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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都能够听到“神经教育学”一词，但是我对这个词及其含义持怀疑的态度。我们教育的不是神经元，而是人。目前国际上大部分机构与学者接受了“教育神经科学”一词。
20年前，我组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脑科学与学习科学项目”，提到了“神经神话”一词。我们发现一些“神经神话”至今还在流传，在北美、欧洲、拉丁美洲、亚洲，你经常能听到一些愚蠢的言论，比如，“我们只使用了大脑的10%。”一个占体重2%，却使用了全身25%的能量的器官，进化会允许我们只使用它的10%吗？你也许还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我们应该面对这个事实——男人、男孩的大脑和女人、女孩的大脑是不同的。”虽然这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根据，但用这句话来解释男女成就的差距就令人怀疑了。我们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女孩比男孩在学校中的表现更好，但是这和大脑的关系不大，不应该从神经科学中找答案，而应该在人类学、社会学中寻找解释。不是每一个和教育相关的问题，神经科学都能够解释。一个危险的“神经神话”是，人的发展“存在一个关键期，所有的教育和学习应该发生在关键期内”。其实是存在一个敏感期，例如，6岁的孩子比60岁老人更容易、更快速地学会一门新语言。然而， 60岁的老人仍然能够学会一门新的语言。这关乎动机、时间、精力和努力。活到老，学到老，大脑的可塑性使终身学习成为可能。所以，我们不能让家长产生错误的观点——看倒计时已经开始了，3岁一到学什么都晚了。类似的还有商业的例子，比如“基于脑的产品”“提升记忆力”“边睡觉边学习”。这些说法很可笑，但是却能卖出产品。有一次当我演讲完，有个人过来和我说：“我和我的伴侣不和，因为她是右脑人，我是左脑人。”其实，我们都是全脑人，并没有所谓的左脑人或者右脑人。当然，左右脑这个说法让这对伴侣不再纠结他们为啥存在着矛盾，这是好事，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下面的这个说法是所有“神经神话”中最危险的：“一些人很‘聪明’（=很会学习），一些人不聪明，所以……”。这显然是不对的，这句可能影响他人一辈子的话，既没有考虑到大脑强大的可塑性，也没有考虑到多元智力，还没有考虑到脑中所有的动态活动，而是以一种静态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否认了人类的完美性，于是也否认了他们值得培养的可能性。如果你告诉一个孩子，“你不够聪明，你的确学不好”，这句话就会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一个孩子天天被别人说你学不好，你理解不了，你很笨，那么他以后真的就会成为一个笨人。在教育中，这种说法简直就是犯罪。
这些所谓的“常识”背后存在着哪些社会政治因素？如图所示，你可以看到这些向下的箭头，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从道德开始分为好与坏。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发展出政治，包括想要的和不想要的两极，然后发展出政策，包含可行的和不可行的政策，最后到达实践，包含有效的和无效的实践。科学包含准确的和不准确两极，但科学是脱离这个理想模型的。科学的作用并不是告诉我们要为后代们做些什么，科学可以给教育启明，就像灯光一样。而神经科学是一盏聚光灯，与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等一起聚光。大脑中的道德是情感与认知的交汇，包括理念和哲学，分为对和错两极。其实我们所知道的道德是我们大脑的产物。此外，所有的科学都源自哲学理念，在学科发展之初，所有的学科都被定义为哲学。后来，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是，当你在任何科学中探寻终极问题时，你又回到了哲学。当你需要将科学传达给民众、科学家以外的人时，就必须经过媒体。媒体就像个歪曲的棱镜，完全取决于经济的价值。于是，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交流变得极其困难，尤其是神经科学研究者和教育者之间的对话非常困难。由此可见，科学、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片面追求量化的分析也是不足取的。這主要体现在：（1）过于依赖从统计和数学公式推导的事实和图像;（2）滥用量化分析，尤其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社会学和教育学所面对的困难之一是，如果你想测量所有的指标并且绘制出图像，其实你就错过了最重要的地方。统计的信息，显示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
除了上述“神经神话”以外，在教育的舞台上又出现了新的“神话”。20年前，在教育神经科学刚刚起步的时候，出现了质疑教育神经科学的现象，这种质疑具有普遍性。当时只有美国、英国、西班牙、芬兰、中国等少数国家参与我们的“脑科学与学习科学”项目，而其他国家多持怀疑的态度。现在这种质疑已经基本消失了，没人怀疑教育神经科学能够为教育带来进步。当然教育神经科学也不是万能药，不能解决教育中的所有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教育神经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时髦的学科。面对这种转变，我们应当欣喜，但也应心存一些忧虑。这些年来，新的“神话”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例如，“神经成瘾者”，这些人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应该从神经科学而来，神经科学应该能够解答教育中的一切问题，表现出一种过度的求知欲望。这时候就出现了“神经骗子”。在欧洲，这些“神经骗子”销售各种东西，卖书、卖方法、卖研讨会、卖想法。同样的，“神经非法交易者”也在销售想法。他们不管自己所用的科学有没有根据，只关注能否卖出去。甚至还有“神经劫持者”，为了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从神经科学里截取一个结论，来支持他们的政治理念。一旦达成目的，他们就会说我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些“神经劫持者”十分危险，他们不仅败坏教育神经科学的名誉，也会对我们的孩子产生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建议，不要使用“神经教育学”一词，或者只在以下情况使用这个词：命名伪科学或者被曲解的科学、歪曲的研究成果（删减、畸形等）、各种剽窃的“成果”、急于推广到教育中的结果。
巴西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在他著名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一书中认为：教育即成人的过程。伊拉斯莫斯说：“人生来并非人，而是后来逐渐成为人。”歌德和尼采也认为：“成为你自己。”这是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思想，都是比较西方的思想。我想，中国文化中也存在着同样开放的理念。在弗莱雷的书中，他问道：“当今社会，谁是被‘压迫’的人？”答案有很多，可能我们都是受压迫的人，也可能我们都是压迫别人的人。当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学业受挫的年轻人。哈佛大学的David Rose说：“没有不适合学校的孩子，只有不适合孩子的学校。”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成人，这既是个人层面的，也是社会层面的。我们学习是为了在个体层面开发自己的“多元智力”，在社会层面开发群体智慧。集体的智慧可以通过语言相连。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大脑会比一群大脑更加优秀。我们应该把集体智慧提高到全球的高度。对西方人而言，我们应该对非西方世界采取接纳的态度。如果西方人继续坚持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会全速驶入一个环境和社会不可持续的死胡同里。我们也需要东方的智慧、知识和体系，这叫作“认知正义”，这是印度和南非的两位学者提出的。我想说的是，要跨越国界、跨越社会团体、跨越一切隔阂来连接我们的大脑。所有的大脑都是不一样的，但我们的大脑却有着相似的规律，我们都属于人类。正是这种相似与不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我们倡导共情、尊敬、公平，倡导非民族中心的“认知正义”，这一切都应该从教育系统开始！
20年前，我组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脑科学与学习科学项目”，提到了“神经神话”一词。我们发现一些“神经神话”至今还在流传，在北美、欧洲、拉丁美洲、亚洲，你经常能听到一些愚蠢的言论，比如，“我们只使用了大脑的10%。”一个占体重2%，却使用了全身25%的能量的器官，进化会允许我们只使用它的10%吗？你也许还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我们应该面对这个事实——男人、男孩的大脑和女人、女孩的大脑是不同的。”虽然这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根据，但用这句话来解释男女成就的差距就令人怀疑了。我们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女孩比男孩在学校中的表现更好，但是这和大脑的关系不大，不应该从神经科学中找答案，而应该在人类学、社会学中寻找解释。不是每一个和教育相关的问题，神经科学都能够解释。一个危险的“神经神话”是，人的发展“存在一个关键期，所有的教育和学习应该发生在关键期内”。其实是存在一个敏感期，例如，6岁的孩子比60岁老人更容易、更快速地学会一门新语言。然而， 60岁的老人仍然能够学会一门新的语言。这关乎动机、时间、精力和努力。活到老，学到老，大脑的可塑性使终身学习成为可能。所以，我们不能让家长产生错误的观点——看倒计时已经开始了，3岁一到学什么都晚了。类似的还有商业的例子，比如“基于脑的产品”“提升记忆力”“边睡觉边学习”。这些说法很可笑，但是却能卖出产品。有一次当我演讲完，有个人过来和我说：“我和我的伴侣不和，因为她是右脑人，我是左脑人。”其实，我们都是全脑人，并没有所谓的左脑人或者右脑人。当然，左右脑这个说法让这对伴侣不再纠结他们为啥存在着矛盾，这是好事，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下面的这个说法是所有“神经神话”中最危险的：“一些人很‘聪明’（=很会学习），一些人不聪明，所以……”。这显然是不对的，这句可能影响他人一辈子的话，既没有考虑到大脑强大的可塑性，也没有考虑到多元智力，还没有考虑到脑中所有的动态活动，而是以一种静态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否认了人类的完美性，于是也否认了他们值得培养的可能性。如果你告诉一个孩子，“你不够聪明，你的确学不好”，这句话就会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一个孩子天天被别人说你学不好，你理解不了，你很笨，那么他以后真的就会成为一个笨人。在教育中，这种说法简直就是犯罪。
这些所谓的“常识”背后存在着哪些社会政治因素？如图所示，你可以看到这些向下的箭头，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从道德开始分为好与坏。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发展出政治，包括想要的和不想要的两极，然后发展出政策，包含可行的和不可行的政策，最后到达实践，包含有效的和无效的实践。科学包含准确的和不准确两极，但科学是脱离这个理想模型的。科学的作用并不是告诉我们要为后代们做些什么，科学可以给教育启明，就像灯光一样。而神经科学是一盏聚光灯，与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等一起聚光。大脑中的道德是情感与认知的交汇，包括理念和哲学，分为对和错两极。其实我们所知道的道德是我们大脑的产物。此外，所有的科学都源自哲学理念，在学科发展之初，所有的学科都被定义为哲学。后来，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是，当你在任何科学中探寻终极问题时，你又回到了哲学。当你需要将科学传达给民众、科学家以外的人时，就必须经过媒体。媒体就像个歪曲的棱镜，完全取决于经济的价值。于是，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交流变得极其困难，尤其是神经科学研究者和教育者之间的对话非常困难。由此可见，科学、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片面追求量化的分析也是不足取的。這主要体现在：（1）过于依赖从统计和数学公式推导的事实和图像;（2）滥用量化分析，尤其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社会学和教育学所面对的困难之一是，如果你想测量所有的指标并且绘制出图像，其实你就错过了最重要的地方。统计的信息，显示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
除了上述“神经神话”以外，在教育的舞台上又出现了新的“神话”。20年前，在教育神经科学刚刚起步的时候，出现了质疑教育神经科学的现象，这种质疑具有普遍性。当时只有美国、英国、西班牙、芬兰、中国等少数国家参与我们的“脑科学与学习科学”项目，而其他国家多持怀疑的态度。现在这种质疑已经基本消失了，没人怀疑教育神经科学能够为教育带来进步。当然教育神经科学也不是万能药，不能解决教育中的所有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教育神经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时髦的学科。面对这种转变，我们应当欣喜，但也应心存一些忧虑。这些年来，新的“神话”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例如，“神经成瘾者”，这些人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应该从神经科学而来，神经科学应该能够解答教育中的一切问题，表现出一种过度的求知欲望。这时候就出现了“神经骗子”。在欧洲，这些“神经骗子”销售各种东西，卖书、卖方法、卖研讨会、卖想法。同样的，“神经非法交易者”也在销售想法。他们不管自己所用的科学有没有根据，只关注能否卖出去。甚至还有“神经劫持者”，为了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从神经科学里截取一个结论，来支持他们的政治理念。一旦达成目的，他们就会说我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些“神经劫持者”十分危险，他们不仅败坏教育神经科学的名誉，也会对我们的孩子产生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建议，不要使用“神经教育学”一词，或者只在以下情况使用这个词：命名伪科学或者被曲解的科学、歪曲的研究成果（删减、畸形等）、各种剽窃的“成果”、急于推广到教育中的结果。
巴西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在他著名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一书中认为：教育即成人的过程。伊拉斯莫斯说：“人生来并非人，而是后来逐渐成为人。”歌德和尼采也认为：“成为你自己。”这是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思想，都是比较西方的思想。我想，中国文化中也存在着同样开放的理念。在弗莱雷的书中，他问道：“当今社会，谁是被‘压迫’的人？”答案有很多，可能我们都是受压迫的人，也可能我们都是压迫别人的人。当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学业受挫的年轻人。哈佛大学的David Rose说：“没有不适合学校的孩子，只有不适合孩子的学校。”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成人，这既是个人层面的，也是社会层面的。我们学习是为了在个体层面开发自己的“多元智力”，在社会层面开发群体智慧。集体的智慧可以通过语言相连。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大脑会比一群大脑更加优秀。我们应该把集体智慧提高到全球的高度。对西方人而言，我们应该对非西方世界采取接纳的态度。如果西方人继续坚持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会全速驶入一个环境和社会不可持续的死胡同里。我们也需要东方的智慧、知识和体系，这叫作“认知正义”，这是印度和南非的两位学者提出的。我想说的是，要跨越国界、跨越社会团体、跨越一切隔阂来连接我们的大脑。所有的大脑都是不一样的，但我们的大脑却有着相似的规律，我们都属于人类。正是这种相似与不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我们倡导共情、尊敬、公平，倡导非民族中心的“认知正义”，这一切都应该从教育系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