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熊育群的认识，大概是在2011年，我在广州师范学院参加一个会议，在会议的间隙见到了熊育群。人的记忆总会出现模糊，当时具体的细节我已经记不得了。只朦胧地记得熊育群坐在我对面的床上，温文尔雅。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微笑，带有南方特有的温润，和窗外郁郁葱葱的绿色很是相配。谦谦君子，大概指的就是这样的人吧。后来我们的交往也确实如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那个时候我大概就知道，他是重要的散文家，只是因为时间和专业区隔的原因，虽然也稍微有些了解，却一直没有对其认真阅读，可以说是一个憾事。直到2016年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己卯年雨雪》出版，在文坛引起广泛关注，我才突然意识到，当年认识的散文家熊育群，已经在写作的路上走得这么深远，这个时候去想起当初的认识，竟有莫名的因缘于其中，那一次南方夜晚的短晤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前兆，而真正的认识，终究是要通过作品——不仅是新近出版的《己卯年雨雪》，同时也包括另外一本早前出版的小说《连尔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不是朋友的提醒，我差点忽略了这部优秀的作品，而我的重新认识熊育群之旅，就从这部小说谈起吧。
　　一
　　《连尔居》从43年前的一个梦写起，孩子们看完了《地道战》，然后模仿电影里面的情节，自己挖地道藏起来，悲喜剧交替上演，几个孩子因为地道坍塌而丧命，另外几个孩子——其中有小说的叙述者“我”——则被大人们及时找到，有惊无险。有意思的是，叙述者我在回忆这一段往事的时候，出现了一种疑惑，地道死亡事件存在吗？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还是记忆自动编撰生成的故事？这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疑惑，却与这部小说的美学观念和书写原则密切相关。在开篇的献词中，作者这么说：“他，谈了历史，只是你的经历。你、我、他，分隔成三代。恍然之间，你我先后领悟了生命若浮游寄于朝夕。我在一场虚构中寻找消失的你——我们进入《连尔居》。”这一段献词诗意恍惚，若即若离，却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历史（经历），一个是虚构。熊育群在开篇的故事中故意混淆这两者的区别，将个人的经历和虚构的记忆融为一体，由此，他获得独特的进入历史和记忆的秘道。
　　由此，《连尔居》的故事在两个层面展开，一个是在历史的层面，连尔居作为一个具体的存在与共和国的历史相互印证，从早期的拓荒建村，到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宏大的历史进程一一具体落实于连尔居的日常生活。另一个是虚构的层面，连尔居是一座突然出现，又必将突然消失的一处应许之地，它与巫术、预言、灾难、末日等神秘性的东西紧密相连。从任何一个单独的层面出发，都不能构成连尔居，恰好是这两个层面的互为书写和互为根底，才成全了这个故事和这部小说。这么说是有缘由的，在关于当代史的书写中，往往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固守现实书写的传统，完全从历史层面来进行书写，求真为第一原则。求真固然无错，但却容易与历史学混淆，从而无法体现文学超越的层面。另一个极端则是去历史，去真实，以寓言化的方式来处理当代史，这种处理固然激活了想象力，但因为失去了真实的细节和逻辑而显得浮华空泛。因此，如何在“虚”与“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直是当代写作，尤其是历史写作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熊育群《连尔居》可以视作是对这一写作问题的一个回应和推进，在《连尔居》这部作品里，历史和虚构不但没有互行其是，反而是水乳交融，呈现了一种整体性。
　　也许我们会想起熊育群散文家的身份。从结构和叙述的层面看，《连尔居》确实存在着散文化倾向。这会让人想起沈从文的传统，在《湘西》《湘行散记》和《长河》等系列作品里，沈从文开创了一种散文化的抒情体作品系列。这些系列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说是散文，是里面有真正的经验和经历，说是小说，则是里面有充满了虚构、想象和人物。《连尔居》从文体的角度看可以视作这一抒情体的延续，在散漫的铺陈中，有一种诗意舒缓地升起。我们在《连尔居》里面看不到特别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是因为在这种诗意的书写中，人物都被抒情化了，或者说人物都成了一个个小小的音符，他们只有在整体中才形成意义。
　　《连尔居》的人物塑造独具特色，长篇小说往往有一个或者数个典型人物居于文本的中心，牵动故事的发展。但是在《连尔居》里面，却并没有这样一个中心的典型人物，人物像是在一个画轴上，随着叙述的展开而依次出现，人物出现、消失、又开始出现，又消失，这种方式符合生活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通过生活的流变来展示人物的方式，而非强行树立中心，刻意规划人物的人生。《连尔居》中的人物都处于某种自发自为的状态，他们没有太多的“意志”，听凭欲望的驱使和命运的安排来生活，因此，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古朴的美感。这一美感与小说中的神话、寓言、巫术和传说联系在一起，生成了一种特殊的美学空间。
　　《连尔居》中的这些人物会让我想起韩少功《山南水北》中的山民。熊育群和韩少功有共同的地域经验，所以笔下的人物，也多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有一样的质朴、狡黠和蓬勃的生命力。但《连尔居》和《山南水北》又有极大的区别，《山南水北》中有一种强烈而清醒的理性，虽然韩少功是在反思启蒙话语的基础上去书写那些乡土人情，但这种书写依然带有启蒙和理性的色彩，有一种清晰的辩驳的东西在文本中时时发声。《连尔居》则恍惚飘渺得多，熊育群没有那种强大的理性逻辑和启蒙关怀，他更像一个主觀的诗人，任由自己的情绪流淌，同时也将自己的抒情加于笔下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以43年前的旧梦开篇，其实已有暗示，这不过是叙述者的自我成长和自我启蒙，他者只有在这个范畴内才有意义，这本小说，书写了历史，虚构了记忆，塑造了人物，但最终，不过是自己的一场乡愁，他既无启蒙的姿态，也无道德的说教，在小说的后记中，作者已经交代清楚：
　　“我心里一热，往事飘浮，故人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不用他们的亡魂来迷神，我也记得每个人的一言一行。……这是真正的迷神，锦烂霞驳，星错波沏。”
　　当代作家评论 2017年第5期
　　二
　　《连尔居》里写了一个梦中梦。会魔法的异乡人梦见了大樟树、白鹤和放鹤人，在层叠的梦中，是一个关于前世今生的寓言，神秘，不真实，带有史前时代的幻觉。 　　无独有偶，熊育群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开篇也是一个梦：武田千鹤子梦见她和丈夫武田生离死别，遭到枪击的丈夫鲜血汹涌，而千鹤子却怎么也找不到纱布和绷带……这是真实的噩梦，是战争留给人的残酷而具体的记忆。《己卯年雨雪》由一个梦开篇，讲述的，却是并不遥远的二战的历史，中日两个国家的噩梦，一场巨大的悲剧和惨剧。
　　有一个现象早就引起了创作界和批评界的疑惑，现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数十年战火的纷扰，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一部重量级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战争题材小说？这或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天问”，但却很难找到准确详实的答案。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并小心翼翼地探究原由。或许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回答，除非是出现了一部重量级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战争题材小说，否则这个问题就永远没有答案，因为只有通过具体的作品，我们才能了解到我们究竟缺的是什么，只有通过未来的写作，我们才能意识并矫正我们前此的认识误区和理解误区。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之前，所有处理这一类题材的小说都会承担这一问题的全部症候性，并受到理所当然的质疑。
　　熊育群应该了解这一写作的难度，因此他异常地谨慎和诚恳。据了解，写作的发生源于14年前对一场局部战争——营田保卫战的无意中的了解。战争和屠杀的惨烈与巨大的遗忘和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熊育群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试图去恢复和书写这一段历史。
　　他从最基本的根部出发，搜罗史料，钩沉故事。在后记中说：“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中几乎所有日军杀人的细节和战场的残酷体验都来自这些真实的记录，我并非不能虚构，而是不敢也不想虚构。我要在这里重现他们所经历所看到所制造的灾难现场。”并非是不能虚构和想象，而是不敢，在巨大的历史灾难之前，所有的虚构和想象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们知道，对历史小说来说，只有占有尽量多的史料，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的“真实”——虽然在新历史学派看来，这些还原和真实都只是一种历史叙述。从这个角度看，熊育群占有的大量资料至少保证了这部战争题材小说的气息是真实的，小说中的细节、对话、行动在这种气息的覆盖都具有了其合理性。但是仅仅是史料和史实并不足以支撑一种我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小说与历史的区别，就在于它不能止步于史料的剪裁和拼接，而是需要用故事——这现代小说的核心所在——将史料激活。熊育群在后记里提到了一个细节：几年前的一个春天，他在大理的一家旧书店发现了一本《湘水潇潇——湖南会战纪实》，在这本书里读到了一个日本普通女性近藤富士之的一篇回忆文章《不堪之回首》，写她在1939年中秋节作为慰问团的成员来到了中国，并见到了新婚后不久就参军的丈夫近藤三郎，短暂相逢的甜蜜之后是不可挽回的悲剧：近藤三郎在一场伏击战中被打死，而近藤富士之抱着丈夫的尸体被中国军队俘虏。
　　这个故事像一道闪电照亮了那些沉甸甸的史料，熊育群意识到，“作為一个人，我们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呢？他让我回到了日常，回到了常识。这个时候我有了新的写作冲动，我觉得自己有了进入人物内心的能力。”我们会发现，《己卯年雨雪》中的核心故事，其实就来自于这个日本女人的原型。熊育群由此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日本人之眼而非中国人之眼——来观察，进入和反思这场战争。这一微观的视角毫无疑问是内在的，在场的，并天然带有某种亲历者的经验，它使得这部小说变得可亲可感，血肉真实。这也正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对于历史的书写没有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也不是旁观者的那种缺乏同情的清醒省察，而是一直就在历史的现场，在黑暗和悲剧的中心。小说采用了两条线索，一条是武田千鹤子对过去的日本生活的回忆，充满了前现代的温暖的乡愁；另外一条是当下的她作为俘虏所遭遇和观察到的中国生活。这是一种比照的视野，这一视野不是要对中日进行某种区隔，而恰好相反，在对不同国度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回忆和描写中，一种普遍人性的东西被呈现出来了，战争并不能摧毁人性，恰好是，在最残酷的历史中，人性的崇高和美好反而是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彰显。
　　以武田千鹤子的视角切入到抗战题材的书写，固然有其别致之处，但也面临着某种危险。这一危险就是，以日本人这一“他者”的眼光来书写抗战史，当然可以摆脱因为中国人的身份意识而导致的单一的意识形态教条，在这一教条中，日本军队、日本人以及所有日本的东西都被指认为是“邪恶的”，并且将这种“邪恶”的指认服务于狭隘的民族甚至是种族主义。但是站在日本人的视角，又容易将战争普遍化，将苦难无差别化，而无视战争所具有的正义/非正义的属性。
　　在我看来，战争远远不是伤害、残忍所能简单概括的，尤其是抗日战争这样的世纪之战。正是通过这场保卫战，中国人意识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该拥有的本质和自我，并将自己的主体建立在这一解放之中，而日本人，同样借此摆脱了旧有的意识形态的规训，并像武田千鹤子所代表的那样，在与中国的近距离的接触中获得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关于抗战题材的书写一直汗牛充栋，并有大量的低劣之作充斥其间，但熊育群的《己卯年雨雪》以其独特的处理方式和对战争超越性的思考而具有重要的价值。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作家，熊育群的这一写作不仅是对具体历史的回应，同时也是对历史哲学的回应。战争会一次性消失吗？如果没有《乙卯年雨雪》这样的写作，我们的遗忘还会持续多久？而罪恶，是否也会因人类的健忘而永劫轮回？
　　2017年2月25日于北京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叙‘中国故事’——新世纪小说叙事研究”（批准号：13XNJ039）成果〕
　　【作者简介】杨庆祥，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张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