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法、比因德公开抵制赔款义务而占领鲁尔，引发了鲁尔危机。在鲁尔危机的重压之下，德国被迫采用顺应政策，从此德国进入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到二十年代末，德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大增，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限制已大部分取消，德国的大国地位逐步得到恢复。德国对外政策中的对抗、强硬的一面渐渐显露出来。本文对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变化的原因进行简析。
关键词：施特莱斯曼；顺应政策；鲁尔危机
1923年1月1日，法、比因德公开抵制赔款义务占领鲁尔，引发了鲁尔危机。德国深受其害：德国的经济濒于崩溃，马克几乎完全失去价值。德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进一步受到威胁：法国支持鲁尔等地的分裂势力，利用德国的民族分裂主义者组建“莱茵共和国”。政治动荡不安，古诺政府实行“消极抵抗”造成的一切恶果都转嫁到德国人民身上，德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并急剧尖锐化。l923年8月柏林爆发了3000万人的总罢工，古诺政府被迫辞职。施特莱斯曼临危受命，上任后他放弃了消极抵抗政策（Passive Resistancial Strategy），主张“执行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同德国以前的敌人和解”。基辛格称之为“顺应政策”。
魏玛共和国后期，德国之所以抛弃顺应政策与其社会结构、尤其与其统治阶层有很大的关系。外交政策虽然是国家的战略和政策，但实质上是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策。1924年l2月7日，魏玛共和国进行非常国会选举。结果，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大获全胜，他们共得到l8，000，000张选票，而社会民主党只得到8，000，000张。由于资产阶级地位已大大巩固，便不需要社会民主党来点缀。于是德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场反对社会民主党领袖现任总统艾伯特的闹剧。指责艾伯特等人曾在1918年1月参加过柏林罢工，这个行动是“在背后打击了”德国军队，是卖国行为，并对艾伯特加以审判。艾伯特经过这番折腾，心办瞧悴，于1925年2月25日病逝。之后，兴登堡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的第二总统。在他的庇护下，各种准军事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不少军团成员担任了政府文职官员并逐渐走上了政治舞台。
魏玛共和国后期抛弃顺应政策的原因与当时德国公众的舆论也有密切的联系。任何国家的对外决策者在制定对外战略时都要考虑公众舆论的因素。 公众舆论的形成又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德国居民统称日耳曼人，他们生活在德国的北部和西北地区以及斯堪底拉维亚半岛的南部。寒冷的气候、贫瘠的土地培养了他们旺盛的生存本领。为了生存，战争与掠夺成为日耳曼人生活的一部分，并对该民族产生很大的影响，形成其民族性格中好战的一面。中世纪以来，德国四分五裂，最终由普鲁士三次王朝战争而统一。德国地处欧洲的中部，东西是两个陆地强国俄国和法国。从地缘政治上讲，德国的分裂对俄、法极其有利，所以两国尽力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另一方面，普鲁士要想统一德国必须事先与奥匈帝国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更不必说普鲁士统一德国还要遭到德国内部其他一部分小国的反对了。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艰巨性就可想而知了。这样，军队在普鲁士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显著起来，军人拥有特权，受人尊重，这就是后来军国主义思想在德国之所以能够泛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根源。德国统一后，实力大增。随着德国的强大，非理性思潮随之兴起，尼采是这一思潮的代表，其理论的核心是唯意志论。这一理论认为：生命本质不仅仅是求生，更重要的是表现、创作、扩展自我，发挥权力意志。德国的非理性思潮为德国的殖民掠夺摇旗呐喊，加上当时帝国主义正掀起新一轮瓜分世界的狂潮，终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被迫接受凡尔赛和约。然而随着实力的增强，尤其在三十年代大危机的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德国的非理性思潮和军国主义思想又泛滥起来。
作为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观念为基础，以实现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不但要根据本国国内环境，而且还要根据国家外部环境。④一战后，虽然凡尔赛和约使德国元气大伤，但当时的国际环境也还存在着对德国有利的诸多因素：其一，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和苏联的民族自决与凡尔赛和约大相径庭；协约国并非铁板一块，英国对均势政策情有独钟，极力反对法国过分削弱德国。其二，意识形态的对立。资本主义国家害怕苏共势力蔓延；苏共则担心被资本主义世界所孤立。施特莱斯曼對这些条件充分地加以利用。鲁尔危机后，美、英害怕贫弱动荡的德国政权被德国工人阶级取得，打算通过扶持德国，使之成为抵御苏共的前沿阵地。法国占领鲁尔所捞到的好处要小于因占领鲁尔的费用，而且其本身的经济问题也不得不依靠美国。法国因经济上有求于美国及担心被国际社会所孤立而不得不顺从于英、美。德国赔款问题的主动权也就从法国手中转移到美国。随着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德国的经济与美国紧紧地捆在一起。在美国的庇护下，德国的赔款从道威斯计划到杨格计划大幅度消减，在三十年代大危机的冲击下赔款问题不了了之。德国的独立性在逐步加强：协约国在德国的驻军逐渐撤离；德国还成功地加入国联，取得了与法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德国在与战胜国“和解”的同时，与苏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搞平衡外交。这样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限制也大部分被取消，德国的国际地位也日益显现出来，国际舞台的重心日益偏向柏林。
综观这一时期德国的外交政策，魏玛共和国后期德国抛弃顺应政策的原因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统治阶级中军国主义势力的加强为魏玛共和国抛弃顺应政策提供了领导保障；德国民族性格中的好战的一面、近现代德国军国主义的思想、资产阶级的非理性思潮及魏玛时期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为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煸动民众抛弃顺应政策提供了便利的思想舆论工具；经济军事力量的加强、国际地位的提升为德国抛弃顺应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这样的统治集团；有这样号召民众的舆论工具；有这样的经济、军事、国际地位作后盾；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德国的外交倾向也就逐渐明朗化了。
参考文献：
[1]张季良：《国际关系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89
[2]王为民，张晓：《德意志强焊之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3
[3]吴友法：《德国法西斯兴起》湖北教育出版社，59
[4]张季良：《国际关系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89
关键词：施特莱斯曼；顺应政策；鲁尔危机
1923年1月1日，法、比因德公开抵制赔款义务占领鲁尔，引发了鲁尔危机。德国深受其害：德国的经济濒于崩溃，马克几乎完全失去价值。德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进一步受到威胁：法国支持鲁尔等地的分裂势力，利用德国的民族分裂主义者组建“莱茵共和国”。政治动荡不安，古诺政府实行“消极抵抗”造成的一切恶果都转嫁到德国人民身上，德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并急剧尖锐化。l923年8月柏林爆发了3000万人的总罢工，古诺政府被迫辞职。施特莱斯曼临危受命，上任后他放弃了消极抵抗政策（Passive Resistancial Strategy），主张“执行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同德国以前的敌人和解”。基辛格称之为“顺应政策”。
魏玛共和国后期，德国之所以抛弃顺应政策与其社会结构、尤其与其统治阶层有很大的关系。外交政策虽然是国家的战略和政策，但实质上是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策。1924年l2月7日，魏玛共和国进行非常国会选举。结果，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大获全胜，他们共得到l8，000，000张选票，而社会民主党只得到8，000，000张。由于资产阶级地位已大大巩固，便不需要社会民主党来点缀。于是德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场反对社会民主党领袖现任总统艾伯特的闹剧。指责艾伯特等人曾在1918年1月参加过柏林罢工，这个行动是“在背后打击了”德国军队，是卖国行为，并对艾伯特加以审判。艾伯特经过这番折腾，心办瞧悴，于1925年2月25日病逝。之后，兴登堡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的第二总统。在他的庇护下，各种准军事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不少军团成员担任了政府文职官员并逐渐走上了政治舞台。
魏玛共和国后期抛弃顺应政策的原因与当时德国公众的舆论也有密切的联系。任何国家的对外决策者在制定对外战略时都要考虑公众舆论的因素。 公众舆论的形成又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德国居民统称日耳曼人，他们生活在德国的北部和西北地区以及斯堪底拉维亚半岛的南部。寒冷的气候、贫瘠的土地培养了他们旺盛的生存本领。为了生存，战争与掠夺成为日耳曼人生活的一部分，并对该民族产生很大的影响，形成其民族性格中好战的一面。中世纪以来，德国四分五裂，最终由普鲁士三次王朝战争而统一。德国地处欧洲的中部，东西是两个陆地强国俄国和法国。从地缘政治上讲，德国的分裂对俄、法极其有利，所以两国尽力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另一方面，普鲁士要想统一德国必须事先与奥匈帝国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更不必说普鲁士统一德国还要遭到德国内部其他一部分小国的反对了。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艰巨性就可想而知了。这样，军队在普鲁士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显著起来，军人拥有特权，受人尊重，这就是后来军国主义思想在德国之所以能够泛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根源。德国统一后，实力大增。随着德国的强大，非理性思潮随之兴起，尼采是这一思潮的代表，其理论的核心是唯意志论。这一理论认为：生命本质不仅仅是求生，更重要的是表现、创作、扩展自我，发挥权力意志。德国的非理性思潮为德国的殖民掠夺摇旗呐喊，加上当时帝国主义正掀起新一轮瓜分世界的狂潮，终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被迫接受凡尔赛和约。然而随着实力的增强，尤其在三十年代大危机的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德国的非理性思潮和军国主义思想又泛滥起来。
作为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观念为基础，以实现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不但要根据本国国内环境，而且还要根据国家外部环境。④一战后，虽然凡尔赛和约使德国元气大伤，但当时的国际环境也还存在着对德国有利的诸多因素：其一，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和苏联的民族自决与凡尔赛和约大相径庭；协约国并非铁板一块，英国对均势政策情有独钟，极力反对法国过分削弱德国。其二，意识形态的对立。资本主义国家害怕苏共势力蔓延；苏共则担心被资本主义世界所孤立。施特莱斯曼對这些条件充分地加以利用。鲁尔危机后，美、英害怕贫弱动荡的德国政权被德国工人阶级取得，打算通过扶持德国，使之成为抵御苏共的前沿阵地。法国占领鲁尔所捞到的好处要小于因占领鲁尔的费用，而且其本身的经济问题也不得不依靠美国。法国因经济上有求于美国及担心被国际社会所孤立而不得不顺从于英、美。德国赔款问题的主动权也就从法国手中转移到美国。随着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德国的经济与美国紧紧地捆在一起。在美国的庇护下，德国的赔款从道威斯计划到杨格计划大幅度消减，在三十年代大危机的冲击下赔款问题不了了之。德国的独立性在逐步加强：协约国在德国的驻军逐渐撤离；德国还成功地加入国联，取得了与法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德国在与战胜国“和解”的同时，与苏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搞平衡外交。这样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限制也大部分被取消，德国的国际地位也日益显现出来，国际舞台的重心日益偏向柏林。
综观这一时期德国的外交政策，魏玛共和国后期德国抛弃顺应政策的原因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统治阶级中军国主义势力的加强为魏玛共和国抛弃顺应政策提供了领导保障；德国民族性格中的好战的一面、近现代德国军国主义的思想、资产阶级的非理性思潮及魏玛时期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为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煸动民众抛弃顺应政策提供了便利的思想舆论工具；经济军事力量的加强、国际地位的提升为德国抛弃顺应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这样的统治集团；有这样号召民众的舆论工具；有这样的经济、军事、国际地位作后盾；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德国的外交倾向也就逐渐明朗化了。
参考文献：
[1]张季良：《国际关系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89
[2]王为民，张晓：《德意志强焊之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3
[3]吴友法：《德国法西斯兴起》湖北教育出版社，59
[4]张季良：《国际关系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