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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葛兰西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和他的国家概念及文化霸权思想息息相关，要讲清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必须先交代他的国家概念和文化霸权思想。本文在简单介绍葛兰西的国家概念和文化霸权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知识分子理论以及知识分子与国家、知识分子与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做了述评。
【关键词】葛兰西；知识分子；国家；文化霸权
在葛兰西的哲学体系中，知识分子作为提供新思想、创造新文化的社会阶层一直担负着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使命，是实现文*化霸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方面，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的这一独特视角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讨论后现代以前的知识分子问题，总是无法绕过它。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和他的文化霸权思想及国家概念密不可分，要讲清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必须先交代其国家概念和文化霸权思想。
1 葛兰西的国家概念和文化霸权思想
葛兰西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是强制和同意的结合，现代国家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国家从本质上是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那么人民群众为什么会同意这种统治和压迫呢？其领导权思想说明了这一问题。葛兰西认为领导权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领导权包括政治统治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1]316。狭义上，领导权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包括文化、精神、道德等各个方面），葛兰西更多地在狭义上使用领导权概念，认为一个阶级的“领导权”主要是指这个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其他阶级的支配和统帅。然而，意识形态地位必须有强力来保护，统治阶级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同时，必须控制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等专政手段。事实上，统治阶级也只有在掌握了这些专政手段之后才能够真正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用他本人的话说：“国家强制政权机器‘在法律上’加强对那些既不积极地也不消极‘顺应’统治阶级的一般指导的那些集团的惩戒，它是为了整个社会在某个时候失去了自动的顺应，因而导致了统帅和领导的危机才建立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甲胄的领导权”，即“加上了专政的领导权”[1]263。
由此，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具有“领导权”和专政两个方面的职能，“领导权”居于首要地位，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而专政只是保护“领导权”的手段。每个社会集团都试图在有关公众舆论、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标准等方面取得“领导权”地位，因为精神方面的至高无上是实行政治统治的先决条件。所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和道德提高到同生产力发展需要及本社会集团的利益相适应的那种水平，乃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职能。”[1]258 现代国家通过“公民社会”（包括家庭、学校、教会、工会、政党、报刊和文化团体等部门）来实行“领导权”方面的职能，通过“政治社会”（包括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等机关）来实行专政方面的职能。他说：“眼下我们能够确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范畴：一个叫‘公民社会’，即人们一般所谓的‘民办’组织的复合体；另一个叫‘政治社会’。前一个范畴与统治集团在整个社会中所行使的‘领导权’职能相符合，后一个范畴与通过‘司法’部门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统帅相符合。”[1]208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又说：“现代国家=政治社会+公民社会”[1]263。
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是“文明的领导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也是民众同意的领导权。它既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正如“婚姻”和“合同”，文化霸权以自愿为前提并最终得以实现。文化霸权思想的提出起初是为了探寻出适合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策略。葛兰西认为发达的资本社会要像俄罗斯那样仅仅通过“运动战”（用暴力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径是应该通过“阵地战”的形式，在市民社会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文化的领导权。他这样分析：“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来表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它总想‘清除’他们，或者有时甚至动用武力对他们进行镇压；它领导着与它亲近的和它结成联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的确也必须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已经在行使‘领导权力’（这的确是赢得这种权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接着它就变成统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权力，也仍然继续‘领导’”[2]137。社会主义在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霸权；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领导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仍处在被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
2 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
葛兰西非常注重国家领导权问题，强调国家伦理文化职能，这使得他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分子问题在葛兰西的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戴维·麦克莱伦甚至认为知识分子问题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占据着中心地位[3]206。以下将从知识分子的阶级性、阶级范畴、职能以及有机知识分子四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
知识分子总是隶属于不同的阶级。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自治而独立的社会集团”，而是“每个社会集团都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该阶层能给该集团提供“霸权”并能让其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在经济、社会、政治诸领域的功能。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每个新阶级随自身而产生的、并在自身的发展中使之日趋复杂、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社会基础活动的某些方面的‘专门化’，而这些新的活动是缘于新的阶级才得以出现的。”[1]419与社会新的经济基础、新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就是“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阶级范畴的核心论断是：“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1]422在知识分子的判定标准上，葛兰西批评了研究知识分子最普遍的方法论错误：从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而不是从关系体系整体中去寻求区别标准；即从活动方式而不是从社会关系来区分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集团的差别。他指出了通过体力、脑力来区分知识分子的荒谬性：“在任何体力劳动中，甚至在最为低级和机械的劳动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即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智力活动”，所以“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却不可以说非知识分子，因为非知识分子并不存在”[1]4。这样，葛兰西就把知识分子概念扩大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指在生产、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发挥组织者职能的所有人，不仅包括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还包括政府官员、政治领袖。这种理解超越了职业界限，同知识分子所担负的社会职能紧密联系在一起，比从智力活动角度理解更具体、更明确。 关于知识分子的职能及其实施问题，葛兰西指出，“因此为实施知识分子职能，历史地形成了专门的范畴。……任何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所作的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建其有机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2]343知识分子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发挥智识的作用，一个社会集团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存在下去，就必须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这些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就是由该集团的知识分子提供的。提供新思想、创造所在社会集团的世界观和哲学文化，是知识分子智识作用的核心表现。其次是教育和组织作用。知识分子不仅要担负构建所在社会集团世界观的社会职能，还要致力于把这种世界观变为广大群众的信仰，从而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性。
对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一是“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关系。从过去的经济结构中走上历史舞台，与旧经济基础相联系、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是“传统知识分子”，例如教师、教士、行政官吏；而与社会新的经济基础、新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就是“有机知识分子”，是特定阶级或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二是“有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在葛兰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提高大众的觉悟，把大众的哲学（处于无意识水平的“常识”）提高到自觉的水平。葛兰西把局限于精英圈子的、不能把影响扩展到大众中的哲学称为“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缺陷就在于不能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相反，有机的知识分子则是那些把自己与大众结合在一起，用自己的哲学来引导大众的哲学（常识）的知识分子，这正是“有机”一词的含义：“只有业已存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统一性——正如理论与实践之间也应当有这样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分子已经有机地是大众的知识分子，已经解决并把大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原则与问题连贯成一体，并因而建构出一个文化与社会的集团，才能拥有文化上的稳定与思想的有机性质。”[4]52所以，有机的实质是指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是真正的哲学运动。
3 知识分子与“国家”及“文化霸权”的关系
葛兰西强调领导权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职能。国家领导者不只依靠强权使被领导者服从，还要依靠教育、指导使被领导者同意他们的领导。而知识分子具有专业指导、教育、组织职能，既是统治集团阶级意识的表达者、指导者，又是该集团国家政权的组织者、管理者，具有领导国家的使命：“知识分子也就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家’。……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1]424可见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仅应当是具有知识和技术的专家，而且应当是具有自觉的世界观的政治家，是专家+政治家，是具有政治头脑的统治集团的管家。国家是一定阶级的领导和统治，而这个阶级的领导和统治是通过本阶级知识分子来实现的。正因为知识分子在国家中具有这样的职能和使命，任何一个阶级要取得、进而维持国家政权，就得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每一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要同化、战胜旧阶级的知识分子，造就与自己具有同一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这是任何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所有社会集团，既产生于历来经济生产基础之上，也就同时有机地给自己造成一个或几个知识界阶层，这种阶层使知识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政治领域具有其自身作用的同一性和意识”[1]418。葛兰西在他的狭义国家观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广义的国家观，认为市民社会是文化霸权的确立之地，国家必须以教育职能行使文化霸权。他在经典马克思国家职能（专制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基础之上增补第三大职能：教育职能，知识分子是教育职能的当然执行者，他们生产复杂的观念体系，熔铸成社会集团的“集体意志”，建立起统治集团的文化霸权，可见知识分子与国家及文化霸权息息相关。
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既是对当时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角色转换的深层思考， 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文化霸权”的努力。社会分工与科技普及虽对阶级霸权的建构举足轻重， 但技术知识分子极易滞留在专业知识层面， 距离霸权建构要求太远。因此， 在霸权的建构中， 必须经由作为工作的技术到作为科学的技术， 再到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升华， 才能超越“专家”达到领导者。[5]9知识分子要成功地建构霸权地位，必须与其所体现的社会集团达到有机统一，达到代表者与被代表者的普遍认同。知识分子作为代表者，要跳出专家意识形态，获得大众认同，体现普遍利益，凝聚大众意志，投向更高目标。有研究者指出，知识分子在霸权的建构中， 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使大众获得一种自觉的政治——实践意识， 形成具有共同斗争方向的集体意志。[6]165这要求知识分子不只在政治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更要在市民社会中行使文化与伦理的领导权。葛兰西对知识分子与霸权关系的研究不但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实现了知识分子政治历史地位的自觉， 并且启蒙了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对于建构批判理论的主体至关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与霸权关系的思考，仍然具有借鉴作用。霸权的关键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措施，而是依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愿认同来实现的，知识分子就是取得、巩固阶级统治，实施文化霸权的“帮手”。因此，统治集团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应该是新型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就此葛兰西提出了不同于列宁的“领导权”理论：只有在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权力；至少在开始时，革新不可能来自群众，除非通过精英的中介。[7]243知识分子如果不占领并提升大众的常识哲学，那么大众就始终无法成为具有自觉革命意识的群体，这同时意味着文化霸权的丧失。
作者简介：韩晓（1973-），男，讲师，硕士，从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李青宜.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3]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Antonio Gramsci.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hegemony. In J.C. Alexander﹠S. Seidman（Ed.）， Culture and Society（pp.45-7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安东尼奥·葛兰西. 实践哲学[M].徐崇温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6]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M].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8.
[7]Jessica Munns﹠Gita Rajan.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M].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5.
【关键词】葛兰西；知识分子；国家；文化霸权
在葛兰西的哲学体系中，知识分子作为提供新思想、创造新文化的社会阶层一直担负着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使命，是实现文*化霸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方面，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的这一独特视角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讨论后现代以前的知识分子问题，总是无法绕过它。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和他的文化霸权思想及国家概念密不可分，要讲清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必须先交代其国家概念和文化霸权思想。
1 葛兰西的国家概念和文化霸权思想
葛兰西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是强制和同意的结合，现代国家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国家从本质上是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那么人民群众为什么会同意这种统治和压迫呢？其领导权思想说明了这一问题。葛兰西认为领导权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领导权包括政治统治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1]316。狭义上，领导权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包括文化、精神、道德等各个方面），葛兰西更多地在狭义上使用领导权概念，认为一个阶级的“领导权”主要是指这个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其他阶级的支配和统帅。然而，意识形态地位必须有强力来保护，统治阶级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同时，必须控制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等专政手段。事实上，统治阶级也只有在掌握了这些专政手段之后才能够真正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用他本人的话说：“国家强制政权机器‘在法律上’加强对那些既不积极地也不消极‘顺应’统治阶级的一般指导的那些集团的惩戒，它是为了整个社会在某个时候失去了自动的顺应，因而导致了统帅和领导的危机才建立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甲胄的领导权”，即“加上了专政的领导权”[1]263。
由此，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具有“领导权”和专政两个方面的职能，“领导权”居于首要地位，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而专政只是保护“领导权”的手段。每个社会集团都试图在有关公众舆论、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标准等方面取得“领导权”地位，因为精神方面的至高无上是实行政治统治的先决条件。所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和道德提高到同生产力发展需要及本社会集团的利益相适应的那种水平，乃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职能。”[1]258 现代国家通过“公民社会”（包括家庭、学校、教会、工会、政党、报刊和文化团体等部门）来实行“领导权”方面的职能，通过“政治社会”（包括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等机关）来实行专政方面的职能。他说：“眼下我们能够确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范畴：一个叫‘公民社会’，即人们一般所谓的‘民办’组织的复合体；另一个叫‘政治社会’。前一个范畴与统治集团在整个社会中所行使的‘领导权’职能相符合，后一个范畴与通过‘司法’部门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统帅相符合。”[1]208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又说：“现代国家=政治社会+公民社会”[1]263。
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是“文明的领导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也是民众同意的领导权。它既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正如“婚姻”和“合同”，文化霸权以自愿为前提并最终得以实现。文化霸权思想的提出起初是为了探寻出适合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策略。葛兰西认为发达的资本社会要像俄罗斯那样仅仅通过“运动战”（用暴力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径是应该通过“阵地战”的形式，在市民社会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文化的领导权。他这样分析：“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来表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它总想‘清除’他们，或者有时甚至动用武力对他们进行镇压；它领导着与它亲近的和它结成联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的确也必须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已经在行使‘领导权力’（这的确是赢得这种权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接着它就变成统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权力，也仍然继续‘领导’”[2]137。社会主义在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霸权；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领导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仍处在被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
2 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
葛兰西非常注重国家领导权问题，强调国家伦理文化职能，这使得他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分子问题在葛兰西的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戴维·麦克莱伦甚至认为知识分子问题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占据着中心地位[3]206。以下将从知识分子的阶级性、阶级范畴、职能以及有机知识分子四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
知识分子总是隶属于不同的阶级。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自治而独立的社会集团”，而是“每个社会集团都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该阶层能给该集团提供“霸权”并能让其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在经济、社会、政治诸领域的功能。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每个新阶级随自身而产生的、并在自身的发展中使之日趋复杂、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社会基础活动的某些方面的‘专门化’，而这些新的活动是缘于新的阶级才得以出现的。”[1]419与社会新的经济基础、新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就是“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阶级范畴的核心论断是：“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1]422在知识分子的判定标准上，葛兰西批评了研究知识分子最普遍的方法论错误：从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而不是从关系体系整体中去寻求区别标准；即从活动方式而不是从社会关系来区分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集团的差别。他指出了通过体力、脑力来区分知识分子的荒谬性：“在任何体力劳动中，甚至在最为低级和机械的劳动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即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智力活动”，所以“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却不可以说非知识分子，因为非知识分子并不存在”[1]4。这样，葛兰西就把知识分子概念扩大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指在生产、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发挥组织者职能的所有人，不仅包括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还包括政府官员、政治领袖。这种理解超越了职业界限，同知识分子所担负的社会职能紧密联系在一起，比从智力活动角度理解更具体、更明确。 关于知识分子的职能及其实施问题，葛兰西指出，“因此为实施知识分子职能，历史地形成了专门的范畴。……任何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所作的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建其有机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2]343知识分子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发挥智识的作用，一个社会集团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存在下去，就必须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这些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就是由该集团的知识分子提供的。提供新思想、创造所在社会集团的世界观和哲学文化，是知识分子智识作用的核心表现。其次是教育和组织作用。知识分子不仅要担负构建所在社会集团世界观的社会职能，还要致力于把这种世界观变为广大群众的信仰，从而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性。
对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一是“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关系。从过去的经济结构中走上历史舞台，与旧经济基础相联系、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是“传统知识分子”，例如教师、教士、行政官吏；而与社会新的经济基础、新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就是“有机知识分子”，是特定阶级或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二是“有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在葛兰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提高大众的觉悟，把大众的哲学（处于无意识水平的“常识”）提高到自觉的水平。葛兰西把局限于精英圈子的、不能把影响扩展到大众中的哲学称为“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缺陷就在于不能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相反，有机的知识分子则是那些把自己与大众结合在一起，用自己的哲学来引导大众的哲学（常识）的知识分子，这正是“有机”一词的含义：“只有业已存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统一性——正如理论与实践之间也应当有这样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分子已经有机地是大众的知识分子，已经解决并把大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原则与问题连贯成一体，并因而建构出一个文化与社会的集团，才能拥有文化上的稳定与思想的有机性质。”[4]52所以，有机的实质是指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是真正的哲学运动。
3 知识分子与“国家”及“文化霸权”的关系
葛兰西强调领导权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职能。国家领导者不只依靠强权使被领导者服从，还要依靠教育、指导使被领导者同意他们的领导。而知识分子具有专业指导、教育、组织职能，既是统治集团阶级意识的表达者、指导者，又是该集团国家政权的组织者、管理者，具有领导国家的使命：“知识分子也就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家’。……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1]424可见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仅应当是具有知识和技术的专家，而且应当是具有自觉的世界观的政治家，是专家+政治家，是具有政治头脑的统治集团的管家。国家是一定阶级的领导和统治，而这个阶级的领导和统治是通过本阶级知识分子来实现的。正因为知识分子在国家中具有这样的职能和使命，任何一个阶级要取得、进而维持国家政权，就得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每一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要同化、战胜旧阶级的知识分子，造就与自己具有同一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这是任何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所有社会集团，既产生于历来经济生产基础之上，也就同时有机地给自己造成一个或几个知识界阶层，这种阶层使知识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政治领域具有其自身作用的同一性和意识”[1]418。葛兰西在他的狭义国家观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广义的国家观，认为市民社会是文化霸权的确立之地，国家必须以教育职能行使文化霸权。他在经典马克思国家职能（专制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基础之上增补第三大职能：教育职能，知识分子是教育职能的当然执行者，他们生产复杂的观念体系，熔铸成社会集团的“集体意志”，建立起统治集团的文化霸权，可见知识分子与国家及文化霸权息息相关。
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既是对当时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角色转换的深层思考， 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文化霸权”的努力。社会分工与科技普及虽对阶级霸权的建构举足轻重， 但技术知识分子极易滞留在专业知识层面， 距离霸权建构要求太远。因此， 在霸权的建构中， 必须经由作为工作的技术到作为科学的技术， 再到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升华， 才能超越“专家”达到领导者。[5]9知识分子要成功地建构霸权地位，必须与其所体现的社会集团达到有机统一，达到代表者与被代表者的普遍认同。知识分子作为代表者，要跳出专家意识形态，获得大众认同，体现普遍利益，凝聚大众意志，投向更高目标。有研究者指出，知识分子在霸权的建构中， 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使大众获得一种自觉的政治——实践意识， 形成具有共同斗争方向的集体意志。[6]165这要求知识分子不只在政治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更要在市民社会中行使文化与伦理的领导权。葛兰西对知识分子与霸权关系的研究不但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实现了知识分子政治历史地位的自觉， 并且启蒙了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对于建构批判理论的主体至关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与霸权关系的思考，仍然具有借鉴作用。霸权的关键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措施，而是依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愿认同来实现的，知识分子就是取得、巩固阶级统治，实施文化霸权的“帮手”。因此，统治集团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应该是新型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就此葛兰西提出了不同于列宁的“领导权”理论：只有在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权力；至少在开始时，革新不可能来自群众，除非通过精英的中介。[7]243知识分子如果不占领并提升大众的常识哲学，那么大众就始终无法成为具有自觉革命意识的群体，这同时意味着文化霸权的丧失。
作者简介：韩晓（1973-），男，讲师，硕士，从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李青宜.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3]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Antonio Gramsci.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hegemony. In J.C. Alexander﹠S. Seidman（Ed.）， Culture and Society（pp.45-7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安东尼奥·葛兰西. 实践哲学[M].徐崇温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6]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M].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8.
[7]Jessica Munns﹠Gita Rajan.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M].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