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录表明，巴西新外交部长欧内斯托·阿罗约相信气候变化是一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发动的阴谋，意图破坏西方经济，“这些邪恶势力的环保主义教条被用来证明国家对经济监管权力日益膨胀的合理性”。
　　巴西在气候变化争论中起着关键作用，包括促成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因此，其当选总统博尔索纳罗选择阿罗约当外交部长，必然会令认为气候变化严重危害和威胁人类福利的人十分担忧。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协定之后，博尔索纳罗的任命有可能让通往低碳经济之路再遭挫折。
　　面对如此阴谋论家，必须拿出科学证据证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且将给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甚至比发达经济体还要大的）巨大危害。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相信遏制气候变化并不会威胁到繁荣或个人事业。
　　诚然，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确实给简单极端的自由市场思想造成了挑战。光靠自由市场无法解决“外部性”——当经济活动产生了有害后果，但这种后果又不会给个别生产商和消费者造成直接成本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气候变化是所有外部性中最大的一个，其有害后果将由全世界子孙后代承担，而不会主要由现在正在生产和消费化石燃料的人来承担。
　　因此，我们需要大量公共政策干预。这些干预应该包括碳定价（创造减排激励），强制要求提高建筑、电器和汽车的能源效率，以及为尚未实现低成本生产所需要的规模经济的新兴技术提供补贴。
　　所谓气候变化纯属恶作剧的说法，很容易被坚信政府决不可参与经济的人所接受。安·兰德（Ayn Rand）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便是气候变化否认者的最爱之一。该小说是一曲对不受环境或社会约束的企业家精神的赞歌。
　　实际上，遏制气候变化所需要的公共政策干预，不会对负责任的私人企业或发展经济的雄心造成任何威胁。能源转型委员会（ETC）刚刚发布一份报告，描述了如何到2060年以最小的经济代价构建零碳全球经济。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经济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商业机会并不亚于今天的依赖化石燃料的经济。
　　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比如，印度需要将人均能源消费量提高两倍，才能实现今天发达世界的生活水平。但它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并大幅减少严重影响其大城市的可怕的空气污染。没人应该试图让经济衰退，也没有人需要这样做。
　　ETC的分析表明，2060年的零碳全球经济所消费的电量，将是今天的20000万亿瓦时的4至5倍，这些电力为数十亿人提供更好的交通服务、空调和更清洁的取暖。
　　这将带来巨大的投资、就业和收入增长机会。一开始需要补贴来大幅降低成本，目前的风电和太阳能因此而获益良多。但现在生产风机涡轮和太阳能面板的主要是私营公司，而私人投资者在电力拍卖中报出有竞争力的标价，为可再生电力提供融资并赚取丰厚回报。风险资本家——这群人绝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倾向而闻名——在新电池技术和电动汽车的开发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市场竞争是不可或缺的，而它与零碳经济相容。碳定价和合理监管能够提供必要的激励，但受利润驱动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是确保去碳化以最低成本实现的关键。自由市场思想家哈耶克所鼓吹的市场的“价格发现”能力至关重要。
　　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经济向来依靠政府政策和私人竞争之间如履薄冰般的平衡。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大大扩大了此前微不足道的美国联邦政府的作用，但新政并没有阻碍增长、毁掉私人企业，而是带来了30年的资本主义大发展，促进了前所未见的繁荣，大大扩大了美国的中产阶级。
　　安·兰德的自由市场乌托邦受到气候变化否认者的万般热爱，与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格格不入，有可能带来社会和环境灾难。
　　在极右翼，自由市场思想家否認气候变化是因为这威胁到了他们的肤浅的经济意识形态。就如同阿罗约担心，一些极左翼可能会将遏制气候变化的斗争作为取消私人事业的新理由。两方都否认现实，最终也都会特别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