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河湟谷地平安县某村的董得红先生是我所熟悉且比较喜欢的一位散文作家，过去三十年中，我曾多次从省内外各种报刊上拜读过他写的散文随笔，我也有幸多次与董先生在同一期杂志和同一个报纸版面发表作品。2016年，由北京王建明先生主编的《中华散文精粹》（第十二卷）顺利出版，其中收入我和董得红两位青海作者的4篇散文，而首次与他谋面是2016年夏天的事，湟中县作协举办了一次文学讲座活动，活动中邀请他和另外几位省市作家评论家给湟中县作家诗人及文学爱好者们讲课并指导，会后我们两人曾作过短暂的文学交流。随后，在首届青海网络散文随笔排行榜颁奖会上，董得红先生签名赠送我一部他刚刚出版的散文随笔集，即《江河源随笔》（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12月第1版），据说这已是董先生公开出版的第4本文集。
　　董先生这本书尽管厚达486页，总字数达40万，可我的目光和意识还是被紧紧吸引，业余时间我不得不撂下手头的写作系统阅读，情不自禁津津有味地读下去，细读了三周时间，终于系统领略了董得红先生散文随笔的思想以及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掩卷之余，思绪联翩，心中久久难以平静。
　　董先生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情有独钟的人，尽管早就通过中考“鲤鱼跃了龙门”，由一个一身土气和草芥的乡村娃变为了“国家体制里的一名职员”，端上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可三十余年来依然念念不忘自己出生并长大的乡村，辛苦地怀念并关注着河湟乡村一点一滴的发展变化以及高原生态变化状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份情，这份爱，足以感动每个有幸接触他文章的读者。“曾经给我的幼年和少年时代留下美好记忆的故乡，成为我业余写作的源泉和根基，我从事了30多年的森林、荒漠和湿地调查，在森林、荒漠和湿地中繁衍生息的野生兽类、鸟类天天相伴，从遍布地球的麻雀到只在高原上生存的黑颈鹤，从故乡东山坡上的蝈蝈到唯一在青海湖畔生活的普氏原羚，都成为我一生的牵挂和写作的素材。每到一個新地方，都会有许多感慨，把这些感慨用笔记下来，记成了书，加起来，这是第四本。”“2015年的正月十五，故乡人在故乡的村巷里和昔日的打麦场上扭秧歌，全村男女老少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里，我和妻子跟着秧歌队从村庄最东头的村庙到最西头的村巷，再到昔日的打麦场，故乡喧天的锣鼓和欢快的秧歌，感动得我泪如泉涌。”（见《后记》）作家之痴，由此可见一斑。
　　这就是有关董得红先生的家园情结和乡愁的形象化阐释，对往事的回忆是一切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和不二选择，古今中外一切有成就的作家概莫例外。罗朗·巴尔特在其《写作的零度》一文中曾说：“确切地讲，写作是一种自由和一种回忆的折衷，只有在选择的动作中，而不是在它的时间延续中，这种回忆的自由才是自由的。”甚或只有在心无旁骛一腔挚诚的宁静写作中，作家才是真正自由的生灵。他孤注一掷，期冀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帮助，有所建树。他的幸福，他的苦恼烦忧，他的人生价值观的实现，均寄寓于其间。


　　全书共分五辑，即“记住乡愁”“高原漫道”“高原探宝”“随走随想”“岁月写真”，收入各类文章60篇，有乡村札记、乡村往事回忆、对高原风物及高原动植物宝贝的说明及精雕细描、山水游记、报告文学及人物事件通讯等。乡村札记、乡村往事回忆这方面的文章在全书中占有一定分量，所回忆的大多是自己在家乡村子生活的那十几年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思所感。有自己在少儿时代的娱乐劳作以及所受的生活艰辛和寒难，比如割草、拾粪、看露天电影、拉着架子车去几十里外的煤矿运煤等，还写了“花儿”、青稞酒、家事、馒头、麦仁、水果糖、村难、中秋节、年猪、蝈蝈等风物或事件。感情真挚，语言朴实，行文流畅。其语言为普通话中夹杂有适量西宁方言词语，使得散文的地域性色彩有所显现。通过对这些往事回忆性散文的阅读，读者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河湟农耕文明发展进步的轨迹，可以约略掌握河湟农业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河湟农民子嗣对中原传统农业文化的一脉相承及适度变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河湟谷地农村发展变化速度极快，面貌日新月异，人们有目共睹，有时甚或到了目光和意识无法尽快适应现实的地步。在他的系列散文中，家乡农村发展变好了的一面自不必说，作者对此表达了由衷的喜悦欣慰之情。比如村容村貌得到彻底整治，村巷道路水泥化、规整化、人性化，以往农村脏乱差的形象得到很大改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家家有小车摩托车，还有各种农业机械和工程机械，人人都有手机可随时随地通话，交通通讯愈益发达。明显可以看出，虽然诸多散文篇章中没有直接表明对当今时代城镇化、工业化建设得到迅速推进这个事实的厌恶和反感，可通过其字里行间的明说和潜指，通过委婉曲折的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表达了诸如乡土村庄面目全非，父老乡亲的生活迅速嬗变，年轻人好逸恶劳，致使传统农耕香火无以为继、行将断嗣，乡村生态环境日渐脆弱，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渐次滑坡抑或被抛弃，民风不再如往昔一样淳朴，隔壁邻居间的互帮互助也如放羊看草坡一样，得反复审度，随着商品经济机制的不断推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演变为金钱关系、利益关系。通过以上概括，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合理推断：作者既是在为传统农耕文明和乡村文化唱恋歌，也是在无奈地为其唱挽歌。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不断推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不断跃上新台阶。当然，相对于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精神文明始终是一块短板，掣肘制约着时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上帝死后，现代人将何去何从？传统信仰的缺失，使今人茫然无所适从。如今的农村文化已被时代经济大潮冲击得面目全非，成了非驴非马的东西。
　　在我看来，最适宜董得红先生创作的，还是那些动植物科普类文章和山水游记。


　　写高原生态环境和野生动植物的散文内容驳杂、丰富，知识性趣味性特强，有些篇章带有足够的科普散文特点，相信能赢得足够数量的读者，并进而获得共鸣。董先生的散文随笔在青海散文创作百花园中是香气馥郁、形态瑰丽妖娆的独一朵鲜花，不说其他，就说对青藏高原动植物的了解和熟悉程度，青海别的散文随笔作家们均难以企及，对高原动植物的调查了解熟悉是董先生的分内工作，也是他所挚爱并为之呕心沥血付出一切的事业，似我等对高原动植物一知半解的“浅瓶子”，在读董先生科普类散文时，免不了新奇、兴奋、诚服。小而言之，董先生的一系列科普散文普及了有关高原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科学知识，这是中小学基础教育中所难以做到的，因为无论从专业性、知识范畴、开掘程度等方面来说都差了许多；大而言之，为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及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付出了自己的无数心血，功不可没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秉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当今时代，在可可西里被认定为世界级自然遗产以及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工作得到隆重推动的当下，董得红先生的这类散文具有极大的意义和功用。董先生绝非机械抄书、照本宣经，他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一切素养，精心思考，寻找最佳切入角度，寻找最具时代性且能引起读者普遍关注的事物，选择最适合于自己写作水平和陈述描摹对象的艺术手段，或客观说明解剖，或深度追思询问，或对比反思（如今昔对比、中外对比、不同地域不同思维观念的对比等），或调侃幽默，或呐喊疾呼，或愤世嫉俗痛责过往时代的荒唐悖谬，或责无旁贷地建言献策……使得读者没办法对其所谈之事物漠然置之。读者会随着作者的笔触自然而然情不自禁地感叹、思索、愤懑以及兴奋、宽慰、释然、期冀憧憬。这样的文本和创作思路完全切合了当今时代，与党中央及国家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构建和谐文明新中国的方针政策不谋而合。 　　客观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各种表达方式转换自如，一切艺术手段为我所用，为主题服务。请看他激切的议论和抒情。“蕨蔴不仅是营养价值较高的滋补品和药品，还是良好的生态保护先锋草种……蕨蔴是个宝，但无序的采挖会给草原带来极大破坏。……不久的将来，蕨蔴将作为高原农作物新品种出现在耕地里，那布满田野的小黄花将给高原人带来金色的希望。”（《高原一宝话蕨蔴》）“去看看胡杨树盛开的胡杨花吧！没有华贵的衣裳，没有浓郁诱人的芬芳，不与百花争奇，在沙尘肆虐的季节，早早地开出那一串一串带点泥土清香的红褐色的花串来，吟唱着春天的圆舞曲，幽幽的暗香，在沙漠里延续着顽强的生命。”（《柴达木胡杨花》）集子中这样的抒情或议论比比皆是，无处不显示作者心中爱高原爱家乡，以家乡独有风物为荣的心情。这种心情，还有异于社会普罗大众，是心怀家园生态重建工程，并时刻准备着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甚或生命的高原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者的心情，它是那么挚诚，那么纯粹，那么崇高和伟大。


　　当今游记散文实在不好写，也不容易引起广大读者们的兴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旅游多了，作为散文写手，一般是有游必记。在走进大自然放松身心、陶冶性情时，山水的人文光辉便照耀在作家们身上，他们的智慧在崇敬自然、赞美自然时得到显现，文化人格在感受和体验人文风光中得以形成。现在写游记的理念是景物的客观和精神、情感的主观两部分结合而成。要善于抓住最富有文化内涵、思想内涵、精神感悟特征的景观下笔，宏观地、选择性地、突出重点地写景，写出景观的主要面目和神采风情就好了，大可不必面面俱到。重点要放在面对自然景物与人文景物时的深度感悟上来，与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灵魂坐标。
　　董得红的游记散文正好达到了以上要求。文集中的一些游记篇章委实感染了我，比如《美国考察杂记》《鸭绿江走笔》《走进秦皇岛》《走进西双版纳》等。这里只举《走进西双版纳》一例。全文共分六节，每一节各写一件事体，如赶路、野象谷看象、参观傣家风情园、参观热带植物园等。由于作者知识储备丰厚，再加长期的针对性兴趣性研究，在文中他驾轻就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将西双版纳的自然人文景观及动植物述说得眉清目楚，使读者一目了然。既有宏观场面的叙述和描摹铺排，也有不厌其烦的精雕细刻；有再恰切不过的抒情议论，还有深度的感悟思索，整体看来文章厚重大气，足可感染每一个带有好奇心、求知欲的热情的读者。下笔时的雍容自如，描写宏大场景和动植物组合之小图景时，既素朴又准确、优美的词语顺手拈来，那些句子，不事雕饰却又令人叹赏，似山涧泉水，汩汩流出，再自然不过了，足令读者慨叹，“看完服饰表演，来到孔雀山庄，许多人已集聚在金湖边等待孔雀放飞表演，湖面上空云雾缭绕，如轻纱，似薄云，时聚时散。金湖水面宽阔，清澈如镜，悠闲的黑天鹅、赤麻鸭成双结对在嬉戏，画出了一条条、一串串优美的曲线，岸边婀娜多姿的槟榔、椰树、棕榈、垂叶榕、扶桑、红桑，倒映湖中，宛如一幅美丽的水粉画。”


　　董先生的散文，在青海是独一家，与王文泸、祁建青、耿占坤、李万华、古岳等省内散文大家的散文相比，自成体系和路子，而且理性化色彩较浓，思想保持儒家传统自始至终维护并秉持着的中庸状态，既没有过于激进的愤世嫉俗疾首蹙额，也不会温吞水似的无关痛痒即事了差，他就是他，紧咬着现实世界民生状态和生态环境变化及保护现状的一点一滴，构就散文妙篇。他不温不火不急不躁，用自己的妙笔反应当世生活，记录普罗大众的喜悦幸福抑或抑郁痛楚，而且语言不乏善意的幽默和调侃，限于篇幅，恕我不在此一一举例。我有充分理由相信，董得红的散文创作实践一定会在青海文学史中留下既充实又富有艺术色彩的一页。
　　董先生在以后的散文创作中得有意培养求精意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魏文帝曹丕曾在《典论·论文》中说过：“文章盖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集中的一些篇章一经写成就万事大吉，不作三番五次不厌其烦的修改，致使一些文句不通，也有用词不当及逻辑欠妥的毛病。比如“更是内心深处灵魂的归宿”一句，人的灵魂到底寄寓于何处？是心中还是脑中抑或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显然“内心深处”四字多余；还有“也不见了跟在牲口后面，背着背篼，手持粪杈拾粪的拾粪娃”一句，我感觉前一个“拾粪”是多此一举，使句子变得冗长啰嗦。“嫂子在蒸笼里从蒸笼一样大小的月饼上切下一块来。”“在蒸笼里”四字赘余。“屈指算来，自己爱好文学，喜欢读书，看了多年的书，迸出了写些什么的念头，这一写就是30多年，从而立到不惑，在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里与文字喜忧参半着。”（见《后记》）这段话会造成歧义，歧义部分是介词结构短语“在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里”。一方面“从而立到不惑”似乎是在解释30多年，那就麻烦，逻辑不通，因为而立是三十岁，不惑是四十岁，两者间只差十年而不是三十年；另一种理解是，從三十至四十岁的这一段时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这当然也说得通，可问题又来了，对作者来说，与文字打交道是30多年间的事，不只是10年中的事。
　　还有就是得避开大众化散文语言，刻意操练出完全不同于别人的，作家个性化色彩浓厚的语言。这样，所写的散文会更具有吸引力魅惑力，从而扩大影响面，增加粉丝读者数量。
　　真诚祝愿董得红先生的散文创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出大量不愧于时代和家乡人民的文质兼美的散文作品。
　　【作者简介】毛宗胜，青海省西宁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