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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出版的20世纪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的中国之行记录——《“推销员”在北京》，将我们带回到1983年的中国。回顾历史，从19世纪的英国女探险家伊莎贝拉·伯德，到20世纪上叶英国小说家毛姆，再到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苏珊·桑塔格这些具跨度的历史游记勾勒连缀出一幅古老的中国画卷。对于这些西方名人来说，遥远的东方也有着他们的梦想与乡愁。
伊莎贝拉·伯德：“伟大流域”的冒险之旅
（18311904，19世纪英国女探险家、作家）
1898年的中国，正值晚清，尽管在这一年迎来了戊戌变法的新政，但这希望的火光也只是就势闪耀了一下，仍然无力阻止封建统治的颓势。也就在这一年，英国女探险家伊莎贝拉·伯德在这块曾经繁荣昌盛，但此时荣光不再的土地上，开始了她沿着长江流域深入川藏地区的旅行考察，历时15个月。这一年，伊莎贝拉·伯德67岁，此时距她去世仅有6年。
女探险家的传奇人生
一生都在与疾病抗争，旅行却是这个女人最好的药。
伊莎贝拉·伯德，1831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父亲爱德华是英国教会的牧师。因为父亲会接到不同教区的职位，所以她的幼年生活永远处于搬家中。自小伊莎贝拉就体弱多病，母亲因此选择了在家中教她学习，而与疾病抗争也几乎伴随了她的整个生命。但曾有人分析认为，伊莎贝拉·伯德的病更多的是心理因素，因为当她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几乎从不生病。而她真正的愿望，就是去旅行。
1868年母亲过世后，不希望重复姐姐固定而又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伊莎贝拉，开始了一系列旅行，并在旅途中通过书信和家人保持联系。这些寄给姐姐的信，整理成了她重要的游记作品，登上杂志，并出版成书，这也令她在英国家喻户晓。1872年，她离开英国，前往澳大利亚、夏威夷，接着她去了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在这片广袤的落基山脉区域穿越了差不多800英里的土地，并写成了她最著名的作品《一位女士在落基山的生活》。
在这里，伊莎贝拉认识了吉姆·纽金特，一个只剩一只眼睛的热爱诗歌和暴力的亡命之徒。伊莎贝拉在写给姐姐的信里这么形容他，“他是个会让任何女人爱上，但有理智的女人不会与之结婚的男人”，纽金特似乎也被伊莎贝拉的独立和头脑所迷住了。但最终，伊莎贝拉选择了离开落基山和她“亲爱的亡命之徒”。
伊莎贝拉回家了。这次遇到的人是30岁的爱丁堡医生——约翰·毕夏普，对方对她展开了火热的追求。可她一如预期的又病了，于是她选择再次旅行，这一次是亚洲：日本、中国、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1880年她的姐姐死于伤寒，伊莎贝拉很伤心，最终接受了约翰·毕夏普的求婚。这时，她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但丈夫约翰·毕夏普却在1886年先于她离开人世。
意识到自己早期的旅行实在太过业余，伊莎贝拉学习了医学，并决心作为一名传教士旅行。尽管已经60岁了，她仍启程去了印度，穿过西藏，来到波斯、库尔德和土耳其。次年，她加入一群英国士兵队伍去了巴格达和德黑兰。
几十年来不断给杂志和期刊撰稿，令伊莎贝拉·伯德声名远播，1892年，她成为第一位被接纳进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女性。1898年她选择了中国，作为她旅行的目的地。
长江沿岸的风土人情
这段中国之旅成就了伊莎贝拉·伯德人生历程上最后的伟大征程。正如她在著作《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里写道的，“我坦白承认，只有在长江上，它的支流上以及支流流经的地区度过8个月之后，我才开始了解这些地区的宏伟容量、能力、生产力以及它密集的人口，有如中国的‘脊梁’。”
伊莎贝拉的中国之旅以上海为圆心，向周围发散，包括杭州、宁波、绍兴。然后再经由上海到汉口，顺着水路，一路途经长江流域的市镇。她以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地理学识，细腻地记录了一百多年前，长江一带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与令人惊叹的民风人情。
在她笔下，当年的上海因为租界而一分为二，一边是整洁明亮的“洋上海”，另一边是污秽不堪的“土上海”。“租界”这边的“洋上海”，到处是高档商店和衣着华贵的人群，娱乐在这里到达繁盛的顶点。社区活动丰富异常，从游艇、打猎、赛马、高尔夫、草地网球、保龄球、射击，到戏剧社团、音乐和摄影协会、高雅艺术协会西方人在这里建立起了自己的娱乐盛世。
离开上海前，她雇佣了一个说一口标准英文的中国人为口译仆人，顺着长江水域，乘船旅行。随身携带的行李包括照相机、笔、纸、地图、护照、茶叶、咖喱粉等物品，穿着也入乡随俗。因为在她看来，“没有束胸或腰带等任何形式的约束，允许形体充分发育中国的装束如此舒适，它给你这样的自由，我自从在满洲穿上之后在这次旅行中又穿，对欧洲服装有些不屑一顾了”。
坐船沿江而下，偶尔登陆岸边走陆路，长江水路的艰险峻奇、沿线不同城镇的风貌、干着一份以生死搏命的工作却只刚够吃口饱饭的纤夫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拜访居留于不同城镇的传教士则令她有深刻体悟。来到四川省后，伊莎贝拉雇佣了轿夫，下船行走陆路，就这样一路深入到川藏腹地。翻越过雪山，眼前的藏族、羌族女性令她眼前一亮，她忍不住写到：“马塘的一些妇女惊人的美，仿佛圣母玛利亚的类型。”终于走到藏地边境再折返成都，经水路返回汉口，至此结束了她在中国长江沿线漫长的旅行。
从中国返回不久，伊莎贝拉·伯德又去了摩洛哥。1904年她返回爱丁堡家中，没几个月就黯然离世。原本计划再次启程的中国之旅，也随着这位英国女探险家的离去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旅行纪录
旅行地点：上海及周边，以湖北汉口为起点的长江流域，并深入川藏地区。
旅行时间：1898年始，长达15个月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不动声色的异乡人
（18741965，20世纪上叶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1920年前后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局动荡的年代，西方人纷至沓来，欲对神秘的东方一探究竟，英国作家毛姆也是赴华人潮中的一员。1919年底，时年45岁的毛姆在私人秘书哈克斯顿陪同下，在中国游历了4个月。回国后，毛姆将58篇在旅途中“用铅笔在路边买的黄色包装纸上草草写就的”笔记加以整理，于1922年在英国出版了这本与中国有关的《在中国屏风上》。
1900年，停泊着的广东船屋。
在这本游记中，他刻画了形形色色与他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人：官员、传教士、商人、冒险家等等，也记录了他们对中国的解读。身为记录者的毛姆，并不愿和他的同胞一样，留下一部流于表面、失之偏颇的旅行记录，所以他始终恪守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角度，去观看和书写那些“能激起我兴致的人或地方”，希望还原当下的鲜活与真实。
命运多舛造就的剧作家
毛姆个性内向，又爱冷嘲热讽，可是对于遥远的东方却有着精神故乡之感。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被誉为“20世纪用英语写作的最流行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和戏剧广受大众喜爱，他的写作手法、叙事技巧影响了包括奈保尔、乔治·奥威尔、格雷厄姆·格林、张爱玲等在内的众多著名作家，然而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他一直被贬为“通俗作家”而屡遭冷眼。像伍尔芙就认为毛姆太过平庸，不值一提。批评家曾普遍认为：“毛姆只是延续了一个传统—直接、客观地讲述故事”。其实“直接、客观”正是毛姆最直指人心的长处，这也是《在中国屏风上》所传递的精神。
毛姆式的冷静笔法以及他对人性的洞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多舛命运的造就。1874年1月25日毛姆出生于巴黎，10岁时父母双亡，他不得不回英国投靠叔父。少年毛姆性格内向，加上口吃和身材矮小，经常受到叔父及同学的粗暴对待，凄苦的生活养成了他爱冷嘲热讽和揭露人性阴暗面的个性。也许是出于解脱内心痛苦的需要，毛姆曾广泛涉猎哲学著作。正如他在《哲学家》（《在中国屏风上》）一文中总结的：“哲学关乎个性，而不是逻辑”，他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感到亲近，继而向叔本华所崇拜的东方智慧追本溯源，对印度的“吠陀”、佛教以及中国的庄子学说都抱有浓厚兴趣。“东方”在他眼里，除了有着神秘的异国情调，大概也代表了精神的故乡。在1915年完成的小说《人性的枷锁》中，毛姆借人物之口说出：“他想到东方去旅行那东方特有的气味刺激着他的鼻腔。他那心房激荡着对那世界的奇妙的渴望之情。”
1914年10月，毛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结识了毕生的爱人杰拉德·哈克斯顿，接下来的几年里二人携手同行，足迹遍布拉美、中国、印度等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有着“世界旅行家”称号的毛姆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1919年底，毛姆开始了4个月的中国之旅。可以猜测的是，毛姆到中国之前对中国已有相当的了解，否则他不会在那些信手写就的旅行笔记里熟稔地运用《庄子》和《岁时广记》中的典故，也不会在眺望长城时生出一种颇具历史感的情怀。
在毛姆的屏风上
以“屏风”为题，是毛姆的巧妙。“屏风”本为屏障之物，象征了东西方文化的隔阂，就像书中描写的大部分西方人一再声称自己搞不明白中国人。
毛姆也坦陈：“这些人对你来说毕竟是陌生的，正如你对他们也是陌生的一样。你没有线索可以破解他们的神秘”。除了“隔断”，屏风也可起到展示和连缀画面的作用，如同书中58篇松散的旅行纪录，既是连续的整体，又是不相关联的个体；此外，他还在“中国屏风”上展现了西方同胞的群像。以中国这一广阔背景为底色，他关注的重点终究还是回到了他最熟悉的“人”的层面。
毛姆不是一个长于抒情和写景状物的作者，即使在遥远异国的土地上周游，面对陌生的风土人情，他也一样惜墨如金。虽然，他也会怀着思古之幽情，静静欣赏恍如古画的破败小城；他也会在黎明黄昏，望着山乡水田浮想联翩；他还会在黄河夜旅途中，于简陋的船舱里感受到莫可名状的“罗曼司”，但这些都不是他的真正兴味所在。他更乐于观察人，“你见到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插曲，无论怎样的微不足道，都足以立刻唤起你的想象”，即使有着无法消除的文化隔膜，他也认为“你可以进入他们的生命，至少是在想象的层面上”。中国之行，他接触最多的中国人是苦力，无论路途跋涉还是客栈小憩，他的眼光都会在他们身上停留。在《驮兽》及《江中号子》等篇章中，他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细细描写他们的神情、姿态、气味、声音，精准的笔触令人印象深刻。除了苦力，毛姆描写中国人的还有3篇：《内阁部长》、《戏剧学者》与《哲学家》。一涉及到人，毛姆马上发挥了他写作的特长—官员的贪婪虚伪、教授的肤浅滑稽以及辜鸿铭的尖酸落寞，都在他笔下分毫毕现。
不同于大多数详尽记录“时、地、人”的游记，毛姆绝少在文中点明具体的人名、地名，也从不交待行程和旅伴，就连他特地拜访的辜鸿铭，也是以“那个哲学家”指代。似乎他丝毫不醉心于旅程本身，只不过随兴而至、即兴所记，没有观光客式的大惊小怪，没有殖民者式的居高临下，始终保持着旁观者的不动声色。只是这种态度也注定了，他的旅行是浮光掠影式的，他只能以他所拥有的世界观尽量中立地理解中国，却无法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接纳那些超出他个人阅历与接受程度的事物。就像他一方面对中国社会底层民众报以同情，另一方面又对重庆街头的人群、噪声、体臭感到极端厌恶；他一方面赞赏中国人“对装饰拥有的热情”，另一方面却对这种审美情趣感到无聊以至厌倦。他见识了中国的古老丰富，也亲历了当时中国的衰败黯淡，同时在误读与想象中，他在鸦片烟馆里享受到了“舒适温馨的安逸时光”，并从一幕客栈小景看到了比西方更为平等的“民主精神”，得出“臭水沟比议会制度更有利于民主”的结论。
所以，尽管毛姆希望他这本中国游记“可以给读者提供我所看到的中国的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图画，并有助于他们自己对中国的想象”，可是他毕竟还是个隔着屏风旁观的异乡人。冷眼、好奇心、想象力，留下了这一幅不够完整也不够立体的关于中国的白描。 ■
伊莎贝拉·伯德：“伟大流域”的冒险之旅
（18311904，19世纪英国女探险家、作家）
1898年的中国，正值晚清，尽管在这一年迎来了戊戌变法的新政，但这希望的火光也只是就势闪耀了一下，仍然无力阻止封建统治的颓势。也就在这一年，英国女探险家伊莎贝拉·伯德在这块曾经繁荣昌盛，但此时荣光不再的土地上，开始了她沿着长江流域深入川藏地区的旅行考察，历时15个月。这一年，伊莎贝拉·伯德67岁，此时距她去世仅有6年。
女探险家的传奇人生
一生都在与疾病抗争，旅行却是这个女人最好的药。
伊莎贝拉·伯德，1831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父亲爱德华是英国教会的牧师。因为父亲会接到不同教区的职位，所以她的幼年生活永远处于搬家中。自小伊莎贝拉就体弱多病，母亲因此选择了在家中教她学习，而与疾病抗争也几乎伴随了她的整个生命。但曾有人分析认为，伊莎贝拉·伯德的病更多的是心理因素，因为当她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几乎从不生病。而她真正的愿望，就是去旅行。
1868年母亲过世后，不希望重复姐姐固定而又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伊莎贝拉，开始了一系列旅行，并在旅途中通过书信和家人保持联系。这些寄给姐姐的信，整理成了她重要的游记作品，登上杂志，并出版成书，这也令她在英国家喻户晓。1872年，她离开英国，前往澳大利亚、夏威夷，接着她去了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在这片广袤的落基山脉区域穿越了差不多800英里的土地，并写成了她最著名的作品《一位女士在落基山的生活》。
在这里，伊莎贝拉认识了吉姆·纽金特，一个只剩一只眼睛的热爱诗歌和暴力的亡命之徒。伊莎贝拉在写给姐姐的信里这么形容他，“他是个会让任何女人爱上，但有理智的女人不会与之结婚的男人”，纽金特似乎也被伊莎贝拉的独立和头脑所迷住了。但最终，伊莎贝拉选择了离开落基山和她“亲爱的亡命之徒”。
伊莎贝拉回家了。这次遇到的人是30岁的爱丁堡医生——约翰·毕夏普，对方对她展开了火热的追求。可她一如预期的又病了，于是她选择再次旅行，这一次是亚洲：日本、中国、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1880年她的姐姐死于伤寒，伊莎贝拉很伤心，最终接受了约翰·毕夏普的求婚。这时，她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但丈夫约翰·毕夏普却在1886年先于她离开人世。
意识到自己早期的旅行实在太过业余，伊莎贝拉学习了医学，并决心作为一名传教士旅行。尽管已经60岁了，她仍启程去了印度，穿过西藏，来到波斯、库尔德和土耳其。次年，她加入一群英国士兵队伍去了巴格达和德黑兰。
几十年来不断给杂志和期刊撰稿，令伊莎贝拉·伯德声名远播，1892年，她成为第一位被接纳进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女性。1898年她选择了中国，作为她旅行的目的地。
长江沿岸的风土人情
这段中国之旅成就了伊莎贝拉·伯德人生历程上最后的伟大征程。正如她在著作《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里写道的，“我坦白承认，只有在长江上，它的支流上以及支流流经的地区度过8个月之后，我才开始了解这些地区的宏伟容量、能力、生产力以及它密集的人口，有如中国的‘脊梁’。”
伊莎贝拉的中国之旅以上海为圆心，向周围发散，包括杭州、宁波、绍兴。然后再经由上海到汉口，顺着水路，一路途经长江流域的市镇。她以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地理学识，细腻地记录了一百多年前，长江一带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与令人惊叹的民风人情。
在她笔下，当年的上海因为租界而一分为二，一边是整洁明亮的“洋上海”，另一边是污秽不堪的“土上海”。“租界”这边的“洋上海”，到处是高档商店和衣着华贵的人群，娱乐在这里到达繁盛的顶点。社区活动丰富异常，从游艇、打猎、赛马、高尔夫、草地网球、保龄球、射击，到戏剧社团、音乐和摄影协会、高雅艺术协会西方人在这里建立起了自己的娱乐盛世。
离开上海前，她雇佣了一个说一口标准英文的中国人为口译仆人，顺着长江水域，乘船旅行。随身携带的行李包括照相机、笔、纸、地图、护照、茶叶、咖喱粉等物品，穿着也入乡随俗。因为在她看来，“没有束胸或腰带等任何形式的约束，允许形体充分发育中国的装束如此舒适，它给你这样的自由，我自从在满洲穿上之后在这次旅行中又穿，对欧洲服装有些不屑一顾了”。
坐船沿江而下，偶尔登陆岸边走陆路，长江水路的艰险峻奇、沿线不同城镇的风貌、干着一份以生死搏命的工作却只刚够吃口饱饭的纤夫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拜访居留于不同城镇的传教士则令她有深刻体悟。来到四川省后，伊莎贝拉雇佣了轿夫，下船行走陆路，就这样一路深入到川藏腹地。翻越过雪山，眼前的藏族、羌族女性令她眼前一亮，她忍不住写到：“马塘的一些妇女惊人的美，仿佛圣母玛利亚的类型。”终于走到藏地边境再折返成都，经水路返回汉口，至此结束了她在中国长江沿线漫长的旅行。
从中国返回不久，伊莎贝拉·伯德又去了摩洛哥。1904年她返回爱丁堡家中，没几个月就黯然离世。原本计划再次启程的中国之旅，也随着这位英国女探险家的离去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旅行纪录
旅行地点：上海及周边，以湖北汉口为起点的长江流域，并深入川藏地区。
旅行时间：1898年始，长达15个月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不动声色的异乡人
（18741965，20世纪上叶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1920年前后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局动荡的年代，西方人纷至沓来，欲对神秘的东方一探究竟，英国作家毛姆也是赴华人潮中的一员。1919年底，时年45岁的毛姆在私人秘书哈克斯顿陪同下，在中国游历了4个月。回国后，毛姆将58篇在旅途中“用铅笔在路边买的黄色包装纸上草草写就的”笔记加以整理，于1922年在英国出版了这本与中国有关的《在中国屏风上》。
1900年，停泊着的广东船屋。
在这本游记中，他刻画了形形色色与他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人：官员、传教士、商人、冒险家等等，也记录了他们对中国的解读。身为记录者的毛姆，并不愿和他的同胞一样，留下一部流于表面、失之偏颇的旅行记录，所以他始终恪守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角度，去观看和书写那些“能激起我兴致的人或地方”，希望还原当下的鲜活与真实。
命运多舛造就的剧作家
毛姆个性内向，又爱冷嘲热讽，可是对于遥远的东方却有着精神故乡之感。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被誉为“20世纪用英语写作的最流行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和戏剧广受大众喜爱，他的写作手法、叙事技巧影响了包括奈保尔、乔治·奥威尔、格雷厄姆·格林、张爱玲等在内的众多著名作家，然而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他一直被贬为“通俗作家”而屡遭冷眼。像伍尔芙就认为毛姆太过平庸，不值一提。批评家曾普遍认为：“毛姆只是延续了一个传统—直接、客观地讲述故事”。其实“直接、客观”正是毛姆最直指人心的长处，这也是《在中国屏风上》所传递的精神。
毛姆式的冷静笔法以及他对人性的洞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多舛命运的造就。1874年1月25日毛姆出生于巴黎，10岁时父母双亡，他不得不回英国投靠叔父。少年毛姆性格内向，加上口吃和身材矮小，经常受到叔父及同学的粗暴对待，凄苦的生活养成了他爱冷嘲热讽和揭露人性阴暗面的个性。也许是出于解脱内心痛苦的需要，毛姆曾广泛涉猎哲学著作。正如他在《哲学家》（《在中国屏风上》）一文中总结的：“哲学关乎个性，而不是逻辑”，他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感到亲近，继而向叔本华所崇拜的东方智慧追本溯源，对印度的“吠陀”、佛教以及中国的庄子学说都抱有浓厚兴趣。“东方”在他眼里，除了有着神秘的异国情调，大概也代表了精神的故乡。在1915年完成的小说《人性的枷锁》中，毛姆借人物之口说出：“他想到东方去旅行那东方特有的气味刺激着他的鼻腔。他那心房激荡着对那世界的奇妙的渴望之情。”
1914年10月，毛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结识了毕生的爱人杰拉德·哈克斯顿，接下来的几年里二人携手同行，足迹遍布拉美、中国、印度等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有着“世界旅行家”称号的毛姆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1919年底，毛姆开始了4个月的中国之旅。可以猜测的是，毛姆到中国之前对中国已有相当的了解，否则他不会在那些信手写就的旅行笔记里熟稔地运用《庄子》和《岁时广记》中的典故，也不会在眺望长城时生出一种颇具历史感的情怀。
在毛姆的屏风上
以“屏风”为题，是毛姆的巧妙。“屏风”本为屏障之物，象征了东西方文化的隔阂，就像书中描写的大部分西方人一再声称自己搞不明白中国人。
毛姆也坦陈：“这些人对你来说毕竟是陌生的，正如你对他们也是陌生的一样。你没有线索可以破解他们的神秘”。除了“隔断”，屏风也可起到展示和连缀画面的作用，如同书中58篇松散的旅行纪录，既是连续的整体，又是不相关联的个体；此外，他还在“中国屏风”上展现了西方同胞的群像。以中国这一广阔背景为底色，他关注的重点终究还是回到了他最熟悉的“人”的层面。
毛姆不是一个长于抒情和写景状物的作者，即使在遥远异国的土地上周游，面对陌生的风土人情，他也一样惜墨如金。虽然，他也会怀着思古之幽情，静静欣赏恍如古画的破败小城；他也会在黎明黄昏，望着山乡水田浮想联翩；他还会在黄河夜旅途中，于简陋的船舱里感受到莫可名状的“罗曼司”，但这些都不是他的真正兴味所在。他更乐于观察人，“你见到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插曲，无论怎样的微不足道，都足以立刻唤起你的想象”，即使有着无法消除的文化隔膜，他也认为“你可以进入他们的生命，至少是在想象的层面上”。中国之行，他接触最多的中国人是苦力，无论路途跋涉还是客栈小憩，他的眼光都会在他们身上停留。在《驮兽》及《江中号子》等篇章中，他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细细描写他们的神情、姿态、气味、声音，精准的笔触令人印象深刻。除了苦力，毛姆描写中国人的还有3篇：《内阁部长》、《戏剧学者》与《哲学家》。一涉及到人，毛姆马上发挥了他写作的特长—官员的贪婪虚伪、教授的肤浅滑稽以及辜鸿铭的尖酸落寞，都在他笔下分毫毕现。
不同于大多数详尽记录“时、地、人”的游记，毛姆绝少在文中点明具体的人名、地名，也从不交待行程和旅伴，就连他特地拜访的辜鸿铭，也是以“那个哲学家”指代。似乎他丝毫不醉心于旅程本身，只不过随兴而至、即兴所记，没有观光客式的大惊小怪，没有殖民者式的居高临下，始终保持着旁观者的不动声色。只是这种态度也注定了，他的旅行是浮光掠影式的，他只能以他所拥有的世界观尽量中立地理解中国，却无法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接纳那些超出他个人阅历与接受程度的事物。就像他一方面对中国社会底层民众报以同情，另一方面又对重庆街头的人群、噪声、体臭感到极端厌恶；他一方面赞赏中国人“对装饰拥有的热情”，另一方面却对这种审美情趣感到无聊以至厌倦。他见识了中国的古老丰富，也亲历了当时中国的衰败黯淡，同时在误读与想象中，他在鸦片烟馆里享受到了“舒适温馨的安逸时光”，并从一幕客栈小景看到了比西方更为平等的“民主精神”，得出“臭水沟比议会制度更有利于民主”的结论。
所以，尽管毛姆希望他这本中国游记“可以给读者提供我所看到的中国的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图画，并有助于他们自己对中国的想象”，可是他毕竟还是个隔着屏风旁观的异乡人。冷眼、好奇心、想象力，留下了这一幅不够完整也不够立体的关于中国的白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