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万，这个数字曾经是北京2020年的人口数量控制目标，而如今，这个人口数字的到来整整提前了10年。在刚刚举行的2011年北京区县两会上，各区县都把控制人口当成重要任务。疏解北京中心区人口或将成为今年两会人口问题的一个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引发众议的敏感话题。
　　控制人口数量的议题，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里表述得平和温婉：“推动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引导人口合理分布；探索区域人口调控综合协调机制，促进人口有序流动。”不过，如此平实的表述还是被媒体解读为“北京将减少低端人口流动”。
　　媒体概括得并不夸张，每一次控制人口数量的时候，低端劳动力总要被拿出来说事。每一次对低端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也都会遭遇舆论不同程度的炮轰，这其中不仅仅关涉低端劳动力的就业与流动权利问题，重要的是，现实中即便在繁华城市中心区，这些低端劳动力依旧有庞大的需求市场。这一次当北京市又提出限制低端劳动力向城市中心流动时，很快就有专家提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城区也需要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在控制城区人口数量方面，我们总是习惯性用行政手段一刀切。殊不知，简单的行政手段非但不能很好地促进人口的有序流动，反而会带来更难解决的社会问题，同时这种潜意识涉嫌对低端劳动者的权利歧视行为，舆论上也难以获得认可。
　　行政手段很难有效控制人口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北京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控制人口总量，不但没控制住，人口扩张的速度反而越来越快，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于行政手段过于依赖。早有专家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往哪里去，是市场调节的，哪里有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人就会流向哪里。在解决人口问题方面，其他国家的经验完全可以借鉴。比如美国，资料显示，1950年美国大都市人口的59%在中心城区，41%在郊区，到1990年，这个比例正好反了过来，6成人口都在郊区。在有序疏解中心城区人口方面，美国首先解决的是交通工具和通讯问题，其次美国政府主导制造业、零售业向郊区大规模迁移。另外，教育、文化、交通等公共资源在郊区配置，也是控制城区人口过快增长的重要保障。
　　由此可见，只有在大中小城市间均衡配置各种资源，才有可能扭转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城市要自救，行政手段并不是万能的，用经济的办法疏导人口流动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