个机构正是由此而来。
从火种到燎原 一切源自28年前的一次宴请。
1987年，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的硕士生仲辉应邀到杰克·雷曼教授家做客，发现这个家的成员结构十分特殊——8个孩子，高加索和非洲面孔各占一半，而且4个亲生、4个收养。
看着这些跨种族的男孩女孩们在后院放肆奔跑、尽情嬉戏，看他们一家人牵手围成圈在晚餐前闭眼祷告，仲辉感到很迷惑：这世界上难道真有无缘无故的爱吗？
几年后，仲辉去拜访一位大陆朋友小胡，在小胡公寓的茶几上看到了《人民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头版头条的10个大字冲进仲辉的眼睛。他马上向小胡借了报纸，带回家中给妻子聂立立。
聂立立得知“外国人允许到中国领养孤残儿童”的消息后，十分高兴，经过询问后发现，周围很多人都愿意收养中国孤儿。
仲辉决定回国看个究竟，他到访的第一站是长沙儿童福利院。但那里的环境令他毛骨悚然：每间房只有20平米左右，顺着阴冷墙壁的四面搭成一大趟无间隔的通铺，上面挤满了裹得严严实实只剩一双小眼睛的女婴。每个房间有三四十个孩子，有的哇哇大哭，但大部分一动不动。房间里看不到阿姨，也没有热水、医药和玩具。
仲辉像被石化了一样站在狭小房间门口，这幅画面成为这对夫妻往后艰难长路上的助力，近似于暗夜中的火种，烧得一发不可收拾。
回到美国后，他试探性地去向相关部门打听。“好主意呀！我认为你们可以申请。”美国民政署的凯伊默主管鼓励他们。
几个月后，仲辉和立立拿到了美国联邦税务总署颁发的非赢利慈善机构证书。在20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他们从教会借来一张旧桌子，从杂货店买来一台打字机和一个档案柜——CCAI，成了。
1993年3月，由6个家庭组成的第一批涉外收养团终于获准飞向中国长沙。但就在当天，公证处派下来的工作人员却对仲辉说：“根据新的《收养法》，父母双方都必须是无子女，我看这个团里的大多数家庭都并不是这么回事吧？”
仲辉顿觉遭到当头一击，他攥着拳头，不让自己倒下。为了寻找两者之间的重合和破口，从事律师职业的聂立立找出各个家庭的详细情况，为他们撰写收养理由。比如柏灵一家的是：“夫妻双方皆为二婚，在这第二次婚姻中，他们并未曾生育、养育过孩子，所以他们是无子女的。符合新《收养法》要求。”
聂立立完成了为6个家庭的“书面辩护”，在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首次跨国收养终于获得了有关部门的批准。6个家庭来到湘潭，当福利院阿姨将6个营养不良但十分漂亮的女孩子送到每个妈妈的怀中时，他们忍不住流下眼泪。
3个月之后，仲辉带着CCAI的第二团和5名来自昆明某福利院的女婴回到丹佛。1994年，总共有20个中国孩子从此不再是孤儿。这个消息在美国炸开了锅，媒体蜂拥而至，这些中国小姑娘登上了数家刊物的封面，文章里称她们为“中国娃娃”。
到1998年，CCAI已经成为了全美最大的对华涉外收养机构。
无缘无故的爱 当“孤儿”、“涉外”和“中美关系”这些关键词一起出现时，仲辉夫妇的一举一动，难免要被人们拿到显微镜下一一审视。
经过漫长的磨合，这对夫妇和“相关单位”已经达成某种默契，或许他们的底气来自CCAI所有服务从来都属于慈善非营利性质。
聂立立在美国见到一些刚刚通过CCAI被领养到美国不久、却已经完全听不懂汉语的孩子时，她心里很难过。
于是，夫妻俩决定成立一所专门帮助领养孩子学习中国文化的学校，课程内容包括中文、声乐、剪纸、书法、武术等。从一开始的几个学生到现在的五百多学生，这所特别的“文化学校”不仅重新赋予这些孩子某种来自于民族的归属感。
夫妻俩一直觉得，对于一个被抛弃的人来说，故乡是极重要的：“因为孩子已经被一个小单位——家庭给抛弃了，你要再让他觉得自己被这个国家抛弃，被这个民族抛弃，那么是会容易扭曲的。他会产生不解，甚至一种仇恨。”
但是，对于那些收养家庭而言，他们不在乎孩子亲生与否、漂亮与否，这种爱到底是什么呢？
从前仲辉和聂立立并不完全懂得其中奥秘，直到2004年他们收养了华高洁，一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小姑娘，9岁的智商才相当于两岁，他们才明白原来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 你只有亲身和那些家庭走过同一条路，才能尝到那些深入肺腑的煎熬，以及之后十倍百倍的幸福。
现在华高洁20岁了，已被丹佛社区大学录取，读美术设计学位。
从她身上，他们终于切实明白了这个世界真的存在“无缘无故”的爱。
摘自《明周刊》
这对夫妇是CCAI（全称 “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创始人，这个机构从事跨国孤儿收养已经23年了，在此期间，11800个中国孤儿顺利找到“美国父母”。
这些孤儿的命运从此得到改变。探寻这家全世界最大的收养中国孤儿的海外慈善机构，人们或许会问：这世界上难道真有无缘无故的爱吗？
美国来的爸爸妈妈 2015年3月14日傍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由郑州飞来的CCAI第2173个涉外收养团即将到达。
托马斯一家来了6口人：丈夫妻子和4个男孩。他们热情、阳光，漂亮得像刚从大银幕里走出来，这次，他们收养了一男一女——小洁患有脑萎缩，而唇腭裂的小风是HIV携带者。
从几天前接到这两个孩子以来，4个哥哥轮流背硕大的背囊、拖行李箱、推婴儿车和准备奶瓶尿布。其实这个家庭并不富裕，为了此次的中国之行，他们已经省吃俭用了一年。
当被问到为什么愿意收养这样的两个孩子时，他们回答：“我们……确实没有想到过小风和小洁的身体现状，只是填表时选了可以接受的所有残疾情况。当我们一看到他们的照片时，”托马斯抬起手来擦了一下眼睛，“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孩子……”
照片上的男孩，单眼皮、唇腭裂、肤色显出不健康的蜡黄；而女孩则神情呆滞，眼睛里透出深不见底的恐怯。以大众的眼光看来，其实都算不上太讨人喜欢。
丹尼尔和卡罗琳也属于这个收养团，自3年前将马洛从河南驻马店抱回洛杉矶后，他们从没忘记过婷婷的大眼睛。
马洛和婷婷是同一所福利院里最好的玩伴，“那天我们去接马洛，他们两个正在树荫下玩蚂蚁，笑得好开心。结果我们牵走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们，不笑不哭，就只是看着……那种感觉实在太让人心碎了。”
他们没有办法忘记这双眼睛，终于再一次来到中国。现在婷婷已经6岁了，因严重的心脏病刚动过手术。并不算健壮的卡罗琳总是让婷婷骑在自己肩上，好几个人劝她把孩子放下来，她却说，没关系，婷婷需要妈妈。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可被涉外收养儿童的状况已经从基本健康无碍到转为基本生来残疾，这相当于在原有的“非亲生”底色上添加“不健全”，其涉外领养难度系数猛然激增。在2014年，像婷婷这样患有重大疾病的儿童，占CCAI成功收养95%以上比例。
“真正困难之处其实是除经济之外，父母在情感上、精神上所需要承担的压力。那才是最折磨人的。”仲辉说。
比如，在丹尼尔和卡罗琳与婷婷相处的几天里，这个喜怒无常的小姑娘除了大哭大闹以外，遍地打滚、拳打脚踢、撒泼耍赖都是常事，有一次她甚至小声咒骂妈妈是“臭女人”，这对年轻的夫妇为此伤透了脑筋。
平日这些孩子习惯了被忽视，虽然绝大多数都不至于过分反叛，却都称不上阳光。很难想象这一个个家庭要耗费多少时间、精力和真心，才能够帮助他们长成快乐而灿烂的模样。
“福利院现在98%都是残疾孩子，他们怎么办？每个孩子都应该属于充满爱的家庭，你不能说因为他生来有缺陷，就不配拥有这个天赐的权利。”仲辉的妻子聂立立说。
这种悲天悯人的感觉缠住了仲辉与聂立立，CCAI这个机构正是由此而来。
从火种到燎原 一切源自28年前的一次宴请。
1987年，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的硕士生仲辉应邀到杰克·雷曼教授家做客，发现这个家的成员结构十分特殊——8个孩子，高加索和非洲面孔各占一半，而且4个亲生、4个收养。
看着这些跨种族的男孩女孩们在后院放肆奔跑、尽情嬉戏，看他们一家人牵手围成圈在晚餐前闭眼祷告，仲辉感到很迷惑：这世界上难道真有无缘无故的爱吗？
几年后，仲辉去拜访一位大陆朋友小胡，在小胡公寓的茶几上看到了《人民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头版头条的10个大字冲进仲辉的眼睛。他马上向小胡借了报纸，带回家中给妻子聂立立。
聂立立得知“外国人允许到中国领养孤残儿童”的消息后，十分高兴，经过询问后发现，周围很多人都愿意收养中国孤儿。
仲辉决定回国看个究竟，他到访的第一站是长沙儿童福利院。但那里的环境令他毛骨悚然：每间房只有20平米左右，顺着阴冷墙壁的四面搭成一大趟无间隔的通铺，上面挤满了裹得严严实实只剩一双小眼睛的女婴。每个房间有三四十个孩子，有的哇哇大哭，但大部分一动不动。房间里看不到阿姨，也没有热水、医药和玩具。
仲辉像被石化了一样站在狭小房间门口，这幅画面成为这对夫妻往后艰难长路上的助力，近似于暗夜中的火种，烧得一发不可收拾。
回到美国后，他试探性地去向相关部门打听。“好主意呀！我认为你们可以申请。”美国民政署的凯伊默主管鼓励他们。
几个月后，仲辉和立立拿到了美国联邦税务总署颁发的非赢利慈善机构证书。在20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他们从教会借来一张旧桌子，从杂货店买来一台打字机和一个档案柜——CCAI，成了。
1993年3月，由6个家庭组成的第一批涉外收养团终于获准飞向中国长沙。但就在当天，公证处派下来的工作人员却对仲辉说：“根据新的《收养法》，父母双方都必须是无子女，我看这个团里的大多数家庭都并不是这么回事吧？”
仲辉顿觉遭到当头一击，他攥着拳头，不让自己倒下。为了寻找两者之间的重合和破口，从事律师职业的聂立立找出各个家庭的详细情况，为他们撰写收养理由。比如柏灵一家的是：“夫妻双方皆为二婚，在这第二次婚姻中，他们并未曾生育、养育过孩子，所以他们是无子女的。符合新《收养法》要求。”
聂立立完成了为6个家庭的“书面辩护”，在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首次跨国收养终于获得了有关部门的批准。6个家庭来到湘潭，当福利院阿姨将6个营养不良但十分漂亮的女孩子送到每个妈妈的怀中时，他们忍不住流下眼泪。
3个月之后，仲辉带着CCAI的第二团和5名来自昆明某福利院的女婴回到丹佛。1994年，总共有20个中国孩子从此不再是孤儿。这个消息在美国炸开了锅，媒体蜂拥而至，这些中国小姑娘登上了数家刊物的封面，文章里称她们为“中国娃娃”。
到1998年，CCAI已经成为了全美最大的对华涉外收养机构。
无缘无故的爱 当“孤儿”、“涉外”和“中美关系”这些关键词一起出现时，仲辉夫妇的一举一动，难免要被人们拿到显微镜下一一审视。
经过漫长的磨合，这对夫妇和“相关单位”已经达成某种默契，或许他们的底气来自CCAI所有服务从来都属于慈善非营利性质。
聂立立在美国见到一些刚刚通过CCAI被领养到美国不久、却已经完全听不懂汉语的孩子时，她心里很难过。
于是，夫妻俩决定成立一所专门帮助领养孩子学习中国文化的学校，课程内容包括中文、声乐、剪纸、书法、武术等。从一开始的几个学生到现在的五百多学生，这所特别的“文化学校”不仅重新赋予这些孩子某种来自于民族的归属感。
夫妻俩一直觉得，对于一个被抛弃的人来说，故乡是极重要的：“因为孩子已经被一个小单位——家庭给抛弃了，你要再让他觉得自己被这个国家抛弃，被这个民族抛弃，那么是会容易扭曲的。他会产生不解，甚至一种仇恨。”
但是，对于那些收养家庭而言，他们不在乎孩子亲生与否、漂亮与否，这种爱到底是什么呢？
从前仲辉和聂立立并不完全懂得其中奥秘，直到2004年他们收养了华高洁，一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小姑娘，9岁的智商才相当于两岁，他们才明白原来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 你只有亲身和那些家庭走过同一条路，才能尝到那些深入肺腑的煎熬，以及之后十倍百倍的幸福。
现在华高洁20岁了，已被丹佛社区大学录取，读美术设计学位。
从她身上，他们终于切实明白了这个世界真的存在“无缘无故”的爱。
摘自《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