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胜
　　法学博士
　　国防大学教授
　　
　　米尔斯海默是美国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几年前他出版了《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受到世人的极大关注。他在书中强调，今天的世界仍然延续着旧时代的逻辑，国际政治依然是大国政治，依然处于悲剧式的历史循环之中。“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必然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正是根据这种悲观、循环的历史观，米尔斯海默看到未来中美冲突的必然性，中国实力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存在。“在２１世纪初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
　　客观上说，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理论还是非常完整和系统的，并且也有许多历史事实可以提供佐证。然而，这种理论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对问题采用单一逻辑的简单理解，同时更没有看到国际关系的发展进步。许多研究已经揭示：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因素众多，并且相互间具有非常复杂的作用关系。仅仅集中于传统构成要素（如权力需求、力量变化和外部威胁等）的战略筹划是不全面的，这些要素并不能准确解释国家所做出的所有重要的行动。在今天的国际关系条件下，相互联系、观念变化及国内制度特征、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等种种要素在战略选择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而形成的国家间的战略互动不可能最后归于某种宿命。我个人非常欣赏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早些时候关于中美关系的评述：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两国最終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战略文化和历史传统，有不同的战略偏好和历史际遇，同时也必然要在与外部世界日益密切的交往互动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政策。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复杂而敏感，没有一成不变的单行线。历史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但这种规律却是进化着的，何况历史并没有必然要经过的点，否则我们只能相信上天或神灵的安排，而今天人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仅仅是命运安排而已。
　　与过去相比，国家战略选择的余地毕竟不一样了。中国采取不同的战略将可能产生迥异的效果，稳健积极的参与和冒进刚性的扩张之间有天壤之别；而其他国家不同的对华政策也必然引起相应的反应，强化防范和限制必然迫使中国寻求化解之道，而推进积极的战略互动，也许对谁都有益处。
　　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发展显示出竞争与协调的总体平衡，中美关系虽然多次出现反复，但并没有陷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做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也许正因为如此，近年美欧一些国家对中国积极的评论有所增多。２００５年９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有关中美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其中固然有约束中国的成分，但总体上表现出了一种比较积极务实的态度。前一段还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正在不断增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正散发巨大的能量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北京共识’成为世界争先效仿的发展模式，务实、主动的外交姿态获得认可。中国运用‘软实力’实现和平崛起，打消其他国家的顾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可能在短时期改变，要想达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应防止与强权的直接对抗和碰撞，需要开发广泛的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长期的艰苦努力。在互动过程中创造条件拓展机遇，是大战略必须考虑的因素，应避免逞一时之勇，赌国家之命运情况的出现。然而，强调国家间积极的战略互动，并不代表对待强权也要一味示好而威胁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平是乞求不来的。在总体上处于守势，并不意味处处被动处处防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来没有哪个霸权国的实力强大到可以压制所有的真理和正义，何况中国长期以来的战略实践，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要推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良性互动并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不仅要依赖强化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而且也需要必备的战略威慑力，甚至具备打赢合法性战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