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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近日对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3种观点一一点评：
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应当调整分配。因为经济困境是由生产严重过剩造成的，过剩的原因是需求不足，而贫富差距即少数人占据大量财富，大多数人手中财富有限才造成需求不足。所以主张调整分配。厉以宁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种杀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思想有可能使中国社会全面倒退。我们应考虑如何把“饼”做大而不是如何切“饼”。“饼”太小，怎么切都难以让人满意。
第二种观点主张财力（向政府财政）集中。这种观点认为，中央现在财力太小，所以才不能大量投入企业技改、投入中西部开发，不能做很多该做的事。所以要想各种办法扩大财政收入。厉以宁认为这种观点没有道理。他说，财政就像一个水库，上游没水是不行的。80年代一段时间经济发展较快，是因为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现在要集中财力，势必会挫伤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不足取。
而厉以宁认为第三种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即民间资本加入。现在居民储蓄存款6万亿，手头现金1万亿。假如有1/7进入消费市场，将使当前经济大大改观。现在讲让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很困难，其实应让非国有资本进入竞争领域。届时以控股为特征的国有经济依然存在并壮大，这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人们大都在讲加入WTO后面临的竞争压力，但在对外开放之前为什么不先对内开放，使国企吸引各种资源参与，增强国有经济力量，带动其他经济力量发展呢？国企孤立地发展绝对没有出路。因此吸引民间资本广泛参与的第三种观点是唯一可取的，这是中国经济走入顺境的唯一出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愚之
据统计，1997年股市的投资者比例为个人占94％，机构占6％。个人投资者中，72.1％的属于10万元以下的小额投资者，月收入500元以下的近1/3。而近两年人们从股市中所获得的收益比例大约是“七二一”，即七成赔、二成平、一成赚。低收入投资者的人数虽然多，但获利的是大资金的拥有者。更值得重视的是，股市正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场所。有关资料显示，进入股市的下岗职工，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目前3800万个人投资者中，下岗职工占6.5％，近250万人。下岗职工投身股市，大多属于“病急乱投医”，只知股市能赚钱，不知股市风险。由于他们本身处在经济极度困难之际，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根本经不起股市大起大落的折腾，因而他们的行为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愚之。如果激活股市只是冲着近6万亿储蓄，而不是顾及到跻身股市的老百姓能否赚钱，那无异于本末倒置，背离了根本的宗旨。事实上，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不是不可为，而是为与不为，是尽力而为还是敷衍塞责的问题。
首先，创造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努力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效益是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前提；培育机构投资者，扩大融资渠道是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条件；适当降低交易费用是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政策保证。而倡导正确的投资理念是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关键。
名人动动嘴，财源滚滚来
对于大权在握者和著名人士来说，退休也许是他们在财政上作出的最精明的决定。那些退了休甚至在选举中被击败的政治家正在靠谈论世界问题来赚钱。他们现在几个晚上所能挣到的钱超过了他们在以前的职位上干整整一年所能得到的收入。而且，他们现在所谈的问题，正是他们在位时宣称要解决的问题。他们谈论问题能比解决问题获得更多的金钱回报。
据业界说，在美国演讲台上最走红的演讲者要数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他每次出场发表1个小时的演讲收取12.5万美元，这1小时的很大部分还花在从俄语到英语的翻译上。许多经常出头露面的人物到大学、公司和利益集团演讲每个晚上可捞取多达6万美元。美国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主要活动家纳德说：“演讲费已经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最近10年，真是发了狂。”而他自己每次演讲的收费是5000至1万美元。
海湾战争中出名的美军最高指挥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作为将军时每年的薪水从未超过11万美元，但如今一个晚上就能收取多达8万美元的演讲费。而像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在职时不得收取任何酬金，现在每发表一次演讲可赚5万多美元。
这种收入是如此诱人，以至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在5月的大选中被击败后仅仅几周，就马上同一家世界主要演讲机构签署了一份独家合同，如今登台一次可赚6万美元。
尽管名人要价猛涨，但是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企业和大学还是愿出大钱邀请这些名人。像美国抵押银行家协会和全国医院业协会这样的利益集团，通过邀请名人演讲来提高他们会议的出席率和促进他们的议程。哈丁大学是阿肯色州的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学校，现有学生不到5000人。它去年10月花大价钱把戈尔巴乔夫请到了校园。哈丁大学美国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鲍勃说：“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大名鼎鼎的演讲者使我们在竞争激烈的大学市场上有了存在的感觉。就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而言，我们通过邀请演讲者的办法使我们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过剩还是短缺
据说，中国已进入产品全面过剩的时代。统计局的数字也表明，在几百种主要商品中，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占99.8％。但是，在许多行当，吓人的过剩背后是惊人的短缺。
河南的小麦毫无疑问是过剩了。目前普通小麦的库存高达500多亿斤，需要9年才能全部消耗完毕。但同样让人心惊的是，河南90％的专用小麦却依赖进口。如小麦食品的3个层次：面包类、方便面和挂面类、饼干类，国产小麦拉力不够，基本上只能用于第二第三层次，高档面食大部分由进口小麦垄断。
至于钢铁，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连冰箱用的钢铁也基本要依赖进口。这些是产品结构上的问题。有些则是流通中的问题。如电力，过剩程度日趋严重，但许多农村仍然用不上电，用不起电。问题到底出在哪？病症不明，药方又如何显灵？
我为什么鼓励学生出国？
35岁的李保国是北京某大学的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是咱们自己国家培养出来的博士，虽然没有出国“镀金”过，但我非常鼓励我的学生出国留学。就说我们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系里没有一点自主权，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的设置比例严重失调，教学大纲规定得死死的，你不可以违规教学，否则让上面检查工作时可不行。计算机的课程竟然还在学BASIC语言，都什么时代了，电脑的软、硬件几乎一天一个样，可我们的课程还停留在80年代初的水平。学生们抱怨学不到真东西就不奇怪了。
国外有一种统计学上常用的软件，我们学校也有，但在许多专业竟然没人会用。很多科学试验都需要统计学上的数据，这也是国际上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必备的，而我们的许多成果之所以在国际上叫不响，也是因为缺乏这种统计学上有说服力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的学校教学与外面社会的发展是严重脱节的。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教学的低效率和资源的浪费就无法改变。
我鼓励学生出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学生的就业压力太大。一方面是科技发展落后需要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却是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这也跟我们教育的落后和僵化有关。
“操作系统”让企业家心惊肉跳
即将出席在上海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的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在对记者谈起进军全球“500强”的问题时说：美国的全球500强企业最多，除了自身的实力外，还在于它为企业提供的良好的经营环境。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才20年，企业经营的环境常常成为限制企业发展的瓶颈。
对这个话题，柳传志常常有一种切肤之痛。他将这个环境生动地比喻成“操作系统”，企业经营犹如应用软件，应用软件再好，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不行，软件不仅在里面跑不动，严重的还会死机。联想在80年代的奋斗历史，不仅是一个运作企业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碰撞并力图修改操作系统的历史。1988年联想第一次实行带有承包性质的工作方式，结果很成功。业务经理中最多的一年奖金能拿6000多块。这把柳传志吓住了，因为当时的工资加奖金只有100多元一个月，而政策规定，如果一年的奖金超过了3个月工资的总和就要征300％的奖金税。
柳传志说，老老实实交税肯定交不起，不发员工的奖金也不行，最后我们采取用支票换现金的方法。一两年后东窗事发，我们被罚了9万多元。事隔两年后，法规就改了。
中国常常将一年的事集中为一次“执法大行动”，而这种运动式的执法，常常是“抓大放小”，使大企业蒙受更多的损失。柳传志指出，国家要吸引海外人才，但是他们回来以后，虽然各方面待遇都不错，但让他们天天和执法人士打交道，一次两次可以，再多他就走了。□
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应当调整分配。因为经济困境是由生产严重过剩造成的，过剩的原因是需求不足，而贫富差距即少数人占据大量财富，大多数人手中财富有限才造成需求不足。所以主张调整分配。厉以宁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种杀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思想有可能使中国社会全面倒退。我们应考虑如何把“饼”做大而不是如何切“饼”。“饼”太小，怎么切都难以让人满意。
第二种观点主张财力（向政府财政）集中。这种观点认为，中央现在财力太小，所以才不能大量投入企业技改、投入中西部开发，不能做很多该做的事。所以要想各种办法扩大财政收入。厉以宁认为这种观点没有道理。他说，财政就像一个水库，上游没水是不行的。80年代一段时间经济发展较快，是因为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现在要集中财力，势必会挫伤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不足取。
而厉以宁认为第三种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即民间资本加入。现在居民储蓄存款6万亿，手头现金1万亿。假如有1/7进入消费市场，将使当前经济大大改观。现在讲让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很困难，其实应让非国有资本进入竞争领域。届时以控股为特征的国有经济依然存在并壮大，这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人们大都在讲加入WTO后面临的竞争压力，但在对外开放之前为什么不先对内开放，使国企吸引各种资源参与，增强国有经济力量，带动其他经济力量发展呢？国企孤立地发展绝对没有出路。因此吸引民间资本广泛参与的第三种观点是唯一可取的，这是中国经济走入顺境的唯一出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愚之
据统计，1997年股市的投资者比例为个人占94％，机构占6％。个人投资者中，72.1％的属于10万元以下的小额投资者，月收入500元以下的近1/3。而近两年人们从股市中所获得的收益比例大约是“七二一”，即七成赔、二成平、一成赚。低收入投资者的人数虽然多，但获利的是大资金的拥有者。更值得重视的是，股市正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场所。有关资料显示，进入股市的下岗职工，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目前3800万个人投资者中，下岗职工占6.5％，近250万人。下岗职工投身股市，大多属于“病急乱投医”，只知股市能赚钱，不知股市风险。由于他们本身处在经济极度困难之际，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根本经不起股市大起大落的折腾，因而他们的行为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愚之。如果激活股市只是冲着近6万亿储蓄，而不是顾及到跻身股市的老百姓能否赚钱，那无异于本末倒置，背离了根本的宗旨。事实上，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不是不可为，而是为与不为，是尽力而为还是敷衍塞责的问题。
首先，创造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努力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效益是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前提；培育机构投资者，扩大融资渠道是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条件；适当降低交易费用是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政策保证。而倡导正确的投资理念是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关键。
名人动动嘴，财源滚滚来
对于大权在握者和著名人士来说，退休也许是他们在财政上作出的最精明的决定。那些退了休甚至在选举中被击败的政治家正在靠谈论世界问题来赚钱。他们现在几个晚上所能挣到的钱超过了他们在以前的职位上干整整一年所能得到的收入。而且，他们现在所谈的问题，正是他们在位时宣称要解决的问题。他们谈论问题能比解决问题获得更多的金钱回报。
据业界说，在美国演讲台上最走红的演讲者要数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他每次出场发表1个小时的演讲收取12.5万美元，这1小时的很大部分还花在从俄语到英语的翻译上。许多经常出头露面的人物到大学、公司和利益集团演讲每个晚上可捞取多达6万美元。美国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主要活动家纳德说：“演讲费已经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最近10年，真是发了狂。”而他自己每次演讲的收费是5000至1万美元。
海湾战争中出名的美军最高指挥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作为将军时每年的薪水从未超过11万美元，但如今一个晚上就能收取多达8万美元的演讲费。而像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在职时不得收取任何酬金，现在每发表一次演讲可赚5万多美元。
这种收入是如此诱人，以至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在5月的大选中被击败后仅仅几周，就马上同一家世界主要演讲机构签署了一份独家合同，如今登台一次可赚6万美元。
尽管名人要价猛涨，但是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企业和大学还是愿出大钱邀请这些名人。像美国抵押银行家协会和全国医院业协会这样的利益集团，通过邀请名人演讲来提高他们会议的出席率和促进他们的议程。哈丁大学是阿肯色州的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学校，现有学生不到5000人。它去年10月花大价钱把戈尔巴乔夫请到了校园。哈丁大学美国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鲍勃说：“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大名鼎鼎的演讲者使我们在竞争激烈的大学市场上有了存在的感觉。就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而言，我们通过邀请演讲者的办法使我们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过剩还是短缺
据说，中国已进入产品全面过剩的时代。统计局的数字也表明，在几百种主要商品中，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占99.8％。但是，在许多行当，吓人的过剩背后是惊人的短缺。
河南的小麦毫无疑问是过剩了。目前普通小麦的库存高达500多亿斤，需要9年才能全部消耗完毕。但同样让人心惊的是，河南90％的专用小麦却依赖进口。如小麦食品的3个层次：面包类、方便面和挂面类、饼干类，国产小麦拉力不够，基本上只能用于第二第三层次，高档面食大部分由进口小麦垄断。
至于钢铁，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连冰箱用的钢铁也基本要依赖进口。这些是产品结构上的问题。有些则是流通中的问题。如电力，过剩程度日趋严重，但许多农村仍然用不上电，用不起电。问题到底出在哪？病症不明，药方又如何显灵？
我为什么鼓励学生出国？
35岁的李保国是北京某大学的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是咱们自己国家培养出来的博士，虽然没有出国“镀金”过，但我非常鼓励我的学生出国留学。就说我们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系里没有一点自主权，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的设置比例严重失调，教学大纲规定得死死的，你不可以违规教学，否则让上面检查工作时可不行。计算机的课程竟然还在学BASIC语言，都什么时代了，电脑的软、硬件几乎一天一个样，可我们的课程还停留在80年代初的水平。学生们抱怨学不到真东西就不奇怪了。
国外有一种统计学上常用的软件，我们学校也有，但在许多专业竟然没人会用。很多科学试验都需要统计学上的数据，这也是国际上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必备的，而我们的许多成果之所以在国际上叫不响，也是因为缺乏这种统计学上有说服力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的学校教学与外面社会的发展是严重脱节的。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教学的低效率和资源的浪费就无法改变。
我鼓励学生出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学生的就业压力太大。一方面是科技发展落后需要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却是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这也跟我们教育的落后和僵化有关。
“操作系统”让企业家心惊肉跳
即将出席在上海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的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在对记者谈起进军全球“500强”的问题时说：美国的全球500强企业最多，除了自身的实力外，还在于它为企业提供的良好的经营环境。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才20年，企业经营的环境常常成为限制企业发展的瓶颈。
对这个话题，柳传志常常有一种切肤之痛。他将这个环境生动地比喻成“操作系统”，企业经营犹如应用软件，应用软件再好，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不行，软件不仅在里面跑不动，严重的还会死机。联想在80年代的奋斗历史，不仅是一个运作企业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碰撞并力图修改操作系统的历史。1988年联想第一次实行带有承包性质的工作方式，结果很成功。业务经理中最多的一年奖金能拿6000多块。这把柳传志吓住了，因为当时的工资加奖金只有100多元一个月，而政策规定，如果一年的奖金超过了3个月工资的总和就要征300％的奖金税。
柳传志说，老老实实交税肯定交不起，不发员工的奖金也不行，最后我们采取用支票换现金的方法。一两年后东窗事发，我们被罚了9万多元。事隔两年后，法规就改了。
中国常常将一年的事集中为一次“执法大行动”，而这种运动式的执法，常常是“抓大放小”，使大企业蒙受更多的损失。柳传志指出，国家要吸引海外人才，但是他们回来以后，虽然各方面待遇都不错，但让他们天天和执法人士打交道，一次两次可以，再多他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