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人类的一个理想，问题是，怎么才能共同富裕？办法有很多种。
　　在中国，最早的一个办法是井田制。井田制，顾名思义就是一方田地分成井字型的九块，八户人家分种自己的那一块，中间那块是公田。大家在忙完自己的活后，顺便把中间的农活一起干了。等到收割的时候，再把公田的粮食平分。
　　井田制最大优点就是，有了集体的再分配，哪怕能力最弱的那户人家也有一口饭吃。《诗经》赞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但是，这个制度最大的敌人是时间。八户人家生育能力不同，劳动积极性不同，过了若干年，有的人家就会兼并其他的农户，而被兼并者，要么被赶出井田成了流民，要么就成了雇农，天下就不公平了。
　　所以孔子说，周礼的崩坏，就是从废井田开始的。他一直呼吁要恢复井田制，但是，他老人家不懂經济，到死也没有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大儒董仲舒提出了“限田”，每户人家的田地有一定的上限，“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不过问题还是老问题，名义上限制住了，大户人家用其他办法仍然能绕过去。到了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索性宣布“王田法”，所有土地都公有了，一律不得买卖，但十多年后，王先生的脑袋就被割掉了。
　　二十多年前，我去乐清农村调研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当地有一个十分贫穷的村子。20世纪80年代初，有三兄弟跑出去做生意，靠贩卖纽扣赚了钱，成了“先富起来的人”。有一年，他们回到村里“先富带后富”。不过，三兄弟的办法各不一样。
　　老大最爽快，全村一百户人家，每户分一万元。
　　老二觉得“要致富，先修路”，就投资一百万修了一条机耕路，从此乡亲们出村就容易多了，他们种的粮食和养的鸡鸭就能贩卖到山外的镇子上。
　　老三的办法最复杂。他也拿出了一百万元，不过要在村里选出十个年轻人，跟他一起出去做纽扣生意。那十万元本钱，亏了算他的，赚了，要连本带利还给他。
　　我们今天用经济学名词来说，老大的办法就是普惠救济，老二是改造公共设施，老三是创造就业和扶持创业者。
　　当年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三兄弟分钱的事情已经过了七八年，那个村子已经成了一个纽扣专业村。老三的一百万元不但带出了几个“农村能人”，还把一个产业引入到了村子里。
　　井田制的不可复活，以及这三兄弟的故事，让我们对共同富裕有了这么几个思考：
　　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公平富裕”，在相同的生产资料和资源配置之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始终是富裕的第一个前提。对公平的过度追求，只可能导致均贫和自由追求财富的权利的让渡;
　　先富带后富，面临一个效率选择的课题，它既与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设施建设有关，更是一次资源优化配置和新的生产力引发的过程;
　　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保护，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只有创造更广泛的就业和发展更先进的产业，才能让后富者具备自我造血能力，从而通过自己的劳动，进入富裕者的阶层。在这一进程中，资本扮演了比慈善更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