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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通过一桩桩事例，孔飞力生动地展现了大清帝国下“叫魂”危机从发生、蔓延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在对历史事件进行阐述的同时，他还勾勒出乾隆盛世下的社会真实状况以及普通百姓、官僚和皇帝这三个不同阶层对于“叫魂”危机的处理方式。基于孔飞力对不同阶层行为表现的刻画，本文尝试分析各阶层的行为，总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他们的行为实质。
关键词：叫魂 阶层 行为表现 实质
美国作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向我们讲述了乾隆盛世下“妖术盛行”的故事，这场始发于江南地区的妖术大恐慌最终在官僚君主制的运作下席卷大半个中国。在各类妖术案件的影响下，百姓们相信术士、和尚能够通过衣物、头发施展法术控制他人的生命，并积极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皇帝则为了防止妖术的谋反和汉化的阴谋，亲自下令清剿各地的妖术活动;而各地官员迫于皇帝的压力，也开始了大范围的妖术清剿活动……
面对叫魂危机，普通百姓、官僚和皇帝都根据自身的社会阶层和知识文化背景，在各自的心目中构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以指导自身的行动[1]，基于此，本文尝试分析这三个阶层应对叫魂危机时的不同行为表现，从而揭示乾隆盛世下不同阶层行为表现的实质。
一.百姓的行为表现：由警惕转变为谋取私利
叫魂危机爆发时，无知的百姓的确相信这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且認为通过妖术可以控制他人生命，因此他们时刻保持着对外来人员的警惕和怀疑。书中第一章讲述了一个叫计兆美的德清人因喝酒过多、害怕被叔叔骂逃到了杭州，当地路人开始对他的口音起疑心。人群中有人高声喝到：“你是德清人，半夜三更到此，不是做贼，定是因为你们那里造桥，来到这里叫魂的！”[2]同样在萧山，和尚巨成和净心在化缘的路上询问孩子姓名，便引起了孩子父母和周围村民的警惕和强烈不安。书中用“怒气冲冲”描述追上来的夫妇，而周围群众则大吼“在河里淹死他们”。简单的神态和语言描写刻画出群众面对妖术时的恐惧。事实上，这与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的社会环境也有一定联系。作为“叫魂”发源地的江南地区，经济发展达到高度专门化，当地粮食生产难以满足不断激增的人口需求，稻米价格不断上涨，而“除贱为良”政策也导致市场竞争加剧，百姓生存日益艰难，那些被排除在生产性经济外的人们只能进行不断地迁徙。在资源稀缺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外地人构成了挤占生存空间的某种威胁。因此，最初百姓们警惕外来人员便也说得通了。
在叫魂危机的中后期，普通群众开始利用“叫魂”解决私人恩怨、谋取个人利益。在北京昌平，原汉军旗人关德麟因屡次催债无果，便与张二发生口角，而张二为解心头之恨，伪造发辫和剪刀诬陷关德麟。同样，在山东地区，三人报案称他们的发辫被剪，可经过审讯和调查发现，学童郭兴利在街上看戏法因害怕被先生责罚则谎称自己发辫被剪，而两名兵丁则是为值班迟到而找借口。无论是张二、学童郭兴利还是两名兵丁，他们都把妖术谣言作为他们实现个人目的手段，通过“指控”他人或者伪装自己受到“叫魂”威胁，从而获取特殊的利益。
从叫魂危机爆发时百姓“拳脚相加”到后来借机谋私利，两种行为的转变反映出政治权力体系之外的百姓们对于“争取社会资源、拓展生存空间”的渴望，而“叫魂”恰好为百姓们提供了这种“权力”。
二.各级官员的行为表现：由消极处理转变为“积极”调查
《大清律例》规定，同僚官吏连署文案判断公事，非故意而出现差错，“并以吏典为首”，“首领官减吏典一等，佐贰官减首领官一等，长官减佐贰官一等”。[3]在环环相扣的责任制度下，清朝官员“隐瞒真相以掩盖差错，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便成为常态。
浙江省作为叫魂危机的发源地之一，就曾秘密地隐匿了“叫魂案”。当时，来自杭州的巨成、正一、净心和超凡四位和尚聚集在一起准备到萧山化缘，却被巡逻的蔡当捕役发现并送往县衙门，经过刑讯逼供后，巨成对所有关于“叫魂”的指控招供了，可是当案件转送到杭州巡抚衙门时，蔡捕役才招供辫子是他伪造的。为避免“捕役谋求私利、县衙门官员滥用私刑”的丑闻传出去，省巡抚衙门最终决定销毁和隐匿这一案件，以至于叫魂危机爆发两个月来，都没有妖术案例传入弘历的耳中。
当弘历察觉到妖术的蔓延时，他便开始通过朱批向浙江、江苏、山东以及河南等省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尽快调查出结果。在皇帝高度的压力下，各省应对“叫魂案”的行为开始有了“转变”。此前江南各地还不曾抓到一名案犯，这令两江总督高晋和浙江巡抚永德感到巨大的压力，可在8月的最后一周案情却有了“新突破”，宿州知府抓获了一名叫张四的乞丐，与之前案例供出的案犯张四儒只有一字之差，且随身携带了小刀、药末和辫尖。可事实上，“那把刀很钝”、“药也不能用来迷人”。显然，乞丐张四是被人诬陷的，可当地知县却全然“没有发现”，这不禁让人质疑，到底是没有发现还是不愿意揭露事实？同样，浙江省官员在弘历的压力下也迅速抓获了一批嫌犯。其中一名和尚因背上刺有奇怪的文字而被认作为“妖术暗语”，这个重点案犯的抓获显然让官员摆脱了皇帝的苛责。
在弘历的高压下，江南地区的搜捕似乎有了“成效”，可这实际上却是官员忙于应付而刻意营造的结果。各地官员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社会边缘人施以重刑、胡乱定罪，以求迅速结案短时间内博得上级的褒奖[4]，实现升迁的理想。从始至终，“叫魂案”对他们而言也只是争取权力和地位的工具。
三.皇帝的行为表现：运用君主权威对妖术进行清剿
对于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官僚们来说，“叫魂”或许只是普通群众的迷信行为，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可弘历在应对“叫魂”时的行为却截然不同，他利用各种机密途径警告官员加快搜捕，甚至将所有可疑案件移至北京重新审查，弘历的焦虑行为反射出“叫魂案”的特殊意义。
“叫魂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即“康乾盛世”后期，四海升平，国势正盛。[5]弘历似乎不需要面临叛乱等安全挑战，但是事实上却有许多隐含的威胁。由于清王朝是异质文化征服者的武力下建立起来的，这可能随时都会对王朝的合法性构成威胁，而“伪稿案”和马朝柱起义更是增加了皇帝对谋反威胁的警惕。此外，早已腐败不堪的官僚体制也使得弘历感受到了威胁。各省官员也为扩张个人的权力庇护网络，举荐本省外的官员，这种结成朋党的做法使弘历发出“此等恶风斯不可不加以儆治”[6]的感叹，他急需展开行动对这些威胁进行整顿，在整个帝国政治机制的运转中[7]，注入更多的专制权力。 “叫魂”则为弘历提供了整顿官员腐败习气、解决“谋反与汉化”的契机。出于对“叫魂案”的怀疑，皇帝有理由通过各种渠道警示官员，达到严密控制官僚机构之目的[8]。当江苏省未抓获逃犯且失于奏报时，弘历通过朱批斥责江苏巡抚彰宝对地方官员督饬不严;当常州知县报告未发现剪辫事件时，弘历批道“极为荒谬和不实”;当官员以辖区和职务界定来逃避责任时，弘历更是严厉地斥责他们怠惰的习性。利用“叫魂”危机向官员问责，不仅能够揭露早已厌恶的腐败习气，还能够强化他对官僚们的支配权力，防范谋反和汉化的危险，维持其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和地位。
四.不同阶层行为表现的实质：争夺某种“权力”或者地位
“叫魂”危机下，普通百姓、官僚和皇帝都在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下，做出了不同的行为表现。虽然社会阶层和知识水平的不同导致了行为的差异，但是都反映了他们共同的诉求——争夺某种“权力”或者地位。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在官僚君主制的社会大背景下，只能作为无权无势的底层角色存在，不但没有任何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而且连生存下来都十分困难，和那些享受着“盛世”舒适生活的统治者们相比，这无疑是非常讽刺的。而“叫魂”的出现为百姓提供了另一种“权力”，帮助他们清算宿怨、逃避责任以争取稀缺的社会资源。对于官僚们来说，将“事件”常规化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所以在“叫魂”案发生初期，各地官员们选择隐匿“叫魂”信息。但当官员无法对信息进行控制时，官员们只能“积极”调查，逃避追责，甚至对“事件”进行加工，获得皇帝宠信。可无论是消极应对还是“积极”处理，官僚阶层的多数官员们更关注的是他们仕途的命运[9]，重视的是官僚君主制中的权力和地位，對于那些受到重刑的和尚、僧道，官员们竟没丝毫怜悯。最后，对于皇帝来说，“叫魂”是巩固统治、强化专制权力的工具。在“叫魂”案发生后，弘历则抓住机会斥责那些虚伪懦弱、受到江南文化蛊惑的官员，加强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且通过政治罪的指控来剔除清朝的“官场恶习”，打破这种“小心自我保护”的官场秩序，最终巩固自身权力、地位以及统治秩序。
参考文献
[1][5]朱浒.盛世中的幽灵──评读《叫魂》[J].清史研究，2000（01）：110-112.
[2][7]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3]陈一容.清代官员问责制度[N].光明日报，2008-11-16（07）.
[4]刘志刚，孙黎明.冲突与对话：双重视角下的社会阶层互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解读[J].宜宾学院学报，2018，18（02）：51-57.
[6]《大清十朝圣训》，第92卷第3页（1749年）;第93卷第三页（1769年）.
[8]沈江茜，胡晓晨.皇帝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权力的博弈：读《叫魂》[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81.
[9]李三卫.官僚君主制下权力的失衡与平衡——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J].书屋，2019（03）：8-13.
基金项目：江西理工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DC2019-088）。
（作者介绍：王琪，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本科生）
关键词：叫魂 阶层 行为表现 实质
美国作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向我们讲述了乾隆盛世下“妖术盛行”的故事，这场始发于江南地区的妖术大恐慌最终在官僚君主制的运作下席卷大半个中国。在各类妖术案件的影响下，百姓们相信术士、和尚能够通过衣物、头发施展法术控制他人的生命，并积极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皇帝则为了防止妖术的谋反和汉化的阴谋，亲自下令清剿各地的妖术活动;而各地官员迫于皇帝的压力，也开始了大范围的妖术清剿活动……
面对叫魂危机，普通百姓、官僚和皇帝都根据自身的社会阶层和知识文化背景，在各自的心目中构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以指导自身的行动[1]，基于此，本文尝试分析这三个阶层应对叫魂危机时的不同行为表现，从而揭示乾隆盛世下不同阶层行为表现的实质。
一.百姓的行为表现：由警惕转变为谋取私利
叫魂危机爆发时，无知的百姓的确相信这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且認为通过妖术可以控制他人生命，因此他们时刻保持着对外来人员的警惕和怀疑。书中第一章讲述了一个叫计兆美的德清人因喝酒过多、害怕被叔叔骂逃到了杭州，当地路人开始对他的口音起疑心。人群中有人高声喝到：“你是德清人，半夜三更到此，不是做贼，定是因为你们那里造桥，来到这里叫魂的！”[2]同样在萧山，和尚巨成和净心在化缘的路上询问孩子姓名，便引起了孩子父母和周围村民的警惕和强烈不安。书中用“怒气冲冲”描述追上来的夫妇，而周围群众则大吼“在河里淹死他们”。简单的神态和语言描写刻画出群众面对妖术时的恐惧。事实上，这与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的社会环境也有一定联系。作为“叫魂”发源地的江南地区，经济发展达到高度专门化，当地粮食生产难以满足不断激增的人口需求，稻米价格不断上涨，而“除贱为良”政策也导致市场竞争加剧，百姓生存日益艰难，那些被排除在生产性经济外的人们只能进行不断地迁徙。在资源稀缺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外地人构成了挤占生存空间的某种威胁。因此，最初百姓们警惕外来人员便也说得通了。
在叫魂危机的中后期，普通群众开始利用“叫魂”解决私人恩怨、谋取个人利益。在北京昌平，原汉军旗人关德麟因屡次催债无果，便与张二发生口角，而张二为解心头之恨，伪造发辫和剪刀诬陷关德麟。同样，在山东地区，三人报案称他们的发辫被剪，可经过审讯和调查发现，学童郭兴利在街上看戏法因害怕被先生责罚则谎称自己发辫被剪，而两名兵丁则是为值班迟到而找借口。无论是张二、学童郭兴利还是两名兵丁，他们都把妖术谣言作为他们实现个人目的手段，通过“指控”他人或者伪装自己受到“叫魂”威胁，从而获取特殊的利益。
从叫魂危机爆发时百姓“拳脚相加”到后来借机谋私利，两种行为的转变反映出政治权力体系之外的百姓们对于“争取社会资源、拓展生存空间”的渴望，而“叫魂”恰好为百姓们提供了这种“权力”。
二.各级官员的行为表现：由消极处理转变为“积极”调查
《大清律例》规定，同僚官吏连署文案判断公事，非故意而出现差错，“并以吏典为首”，“首领官减吏典一等，佐贰官减首领官一等，长官减佐贰官一等”。[3]在环环相扣的责任制度下，清朝官员“隐瞒真相以掩盖差错，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便成为常态。
浙江省作为叫魂危机的发源地之一，就曾秘密地隐匿了“叫魂案”。当时，来自杭州的巨成、正一、净心和超凡四位和尚聚集在一起准备到萧山化缘，却被巡逻的蔡当捕役发现并送往县衙门，经过刑讯逼供后，巨成对所有关于“叫魂”的指控招供了，可是当案件转送到杭州巡抚衙门时，蔡捕役才招供辫子是他伪造的。为避免“捕役谋求私利、县衙门官员滥用私刑”的丑闻传出去，省巡抚衙门最终决定销毁和隐匿这一案件，以至于叫魂危机爆发两个月来，都没有妖术案例传入弘历的耳中。
当弘历察觉到妖术的蔓延时，他便开始通过朱批向浙江、江苏、山东以及河南等省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尽快调查出结果。在皇帝高度的压力下，各省应对“叫魂案”的行为开始有了“转变”。此前江南各地还不曾抓到一名案犯，这令两江总督高晋和浙江巡抚永德感到巨大的压力，可在8月的最后一周案情却有了“新突破”，宿州知府抓获了一名叫张四的乞丐，与之前案例供出的案犯张四儒只有一字之差，且随身携带了小刀、药末和辫尖。可事实上，“那把刀很钝”、“药也不能用来迷人”。显然，乞丐张四是被人诬陷的，可当地知县却全然“没有发现”，这不禁让人质疑，到底是没有发现还是不愿意揭露事实？同样，浙江省官员在弘历的压力下也迅速抓获了一批嫌犯。其中一名和尚因背上刺有奇怪的文字而被认作为“妖术暗语”，这个重点案犯的抓获显然让官员摆脱了皇帝的苛责。
在弘历的高压下，江南地区的搜捕似乎有了“成效”，可这实际上却是官员忙于应付而刻意营造的结果。各地官员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社会边缘人施以重刑、胡乱定罪，以求迅速结案短时间内博得上级的褒奖[4]，实现升迁的理想。从始至终，“叫魂案”对他们而言也只是争取权力和地位的工具。
三.皇帝的行为表现：运用君主权威对妖术进行清剿
对于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官僚们来说，“叫魂”或许只是普通群众的迷信行为，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可弘历在应对“叫魂”时的行为却截然不同，他利用各种机密途径警告官员加快搜捕，甚至将所有可疑案件移至北京重新审查，弘历的焦虑行为反射出“叫魂案”的特殊意义。
“叫魂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即“康乾盛世”后期，四海升平，国势正盛。[5]弘历似乎不需要面临叛乱等安全挑战，但是事实上却有许多隐含的威胁。由于清王朝是异质文化征服者的武力下建立起来的，这可能随时都会对王朝的合法性构成威胁，而“伪稿案”和马朝柱起义更是增加了皇帝对谋反威胁的警惕。此外，早已腐败不堪的官僚体制也使得弘历感受到了威胁。各省官员也为扩张个人的权力庇护网络，举荐本省外的官员，这种结成朋党的做法使弘历发出“此等恶风斯不可不加以儆治”[6]的感叹，他急需展开行动对这些威胁进行整顿，在整个帝国政治机制的运转中[7]，注入更多的专制权力。 “叫魂”则为弘历提供了整顿官员腐败习气、解决“谋反与汉化”的契机。出于对“叫魂案”的怀疑，皇帝有理由通过各种渠道警示官员，达到严密控制官僚机构之目的[8]。当江苏省未抓获逃犯且失于奏报时，弘历通过朱批斥责江苏巡抚彰宝对地方官员督饬不严;当常州知县报告未发现剪辫事件时，弘历批道“极为荒谬和不实”;当官员以辖区和职务界定来逃避责任时，弘历更是严厉地斥责他们怠惰的习性。利用“叫魂”危机向官员问责，不仅能够揭露早已厌恶的腐败习气，还能够强化他对官僚们的支配权力，防范谋反和汉化的危险，维持其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和地位。
四.不同阶层行为表现的实质：争夺某种“权力”或者地位
“叫魂”危机下，普通百姓、官僚和皇帝都在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下，做出了不同的行为表现。虽然社会阶层和知识水平的不同导致了行为的差异，但是都反映了他们共同的诉求——争夺某种“权力”或者地位。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在官僚君主制的社会大背景下，只能作为无权无势的底层角色存在，不但没有任何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而且连生存下来都十分困难，和那些享受着“盛世”舒适生活的统治者们相比，这无疑是非常讽刺的。而“叫魂”的出现为百姓提供了另一种“权力”，帮助他们清算宿怨、逃避责任以争取稀缺的社会资源。对于官僚们来说，将“事件”常规化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所以在“叫魂”案发生初期，各地官员们选择隐匿“叫魂”信息。但当官员无法对信息进行控制时，官员们只能“积极”调查，逃避追责，甚至对“事件”进行加工，获得皇帝宠信。可无论是消极应对还是“积极”处理，官僚阶层的多数官员们更关注的是他们仕途的命运[9]，重视的是官僚君主制中的权力和地位，對于那些受到重刑的和尚、僧道，官员们竟没丝毫怜悯。最后，对于皇帝来说，“叫魂”是巩固统治、强化专制权力的工具。在“叫魂”案发生后，弘历则抓住机会斥责那些虚伪懦弱、受到江南文化蛊惑的官员，加强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且通过政治罪的指控来剔除清朝的“官场恶习”，打破这种“小心自我保护”的官场秩序，最终巩固自身权力、地位以及统治秩序。
参考文献
[1][5]朱浒.盛世中的幽灵──评读《叫魂》[J].清史研究，2000（01）：110-112.
[2][7]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3]陈一容.清代官员问责制度[N].光明日报，2008-11-16（07）.
[4]刘志刚，孙黎明.冲突与对话：双重视角下的社会阶层互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解读[J].宜宾学院学报，2018，18（02）：51-57.
[6]《大清十朝圣训》，第92卷第3页（1749年）;第93卷第三页（1769年）.
[8]沈江茜，胡晓晨.皇帝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权力的博弈：读《叫魂》[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81.
[9]李三卫.官僚君主制下权力的失衡与平衡——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J].书屋，2019（03）：8-13.
基金项目：江西理工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DC2019-088）。
（作者介绍：王琪，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