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提升，生态语言学研究备受学者青睐，但多种研究范式并存且范式之间关联性不强使得学科统一性不明析。多世界理论在论证微观与宏观的同一性、在叠加态中谋统一的强大解释力使其具备解析生态语言学各研究范式间融合点，构建学科统一性的实力和基础。文章从多世界解释角度试析退相干的发生层面和多世界的分裂维度，阐释生态语言学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起因，分析各研究范式间割裂的机理，从而降解其显性退相干表象，揭示其隐性相干实相，期望有助于实现生态语言学学科内部真正的统一。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 学科统一性; 多世界解释理论; 退相干理论
引 言
作为生态学与语言学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生态语言学的“任务是通过研究语言的生态因素和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1]。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生态语言学研究，然而不同的研究进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使生态语言学研究呈现繁荣态势的同时也造成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局面，甚至使学科统一性受到挑战。多世界理论在解决微观世界叠加态与宏观世界确定态难题中的强大解释力使其成为“多样性”中谋“统一”的有力理据，本文试图对多世界理论的创立过程与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在比对二者相似的时代背景和共同的理论动机基础上，解析多世界理论的“多”与“一”，重点论述与生态语言学学科统一性相关的两个基本问题——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式多样化的成因和范式间退相干的发生层面，继而运用多世界理论的相关态解释生态语言学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合理性，通过退相干的发生层面降解生态语言学各研究范式间的显性割裂表象，指出其内在固有的、隐匿的相干性实相，树立生态语言学追求统一性与探索复杂性相结合的整体论思维。
一、 生态语言学兴起的理论动因及发展历程
（一） “语言生态学”术语的提出（20世纪50—70年代）
“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崔姆（John Trim）在讨论语言变异时就用了‘linguistic ecology’这一术语”[1]，1964年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沃格林（Carl Voegelin）也在讨论“语际生态”（语言接触）和“语内生态”（方言接触）问题时多次使用“linguistic ecology”一词，但“可能是由于沟通和信息传播的限制问题，沃格林和豪根等人在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崔姆的研究和这一术语的使用”[1-2]。“语言生态学”术语的产生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的结合体，其理论动因是解决语言变异问题，但在问世之初并未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直到197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美籍挪威学者豪根在奥地利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做了题为“O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s”的学术报告，生态学理念被正式引入到语言学研究，语言生态学的概念才得以确立，并逐步发展成生态语言学主要研究范式之一的“豪根模式”。
（二） 主要研究范式的确立（20世纪70-90年代）
1972年豪根在论文集《语言生态学》中进一步强调“任何特定的语言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s between any given language and its environments）”[3]，此处的“环境”是指“使用某一语言作为语码的社会” （the society that uses a language as one of its codes），并将语言和环境的关系比喻成生物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强调语言使用者的态度及其社会环境对语言生存状态的影响，包括语言多样性维护、濒危语言保护、语言世界系统构建等，故而“豪根模式”常被理解为“语言的生态学（linguistic ecology）”[1]。 基于此，1983年芬克进一步通过“语言世界系统（ languageworldsystems）”[4]概念强调语言使用方式对语言创新性的威胁，1987年李国正也将生态学原理用于研究汉语问题，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内部生态问题的研究范式逐渐得以确立。
1990年，韩礼德凭借《意义的新途径：应用语言学面临的挑战》一文开启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非隐喻模式，立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揭示语言体系、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对自然生态的双重影响，强调“等级主义（classism）、增长主义（growthism）、物种灭绝、污染及其他类似的问题并不只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所要关心的问题，它们也是应用语言学家要关注的问题”[5]（172），韩礼德模式关注语言使用的批评性研究和语言系统生态特征的分析等，故而又被称为“环境的语言学”（environmental linguistics）[1]。
受菲尔影响，“学界普遍认为豪根和韩礼德代表着生态语言学的两个主要研究范式：前者为注重语言自身生态环境的‘豪根模式’，后者为关注言语行为生态效度的‘韩礼德模式’”[6-7]。同时期的Makkai[8-9]，BentonShort[10]，Darier[11]、李国正[12-13]等世界各地生态语言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促进了生态语言学的稳步发展。
（三） 研究范式的多樣性及统一性（21世纪- ）
21世纪随着生态问题的加剧和生态意识的提升，围绕语言与环境关系问题的生态语言学备受学者关注并呈现出多样化研究态势，安德鲁·格特力用“生态文体学（ecostylistics）”[14]（227-248）建构人与自然积极互动的文学性表征，安德斯·汉森探索“视觉图像与环境问题关联性”[15]（179-195），斯提比从话语批评角度审视“人们赖以生存的故事”[16]，并将话语类型分为有益性话语、模糊性话语和破坏性话语，黄国文和陈旸进一步提出“话语分类连续统”概念[17]，并建构了生态语言学的儒学范式，何伟和魏榕运用“及物性分析模式”[18]揭示语篇的生态效度，此外“语言和谐”[19]、“语言生态环境”[20]、“协和语法”[21]等研究使得生态语言学研究进入多样化发展阶段。 生态语言学迎来繁荣态势的同时，研究范式的多样化以及范式间的显性割裂使得学科统一性受到质疑，探索语言与环境复杂性的进程中如何构建各研究范式间的统一性成为生态语言学学科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目前生态语言学虽然有研究范式泛化倾向，但考查各研究范式的根本关切点仍可归为语言内向生态研究（豪根模式）和语言外向生态效度研究（韩礼德模式）两大类，故而生态语言学多范式间的统一性问题可归结为如何构建豪根模式与韩礼德模式的内在联系，即语言内部微观系统研究和语言与外部环境宏观系统研究的融合点问题，微观与宏观的统一性问题正是多世界理论产生的理论动因，因而多世界解释理论可有效解析生态语言学多范式并存的起因、降解范式间的显性割裂、彰显其学科统一性。
二、 微观与宏观同一性的多世界解释
多世界解释理论源于普林斯顿的博士生休·埃弗雷特 （ Hugh Everett Ⅲ， 1930-1982） 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的“量子测量的相关态解释（Relative State Interpretation）”[22]。相关态解释将微观粒子叠加态与宏观世界确定态之间的矛盾归结为“不同状态的微观粒子对应不同状态的观察者”[22]，也就是说微观世界的叠加态具有普适性，是世界的本质属性，但不同的观察者由于观测路径的不同而只能获取被观测系统的部分特征，观测者与被测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称为二者的关联态。在埃弗雷特相关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世界解释理论进一步将确定性与叠加性的辩证关系解释为：观测者与被观测事物的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叠加态的复合系统，每一位观测者所描述的均是这个复合系统中的一个成员态，而其他成员态则被分叉到其他分支中。语言与环境相互关联形成的复合系统也具有叠加态的属性，不同研究者所描述的均是语言与环境复合关系的部分属性（部分成员态），研究进路的不同使语言与环境复合系统的叠加态发生了分叉但并未消失，只是系统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破坏了各个分支之间的相干性，即退相干，致使各研究范式无法感知彼此间的叠加态而只能感知到看似已无相干性的经典分支。在此不赘述多世界理论的所有解释，只针对本文的主题而探讨一下退相干的发生层面以及多世界的分裂维度。
（一） 退相干的发生层面
退相干理论认为当系统与测量仪器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后，就会造成系统的各个分支之间的相干性被破坏，如语言与环境的复杂关系随研究者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的不同而分裂成研究环境对语言干涉性的豪根模式和关注语言对环境能动性的韩礼德模式，观测视角的差异性使得不同研究分支间呈现退相干的状态，但需注意的是，这种退相干只是认知路径或认知条件的有限性导致感受或观测不到研究客体固有的微观叠加态，并未真正造成被观测客体现实意义上的相干性消失，因此语言与环境复合系统中多个本征态相叠加的状态不会因研究者研究路径的差异而真正消失，环境对语言的干扰与语言对环境的干涉都是语言与环境叠加关联态的一部分，两种研究路径间的关联态一直存在，只是“缘于我们对这些更深层次的参数的无知所导致”[23]尚未有效揭示相干性。
（二） 多世界的分裂维度
观测过程中不同观测者所造成的“分裂”使同一现实客体在不同观测者的认知（包括主观认识和客观感知）维度中呈现出多个世界图景。多世界解释理论认为不同的测量者将被测量客体分裂成各种认知层面的备份，即同一世界的多种认知图景的备份，同理，在语言与环境关系问题上，向内研究语言多样性问题与向外研究语言能动性问题都是语言与环境叠加态的部分属性，两种研究范式间的割裂现象缘于认知主体间参考系的差异及缺乏有效交流，不同观察者与被测客体相关联过程中的差异性导致对同一研究客体产生不同且彼此无法感同的平行认知，因此所谓多世界的共存、多种研究范式的割裂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并不是绝对的。
综上，多世界理论在探索微观世界复杂性的道路上拒绝统一性与复杂性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坚持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相统一的一元论，将统一性与复杂性的辩证关系归结为子系统与复合系统的相互作用，多样性和统一性是协同关系，二者的并存表明世界的复杂性，多世界理论对各子系统相关态的解释凸显的是追求统一和探索复杂的双重使命，强调的是“和而不同是为生态”[24]的理念。以促进生态系统和谐发展为研究目的的生态语言学将复杂性延伸至语言与环境的关系，关注微观语言内部多样性及宏观语言与环境的多元性，同时肩负着搭建微观语言与宏观环境统一性的使命，追求统一、探索复杂的共同理念为生态语言学的多世界解读提供了坚实基础。多世界解释理论将不同认知主体与被测客体不同成员态相关联，保留了客观世界动态、多元、叠加的属性，将多种研究范式解释为表象退相干的局部成像，在探索微观世界复杂性的同时有效回应了微观、宏观及宇观的统一性难题，这种将复杂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的理论可有效解析生态语言学多种研究范式并存中的学科统一性问题。
三、 生态语言学与多世界理论的交互
（一） 共同的理论动因
多世界理论的兴起是出于为微观世界与日常宏观世界提供一致性解释，从而使叠加性、非线性成为一个可以运用于微观领域、宏观领域乃至宇观领域的普遍适用的属性，多世界解释理论的理论动因是坚持物理世界一元论。生态语言学始建于对生态问题的破解，“豪根提出语言生态学概念的动机之一是要引起人们对语言与语言环境的关系的重视”[1]，构建语言与环境的同一性。多世界理论与生态语言学都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对象间的相互作用为核心、以叠加态中谋统一为目标的学术研究，既注重运用有序性（确定性）提供的规律认识世界，又给无序性（叠加性）留下空间，以争取实现全面认识，这是生态语言学和多世界解释理论共同的理论动因。
（二） 多范式并存与多世界图景
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与环境的关联性，语言与环境都是开放系统也都具有微观粒子叠加态属性，研究者既可以从语言内部环境系统的生态化入手论证语言多样性的本征态，又可以将语言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干涉性作为切入点揭示语言-环境一元论的本征态，前者为“豪根模式”的研究路径，后者为“韩礼德模式”的研究关注点，两种研究范式的差异性是语言、环境与研究者相关联的过程中，研究者的研究状态发生分叉，分裂成同时存在的各个不同的研究分支，每一个研究分支对应语言与环境系统的一个成员态。处于叠加态的研究者与处于叠加态的研究客体（语言-环境）有着相关性，语言与环境的叠加态有处于不同状态的研究者与之相对应，这就是埃弗雷特相关态解釋的基本思想，也是后来的多世界理论的基础。多世界理论将微观世界随机性与宏观世界确定性的冲突归结为“世界分裂为许多个相互不可观察但同样真实的世界分支，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对应于整个系统叠加态中的一个确定的成员态”[25]（2），反映在具体的语言与环境复杂关系的认识过程中，无论是研究语言内部环境的豪根模式还是关注语言对环境影响的韩礼德模式研究的都是语言与环境复杂关系的部分成员态属性，二者的关系就是语言系统的纠缠态与其外在环境的纠缠，“只是扩展了的纠缠性而已”[26]，每种研究范式都是语言与环境关系整体的一个子系统，“由于子系统之间内在的相互作用使他们的态成为一种纠缠叠加态。没有任何一个子系统能够独立存在，它们成为一个不可割裂的、相关联的整体”[22]。因此生态语言学多种研究范式并存是表征语言与环境叠加态的有效途径，是复杂系统的固有属性，也是多世界理论叠加态长存观在语言与环境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多世界解释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解答了生态语言学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成因，而各研究范式在研究途径、具体内容、论证方法等方面的多元化造成的割裂状态则需借助退相干理论来降解。 （三） 范式间显性割裂与退相干理论
建立在埃弗雷特相关态解释基础上的多世界理论把整个宇宙视为“整体”，打破了微观与宏观分离的孤立系统研究框架，构建出多元的世界认知图景，从这一理论来看，被测客体中所有叠加要素及其在不同观测路径上的所有分叉都是真实的，任何观测者所观测到的结果都是被观测客体的部分成员态，而非全部属性，同一被测客体也就产生多种认知模式，以语言与环境为研究内容的生态语言学也就分叉出多种研究范式，不同研究范式对应于语言与环境复杂系统的不同本征值，各本征值的纵向、单向探究使得各研究范式间固有的相干性被破坏，这就是退相干理论的含义，“退相干的基本条件就是路径的完全信息以某种客观的物理形式被读走”[27]，因此多种研究范式间的显性割裂只是语言与环境叠加态信息读取路径的差异所致，语言与环境多个本征态相干叠加而成的状态并不会因研究范式的显性割裂而彻底消失，围绕不同本征态展开的各研究范式也必然在更深层次的参数上融合，“把观察者的某些客观特征与主观认识一致起来”[28]（63），便可发现无论是向内揭示语言环境复杂性的豪根模式还是向外探究语言对环境作用力的韩礼德模式在深层次的参数上都是在强调语言与环境的整体耦合，而各研究范式间退相干所致的显性割裂只是表层的、相對的，研究范式间具有不同观测点或着重点是语言与环境叠加态属性呈现的必然结果，范式间的显性割裂是相干性隐匿所致，其隐性、固有的相干性在于各研究范式都是把语言和人类置于整个生态体系之中，争取语言和物种平等，解构二元论，在追求统一、探索复杂的道路上坚持“和而不同是为生态”[24]的理念。
（四） “多”中存“一”的相干性解析：追求统一、探索复杂
追求统一是认识世界的有效途径，也是多世界理论和生态语言学的立学之本，但绝对、片面的追求统一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多世界理论用“分叉”代替“塌缩”从而使其他可能性在各分支中得存，主张有序与无序并存的统一，同一性与多样性平行的统一。生态语言学无论是研究语言内部多样性的豪根模式，还是探索语言与外部环境复杂性的韩礼德模式都是以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己任，“以不同生态系统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目标”[29]，“主张对象间的平衡张力”[30]，这些相同的理念、目标、出发点及落脚点使得不同研究范式间的显性退相干难掩其隐性的、必然的叠加关联，成为生态语言学学科体系统一的基础。生态语言学各研究范式间退相干分裂表象及其相干性统一实相如图1所示。
多世界理论坚持“微观的实在与宏观的实在是不可分的”[31]，捍卫微观世界叠加态的普适性，实现了宏观、微观和宇观的统一;生态语言学致力于语言与环境的统一，其研究范式的多样性是语言与环境叠加态属性的不同表征，是探索复杂性必然出现的多种呈现方式，也是生态语言学“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30]，因而研究范式的多样性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式的这种“多”并不是本质退相干的分裂，其相干性在于搭建微观语言与宏观环境统一性的共同使命。语言与环境双重作用中蕴含着两者间的统一性命题、多种范式之间存在着追求统一性探索复杂性的同一理念，“多”中谋“一”、“多”中存“一”既是生态语言学各研究范式之间的相干性所在，又是生态语言学与多世界理论的融合点。
四、 小 结
追求统一既是科学的目标又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途径，是逆着自然演化的方向寻求一致性，然而片面地、绝对地追求统一就是终极;自然界的演化发展决定探索复杂性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探索复杂性是顺着自然演化的方向探究自然界本质的一种新视角。本文通过回顾多世界理论与生态语言学发生、发展的背景和使命，探讨了生态语言学多种范式并存的原由、范式间退相干表象的机理，进而用整体性思维分析了学科的“统一性”与“复杂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生态语言学学科既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又存在复杂的研究途径，统一性与复杂性都是其基本属性，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认识语言与环境关系的视角不一样，前者是向里研究语言内部环境的多样性，后者是向外研究语言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二者对应的都是语言与环境复杂关系的一个本征态。生态语言学多种研究范式并存是顺着语言与环境叠加态演化的必然结果，因而逆向追根溯源便可揭示生态语言学的学科统一性：豪根模式研究的是语言的微观世界、维护语言多样性、反对语言帝国主义，韩礼德模式关注的是语言的宏观世界、主张生态多元化、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二者统一于“多元和谐交互共生”[32]的生态哲学观和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阵营，这既是生态语言学学科内部统一性的所在，也是生态语言学与其他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学科（如生态女性主义等）一致性的路径，更是与致力于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一元论的多世界理论的融合点，因此生态语言学不仅学科内部不缺失统一性，而且统一于更大的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阵营，也统一于更广阔的追求统一性、探索复杂性的共同使命。
〔参考文献〕
[1] 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中国外语，2016，13（1）：9-12.
[2] Eliasson， S. The birth of language ecology： interdisciplinary influences in Einar Haugens “The ecology of language”[J]. Language Sciences， 2015（50）：78-92.
[3]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C].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4] Finke， P. Politizitt Zum Verhltnis von theoretischer Hrte und praktischer Relevanz in der Sprachwissenschaft [A]. In Finke， P.（ed.）. Sprache im Politischen Kontext [C]. Tübingen： Niemeyer，1983：15-75. [5] Halliday， M. A. K.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6）：7-16.
[6] Fill， A. & Mühlhusler， P.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 London： Continuum， 2001：43-53.
[7] Fill， A.当代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现状[J].范俊军，宫齐译.国外社会科学，2004，27（6）：5-10.
[8] Makkai， A. A pramoecological view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J]. Language Sciences， 1973（27）：9-22.
[9] Makkai， A. Ecolinguistics：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M]. London： Pinter，1993.
[10] Short， B. L.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 [M]. Oxford： Blackwell， 1999.
[11] Darier， E. Discourses of the Environment [M]. Oxford： Blackwell， 1999.
[12] 李國正.生态语言系统说略[J].语文导报（杭州），1987（10）：54-58.
[13] 李国正.生态汉语学[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14] Goatly， A. Lexicogrammar and ecoliguistics [A]. In Fill， A. & Penz， H.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 [C]. London： Routledge， 2018：227-248.
[15] Hansen， A. Using visual images to show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 In Fill， A. & Penz， H. （ eds. ）.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179-195.
[16] Sti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M]. London： Routledge，2015.
[17] 黄国文，陈旸.生态话语分类的不确定性[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 40（1）：3-14.
[18] 何伟，魏榕.国际生态话语之及物性分析模式构建[J].现代外语，2017，40（5）：597-603.
[19] 冯广艺.语言生态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0] Steffensen， S. V. & Fill， A. 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horizons [J]. Language Sciences， 2014， 41（A）：6-25.
[21] Goatly， A. Green grammar and grammatical metaphor， or language and the myth of power， metaphors we die by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6， 25（4）：537-560.
[22] Everett， H.“ Relative State ” formul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J].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1957， 29（3）：454-462.
[23] 张丽.量子测量中的多世界理论及其意义分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34（2）：12-17.
[24] 赵蕊华，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黄国文教授访谈[J].当代外语研究，2017， 38（4）：8-12.
[25] DeWitt， B. and Graham， N. The Manyworlds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26] 桂起权.我们的“物理学哲学研究”的核心理念[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27（3）：1-7.
[27] Zeh， H. D. The program of decoherence： ideas and concepts [A]. In Giulini， D. and Joos， E. （eds.）. Decoherence and the Appearance of a Classical World in Quantum Theory （2nd edition）[C]. Berlin： Springer， 2003：10.
[28] Everett， H. The Theory of Universal Wave Function In the Manyworlds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29] 何伟，高然.生态语言学学科体系的融合与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2020，43（2）：127-135
[30] 张兰.生态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20，36（2）：29-37.
[31] 保罗·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M].徐培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6.
[32] 何伟，魏榕.多元和谐，交互共生——国际生态话语分析之生态哲学观建构[J].外语学刊，2018（6）：28-35.
（责任编辑：高生文）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 学科统一性; 多世界解释理论; 退相干理论
引 言
作为生态学与语言学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生态语言学的“任务是通过研究语言的生态因素和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1]。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生态语言学研究，然而不同的研究进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使生态语言学研究呈现繁荣态势的同时也造成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局面，甚至使学科统一性受到挑战。多世界理论在解决微观世界叠加态与宏观世界确定态难题中的强大解释力使其成为“多样性”中谋“统一”的有力理据，本文试图对多世界理论的创立过程与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在比对二者相似的时代背景和共同的理论动机基础上，解析多世界理论的“多”与“一”，重点论述与生态语言学学科统一性相关的两个基本问题——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式多样化的成因和范式间退相干的发生层面，继而运用多世界理论的相关态解释生态语言学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合理性，通过退相干的发生层面降解生态语言学各研究范式间的显性割裂表象，指出其内在固有的、隐匿的相干性实相，树立生态语言学追求统一性与探索复杂性相结合的整体论思维。
一、 生态语言学兴起的理论动因及发展历程
（一） “语言生态学”术语的提出（20世纪50—70年代）
“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崔姆（John Trim）在讨论语言变异时就用了‘linguistic ecology’这一术语”[1]，1964年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沃格林（Carl Voegelin）也在讨论“语际生态”（语言接触）和“语内生态”（方言接触）问题时多次使用“linguistic ecology”一词，但“可能是由于沟通和信息传播的限制问题，沃格林和豪根等人在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崔姆的研究和这一术语的使用”[1-2]。“语言生态学”术语的产生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的结合体，其理论动因是解决语言变异问题，但在问世之初并未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直到197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美籍挪威学者豪根在奥地利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做了题为“O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s”的学术报告，生态学理念被正式引入到语言学研究，语言生态学的概念才得以确立，并逐步发展成生态语言学主要研究范式之一的“豪根模式”。
（二） 主要研究范式的确立（20世纪70-90年代）
1972年豪根在论文集《语言生态学》中进一步强调“任何特定的语言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s between any given language and its environments）”[3]，此处的“环境”是指“使用某一语言作为语码的社会” （the society that uses a language as one of its codes），并将语言和环境的关系比喻成生物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强调语言使用者的态度及其社会环境对语言生存状态的影响，包括语言多样性维护、濒危语言保护、语言世界系统构建等，故而“豪根模式”常被理解为“语言的生态学（linguistic ecology）”[1]。 基于此，1983年芬克进一步通过“语言世界系统（ languageworldsystems）”[4]概念强调语言使用方式对语言创新性的威胁，1987年李国正也将生态学原理用于研究汉语问题，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内部生态问题的研究范式逐渐得以确立。
1990年，韩礼德凭借《意义的新途径：应用语言学面临的挑战》一文开启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非隐喻模式，立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揭示语言体系、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对自然生态的双重影响，强调“等级主义（classism）、增长主义（growthism）、物种灭绝、污染及其他类似的问题并不只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所要关心的问题，它们也是应用语言学家要关注的问题”[5]（172），韩礼德模式关注语言使用的批评性研究和语言系统生态特征的分析等，故而又被称为“环境的语言学”（environmental linguistics）[1]。
受菲尔影响，“学界普遍认为豪根和韩礼德代表着生态语言学的两个主要研究范式：前者为注重语言自身生态环境的‘豪根模式’，后者为关注言语行为生态效度的‘韩礼德模式’”[6-7]。同时期的Makkai[8-9]，BentonShort[10]，Darier[11]、李国正[12-13]等世界各地生态语言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促进了生态语言学的稳步发展。
（三） 研究范式的多樣性及统一性（21世纪- ）
21世纪随着生态问题的加剧和生态意识的提升，围绕语言与环境关系问题的生态语言学备受学者关注并呈现出多样化研究态势，安德鲁·格特力用“生态文体学（ecostylistics）”[14]（227-248）建构人与自然积极互动的文学性表征，安德斯·汉森探索“视觉图像与环境问题关联性”[15]（179-195），斯提比从话语批评角度审视“人们赖以生存的故事”[16]，并将话语类型分为有益性话语、模糊性话语和破坏性话语，黄国文和陈旸进一步提出“话语分类连续统”概念[17]，并建构了生态语言学的儒学范式，何伟和魏榕运用“及物性分析模式”[18]揭示语篇的生态效度，此外“语言和谐”[19]、“语言生态环境”[20]、“协和语法”[21]等研究使得生态语言学研究进入多样化发展阶段。 生态语言学迎来繁荣态势的同时，研究范式的多样化以及范式间的显性割裂使得学科统一性受到质疑，探索语言与环境复杂性的进程中如何构建各研究范式间的统一性成为生态语言学学科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目前生态语言学虽然有研究范式泛化倾向，但考查各研究范式的根本关切点仍可归为语言内向生态研究（豪根模式）和语言外向生态效度研究（韩礼德模式）两大类，故而生态语言学多范式间的统一性问题可归结为如何构建豪根模式与韩礼德模式的内在联系，即语言内部微观系统研究和语言与外部环境宏观系统研究的融合点问题，微观与宏观的统一性问题正是多世界理论产生的理论动因，因而多世界解释理论可有效解析生态语言学多范式并存的起因、降解范式间的显性割裂、彰显其学科统一性。
二、 微观与宏观同一性的多世界解释
多世界解释理论源于普林斯顿的博士生休·埃弗雷特 （ Hugh Everett Ⅲ， 1930-1982） 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的“量子测量的相关态解释（Relative State Interpretation）”[22]。相关态解释将微观粒子叠加态与宏观世界确定态之间的矛盾归结为“不同状态的微观粒子对应不同状态的观察者”[22]，也就是说微观世界的叠加态具有普适性，是世界的本质属性，但不同的观察者由于观测路径的不同而只能获取被观测系统的部分特征，观测者与被测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称为二者的关联态。在埃弗雷特相关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世界解释理论进一步将确定性与叠加性的辩证关系解释为：观测者与被观测事物的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叠加态的复合系统，每一位观测者所描述的均是这个复合系统中的一个成员态，而其他成员态则被分叉到其他分支中。语言与环境相互关联形成的复合系统也具有叠加态的属性，不同研究者所描述的均是语言与环境复合关系的部分属性（部分成员态），研究进路的不同使语言与环境复合系统的叠加态发生了分叉但并未消失，只是系统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破坏了各个分支之间的相干性，即退相干，致使各研究范式无法感知彼此间的叠加态而只能感知到看似已无相干性的经典分支。在此不赘述多世界理论的所有解释，只针对本文的主题而探讨一下退相干的发生层面以及多世界的分裂维度。
（一） 退相干的发生层面
退相干理论认为当系统与测量仪器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后，就会造成系统的各个分支之间的相干性被破坏，如语言与环境的复杂关系随研究者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的不同而分裂成研究环境对语言干涉性的豪根模式和关注语言对环境能动性的韩礼德模式，观测视角的差异性使得不同研究分支间呈现退相干的状态，但需注意的是，这种退相干只是认知路径或认知条件的有限性导致感受或观测不到研究客体固有的微观叠加态，并未真正造成被观测客体现实意义上的相干性消失，因此语言与环境复合系统中多个本征态相叠加的状态不会因研究者研究路径的差异而真正消失，环境对语言的干扰与语言对环境的干涉都是语言与环境叠加关联态的一部分，两种研究路径间的关联态一直存在，只是“缘于我们对这些更深层次的参数的无知所导致”[23]尚未有效揭示相干性。
（二） 多世界的分裂维度
观测过程中不同观测者所造成的“分裂”使同一现实客体在不同观测者的认知（包括主观认识和客观感知）维度中呈现出多个世界图景。多世界解释理论认为不同的测量者将被测量客体分裂成各种认知层面的备份，即同一世界的多种认知图景的备份，同理，在语言与环境关系问题上，向内研究语言多样性问题与向外研究语言能动性问题都是语言与环境叠加态的部分属性，两种研究范式间的割裂现象缘于认知主体间参考系的差异及缺乏有效交流，不同观察者与被测客体相关联过程中的差异性导致对同一研究客体产生不同且彼此无法感同的平行认知，因此所谓多世界的共存、多种研究范式的割裂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并不是绝对的。
综上，多世界理论在探索微观世界复杂性的道路上拒绝统一性与复杂性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坚持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相统一的一元论，将统一性与复杂性的辩证关系归结为子系统与复合系统的相互作用，多样性和统一性是协同关系，二者的并存表明世界的复杂性，多世界理论对各子系统相关态的解释凸显的是追求统一和探索复杂的双重使命，强调的是“和而不同是为生态”[24]的理念。以促进生态系统和谐发展为研究目的的生态语言学将复杂性延伸至语言与环境的关系，关注微观语言内部多样性及宏观语言与环境的多元性，同时肩负着搭建微观语言与宏观环境统一性的使命，追求统一、探索复杂的共同理念为生态语言学的多世界解读提供了坚实基础。多世界解释理论将不同认知主体与被测客体不同成员态相关联，保留了客观世界动态、多元、叠加的属性，将多种研究范式解释为表象退相干的局部成像，在探索微观世界复杂性的同时有效回应了微观、宏观及宇观的统一性难题，这种将复杂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的理论可有效解析生态语言学多种研究范式并存中的学科统一性问题。
三、 生态语言学与多世界理论的交互
（一） 共同的理论动因
多世界理论的兴起是出于为微观世界与日常宏观世界提供一致性解释，从而使叠加性、非线性成为一个可以运用于微观领域、宏观领域乃至宇观领域的普遍适用的属性，多世界解释理论的理论动因是坚持物理世界一元论。生态语言学始建于对生态问题的破解，“豪根提出语言生态学概念的动机之一是要引起人们对语言与语言环境的关系的重视”[1]，构建语言与环境的同一性。多世界理论与生态语言学都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对象间的相互作用为核心、以叠加态中谋统一为目标的学术研究，既注重运用有序性（确定性）提供的规律认识世界，又给无序性（叠加性）留下空间，以争取实现全面认识，这是生态语言学和多世界解释理论共同的理论动因。
（二） 多范式并存与多世界图景
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与环境的关联性，语言与环境都是开放系统也都具有微观粒子叠加态属性，研究者既可以从语言内部环境系统的生态化入手论证语言多样性的本征态，又可以将语言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干涉性作为切入点揭示语言-环境一元论的本征态，前者为“豪根模式”的研究路径，后者为“韩礼德模式”的研究关注点，两种研究范式的差异性是语言、环境与研究者相关联的过程中，研究者的研究状态发生分叉，分裂成同时存在的各个不同的研究分支，每一个研究分支对应语言与环境系统的一个成员态。处于叠加态的研究者与处于叠加态的研究客体（语言-环境）有着相关性，语言与环境的叠加态有处于不同状态的研究者与之相对应，这就是埃弗雷特相关态解釋的基本思想，也是后来的多世界理论的基础。多世界理论将微观世界随机性与宏观世界确定性的冲突归结为“世界分裂为许多个相互不可观察但同样真实的世界分支，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对应于整个系统叠加态中的一个确定的成员态”[25]（2），反映在具体的语言与环境复杂关系的认识过程中，无论是研究语言内部环境的豪根模式还是关注语言对环境影响的韩礼德模式研究的都是语言与环境复杂关系的部分成员态属性，二者的关系就是语言系统的纠缠态与其外在环境的纠缠，“只是扩展了的纠缠性而已”[26]，每种研究范式都是语言与环境关系整体的一个子系统，“由于子系统之间内在的相互作用使他们的态成为一种纠缠叠加态。没有任何一个子系统能够独立存在，它们成为一个不可割裂的、相关联的整体”[22]。因此生态语言学多种研究范式并存是表征语言与环境叠加态的有效途径，是复杂系统的固有属性，也是多世界理论叠加态长存观在语言与环境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多世界解释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解答了生态语言学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成因，而各研究范式在研究途径、具体内容、论证方法等方面的多元化造成的割裂状态则需借助退相干理论来降解。 （三） 范式间显性割裂与退相干理论
建立在埃弗雷特相关态解释基础上的多世界理论把整个宇宙视为“整体”，打破了微观与宏观分离的孤立系统研究框架，构建出多元的世界认知图景，从这一理论来看，被测客体中所有叠加要素及其在不同观测路径上的所有分叉都是真实的，任何观测者所观测到的结果都是被观测客体的部分成员态，而非全部属性，同一被测客体也就产生多种认知模式，以语言与环境为研究内容的生态语言学也就分叉出多种研究范式，不同研究范式对应于语言与环境复杂系统的不同本征值，各本征值的纵向、单向探究使得各研究范式间固有的相干性被破坏，这就是退相干理论的含义，“退相干的基本条件就是路径的完全信息以某种客观的物理形式被读走”[27]，因此多种研究范式间的显性割裂只是语言与环境叠加态信息读取路径的差异所致，语言与环境多个本征态相干叠加而成的状态并不会因研究范式的显性割裂而彻底消失，围绕不同本征态展开的各研究范式也必然在更深层次的参数上融合，“把观察者的某些客观特征与主观认识一致起来”[28]（63），便可发现无论是向内揭示语言环境复杂性的豪根模式还是向外探究语言对环境作用力的韩礼德模式在深层次的参数上都是在强调语言与环境的整体耦合，而各研究范式间退相干所致的显性割裂只是表层的、相對的，研究范式间具有不同观测点或着重点是语言与环境叠加态属性呈现的必然结果，范式间的显性割裂是相干性隐匿所致，其隐性、固有的相干性在于各研究范式都是把语言和人类置于整个生态体系之中，争取语言和物种平等，解构二元论，在追求统一、探索复杂的道路上坚持“和而不同是为生态”[24]的理念。
（四） “多”中存“一”的相干性解析：追求统一、探索复杂
追求统一是认识世界的有效途径，也是多世界理论和生态语言学的立学之本，但绝对、片面的追求统一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多世界理论用“分叉”代替“塌缩”从而使其他可能性在各分支中得存，主张有序与无序并存的统一，同一性与多样性平行的统一。生态语言学无论是研究语言内部多样性的豪根模式，还是探索语言与外部环境复杂性的韩礼德模式都是以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己任，“以不同生态系统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目标”[29]，“主张对象间的平衡张力”[30]，这些相同的理念、目标、出发点及落脚点使得不同研究范式间的显性退相干难掩其隐性的、必然的叠加关联，成为生态语言学学科体系统一的基础。生态语言学各研究范式间退相干分裂表象及其相干性统一实相如图1所示。
多世界理论坚持“微观的实在与宏观的实在是不可分的”[31]，捍卫微观世界叠加态的普适性，实现了宏观、微观和宇观的统一;生态语言学致力于语言与环境的统一，其研究范式的多样性是语言与环境叠加态属性的不同表征，是探索复杂性必然出现的多种呈现方式，也是生态语言学“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30]，因而研究范式的多样性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式的这种“多”并不是本质退相干的分裂，其相干性在于搭建微观语言与宏观环境统一性的共同使命。语言与环境双重作用中蕴含着两者间的统一性命题、多种范式之间存在着追求统一性探索复杂性的同一理念，“多”中谋“一”、“多”中存“一”既是生态语言学各研究范式之间的相干性所在，又是生态语言学与多世界理论的融合点。
四、 小 结
追求统一既是科学的目标又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途径，是逆着自然演化的方向寻求一致性，然而片面地、绝对地追求统一就是终极;自然界的演化发展决定探索复杂性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探索复杂性是顺着自然演化的方向探究自然界本质的一种新视角。本文通过回顾多世界理论与生态语言学发生、发展的背景和使命，探讨了生态语言学多种范式并存的原由、范式间退相干表象的机理，进而用整体性思维分析了学科的“统一性”与“复杂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生态语言学学科既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又存在复杂的研究途径，统一性与复杂性都是其基本属性，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认识语言与环境关系的视角不一样，前者是向里研究语言内部环境的多样性，后者是向外研究语言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二者对应的都是语言与环境复杂关系的一个本征态。生态语言学多种研究范式并存是顺着语言与环境叠加态演化的必然结果，因而逆向追根溯源便可揭示生态语言学的学科统一性：豪根模式研究的是语言的微观世界、维护语言多样性、反对语言帝国主义，韩礼德模式关注的是语言的宏观世界、主张生态多元化、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二者统一于“多元和谐交互共生”[32]的生态哲学观和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阵营，这既是生态语言学学科内部统一性的所在，也是生态语言学与其他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学科（如生态女性主义等）一致性的路径，更是与致力于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一元论的多世界理论的融合点，因此生态语言学不仅学科内部不缺失统一性，而且统一于更大的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阵营，也统一于更广阔的追求统一性、探索复杂性的共同使命。
〔参考文献〕
[1] 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中国外语，2016，13（1）：9-12.
[2] Eliasson， S. The birth of language ecology： interdisciplinary influences in Einar Haugens “The ecology of language”[J]. Language Sciences， 2015（50）：78-92.
[3]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C].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4] Finke， P. Politizitt Zum Verhltnis von theoretischer Hrte und praktischer Relevanz in der Sprachwissenschaft [A]. In Finke， P.（ed.）. Sprache im Politischen Kontext [C]. Tübingen： Niemeyer，1983：15-75. [5] Halliday， M. A. K.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6）：7-16.
[6] Fill， A. & Mühlhusler， P.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 London： Continuum， 2001：43-53.
[7] Fill， A.当代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现状[J].范俊军，宫齐译.国外社会科学，2004，27（6）：5-10.
[8] Makkai， A. A pramoecological view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J]. Language Sciences， 1973（27）：9-22.
[9] Makkai， A. Ecolinguistics：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M]. London： Pinter，1993.
[10] Short， B. L.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 [M]. Oxford： Blackwell， 1999.
[11] Darier， E. Discourses of the Environment [M]. Oxford： Blackwell， 1999.
[12] 李國正.生态语言系统说略[J].语文导报（杭州），1987（10）：54-58.
[13] 李国正.生态汉语学[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14] Goatly， A. Lexicogrammar and ecoliguistics [A]. In Fill， A. & Penz， H.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 [C]. London： Routledge， 2018：227-248.
[15] Hansen， A. Using visual images to show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 In Fill， A. & Penz， H. （ eds. ）.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179-195.
[16] Sti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M]. London： Routledge，2015.
[17] 黄国文，陈旸.生态话语分类的不确定性[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 40（1）：3-14.
[18] 何伟，魏榕.国际生态话语之及物性分析模式构建[J].现代外语，2017，40（5）：597-603.
[19] 冯广艺.语言生态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0] Steffensen， S. V. & Fill， A. 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horizons [J]. Language Sciences， 2014， 41（A）：6-25.
[21] Goatly， A. Green grammar and grammatical metaphor， or language and the myth of power， metaphors we die by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6， 25（4）：537-560.
[22] Everett， H.“ Relative State ” formul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J].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1957， 29（3）：454-462.
[23] 张丽.量子测量中的多世界理论及其意义分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34（2）：12-17.
[24] 赵蕊华，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黄国文教授访谈[J].当代外语研究，2017， 38（4）：8-12.
[25] DeWitt， B. and Graham， N. The Manyworlds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26] 桂起权.我们的“物理学哲学研究”的核心理念[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27（3）：1-7.
[27] Zeh， H. D. The program of decoherence： ideas and concepts [A]. In Giulini， D. and Joos， E. （eds.）. Decoherence and the Appearance of a Classical World in Quantum Theory （2nd edition）[C]. Berlin： Springer， 2003：10.
[28] Everett， H. The Theory of Universal Wave Function In the Manyworlds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29] 何伟，高然.生态语言学学科体系的融合与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2020，43（2）：127-135
[30] 张兰.生态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20，36（2）：29-37.
[31] 保罗·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M].徐培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6.
[32] 何伟，魏榕.多元和谐，交互共生——国际生态话语分析之生态哲学观建构[J].外语学刊，2018（6）：28-35.
（责任编辑：高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