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怕标准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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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间商业评级机构胆敢摘掉美国国债“无风险”这顶帽子,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全球市场对降级的反应的确相当激烈,对未来不确定性充满焦虑。 颇具另一番意味的是,从股市大量撤出的资金投向了相对安全的国债,于是美国国债不但没跌,反而略涨,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暂时没有受到损失。
  评级机构怎么有那么大的能耐向各国主权债的信用等级品头论足?多年来监管机构和国会任其发展,对背后利益纠葛视而不见,这次在太岁头上动土,政府和民间不能无动于衷。
  这些机构套用公司财务分析方式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就会质疑这种方法的可靠程度,譬如说,政治风险如何衡量?一个国家资不抵债能破产吗?这些财会出身的分析师在多大的程度上了解作为分析对象的国家的社会文化?
  泰国1997年首次向外举债,评级机构很慷慨的给了个“投资级”的通行证。当时泰国国内通胀,资本外流,央行不断用外汇储备来捍卫泰铢,企图稳住投资者的信心,可是评级公司分析师硬说,高速成长时期的通胀是自然的,泰铢价币值并不超高云云。几个月后,泰国宣布不再支撑币值,泰铢一垮,带动了周边邻国纷纷贬值,演成了亚洲金融危机。投资泰国主权债券的机构损失惨重,然而评级公司我行我素。到了本世纪,把经过包装的垃圾次贷评成A级,成了定时炸弹,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
  评级公司早先有不成文规定,公司的评级不能超越该国的主权债信用评级,可是新兴市场的企业肯定需想办法超出主权信用的上限,来向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这也是有其合理逻辑的评级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有突破“主权天花板”的例子,于是阿根廷的石油公司、墨西哥的水泥公司、菲律宾的啤酒公司获得比该国主权债更高的评级,在国际市场融资的代价低于该国国债的利息。评级机构的解释是,这些公司经营有道,即使国家发生主权债务问题,影响其还债能力将是短暂的。我记得曾问过一位分析师,要是主权国实施资本管制怎么办?他回答很干脆:不会的,这比重建柏林围墙的可能性还要小。不久马来西亚即实行了资本管制,新柏林墙当然还是不见影踪。
  这次标普预先向财政部发出要降级的通报,其中就把财政赤字多算了两万亿美元,标普在新闻稿中把数字删除,淡化目前赤字,而强调长期的财政缺口,这就是受到盖特纳讥笑的“初级错误”。
  有市场评论家说,标普这么做是为了在次贷危机后意图拯救自己的商业信誉,也有人怀疑这是为卖空市场铺路,美国证监会已高度重视,展开调查。但也有人认为,标普惊人之举是美国多年来天量财政赤字没有解决方案的当头一棒,打得好!
  美国白宫与国会对峙不是第一次,1995年底克林顿政府和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在联邦预算案上纠缠不清,导致政府非紧要部门暂时停止服务,国立公园、国家档案局、甚至统计失业率的劳动局都关了门。当时美国股票债券市场反应平静,交易员和分析师们不在这个问题上操心。美国国债无风险评级是全球金融市场定价的基础,所有的债券收益计算方式是在同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加上若干基点溢价,风险越高溢价越高,也就是债券越不值钱(收益率与债券价值成反向)。有些人给出了这样的逻辑,如果美国信用出了问题,那么整个体系要乱套了,若是美国国债有风险,那么所有的投资品种风险都要水涨船高的增加,公司由于融资成本不确定性会带来股票市场大幅度的动荡,基金对各评级的债券有一定的配置比率,这么一来完全搅乱了,既然如此不可思议,也就不值得操心。然而,这回天真的塌下来了,市场不知所措,弄得资产价格大幅蒸发。
  现在全球金融市场在摸索一套新的游戏规则,评级机构的话语权不是天赋的,而是靠本事争取出来的,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他们怕的或许不是标准普尔,但却是评级的公平规则。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财经新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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