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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春节期间来访，掷下一本《东藏记》，说是曾经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推荐给镇日忙于学术论著论文很少看当代小说的笔者以为“休闲”，不料随手翻阅了一下，竟然颇感惊悸，遂记于左。
其中一对人物尤其引人注目，即尤甲仁与姚秋尔夫妇，以笔者之见其实是暗指钱锺书与杨绛夫妇，或是说以其二人为原型。
《东藏记》中主要故事发生抗日战争时期的明仑大学，所谓明仑大学指当时并入西南联合大学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所组成。清华大学毕业的钱锺书夫妇从欧洲留学回国后，受聘西南联大教授，曾经短期在西南联大任教，当年暑假里回上海后，辞西南联大之聘，转任小小的湖南师院。钱锺书的这段生活经历与《东藏记》中的描绘恰可以相互映照。
因此不能对这部写这段历史的小说的描绘不措一辞，可惜未见有识者指出，笔者只能中辍著述，为之一辩。
一、钱锺书与尤甲仁，是耶，非耶？
首先是是生活与学术活动的轨迹，《东藏记》的主要人物孟弗之显然是作者宗璞的父亲冯友兰，或是以冯友兰教授为原型（在小说中是一位历史学教授）。
在《东藏记》第四章第四节尤甲仁夫妇出场时，由孟弗之介绍：
说是刚从英国回来的尤甲仁，……两人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他们是欧战爆发以前回国的，先在桂林停留，一直与弗之联系，现在来明仑任教。
钱锺书1933年夏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为照顾当时身体欠佳的父亲钱基博，到钱基博任中文系主任的上海光华大学任讲师，讲授诗学与英国文学。1935年夏与杨绛（本名杨季康）结婚，同年秋考取英国庚子赔款第三次留学生考试奖学金，二人同赴英国留学。钱就读于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杨绛是自费出国，没有研读学位，旁听语言文学课程。
这就是《东藏记》一书中所描绘的场面。尤甲仁道：“秋尔在英国，没有得学位。不过也是读了书的，念的是利兹学院研究院，她也有个工作才好。”孟弗之想英文方面的人已经够了，“法文、德文方面的老师比较缺”。杨绛研究西班牙文，以后译了《堂吉诃德》，这也是《东藏记》中的姚秋尔与杨绛的背景联系之一途。
1938年秋钱锺书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他于10月从香港转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而杨绛则并没有随行，她携女儿到上海看望父母。据说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教学期间在讲坛上妙语联珠，大受学生欢迎。但是与教师甚至一些著名教授关系不睦。甚至连次年续聘也成了问题，这就是《东藏记》第八章第三节中的另一段描绘。尤甲仁与姚秋尔二人听人说到“天津、上海家人来信说沦陷的地方倒是安静”。姚就提出回天津，尤甲仁说道：“未尝不可考虑，我讨厌系里这些人，他们对我有看法，也许下学期会解聘我。”1939年夏天钱锺书到上海探亲后，没有再回西南联大，反而于11月从上海到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教，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围城》中的一段经历，或许钱锺书所写的方鸿渐在三闾大学不被续聘的经历，恰恰是对当初西南联大的回忆的创造，只不过这个主人公是虚构的，这一点是杨绛所多次说过的。
二、书里书外：“出西南联大记”的隐情
小说重人物性格，所以人物性格往往比任何经历都更说明问题。钱锺书性格与其说鲜明不如说是独特，他为人耿直到狷介的地步，所以有人认为他是一介狂生，但是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的率真。他的直言不讳的学术批评更是令常人难以忍受。特别是年轻时，钱锺书甚至连自己的父亲著名学者钱基博和关系密切的老师吴宓都批评过，说钱基博读书不多，而说吴宓有些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钱锺书批评的人中，有两个与他关系密切的西南联大的名人：冯友兰与叶公超。一位是文学院长兼教授评议会主任，参与决定校内外大事。另一位是外文系主任，同样声名远扬，后来也投身政治。钱锺书当年破格聘任以及以后能否被聘任，直接由这两位决定。这两人不仅是学界名流，也都以公正宽厚著称。不过这也正是钱锺书的性格特点，他不会因为两人对于他的栽培或是顶头上司而有所忌讳，不敢直言。当然，这两位为人正直的学者生前都不曾对钱锺书的批评直接反驳，因为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与青年学者之间的差距过大，不值得为这些批评回应。
这两个人的身影同样出现在《东藏记》中，我们顺便提出以为佐证。
《东藏记》作者宗璞的父亲冯友兰教授是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教授，曾经兼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校务会议主席、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长和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东藏记》中的孟弗之则是“辞去了教务长职务”，却又被选入了学校的评议会，这是学校的权力机构，“校长和教务、训导、秘书三长是当然委员，另有从教授中推选的评议委员一同组成”。
孟弗之就是被教授推选的评议委员。这个“明仑大学”的“教授治校传统”与清华是完全一样，我们不难看出，孟弗之就是冯友兰，这也是无须说明的了，只不过将校评议会主任改为了委员。
另一位人物是时任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的叶公超，根据钱锺书的老师兼好友吴宓的日记（《吴宓日记》1939年9月21日），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回上海后，在9月中旬曾经给叶公超写信，说明自己不能回西南联大上课，原因是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师院身体不好，自己要前往这所大学。这种说法无论是托辞或是实情，都相当易于让人信服，杨绛还专门撰文为钱锺书为何离开西南联大跑到一个偏远的湖南师院任教作了解释。
冯友兰可能在当年钱锺书被破格推荐清华大学教授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所以钱锺书在当年12月5日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特意写到冯友兰教授。
月涵校长我师道察：七月中匆匆返沪，不及告辞。疏简之罪，知无可。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侍教有日，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九月杪屡欲上书，而念负母校庇荫之德，吾师及芝生师栽植之恩，背汗面热，羞于启齿。不图大度包容，仍以电致。此电寒家未收到，今日得妇书，附沈茀斋先生电，方知斯事。……生此来有难言之隐，老父多病，远游不能归，思子之心形于楮墨，遂毅然入湘，以便明年侍奉返沪。否则熊鱼取舍，有识共知，断无去滇之理。尚望原心谅迹是幸。书不尽意。专肃即叩
钧安
门人钱锺书顿首上十二月五日
这里说明钱锺书确实没有给梅校长写辞呈，这里所提到的“芝生师”即冯友兰教授，冯友兰当年推荐钱来清华，破格聘为教授，奖掖后进，有恩于钱，钱锺书为人其实相当重情谊，他批评前辈学者的学术只是学术之争，所谓中国士子“不为尊者讳”是也，他尊重冯友兰这样对中国文化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所以必然要道歉。
在此之前，钱锺书曾经写信给叶公超辞聘，但是没有收到叶的回信。据杨绛回忆，当钱锺书离开上海去湖南后，她的堂姐夫沈履先生时任梅贻琦的秘书，曾经来电责问钱锺书为何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杨绛一面回电说没有接到梅校长的电报，一面将沈的来电转给钱锺书，钱收收到后当即回信沈斋，说明自己没有收到梅校长的电报。信中还说到自己离开西南联大的“此中隐情，不堪为外人道”云云。值得注意的是钱给梅贻琦和沈斋的信中同样提到难言“之隐”。
这段故事直到杨绛的《我们仨》出版，才算有了谜底。据杨绛书中所记：当年直到10月份，西南联大任外系主任的陈福田才来到上海，提出聘任钱锺书，被钱拒绝，陈也没有再多说。如果西南联大不能在开学之前及早聘任，钱锺书必然选择远赴湖南师院任教。
顺便说到的关于大学校长的描绘，《东藏记》中的秦校长着墨不多，但形象端正。但现实社会中西南联大校长与钱锺书之间发生的事情，即梅校长是否发电报给钱锺书，却可能给人深刻印象。
众所周知《围城》中有一个关于“没有收到的电报”细节，方鸿渐来到三闾大学后，高校长接见时立即说到自己曾经给方鸿渐发过一封不能聘其为教授而要聘为副教授的电报，而方鸿渐却根本没有收到过这封实际上没有发出的电报。就历史语境而言，西南联大校长当然并不会自己处理一位普通教授的聘任事情，至少是与教授评议会和其他校方负责人共同协商，所以当时繁忙的梅贻琦并不一定能亲自照顾这件事。
笔者不知当年钱锺书写《围城》时是从何处得来这一细节，这一细节与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未收到的电报”之间有无联系。只是顺便提到，从中来看艺术与生活真实之间的联系确实是紧密，任何灵感可能都有生活的积累在其中。
三、谁的性格与谁的命运？
《东藏记》中尤甲仁的性格另一主要特点可以说与钱锺书更是相同，几无二致，而且这个特点也是钱所独有，从来无双。
该书第四章第四节有这样一段描写：钱经明欲考考尤甲仁的学问，先是说到：
“我看司空图《诗品》，‘清奇’一节──”话未说完，尤甲仁便吟着“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把这节文字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明经点头道：“最后有‘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我不太明白。说是清奇，可给人凄凉的意味。不知尤先生怎么看？”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是清楚。姚秋尔面有得色。明经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征，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所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明经想着，还要再问。
最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的有时并不是历史事实，而恰是人物性格。钱锺书以博文强记闻名于世，其《管锥编》《谈艺录》不说，即就是小说《围城》与诗词中都以难以想象的丰富史料与话语令读者震撼，不仅当代所无，即就是中外历史上亦罕有其匹，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对钱的批评也集中于此，批评其“积薪”、“掉书袋”、“獭祭”、“没有理论体系”、“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等等，诸如此类。
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之一就是叶公超，叶公超原是钱的老师，原本深以有钱锺书这样的才子学生而感到骄傲，但自从钱来到西南联大之后情况发生变化，由于钱随意地批评过叶公超、陈福田和吴宓等人，叶公超也反击，批评钱的文章如同满盘的铜钱，不能串为一贯，就是缺乏系统与自己的独立见解的意思。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是毫无道理，至少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看法，学术自由的精神就是自由争鸣，未可定为一尊。钱锺书在《管锥编》等著作中也就“理论体系”等问题发表过看法，他认为，学术的理论体系往往就像万里长城一样，虽然努力构筑，但仍然无法阻止它的倒塌，历史上留下的并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建筑长城的砖瓦。对于这个问题，众多学人都发表过看法，笔者也在多部论著中讨论过学术理论体系建构的得失，并不赞同钱锺书的看法。但是钱锺书却并未能对任何理论体系进行攻讦，他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持公平对话的学术立场。当然，批评钱锺书不建理论体系，并不是否定钱的学术研究价值，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学者如柏拉图等都是反对建立理论体系的。无论钱锺书是否建立了理论体系，他的学术贡献都是彪炳史册的。
《东藏记》中把这种看法通过书中人物钱明经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出来，代表了一种通俗的看法。
这种看法在学术界的部分人中，一直持续到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出版后，很多人仍然持这种看法。这是众所周知的公案，我们不再一一评骘了。
《东藏记》第八章第三节写道：尤甲仁过于刻薄伤人，平素缺少人缘，当在夏正思家兴行朗诵会时，夏正思用法文朗诵了《八月之夜》，尤甲仁却轻轻用法文说：“Quelle sensiblerie（自作多情）！”
因为对《九歌》的英译有几处不同看法，尤甲仁和江昉、王鼎一有所争执。意见不同，本来是可以讨论的，尤甲仁却说了许多嘲弄的刻薄话，引起议论……
钱锺书不仅言谈犀利，文章观点也伤到过许多人，而且在小说《围城》中也涉及许多同辈人，其中有与钱锺书为世交的冒效鲁等人，即是《围城》中的董斜川，钱锺书也在小说中以不无嘲讽，但是都是无伤大雅的话语，虽然有失“温柔敦厚”的宗旨，不过是雅谑而已。这是钱锺书直言不讳，而又幽默诙谐的性格与文风所致。
西南联大的钱锺书时年28岁，冯友兰推荐时要求校方按照“三百大洋”的教授月例，不低于同时引进的世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正是少年得志时，年轻气盛，任意褒贬，可想而知。钱本人对于自己当时的轻率行为是认识深刻的。1993年《吴宓日记》出版时，征序于钱锺书，这位当年曾经议论过自己的老师的学生写道：
然不才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以先师肃穆故尊而不亲。……先师大度包容，式好如初，而不才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
其追悔少年孟浪之情，跃然纸上，素以清高见称的钱锺书写下这样的文字，当然是出于其率真的情怀。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不知《东藏记》的作者是否读到过这段文字并作何感想？至于学术争论，不但不应是钱的不足，而恰是应当提倡的学风。所以书中种种细节的出现场合是不太合理的，使有产生作者对人物倾向性过于明显，刀笔如裁，文字如斧矢，这种描绘对于钱锺书这样的学者是伤害过重了。
四、小说的历史主义法眼
小说中写历史人物并非自《东藏记》始，也不会因《东藏记》而终，而且小说与历史人物的关系也是“百代昭言”般的老话题了。
不过笔者认为，小说特别是涉及历史叙事与写人，首先是历史主义原则，即从历史语境来分析，要以人物的大节为主，避免小节伤人。以中国当代小说甚至扩大到影视的历史叙事，整个弥漫着一种恶语中伤、姑嫂斗法、后宫或是大院里的腥臭污秽的气味，虽然在电视上演个不停，有良知的观众却避之唯恐不远，这种东西实在伤人脏腑。
对历史事件与人物有哲学与政治的取舍，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等成为不朽经典的原因，这并不是我们的话，而是备受后现代主义作家推崇的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看法。
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是世界大叙事，西南联大即是战火中的中国文化疏离与生存的样板，这样的叙事中，中国知识分子是光彩照人的形象：无论是孟弗之、钱明经等，还是尤甲仁姚秋尔夫妇，他们都是从欧美国家留学归来，为抗日救亡汇聚到大西南，继承发展中华文明，发展科学技术，支持民族与国家的抗战，他们的形象本身是美好的。而作者笔下的尤甲仁的尖酸、姚秋尔的搬弄是非等描绘已经伤害了这些爱国学人的形象，况且还有所谓对其他人爱国热情的损毁，如讽刺爱国诗篇的朗诵等，就殊为不当了。
现实生活中的西南联大为国家民族贡献了众多志士仁人，包括曾经是诗人后来研究甲骨文与古代文学的闻一多等人，为了民族兴亡挺身而出。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生活虽然从个人事业来说有不如意之处，人事龌龊，在所难免，但作为留学归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是无可否认的，钱锺书本人的作品与书信、诗词中也十分珍视这一时期的生活。
当代文学中一种怪象就是：对周作人、胡兰成等汉奸文人的吹捧像是苍蝇逐臭般的腾起，而对爱国的知识分子如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却总是有诋毁之词，这其实是当前文学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一个民族会因为散发着腐臭的文学而自豪。
相当重要的是历史的现实原则，《东藏记》这样的小说要写西南联大，就要涉及中国高等院校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等各方面，看起来作者在这方面可能准备不足。如涉及尤甲仁关于《诗品》的对话、《九歌》的英译等等，都有外行谈艺的感觉，而对孟弗之的论文评价与时政的关系，更是牵强。这种现象可能在当代文学中是相当普遍的，当你偶尔听到电视剧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文言对白”时，你就会感到一种对于历史的亵渎。对于《东藏记》这样的小说而言，虽然作者自谦为“野葫芦引”，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它仍然是相当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要指出观念的混乱与学术素养的欠缺，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重任的。
顺便说到，现实原则可能无所不在，《东藏记》再现了真实的学术语境，包括西南联大的学术评价机制等方面，例如书中所写到，原本写诗的钱明经，为了适应学术体制的要求，研究甲骨文等等。但也要看到，作者所写出的仍然是众所周知的传统学术体制，钱锺书本人历来不受高校学术机制的限制，虽然被聘教授，但他的作品以评论和诗词居多，即使后来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仍然不是“规范的”学术专著，他最接近今日“学术论文”的《旧文四篇》，按照西南联大甚至今日的高校学术刊物标准来说，甚至连发表的可能性都不存在，更不要说聘为教授了。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小说要写好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校，必须先理解这群杰出知识分子的心志，否则难免不理解他们的作为与追求，只能以庸俗的市井流言来判断其价值，这正是书中所写的孟弗之等人所反对的。
并不是说小说（包括历史小说）不能写历史人物，而是强调历史叙事要有原则。当然事实上也并非作者有意为之，而实际上确实构成了对历史叙事的失真与对人物的不敬，特别当这种人物是爱国的知识分子时，这是不公平的，拨云翳见日月，还其历史真相，是并世学者的义务，因此笔者未敢轻视。
归根结底，历史主义仍然有一种历史评价，人的社会价值并不是个人恩怨或是变色龙般的适应性所能决定的，而是他对社会的创造与推进能力。这种价值并不会因其直率或得罪某些人而被消灭。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在“文化革命”中曾经因某些言行而受到过批评的学术大师（包括冯友兰先生在内）们，我们十分理解这些杰出学者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的遭遇，从中看到他们对祖国与人民的忠诚。既然如此，包括《东藏记》作者在内的现代人就更应当理解钱锺书这样的率真质朴的学者了，这些人虽非完人，他们有时对别人的批评过于尖锐，执著于自己的学术见解，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杰出的学术贡献与高风亮节的人格大美遗留人间。即使他们曾经不当地批评过我们的父兄或是在群众中“恃才傲物”、“浇漓遗行”，也没有必要成为小说讥讽的对象，他们在国家民族大事业中的行动已经得到历史肯定。我们有义务以历史主义观念来再现这种活生生的大美！当然，这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达到的境地，也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能认识到这一点，这种情况发生在《东藏记》作者这样的优秀作家身上令人不禁扼腕而叹！
这也是作者不惜花费了两天的时间来写这篇从不涉足的当代文学评论的原因，正如孟子所言：岂是君子好辩，实不得已矣。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责任编辑;王倩）
其中一对人物尤其引人注目，即尤甲仁与姚秋尔夫妇，以笔者之见其实是暗指钱锺书与杨绛夫妇，或是说以其二人为原型。
《东藏记》中主要故事发生抗日战争时期的明仑大学，所谓明仑大学指当时并入西南联合大学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所组成。清华大学毕业的钱锺书夫妇从欧洲留学回国后，受聘西南联大教授，曾经短期在西南联大任教，当年暑假里回上海后，辞西南联大之聘，转任小小的湖南师院。钱锺书的这段生活经历与《东藏记》中的描绘恰可以相互映照。
因此不能对这部写这段历史的小说的描绘不措一辞，可惜未见有识者指出，笔者只能中辍著述，为之一辩。
一、钱锺书与尤甲仁，是耶，非耶？
首先是是生活与学术活动的轨迹，《东藏记》的主要人物孟弗之显然是作者宗璞的父亲冯友兰，或是以冯友兰教授为原型（在小说中是一位历史学教授）。
在《东藏记》第四章第四节尤甲仁夫妇出场时，由孟弗之介绍：
说是刚从英国回来的尤甲仁，……两人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他们是欧战爆发以前回国的，先在桂林停留，一直与弗之联系，现在来明仑任教。
钱锺书1933年夏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为照顾当时身体欠佳的父亲钱基博，到钱基博任中文系主任的上海光华大学任讲师，讲授诗学与英国文学。1935年夏与杨绛（本名杨季康）结婚，同年秋考取英国庚子赔款第三次留学生考试奖学金，二人同赴英国留学。钱就读于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杨绛是自费出国，没有研读学位，旁听语言文学课程。
这就是《东藏记》一书中所描绘的场面。尤甲仁道：“秋尔在英国，没有得学位。不过也是读了书的，念的是利兹学院研究院，她也有个工作才好。”孟弗之想英文方面的人已经够了，“法文、德文方面的老师比较缺”。杨绛研究西班牙文，以后译了《堂吉诃德》，这也是《东藏记》中的姚秋尔与杨绛的背景联系之一途。
1938年秋钱锺书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他于10月从香港转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而杨绛则并没有随行，她携女儿到上海看望父母。据说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教学期间在讲坛上妙语联珠，大受学生欢迎。但是与教师甚至一些著名教授关系不睦。甚至连次年续聘也成了问题，这就是《东藏记》第八章第三节中的另一段描绘。尤甲仁与姚秋尔二人听人说到“天津、上海家人来信说沦陷的地方倒是安静”。姚就提出回天津，尤甲仁说道：“未尝不可考虑，我讨厌系里这些人，他们对我有看法，也许下学期会解聘我。”1939年夏天钱锺书到上海探亲后，没有再回西南联大，反而于11月从上海到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教，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围城》中的一段经历，或许钱锺书所写的方鸿渐在三闾大学不被续聘的经历，恰恰是对当初西南联大的回忆的创造，只不过这个主人公是虚构的，这一点是杨绛所多次说过的。
二、书里书外：“出西南联大记”的隐情
小说重人物性格，所以人物性格往往比任何经历都更说明问题。钱锺书性格与其说鲜明不如说是独特，他为人耿直到狷介的地步，所以有人认为他是一介狂生，但是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的率真。他的直言不讳的学术批评更是令常人难以忍受。特别是年轻时，钱锺书甚至连自己的父亲著名学者钱基博和关系密切的老师吴宓都批评过，说钱基博读书不多，而说吴宓有些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钱锺书批评的人中，有两个与他关系密切的西南联大的名人：冯友兰与叶公超。一位是文学院长兼教授评议会主任，参与决定校内外大事。另一位是外文系主任，同样声名远扬，后来也投身政治。钱锺书当年破格聘任以及以后能否被聘任，直接由这两位决定。这两人不仅是学界名流，也都以公正宽厚著称。不过这也正是钱锺书的性格特点，他不会因为两人对于他的栽培或是顶头上司而有所忌讳，不敢直言。当然，这两位为人正直的学者生前都不曾对钱锺书的批评直接反驳，因为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与青年学者之间的差距过大，不值得为这些批评回应。
这两个人的身影同样出现在《东藏记》中，我们顺便提出以为佐证。
《东藏记》作者宗璞的父亲冯友兰教授是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教授，曾经兼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校务会议主席、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长和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东藏记》中的孟弗之则是“辞去了教务长职务”，却又被选入了学校的评议会，这是学校的权力机构，“校长和教务、训导、秘书三长是当然委员，另有从教授中推选的评议委员一同组成”。
孟弗之就是被教授推选的评议委员。这个“明仑大学”的“教授治校传统”与清华是完全一样，我们不难看出，孟弗之就是冯友兰，这也是无须说明的了，只不过将校评议会主任改为了委员。
另一位人物是时任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的叶公超，根据钱锺书的老师兼好友吴宓的日记（《吴宓日记》1939年9月21日），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回上海后，在9月中旬曾经给叶公超写信，说明自己不能回西南联大上课，原因是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师院身体不好，自己要前往这所大学。这种说法无论是托辞或是实情，都相当易于让人信服，杨绛还专门撰文为钱锺书为何离开西南联大跑到一个偏远的湖南师院任教作了解释。
冯友兰可能在当年钱锺书被破格推荐清华大学教授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所以钱锺书在当年12月5日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特意写到冯友兰教授。
月涵校长我师道察：七月中匆匆返沪，不及告辞。疏简之罪，知无可。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侍教有日，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九月杪屡欲上书，而念负母校庇荫之德，吾师及芝生师栽植之恩，背汗面热，羞于启齿。不图大度包容，仍以电致。此电寒家未收到，今日得妇书，附沈茀斋先生电，方知斯事。……生此来有难言之隐，老父多病，远游不能归，思子之心形于楮墨，遂毅然入湘，以便明年侍奉返沪。否则熊鱼取舍，有识共知，断无去滇之理。尚望原心谅迹是幸。书不尽意。专肃即叩
钧安
门人钱锺书顿首上十二月五日
这里说明钱锺书确实没有给梅校长写辞呈，这里所提到的“芝生师”即冯友兰教授，冯友兰当年推荐钱来清华，破格聘为教授，奖掖后进，有恩于钱，钱锺书为人其实相当重情谊，他批评前辈学者的学术只是学术之争，所谓中国士子“不为尊者讳”是也，他尊重冯友兰这样对中国文化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所以必然要道歉。
在此之前，钱锺书曾经写信给叶公超辞聘，但是没有收到叶的回信。据杨绛回忆，当钱锺书离开上海去湖南后，她的堂姐夫沈履先生时任梅贻琦的秘书，曾经来电责问钱锺书为何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杨绛一面回电说没有接到梅校长的电报，一面将沈的来电转给钱锺书，钱收收到后当即回信沈斋，说明自己没有收到梅校长的电报。信中还说到自己离开西南联大的“此中隐情，不堪为外人道”云云。值得注意的是钱给梅贻琦和沈斋的信中同样提到难言“之隐”。
这段故事直到杨绛的《我们仨》出版，才算有了谜底。据杨绛书中所记：当年直到10月份，西南联大任外系主任的陈福田才来到上海，提出聘任钱锺书，被钱拒绝，陈也没有再多说。如果西南联大不能在开学之前及早聘任，钱锺书必然选择远赴湖南师院任教。
顺便说到的关于大学校长的描绘，《东藏记》中的秦校长着墨不多，但形象端正。但现实社会中西南联大校长与钱锺书之间发生的事情，即梅校长是否发电报给钱锺书，却可能给人深刻印象。
众所周知《围城》中有一个关于“没有收到的电报”细节，方鸿渐来到三闾大学后，高校长接见时立即说到自己曾经给方鸿渐发过一封不能聘其为教授而要聘为副教授的电报，而方鸿渐却根本没有收到过这封实际上没有发出的电报。就历史语境而言，西南联大校长当然并不会自己处理一位普通教授的聘任事情，至少是与教授评议会和其他校方负责人共同协商，所以当时繁忙的梅贻琦并不一定能亲自照顾这件事。
笔者不知当年钱锺书写《围城》时是从何处得来这一细节，这一细节与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未收到的电报”之间有无联系。只是顺便提到，从中来看艺术与生活真实之间的联系确实是紧密，任何灵感可能都有生活的积累在其中。
三、谁的性格与谁的命运？
《东藏记》中尤甲仁的性格另一主要特点可以说与钱锺书更是相同，几无二致，而且这个特点也是钱所独有，从来无双。
该书第四章第四节有这样一段描写：钱经明欲考考尤甲仁的学问，先是说到：
“我看司空图《诗品》，‘清奇’一节──”话未说完，尤甲仁便吟着“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把这节文字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明经点头道：“最后有‘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我不太明白。说是清奇，可给人凄凉的意味。不知尤先生怎么看？”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是清楚。姚秋尔面有得色。明经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征，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所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明经想着，还要再问。
最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的有时并不是历史事实，而恰是人物性格。钱锺书以博文强记闻名于世，其《管锥编》《谈艺录》不说，即就是小说《围城》与诗词中都以难以想象的丰富史料与话语令读者震撼，不仅当代所无，即就是中外历史上亦罕有其匹，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对钱的批评也集中于此，批评其“积薪”、“掉书袋”、“獭祭”、“没有理论体系”、“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等等，诸如此类。
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之一就是叶公超，叶公超原是钱的老师，原本深以有钱锺书这样的才子学生而感到骄傲，但自从钱来到西南联大之后情况发生变化，由于钱随意地批评过叶公超、陈福田和吴宓等人，叶公超也反击，批评钱的文章如同满盘的铜钱，不能串为一贯，就是缺乏系统与自己的独立见解的意思。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是毫无道理，至少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看法，学术自由的精神就是自由争鸣，未可定为一尊。钱锺书在《管锥编》等著作中也就“理论体系”等问题发表过看法，他认为，学术的理论体系往往就像万里长城一样，虽然努力构筑，但仍然无法阻止它的倒塌，历史上留下的并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建筑长城的砖瓦。对于这个问题，众多学人都发表过看法，笔者也在多部论著中讨论过学术理论体系建构的得失，并不赞同钱锺书的看法。但是钱锺书却并未能对任何理论体系进行攻讦，他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持公平对话的学术立场。当然，批评钱锺书不建理论体系，并不是否定钱的学术研究价值，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学者如柏拉图等都是反对建立理论体系的。无论钱锺书是否建立了理论体系，他的学术贡献都是彪炳史册的。
《东藏记》中把这种看法通过书中人物钱明经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出来，代表了一种通俗的看法。
这种看法在学术界的部分人中，一直持续到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出版后，很多人仍然持这种看法。这是众所周知的公案，我们不再一一评骘了。
《东藏记》第八章第三节写道：尤甲仁过于刻薄伤人，平素缺少人缘，当在夏正思家兴行朗诵会时，夏正思用法文朗诵了《八月之夜》，尤甲仁却轻轻用法文说：“Quelle sensiblerie（自作多情）！”
因为对《九歌》的英译有几处不同看法，尤甲仁和江昉、王鼎一有所争执。意见不同，本来是可以讨论的，尤甲仁却说了许多嘲弄的刻薄话，引起议论……
钱锺书不仅言谈犀利，文章观点也伤到过许多人，而且在小说《围城》中也涉及许多同辈人，其中有与钱锺书为世交的冒效鲁等人，即是《围城》中的董斜川，钱锺书也在小说中以不无嘲讽，但是都是无伤大雅的话语，虽然有失“温柔敦厚”的宗旨，不过是雅谑而已。这是钱锺书直言不讳，而又幽默诙谐的性格与文风所致。
西南联大的钱锺书时年28岁，冯友兰推荐时要求校方按照“三百大洋”的教授月例，不低于同时引进的世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正是少年得志时，年轻气盛，任意褒贬，可想而知。钱本人对于自己当时的轻率行为是认识深刻的。1993年《吴宓日记》出版时，征序于钱锺书，这位当年曾经议论过自己的老师的学生写道：
然不才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以先师肃穆故尊而不亲。……先师大度包容，式好如初，而不才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
其追悔少年孟浪之情，跃然纸上，素以清高见称的钱锺书写下这样的文字，当然是出于其率真的情怀。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不知《东藏记》的作者是否读到过这段文字并作何感想？至于学术争论，不但不应是钱的不足，而恰是应当提倡的学风。所以书中种种细节的出现场合是不太合理的，使有产生作者对人物倾向性过于明显，刀笔如裁，文字如斧矢，这种描绘对于钱锺书这样的学者是伤害过重了。
四、小说的历史主义法眼
小说中写历史人物并非自《东藏记》始，也不会因《东藏记》而终，而且小说与历史人物的关系也是“百代昭言”般的老话题了。
不过笔者认为，小说特别是涉及历史叙事与写人，首先是历史主义原则，即从历史语境来分析，要以人物的大节为主，避免小节伤人。以中国当代小说甚至扩大到影视的历史叙事，整个弥漫着一种恶语中伤、姑嫂斗法、后宫或是大院里的腥臭污秽的气味，虽然在电视上演个不停，有良知的观众却避之唯恐不远，这种东西实在伤人脏腑。
对历史事件与人物有哲学与政治的取舍，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等成为不朽经典的原因，这并不是我们的话，而是备受后现代主义作家推崇的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看法。
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是世界大叙事，西南联大即是战火中的中国文化疏离与生存的样板，这样的叙事中，中国知识分子是光彩照人的形象：无论是孟弗之、钱明经等，还是尤甲仁姚秋尔夫妇，他们都是从欧美国家留学归来，为抗日救亡汇聚到大西南，继承发展中华文明，发展科学技术，支持民族与国家的抗战，他们的形象本身是美好的。而作者笔下的尤甲仁的尖酸、姚秋尔的搬弄是非等描绘已经伤害了这些爱国学人的形象，况且还有所谓对其他人爱国热情的损毁，如讽刺爱国诗篇的朗诵等，就殊为不当了。
现实生活中的西南联大为国家民族贡献了众多志士仁人，包括曾经是诗人后来研究甲骨文与古代文学的闻一多等人，为了民族兴亡挺身而出。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生活虽然从个人事业来说有不如意之处，人事龌龊，在所难免，但作为留学归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是无可否认的，钱锺书本人的作品与书信、诗词中也十分珍视这一时期的生活。
当代文学中一种怪象就是：对周作人、胡兰成等汉奸文人的吹捧像是苍蝇逐臭般的腾起，而对爱国的知识分子如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却总是有诋毁之词，这其实是当前文学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一个民族会因为散发着腐臭的文学而自豪。
相当重要的是历史的现实原则，《东藏记》这样的小说要写西南联大，就要涉及中国高等院校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等各方面，看起来作者在这方面可能准备不足。如涉及尤甲仁关于《诗品》的对话、《九歌》的英译等等，都有外行谈艺的感觉，而对孟弗之的论文评价与时政的关系，更是牵强。这种现象可能在当代文学中是相当普遍的，当你偶尔听到电视剧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文言对白”时，你就会感到一种对于历史的亵渎。对于《东藏记》这样的小说而言，虽然作者自谦为“野葫芦引”，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它仍然是相当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要指出观念的混乱与学术素养的欠缺，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重任的。
顺便说到，现实原则可能无所不在，《东藏记》再现了真实的学术语境，包括西南联大的学术评价机制等方面，例如书中所写到，原本写诗的钱明经，为了适应学术体制的要求，研究甲骨文等等。但也要看到，作者所写出的仍然是众所周知的传统学术体制，钱锺书本人历来不受高校学术机制的限制，虽然被聘教授，但他的作品以评论和诗词居多，即使后来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仍然不是“规范的”学术专著，他最接近今日“学术论文”的《旧文四篇》，按照西南联大甚至今日的高校学术刊物标准来说，甚至连发表的可能性都不存在，更不要说聘为教授了。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小说要写好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校，必须先理解这群杰出知识分子的心志，否则难免不理解他们的作为与追求，只能以庸俗的市井流言来判断其价值，这正是书中所写的孟弗之等人所反对的。
并不是说小说（包括历史小说）不能写历史人物，而是强调历史叙事要有原则。当然事实上也并非作者有意为之，而实际上确实构成了对历史叙事的失真与对人物的不敬，特别当这种人物是爱国的知识分子时，这是不公平的，拨云翳见日月，还其历史真相，是并世学者的义务，因此笔者未敢轻视。
归根结底，历史主义仍然有一种历史评价，人的社会价值并不是个人恩怨或是变色龙般的适应性所能决定的，而是他对社会的创造与推进能力。这种价值并不会因其直率或得罪某些人而被消灭。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在“文化革命”中曾经因某些言行而受到过批评的学术大师（包括冯友兰先生在内）们，我们十分理解这些杰出学者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的遭遇，从中看到他们对祖国与人民的忠诚。既然如此，包括《东藏记》作者在内的现代人就更应当理解钱锺书这样的率真质朴的学者了，这些人虽非完人，他们有时对别人的批评过于尖锐，执著于自己的学术见解，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杰出的学术贡献与高风亮节的人格大美遗留人间。即使他们曾经不当地批评过我们的父兄或是在群众中“恃才傲物”、“浇漓遗行”，也没有必要成为小说讥讽的对象，他们在国家民族大事业中的行动已经得到历史肯定。我们有义务以历史主义观念来再现这种活生生的大美！当然，这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达到的境地，也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能认识到这一点，这种情况发生在《东藏记》作者这样的优秀作家身上令人不禁扼腕而叹！
这也是作者不惜花费了两天的时间来写这篇从不涉足的当代文学评论的原因，正如孟子所言：岂是君子好辩，实不得已矣。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责任编辑;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