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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新华社播发了一条电文，称“中国科学探险队在罗布泊东缘发现一具干尸，由于发现干尸的地点距离当年彭加木失踪的地方并不远，他们怀疑有可能是26年前失踪的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遗体”。
消息一出，轰动全国。
彭加木是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名字，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块隐痛——1980年6月17日，时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的彭加木率队在罗布泊地区科学考察时神秘失踪。当时由于缺水、断油，考察队在罗布泊东南的库木库都克以西8公里处受阻，安营扎寨。在向当地驻军发电报求援的同时，彭加木17日上午独自离开营地，并留下字条：“我向东面去找水井。彭。6月17日10时30分。”
结果彭加木一去不回。
1980年6月23日，新华社发布新闻：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在新疆的一次科学考察中失踪，已经7天没有音信。
当年彭加木失踪后，解放军和中科院方面曾组织3次大型搜索行动，动用10多架飞机和一支地面部队，但一直未能找到有关彭加木的其他线索。
2005年4月11日，敦煌市七里镇组织的穿越沙漠考察队在库姆塔格沙漠西北部发现一具干尸，旁边没有任何衣物或其他物品，科考队立即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
根据国家关于科学考察的规定，科考队在发现人类尸体等遗迹时，必须维持原样，在原地妥善保护，不得随意移动。因此，科考队决定，做好位置标记，撤离发现地，等春天气候条件允许时再次进入。
当年10月11日，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董治宝研究员随库姆塔格沙漠科学考察队前往发现干尸地点，对其进行了初步鉴定，并怀疑干尸为彭加木遗体。
2006年4月，这具干尸在被发现一年之后，终于被移交敦煌市博物馆保存。
时隔26年，当“发现疑似彭加木干尸”的消息一经披露，立即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次日从中央到地方各大媒体的头条几乎都是“彭加木”的名字。
邓亚军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当然明白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她立即向中国科学院提出申请，希望通过“反转DNA亲子鉴定”的方式，确定干尸是否是彭加木本人。
所谓“反转亲子鉴定”，就是通过孩子等直系亲属的DNA数据，来确定父亲或者母亲的身份。彭加木有一双儿女，可以借此确定其身份。
中国科学院同意了邓亚军的请求。2006年4月16日，一支由3人组成的鉴定专家组飞向了敦煌，这3个人中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的法医人类学家刘武。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然后就是邓亚军。
鉴定专家组到达敦煌后，在敦煌博物馆后院的一个仓库里见到了这具干尸——干尸是用红布裹着放在棺材里的，三人对干尸进行了初步检验并提取了样本。
此时外界对于罗布泊干尸是否是彭加木有很多质疑，如彭加木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党组书记傅春利曾仔细观察了这具干尸，发现其眉骨到头顶的距离只有3厘米，而干尸的总体长度也仅为153厘米。傅春利认为：“彭生前为宽额头，绝对不可能只有3厘米的长度，另外，彭生前身高为172厘米，除去风化后缩短的长度，缩成153厘米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另外也有人认为，彭加木脚印失踪的地方，距干尸的第一发现地有23公里的直线距离，这里是一片坚硬的盐碱壳地带，当时是6月的天气，地表温度达摄氏60度左右，在这种温度下一个正常体力的人根本不可能走到这里。
种种猜测，众说纷纭。
2006年4月l8日，专家组返回北京，随即开始对干尸样本进行处理和检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仅仅过了几天时间，所有实验室数据就已经完成。
样本的DNA数据出来后，邓亚军觉得最难的一关已经过了，她甚至以“就差家属一滴血”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等拿到家属样本后，很快就可以知道罗布泊干尸究竟是不是彭加木了。
邓亚军向中国科学院做了汇报，并请院方协调取得彭加木家属的样本。
此前彭加木的夫人夏淑芳已于2003年病逝，彭加木共有两个孩子，女儿一直在美国，儿子在上海工作，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法自然是从他的直系亲属那里取得DNA样本，几滴血就足够解开所有谜团。
出人意料的是，邓亚军从4月下旬一直等到“五一”长假过完，中国科学院方面才告诉邓亚军，彭加木家属不愿意提供样本，院方协调多次都没有结果。
无奈中，邓亚军只得向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夏训诚求助——夏训诚是彭加木生前好友，彭加木失踪的那次科学考察，他也在队里。
在过去26年时间里，夏训诚多次参与过寻找彭加木的行动。这次罗布泊发现干尸后，他还专门去勘查过。夏训诚认为，这具干尸的确有许多地方与彭加木不符，不过要想得到最确切的结果，只能依靠DNA鉴定。
时年72岁的夏训诚老先生给彭家家属打了电话，希望家属能够提供样本完成鉴定。但是彭家亲属的态度并没有变化。
夏训诚说，设身处地替彭家人想想，彭加木之子在26年前失去了父亲，在2003年母亲夏淑芳又离开了人世，作为儿子，他当然期望能够有一天找到父亲。正因为这样，早在1980年，他就参加了第四次搜索，但最后都是失望地离开。
还有一点，26年以后，中国的媒体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还没有确认这具干尸的身份之前，“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新闻已经铺天盖地；在干尸DNA数据出来之后，又传出几家电视台要“现场拍摄邓亚军从彭加木家属耳垂取血样镜头”的消息，这更使彭家亲人感到莫名的压力。
另外，彭家亲属所坚持的态度，与这26年间因寻找彭加木而引起的种种风波也不无关系。
在此之前，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仅2005年罗布泊就发现了3次干尸，每发现一具干尸就会传出“疑似彭加木”的声音，随即就告诉彭加木亲属，但很快又被排除，令彭加木家属一次次失望，心理备受打击。
凡此种种，对于彭加木的亲属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再体验。所以2006年这次被媒体炒得火热的“寻找彭加木”事件，从始至终，都没有一位彭加木的直系亲属愿意提供DNA样本进行鉴定。
另外，社会上不断有人出于种种目的组队“寻找彭加木”，有的还不断以此为由向企业拉赞助，这也激起了很多不同声音，“寻找彭加木”越来越有被庸俗化的迹象。
家属的真挚情感，与跟风一般的炒作，自然不能相提并论。
但无论怎样，2006年4月的“寻找彭加木”事件，因为这样的原因没有能得到确切的结果，依然让人觉得非常遗憾！
邓亚军至今仍保留着罗布泊干尸的DNA数据.她的想法也很简单：“没准以后的某一天，彭家家属想通了，愿意做DNA检测，这些数据到时候就能用得上了。”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亲子鉴定秘档：一位女鉴定师眼中的血亲关系流变》 作者：曾鹏宇
消息一出，轰动全国。
彭加木是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名字，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块隐痛——1980年6月17日，时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的彭加木率队在罗布泊地区科学考察时神秘失踪。当时由于缺水、断油，考察队在罗布泊东南的库木库都克以西8公里处受阻，安营扎寨。在向当地驻军发电报求援的同时，彭加木17日上午独自离开营地，并留下字条：“我向东面去找水井。彭。6月17日10时30分。”
结果彭加木一去不回。
1980年6月23日，新华社发布新闻：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在新疆的一次科学考察中失踪，已经7天没有音信。
当年彭加木失踪后，解放军和中科院方面曾组织3次大型搜索行动，动用10多架飞机和一支地面部队，但一直未能找到有关彭加木的其他线索。
2005年4月11日，敦煌市七里镇组织的穿越沙漠考察队在库姆塔格沙漠西北部发现一具干尸，旁边没有任何衣物或其他物品，科考队立即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
根据国家关于科学考察的规定，科考队在发现人类尸体等遗迹时，必须维持原样，在原地妥善保护，不得随意移动。因此，科考队决定，做好位置标记，撤离发现地，等春天气候条件允许时再次进入。
当年10月11日，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董治宝研究员随库姆塔格沙漠科学考察队前往发现干尸地点，对其进行了初步鉴定，并怀疑干尸为彭加木遗体。
2006年4月，这具干尸在被发现一年之后，终于被移交敦煌市博物馆保存。
时隔26年，当“发现疑似彭加木干尸”的消息一经披露，立即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次日从中央到地方各大媒体的头条几乎都是“彭加木”的名字。
邓亚军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当然明白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她立即向中国科学院提出申请，希望通过“反转DNA亲子鉴定”的方式，确定干尸是否是彭加木本人。
所谓“反转亲子鉴定”，就是通过孩子等直系亲属的DNA数据，来确定父亲或者母亲的身份。彭加木有一双儿女，可以借此确定其身份。
中国科学院同意了邓亚军的请求。2006年4月16日，一支由3人组成的鉴定专家组飞向了敦煌，这3个人中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的法医人类学家刘武。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然后就是邓亚军。
鉴定专家组到达敦煌后，在敦煌博物馆后院的一个仓库里见到了这具干尸——干尸是用红布裹着放在棺材里的，三人对干尸进行了初步检验并提取了样本。
此时外界对于罗布泊干尸是否是彭加木有很多质疑，如彭加木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党组书记傅春利曾仔细观察了这具干尸，发现其眉骨到头顶的距离只有3厘米，而干尸的总体长度也仅为153厘米。傅春利认为：“彭生前为宽额头，绝对不可能只有3厘米的长度，另外，彭生前身高为172厘米，除去风化后缩短的长度，缩成153厘米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另外也有人认为，彭加木脚印失踪的地方，距干尸的第一发现地有23公里的直线距离，这里是一片坚硬的盐碱壳地带，当时是6月的天气，地表温度达摄氏60度左右，在这种温度下一个正常体力的人根本不可能走到这里。
种种猜测，众说纷纭。
2006年4月l8日，专家组返回北京，随即开始对干尸样本进行处理和检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仅仅过了几天时间，所有实验室数据就已经完成。
样本的DNA数据出来后，邓亚军觉得最难的一关已经过了，她甚至以“就差家属一滴血”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等拿到家属样本后，很快就可以知道罗布泊干尸究竟是不是彭加木了。
邓亚军向中国科学院做了汇报，并请院方协调取得彭加木家属的样本。
此前彭加木的夫人夏淑芳已于2003年病逝，彭加木共有两个孩子，女儿一直在美国，儿子在上海工作，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法自然是从他的直系亲属那里取得DNA样本，几滴血就足够解开所有谜团。
出人意料的是，邓亚军从4月下旬一直等到“五一”长假过完，中国科学院方面才告诉邓亚军，彭加木家属不愿意提供样本，院方协调多次都没有结果。
无奈中，邓亚军只得向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夏训诚求助——夏训诚是彭加木生前好友，彭加木失踪的那次科学考察，他也在队里。
在过去26年时间里，夏训诚多次参与过寻找彭加木的行动。这次罗布泊发现干尸后，他还专门去勘查过。夏训诚认为，这具干尸的确有许多地方与彭加木不符，不过要想得到最确切的结果，只能依靠DNA鉴定。
时年72岁的夏训诚老先生给彭家家属打了电话，希望家属能够提供样本完成鉴定。但是彭家亲属的态度并没有变化。
夏训诚说，设身处地替彭家人想想，彭加木之子在26年前失去了父亲，在2003年母亲夏淑芳又离开了人世，作为儿子，他当然期望能够有一天找到父亲。正因为这样，早在1980年，他就参加了第四次搜索，但最后都是失望地离开。
还有一点，26年以后，中国的媒体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还没有确认这具干尸的身份之前，“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新闻已经铺天盖地；在干尸DNA数据出来之后，又传出几家电视台要“现场拍摄邓亚军从彭加木家属耳垂取血样镜头”的消息，这更使彭家亲人感到莫名的压力。
另外，彭家亲属所坚持的态度，与这26年间因寻找彭加木而引起的种种风波也不无关系。
在此之前，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仅2005年罗布泊就发现了3次干尸，每发现一具干尸就会传出“疑似彭加木”的声音，随即就告诉彭加木亲属，但很快又被排除，令彭加木家属一次次失望，心理备受打击。
凡此种种，对于彭加木的亲属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再体验。所以2006年这次被媒体炒得火热的“寻找彭加木”事件，从始至终，都没有一位彭加木的直系亲属愿意提供DNA样本进行鉴定。
另外，社会上不断有人出于种种目的组队“寻找彭加木”，有的还不断以此为由向企业拉赞助，这也激起了很多不同声音，“寻找彭加木”越来越有被庸俗化的迹象。
家属的真挚情感，与跟风一般的炒作，自然不能相提并论。
但无论怎样，2006年4月的“寻找彭加木”事件，因为这样的原因没有能得到确切的结果，依然让人觉得非常遗憾！
邓亚军至今仍保留着罗布泊干尸的DNA数据.她的想法也很简单：“没准以后的某一天，彭家家属想通了，愿意做DNA检测，这些数据到时候就能用得上了。”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亲子鉴定秘档：一位女鉴定师眼中的血亲关系流变》 作者：曾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