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杨文彬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了。与学生身份一起结束的，还有他进行了四年的拍摄项目《大学社会》。去年，他凭借这组作品摘得2017年首届“映·纪实影像奖”大奖，引起当时议论纷纷。
　　8月11日，《大学社会》在映画廊首次完整公开展出，杨文彬拿出了60余幅摄影作品、若干打码处理之后的文档资料，以及录音、视频等，算是交了一份让他自己满意的“毕业作业”。
　　你曾经历或想象中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象牙塔或是乌托邦？杨文彬在作品《大学社会》中给出的答案，会让你感到那么一丝“不舒服”。大学生活经摄影师之手进行视觉化的提炼，固有观念中的“大学”发生了变形，画面中的各个元素无一不在强化其“社会化”的一面：西装革履的学生形象、标准化的演出服、无精打采的表情、故作成熟的稚嫩面庞，甚至是颇有权利味道的聊天记录。
　　在谈及作品的创作初衷时，杨文彬提到：“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是按照既定的轨道完成的。走出12年高负荷的应试教育之后，忽然进入了无拘无束的大学生活，两个极端状态的转变使我至今仍感觉措手不及。”更让其无法认同的是一系列学生组织行为，处处充斥着人情社会的社交逻辑。想象与现实的错位感成为刺激其拍摄的动因，迫使其建构出眼前这真实又颇为魔幻的大学日常。这份错位感也恰巧存在于观众从头到尾的观看体验中——原来，这才是如今的大学。
　　在《大学社会》的最终呈现上，杨文彬并不止步于传统的纪实摄影，他将影像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进行并置。在他看来，依托于社交网络的组织内部交流与个人情感表达，很难用影像直观表现出来，并置的形式恰好找到“—条连接物理现实与网络现实的通道”。此外，展览现场还展出打码处理之后的学生组织文件以及录音、视频等内容，为观众解读作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在杨文彬看来，展览的开幕也预示着《大学社会》的完结，对他而言这似乎是一种解脱，从大学四年的困惑中脱离出来。如他所说：“我认定《大学社会》初步完结的标志，就是我终于把自己的恐惧，和进入大学后因为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而产生的困惑中走出来，我对这个困惑不再恐惧。”
　　你的早期作品《浮光多重奏》是在创造影像，之后《大盛世》记录下消费社会的事件现象，目前展出的《大学社会》拍摄大学校园生活。从最初的“造像”到现如今的拍摄，是否有一条线索始终贯穿着你的创作？
　　杨文彬：我对制造视觉奇观不感兴趣，更好奇的是视觉奇观背后是什么样的运行机制。如果说有一条线索的话，那应该就是去用视觉语言理解这些奇观是如何被制造生产出来的，而大众又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地接受它们、迎合它们、呼吸它们，被它们改变。
　　这组作品画面中的人物千人一面，服饰、动作整齐划一，充满戏剧性，在最终的呈现上，如何向观众传达你的观点和思考？
　　杨文彬：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就像汪民安老师说的：“没有面孔，这一点恰恰是学生的真实面孔”。我在拍摄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反而努力在一个学生组织里找到个体真实性、独一无二的面孔。而图像有趣的地方恰恰在此，它总是能说出更多你最初想要说的东西。
　　我把整个展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展览中间四面围在一起的展墙，这就像一个官僚组织的内部，我在其中放了一些组织成员的照片、与组织有关的官方文件以及口述影像；另一部分是外围展厅墙上的照片，它们就像我在外围观察分析这些组织运行模式的成果。
　　在外围的这些照片，总体上以视觉优先的方式来排列。从第一面墙开始，先是有逻辑关系的部分——活动签到、歌手大赛、审核节目等具体事件，之后过渡到一组人物照的局部细节——想象身份系列，接下来是景观部分一报告厅、投票箱、广播台、历史档案所等，最后到《集体创作》这幅算是一个结束。
　　展览现场部分采用了影像和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并置的形式呈现。此外，你也公开了大量经过打码处理的学校社团组织文件，为何要纳入这些元素？这些截图、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杨文彬：我们是生长在信息时代的人，组织内部的交流以及个人情感的表达大部分都发生在社交网络上，这些东西很难直接用摄影表现。但就这个选题来说，这些信息又是不可缺少的。我试图找到一条连接现实与网络的通道，所以最终才通过直接摄影和手机屏幕截图的并置处理方式去呈现。
　　文件和图像的交叉叙事则是受到了一些以文本为视觉材料的艺术家的启发。文件一这些组织运行工作时所产生的边角料，它们能反过来印证生产过程中的其他东西。重点不是文件也不是照片，而是两者的并置。
　　重新审视题目中的“大学”和“社会”，其本意似乎在你的作品中产生了质变，你如何解读其中的变化？
　　杨文彬：大学与社会背后的二元对立，本身就是一个容易证伪的对立。哪里的大学不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我们谈论大学时，它依然充当着某种对抗流行的实用主义的“象牙塔”地位。当这个地位的想象破灭，当社会中的各种信息元素毫无阻拦地进入到大学，而大学又在利用它，大学生在毫无防备地接受它时，我想其本意就发生了你所说的变化。
　　毕业是否意味着《大学社会》这个系列的结束？还会继续吗？
　　杨文彬：我认定《大学社会》初步完结的标志，就是我终于把自己的恐惧，和进入大学后因为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而产生的困惑剥离开。我对这个困惑不再恐惧。
　　其实，随着作品完成，恐懼依然会存在——赤裸裸的存在，然后它会随着我的生活变化而进入到另外一些事物身上。所以，我的困惑和恐惧在哪儿，我的作品就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