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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历史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与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的区别之一就是新历史小说重新发现了个人。本文通过分析新历史小说中传统英雄消解和民间形象突显两大特征，探讨了欲望、恶以及真实的生命体验对于个人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新历史小说 个人 人物内涵
新历史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股朝向历史的文学现象，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1989-1992年这段时期，最值得文学史记忆的文学现象”，并且“形成近十年一种令人瞩目的小说创作趋势”。新历史小说之“新”是相对于传统历史题材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而言的，其主要的特点不在其题材之新，而在于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对个人的重新发现是新历史小说区别于传统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重要标志。
传统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往往缺乏个性特征，因为他们看重人物的历史作用，很少表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独特的个人经历。而到了革命历史小说中，人物身上被深深地打上阶级属性的烙印，彻底变成了政治意识的工具。而新历史小说开始以普通个体的身份来描述历史，这些在新历史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个体不再是历史和革命的动力。他们大都不再因为其出身而天然是伟大的革命者，反而是渺小可怜、浑浑噩噩、猥琐甚至丑恶的。革命历史的创造者与他们创造的历史一起不再崇高和伟大。个人是新历史小说所要表现的终极主题。这其中的个人体现在传统英雄形象的消解和民间形象的突显。
在新历史小说中，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们纷纷走下了神坛，暴露出他们身上世俗的或性格上的缺陷，以往的小人物却以蓬勃的生命力和丰富的个性站立在地平线上。这里的英雄，首先失去了道德优势，他们不再是伦理道德的维护者。莫言《红高粱》中余占鳌的抗日行为与其说他有什么高尚的理想和爱国精神，不如说是罗汉等人的惨死激发了他对生存的渴望，更激发了他性格中的勇猛和彪悍。而原本抗日主力的国共两支队伍的队长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背信弃义。而《丰乳肥臀》中的铁路爆炸大队长鲁立人、“黑驴鸟枪队”游击队长沙月亮和爬犁队队长司马库都是野蛮粗俗的人物。他们在高密东北乡大地上翻云覆雨，不但没有造福一方，反而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与不幸。其次，在新历史小说中，英雄人物也不再是阶级群体的化身。创作者将这些个体从英雄群像中牵引出来，但是这些曾经的英雄们展现给我们的却是龌龊和卑微。《旧址》中的陈狗儿出身于受人欺压的世代贫民之家，因倍受欺凌而具有很强的反抗性，但他却没有成长为《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式的人物。陈狗儿虽然当上了农民赤卫队的队长，却从来都没有想过理想信念这类支撑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他所谓的“革命”只是为了做“人上人”，将有钱人杀光之后做有钱人。陈狗儿所率领的赤卫队队员可谓英勇善战，把地主杀绝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地主的太太小姐们“尝了个遍”，然后再把地主的厨娘女仆们“尝了个遍”。在《故乡天下黄花》中，赖和尚和赵刺猬是工作队倚重的对象：他们是赤贫，又和地主有深仇大恨，按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必然逻辑，他们应该成为英雄，然而，他们却始终不脱流氓无产者的本性，他们借审讯为名强奸地主儿媳，解放后为个人私利而争权夺利。而新历史小说中出现的比较完美的英雄形象也都是草草收场。如《红高粱》中的任副官，“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到这样的纯种好汉”，然而这样的完美形象却难以充分展示自己的英雄气概，“只可惜任副官英雄命短，他在昂首阔步，走出了大英雄八面威风之后的三个月，竟在擦洗那只勃朗宁手枪时，自己走火把自己打死。”任副官的死亡，几乎可以宣告传统英雄的缺席。可以说，在新历史小说中传统的英雄展示更多的是个性品质的缺陷，当他们一个个被揭去了历史的面纱之后，我们发现英雄的圣像坍塌了。
英雄坍塌后，取而代之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中近代马村的风云人物无一不是小人物，他们既无伟业可以传世，甚至连名字也很乡土：孙毛旦、孙老元、李老喜、路黑小、孙屎根、路小秃……这些小人物的争权夺利，演绎了马村近百年的风云史。这些原本在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中被忽略的小人物，在新历史小说中终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得以从阴暗处走到了舞台中央。而《温故一九四二》中尤其表明了对小人物的关注：“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新历史小说最擅长描写这些人物个体的日常生活：家族兴衰、婚丧嫁娶、吃喝拉撒、凶狠残暴、糊涂愚昧、世俗的争斗。其中的每个人物，都不再具有英雄的可能，他们如此的庸俗、羸弱，既没有英雄的气质，更没有英雄的血性；他们被冷漠、荒唐、无聊、冷酷、杂乱无章的历史氛围所笼罩，甚至欲为一个善良的普通人而不得。《妻妾成群》讲述的是一个家遭不幸、嫁人为妾的弱女子在一个阴森恐怖、尔虞我诈的封建家庭中的悲惨命运。如果以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来叙述这个故事，无疑会如《青春之歌》中塑造的林道静一样，以“反封建”为小说主题，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然而，小说中的颂莲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反封建，而是如何谋生，所以她选择了嫁入陈府做妾。反封建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潮，但是离她确实太遥远了。作者苏童将叙述的着力点集中在颂莲身上，将妻妾间的争宠、嫉妒以及勾心斗角、颂莲内心的恐惧、挣扎都通过她的双眼展现在我们面前，体现了对小人物精神生活的关注。
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贯穿了整个新时期文学，新历史小说在把大历史改写成一个个小历史的同时，敏锐地把握到历史发展的角落中人性真实的另一面，探讨了欲望、恶以及真实的生命体验对于生命以及文学的意义。
其一，他们认为只有人燃烧不尽的欲望在推动历史。历史不再由英雄来主宰，而是由一群普普通通的人来构成，“新历史小说”记录了这些小人物生存中的各种欲望，借历史这个背景着重去表现的是对人灵魂深处的各种欲望是如何主宰人的行动的探寻。“生命本不是那么神圣。它实际上只是一堆血肉和一对欲望的混合物。生命是为满足种种欲望而存在的，只有欲望的实现才能加重生命的力量。”这些文本的作者冷漠地把人物置放在尽可能的历史前提下， 肆意演示他们自身非人性的欲望。人物变态的本能以扭曲的形态极端地向外界扩张，甚至把他人的生命当作转嫁焦虑的对象。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中的黄埔夫人向我们展示了人的权力欲望的强烈与疯狂。她为了满足自己无限膨胀的权力欲望，违背先帝的意愿而自己决定了新的皇帝。她在死前说：“这只是我跟你们男人开的一个玩笑……我制造了一个假燮王，也只是为了以后更好地控制你。”这种权力的斗争最终导致了“我”和燮国的命运都朝着无法揣度的方向发展。 其二，传统历史小说中历史主体多被塑造成善的、进步的，他们代表了历史进步的趋势。而新历史小说家们却以自觉的主体意识和强烈的悲剧意识，从终极意义上思考人生，暴露本体需要主导下的人性的丑恶。这一趋向表现在创作中，就是告别传统的审美，而走向审丑，审恶。莫言曾说：“假如审美有道德涵义的话，它唯一的道德涵义就是恶，对于道德上认为最丑恶的东西，是审美的聚光点。”
苏童的作品正是反映了新历史小说的这种变化。在苏童的笔下，一切纲常伦理和秩序准则全被颠倒和破坏了，生命个体完全处于道德沦丧的境地。苏童笔下的人物将道德律令抛之度外，毫无一星半点的道德感。《妻妾成群》中陈左仟对女性毫无尊重和怜惜，就在三姨太梅珊偷情被投井、四姨太颂莲被逼精神失常之后，小说的结尾五姨太又被抬进了家门。而《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陈宝年除了在种的延续上我们能看到他与这个家庭的联系之外，作为丈夫和父亲，他将妻儿置之脑后，毫无照顾妻儿的自觉。最后，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情感上，他都与“祖母蒋氏”和“我父亲”毫无瓜葛。是非、善恶、美丑被他们统统抛弃，苏童笔下人物的冷酷和邪恶几乎是日常生活中自然的一种表现，一切罪恶都显得如此平常。杀人、放火、强奸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们不会审判自己，也没有人来审判他们，对他们而言，文明和文化无疑是毫无价值的。眼睁睁看着他们在相互戕害中走向灭亡，文明与道德在世俗中一点一点地毁灭，历史在他们的罪恶中走向衰败，我们却毫无办法。
其三，新历史小说中的历史是一片破败的场景，总是灾难深重、千疮百孔，充满了生存的艰难和人生的苦难，充满了无法逃避的天灾人祸，洪涝、干旱、瘟疫、霍乱、战争、逃亡。黄毓璜曾论述道：“‘苦难’或许就是我们进入历史的首先遭逢和随处可遇的普遍性相，如同恩格斯论及的：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总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作者正是从这种‘驰驱’和‘堆积’中写照着历史和人，出示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在历史呼啸和死神呐喊的谛听中，在废墟的凭吊和亡灵的奠祭中，寄寓他的浩然长叹和沉重悲悯。”李锐《旧址》中的女主人公李紫痕，在父母双亡后，她承担起母亲的重任，千辛万苦将弟弟抚养长大。李紫痕终身未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成为了当地第一名女共产党员，并不是她的觉悟有多高，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弟弟，然而最终她还是没有保全弟弟的生命。诸如这样的女性，在动荡不安的历史环境中，唯有她们在苦苦支撑着破碎的家庭，在命运的漩涡中挣扎，凭借女性自身单薄的力量与生存困境相抗衡。
总之，新历史小说对传统历史中的英雄人物进行了消解，而将过去被忽视和遮蔽的民间小人物置于叙述的中心，然后通过新历史小说将描写对象定位在人物个体上，通过展现他们膨胀的欲望、丑恶的行为以及苦难的生命体验，从而消解了固有的历史，把历史变成了一种欲望化、心灵化的叙述过程，变成了作家自我体验的历史。新历史小说写出了变形化、极端化的人性，既是对人性的一次重新塑造，也是对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中人物的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1]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2]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4] 李星：《新历史神话：民族价值观念的倾斜——对几部新历史小说的别一解》，《当代文坛》，1988年第5期。
[5] 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6] 陈晓明：《历史颓败的寓言——先锋小说中的“后历史主义”倾向》，《钟山》，1991年第3期。
[7] 颜敏：《破碎与重构——第四章 颓败的历史景观：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评谭》，1997年3期。
[8] 周梅森：《二十世纪作家文库——冷血》，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赵李梅，泸州医学院助理研究员；韩光惠，泸州医学院讲师）
关键词：新历史小说 个人 人物内涵
新历史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股朝向历史的文学现象，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1989-1992年这段时期，最值得文学史记忆的文学现象”，并且“形成近十年一种令人瞩目的小说创作趋势”。新历史小说之“新”是相对于传统历史题材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而言的，其主要的特点不在其题材之新，而在于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对个人的重新发现是新历史小说区别于传统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重要标志。
传统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往往缺乏个性特征，因为他们看重人物的历史作用，很少表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独特的个人经历。而到了革命历史小说中，人物身上被深深地打上阶级属性的烙印，彻底变成了政治意识的工具。而新历史小说开始以普通个体的身份来描述历史，这些在新历史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个体不再是历史和革命的动力。他们大都不再因为其出身而天然是伟大的革命者，反而是渺小可怜、浑浑噩噩、猥琐甚至丑恶的。革命历史的创造者与他们创造的历史一起不再崇高和伟大。个人是新历史小说所要表现的终极主题。这其中的个人体现在传统英雄形象的消解和民间形象的突显。
在新历史小说中，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们纷纷走下了神坛，暴露出他们身上世俗的或性格上的缺陷，以往的小人物却以蓬勃的生命力和丰富的个性站立在地平线上。这里的英雄，首先失去了道德优势，他们不再是伦理道德的维护者。莫言《红高粱》中余占鳌的抗日行为与其说他有什么高尚的理想和爱国精神，不如说是罗汉等人的惨死激发了他对生存的渴望，更激发了他性格中的勇猛和彪悍。而原本抗日主力的国共两支队伍的队长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背信弃义。而《丰乳肥臀》中的铁路爆炸大队长鲁立人、“黑驴鸟枪队”游击队长沙月亮和爬犁队队长司马库都是野蛮粗俗的人物。他们在高密东北乡大地上翻云覆雨，不但没有造福一方，反而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与不幸。其次，在新历史小说中，英雄人物也不再是阶级群体的化身。创作者将这些个体从英雄群像中牵引出来，但是这些曾经的英雄们展现给我们的却是龌龊和卑微。《旧址》中的陈狗儿出身于受人欺压的世代贫民之家，因倍受欺凌而具有很强的反抗性，但他却没有成长为《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式的人物。陈狗儿虽然当上了农民赤卫队的队长，却从来都没有想过理想信念这类支撑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他所谓的“革命”只是为了做“人上人”，将有钱人杀光之后做有钱人。陈狗儿所率领的赤卫队队员可谓英勇善战，把地主杀绝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地主的太太小姐们“尝了个遍”，然后再把地主的厨娘女仆们“尝了个遍”。在《故乡天下黄花》中，赖和尚和赵刺猬是工作队倚重的对象：他们是赤贫，又和地主有深仇大恨，按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必然逻辑，他们应该成为英雄，然而，他们却始终不脱流氓无产者的本性，他们借审讯为名强奸地主儿媳，解放后为个人私利而争权夺利。而新历史小说中出现的比较完美的英雄形象也都是草草收场。如《红高粱》中的任副官，“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到这样的纯种好汉”，然而这样的完美形象却难以充分展示自己的英雄气概，“只可惜任副官英雄命短，他在昂首阔步，走出了大英雄八面威风之后的三个月，竟在擦洗那只勃朗宁手枪时，自己走火把自己打死。”任副官的死亡，几乎可以宣告传统英雄的缺席。可以说，在新历史小说中传统的英雄展示更多的是个性品质的缺陷，当他们一个个被揭去了历史的面纱之后，我们发现英雄的圣像坍塌了。
英雄坍塌后，取而代之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中近代马村的风云人物无一不是小人物，他们既无伟业可以传世，甚至连名字也很乡土：孙毛旦、孙老元、李老喜、路黑小、孙屎根、路小秃……这些小人物的争权夺利，演绎了马村近百年的风云史。这些原本在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中被忽略的小人物，在新历史小说中终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得以从阴暗处走到了舞台中央。而《温故一九四二》中尤其表明了对小人物的关注：“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新历史小说最擅长描写这些人物个体的日常生活：家族兴衰、婚丧嫁娶、吃喝拉撒、凶狠残暴、糊涂愚昧、世俗的争斗。其中的每个人物，都不再具有英雄的可能，他们如此的庸俗、羸弱，既没有英雄的气质，更没有英雄的血性；他们被冷漠、荒唐、无聊、冷酷、杂乱无章的历史氛围所笼罩，甚至欲为一个善良的普通人而不得。《妻妾成群》讲述的是一个家遭不幸、嫁人为妾的弱女子在一个阴森恐怖、尔虞我诈的封建家庭中的悲惨命运。如果以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来叙述这个故事，无疑会如《青春之歌》中塑造的林道静一样，以“反封建”为小说主题，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然而，小说中的颂莲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反封建，而是如何谋生，所以她选择了嫁入陈府做妾。反封建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潮，但是离她确实太遥远了。作者苏童将叙述的着力点集中在颂莲身上，将妻妾间的争宠、嫉妒以及勾心斗角、颂莲内心的恐惧、挣扎都通过她的双眼展现在我们面前，体现了对小人物精神生活的关注。
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贯穿了整个新时期文学，新历史小说在把大历史改写成一个个小历史的同时，敏锐地把握到历史发展的角落中人性真实的另一面，探讨了欲望、恶以及真实的生命体验对于生命以及文学的意义。
其一，他们认为只有人燃烧不尽的欲望在推动历史。历史不再由英雄来主宰，而是由一群普普通通的人来构成，“新历史小说”记录了这些小人物生存中的各种欲望，借历史这个背景着重去表现的是对人灵魂深处的各种欲望是如何主宰人的行动的探寻。“生命本不是那么神圣。它实际上只是一堆血肉和一对欲望的混合物。生命是为满足种种欲望而存在的，只有欲望的实现才能加重生命的力量。”这些文本的作者冷漠地把人物置放在尽可能的历史前提下， 肆意演示他们自身非人性的欲望。人物变态的本能以扭曲的形态极端地向外界扩张，甚至把他人的生命当作转嫁焦虑的对象。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中的黄埔夫人向我们展示了人的权力欲望的强烈与疯狂。她为了满足自己无限膨胀的权力欲望，违背先帝的意愿而自己决定了新的皇帝。她在死前说：“这只是我跟你们男人开的一个玩笑……我制造了一个假燮王，也只是为了以后更好地控制你。”这种权力的斗争最终导致了“我”和燮国的命运都朝着无法揣度的方向发展。 其二，传统历史小说中历史主体多被塑造成善的、进步的，他们代表了历史进步的趋势。而新历史小说家们却以自觉的主体意识和强烈的悲剧意识，从终极意义上思考人生，暴露本体需要主导下的人性的丑恶。这一趋向表现在创作中，就是告别传统的审美，而走向审丑，审恶。莫言曾说：“假如审美有道德涵义的话，它唯一的道德涵义就是恶，对于道德上认为最丑恶的东西，是审美的聚光点。”
苏童的作品正是反映了新历史小说的这种变化。在苏童的笔下，一切纲常伦理和秩序准则全被颠倒和破坏了，生命个体完全处于道德沦丧的境地。苏童笔下的人物将道德律令抛之度外，毫无一星半点的道德感。《妻妾成群》中陈左仟对女性毫无尊重和怜惜，就在三姨太梅珊偷情被投井、四姨太颂莲被逼精神失常之后，小说的结尾五姨太又被抬进了家门。而《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陈宝年除了在种的延续上我们能看到他与这个家庭的联系之外，作为丈夫和父亲，他将妻儿置之脑后，毫无照顾妻儿的自觉。最后，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情感上，他都与“祖母蒋氏”和“我父亲”毫无瓜葛。是非、善恶、美丑被他们统统抛弃，苏童笔下人物的冷酷和邪恶几乎是日常生活中自然的一种表现，一切罪恶都显得如此平常。杀人、放火、强奸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们不会审判自己，也没有人来审判他们，对他们而言，文明和文化无疑是毫无价值的。眼睁睁看着他们在相互戕害中走向灭亡，文明与道德在世俗中一点一点地毁灭，历史在他们的罪恶中走向衰败，我们却毫无办法。
其三，新历史小说中的历史是一片破败的场景，总是灾难深重、千疮百孔，充满了生存的艰难和人生的苦难，充满了无法逃避的天灾人祸，洪涝、干旱、瘟疫、霍乱、战争、逃亡。黄毓璜曾论述道：“‘苦难’或许就是我们进入历史的首先遭逢和随处可遇的普遍性相，如同恩格斯论及的：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总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作者正是从这种‘驰驱’和‘堆积’中写照着历史和人，出示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在历史呼啸和死神呐喊的谛听中，在废墟的凭吊和亡灵的奠祭中，寄寓他的浩然长叹和沉重悲悯。”李锐《旧址》中的女主人公李紫痕，在父母双亡后，她承担起母亲的重任，千辛万苦将弟弟抚养长大。李紫痕终身未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成为了当地第一名女共产党员，并不是她的觉悟有多高，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弟弟，然而最终她还是没有保全弟弟的生命。诸如这样的女性，在动荡不安的历史环境中，唯有她们在苦苦支撑着破碎的家庭，在命运的漩涡中挣扎，凭借女性自身单薄的力量与生存困境相抗衡。
总之，新历史小说对传统历史中的英雄人物进行了消解，而将过去被忽视和遮蔽的民间小人物置于叙述的中心，然后通过新历史小说将描写对象定位在人物个体上，通过展现他们膨胀的欲望、丑恶的行为以及苦难的生命体验，从而消解了固有的历史，把历史变成了一种欲望化、心灵化的叙述过程，变成了作家自我体验的历史。新历史小说写出了变形化、极端化的人性，既是对人性的一次重新塑造，也是对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中人物的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1]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2]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4] 李星：《新历史神话：民族价值观念的倾斜——对几部新历史小说的别一解》，《当代文坛》，1988年第5期。
[5] 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6] 陈晓明：《历史颓败的寓言——先锋小说中的“后历史主义”倾向》，《钟山》，1991年第3期。
[7] 颜敏：《破碎与重构——第四章 颓败的历史景观：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评谭》，1997年3期。
[8] 周梅森：《二十世纪作家文库——冷血》，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赵李梅，泸州医学院助理研究员；韩光惠，泸州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