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主导提出的港澳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治理关系，这种方式既考虑了港澳和大陆之间存在体制上的差异，又维护了一个中国的主权，是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极具智慧的国家治理解决方案。对于项目来说，相关方具有不同的管理体系、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它们会带来程度不同和种类不同的体制差异。如何在这些体制差异的环境下建立一个被相关方都能接受和遵守的项目治理机制是项目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无论是跨行政治理体制差异的港珠澳大桥项目、跨政府等非营利机构和企业等营利机构的PPP项目、跨学科和专业技术领域的产品研发项目，还是“一带一路”中的跨国家项目，项目治理者无不面临这样的问题。
　　在项目合作中，我们可能需要的只是利用某个人的一只手，但这只手会关联着这个人的身体而不会独立存在。项目相关方所在的组织通常不会因某个项目的存在而存在，也不会因该项目结束而结束，迫使某些项目相关方完全放弃其原有的管理体系既不现实也没必要。例如：宗教信仰会影响人们的工作方式，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企业会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企业合作做一个项目，但是，任何一方都很难因为这个项目的需要而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否则项目结束后，他们就无处归属。体制存在的时间长了就变成习惯和文化，“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君子和而不同”“入乡随俗”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正如列宁所言：“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项目多个相关方不同体制间的协同，需要解决的关键矛盾是接口问题。我们不必要求两个相关方在其他方面都能保持一致，但在两者產生协作关系的接口方面则需要有无缝转换机制，找到这些机制以解决接口矛盾是项目治理得以落地的关键。
　　路口交通管理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立交桥、可变车道、船闸、红绿灯是四种常见的路口通行方式。立交桥方式是以延长行驶距离换取接口顺畅不停顿；可变车道是短期内打破规则以换取较快的通行时间；船闸是借助外部资源弥补双方差异；信号灯则是双方以少量时间让步换取合理通行。在项目治理过程中，它们分别对应于解决项目相关方体制接口可以借鉴的四种典型方式：增加技术型接口而减少管理型接口；设立体制特区；借助能够适应双方体制的接口人或中间商；增加协商谈判的频次和妥协方式等。
　　有效的接口转换机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接口的范围需要明确，以保证相关方除接口外的其余部分保持原有的体制不受影响，这种范围可以是空间范围、时间范围或责任范围；二是运作方式和信息传递要透明，这样既减少双方的疑虑，也有利于彼此提前做好调整和配合的准备；三是要保证短期内能够见效，减少意料之外的风险发生。这些原则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项目相关方彼此的信任。
　　相关方的接口管理意味着体制改变，人善变而不愿意被改变。转变之所以碰到抵制，是因为新的环境会给人带来不安全感或使人离开舒适区，当项目相关方相信这些改变是安全、合算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有改变的意愿。项目是相关方实现各自需求的协作平台，只有抓好接口治理，才能保证这些协作的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