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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导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给中国造成两难
战后美国以国际领导者地位，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理念主导国际经济体系，IFM实现美元霸权，推行休克疗法；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47年建立，推动关税减免，基本原则是“非歧视”，国际方面为“最惠国待遇”，国内为“国民待遇”。以后扩大到投资，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劳工与环境保护，再扩大到行政法律，再扩大到政治。美国主导的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代表美国话语权，贯穿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倾向，用“市场经济国家”制度标准对转轨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审查。这些国家的两难是：加入，则要放弃产业保护；不加入则被边缘化。
中国是GATT的23个缔约国之一，1950年蒋介石声明退出。1986年中国政府提出恢复缔约国地位，1995年GATT改组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由复关改为入世，至2001年作重大让步加入WTO，2006年落实市场准入，20年以来以WTO标准改变国内体制促进市场经济，是双赢。外资获得巨大利润，控制一部分产业；但中国有4亿过剩劳动力，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导向获得成功，从国际贸易逆差到顺差，到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从严重不足到严重过剩，人民币从贬值到升值，实现国内总资产升值，经济总量接近美国。中国市场太大，迫使西方公司不能不转移技术以回收投资，虽大部分核心技术仍在西方手里，但中国是世界唯一能容纳全产业链的大国。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利用开放大大提高市场经济效率，反迫使西方走向贸易保护。难怪美国有人惊呼“中国模式” ，提出“利益相关者，中美国”概念，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崛起。
但美国主流思想是把中国作为主要国际挑战者加以遏制。奥巴马提出“巧实力”概念，2009年国务卿希拉里 “重返亚洲”，称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2012年国防部长帕内塔“亚太再平衡战略”，“空海一体战”，宣称2020年前60% 战舰部署太平洋。美国亚太安全框架是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双边同盟网络：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我国台湾地区，背后是关岛和夏威夷，对中国形成三个岛链的包围圈。
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打出三张新王牌，构成东西两半球，一个轴心的全球化新格局。
第一，“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包括金融、快递、传播、电信、电子商务、运输、观光、物联网、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等，是全球第一个服务业游戏规则。服务业是全球产业链中最关键的产业终端，提升财富的根源所在。借口WTO谈判陷于停滞，美欧日等21国另起炉灶，这些国家占全球服务贸易2/3，可垄断80% 业务。美欧日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制定新准入规则，保护高收入国家市场（世界银行2011年制定高收入国家起点标准12476美元）。
第二，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这个协定将为史上最大自由贸易协定：覆盖世界贸易1/3、GDP1/2。美欧关税由3%～5% 降至零、欧盟对美国出口增28%，年受益1190亿欧元，来自监管负担下降、手续简化、服务贸易和公共采购自由化。是奥巴马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促增长增就业，提升全球竞争力并惠及几代美国中产阶级，5年出口翻番。
美欧日双向互惠的高规格经营投资保障条件，决定技术标准、医药、医疗服务及电子产品规格、环保指标方式，统一食品安全标准、药品监管认证、专利申请与认证、法规和认证，改变产业行业标准，挑战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间的准贸易联盟。
第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是一个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发起的商品和服务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为推进美国对亚洲战略，阻止亚洲形成统一贸易集团，全面介入东亚区域一体化，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稀释中日区域影响力，美国于2009年11月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拉澳大利亚和秘鲁加入，借助TPP已有协议，全方位主导TPP谈判，2013年日本参与谈判。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因“国家干预，强力控制市场经济”，与金砖国家全部被排除在这三个协议之外，并把中国排名前10位贸易伙伴基本拉走。欧盟专员德古赫特说，TTIP关乎西方自由世界在世界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分量。此次敌人不是前苏联，而是金砖五国。金砖五国GDP总量同欧盟或美国相当，中国在2030年前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很明显，这主要是针对中国的。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歧视的做法，被称为全球“ABC”战略即“AnyoneBut China——除去中国谁都可参加”。
为维护西方霸权，美国主导称为“立足于下一代”的贸易新体制，取消商品关税，涵盖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劳工和环境保护规定，标准之高，覆盖领域之广，超乎所有贸易规则协议。核心利益是美国应对中国崛起，制造新话语权，控制美洲大陆两侧太平洋大西洋制海权，主导欧亚大陆政治经济秩序，刻意把中国边缘化。
中国的对策
积极参与，跟上新的科技革命和新产业的步伐。在20世纪90年代争取复关和入世中，国内始终有各种疑虑，认为中国让步太多。一方面来自理论界的“中心外围论”，认为西方国家和国际资本控制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把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国际规则是他们主导的，为他们谋取利益的。一方面来自国内产业部门，寻求国家保护，不愿意面对国际竞争。
国际游戏规则、国际经贸秩序，是中国200年来历史短板。既然不能绕过，就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一方面要主权和安全。其实，抓紧时机做出让步，早日加入WTO，可以更加主动地引入国际竞争的压力，促进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2000年以我国加入WTO的实践证明，主要是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新的形势非常严峻，不仅为美国主导，而且和新科技革命紧密相关，中国只能积极寻求加入，不能再次自我封闭，耽误了这次新的一班车。
深刻认识中国潜力、我们应该拥有“开放自信”。积极参与国际规则，不仅因为不参加就会被边缘化，而且因为中国具有潜力，不怕开放。 第一，由于庞大人口、市场规模和国家实力，任何像样的全球和亚太协定都不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只要参与，中国就能影响游戏规则，可因势利导把加入谈判作为促进体制改革的动力。美国想要封锁中国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规则，就不是全球性的。
第二，只要参加国际规则，中国就不可能总是消极被动。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以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了全世界，通过加工贸易利用外商控制的国际贸易渠道，人民币从贬值到升值，外资大量涌入；2016年，中国的年度对外投资将超过引进外资。事实证明，中国并不害怕自由贸易，反而是西方发达国家屡屡掀起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第三，中国文化具有开放性特点，可以与外来文化融合，并保留自己的传统优势。中国文字是人类历史上传下来的唯一象形文字，其文化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古代佛教传入中原曾导致天下大乱，给中国文明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北方游牧民族甚至几次灭亡了汉族政权，但中原文化最终吸收了外来文化，并给自己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第四，广泛参与自贸谈判，加快与东亚经济体实质性区域合作的进程，与美国进行双边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合作。不应忽视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比多边容易谈，且可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推广到多边。与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受歧视，不如直接与美国谈判，打造“G2”框架。与美国谈成了，与其他国家就好谈了。
第五，进行上海自贸区实验。“负面清单管理，准国民待遇，司法中立”，是为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做准备的。开放六大市场领域，针对每一领域开放有明确规定与限制，建设一个个跨境产品管道（界定可开放的服务产品及市场）使之发挥桥梁作用。利用上海自贸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套非常复杂的管理。人民币国际化与自由兑换不是同一个概念。自由兑换是一项国家政策，可主动实行或恢复外汇管制。国际化是客观过程，需外国接受才行。
第六，开放要注意安全，尤其要防范国际金融风险。2017年左右将是中国金融风险聚集期。人民币升值到1：5.5左右，房地产泡沫难以维持，政府债务接近警戒线，香港政治动荡加剧，美国停止量化宽松美元走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国和金砖国家经济调整。此时如外资大规模撤资，人民币可能在香港贬值，超过在内地贬值幅度。人民币贬值预期将促使资本继续外流，房地产泡沫破裂。
上海自贸区没有自己的货币，比香港容易控制。在区内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不可能不设二线与国内隔离。自贸区内人民币汇率会与香港套平，与国内人民币汇率不能拉平。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美元可能到上海和长江三角洲流通。这是一种化解外汇风险的方式。上海自贸区内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不会带动人民币总体自由兑换。反而发展上海自贸区，在客观上有规避香港金融风险的意义。上海自贸区的自由化实验在今天，已具有国家金融安全的意义。这是国际大战略， 值得注意。
战后美国以国际领导者地位，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理念主导国际经济体系，IFM实现美元霸权，推行休克疗法；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47年建立，推动关税减免，基本原则是“非歧视”，国际方面为“最惠国待遇”，国内为“国民待遇”。以后扩大到投资，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劳工与环境保护，再扩大到行政法律，再扩大到政治。美国主导的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代表美国话语权，贯穿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倾向，用“市场经济国家”制度标准对转轨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审查。这些国家的两难是：加入，则要放弃产业保护；不加入则被边缘化。
中国是GATT的23个缔约国之一，1950年蒋介石声明退出。1986年中国政府提出恢复缔约国地位，1995年GATT改组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由复关改为入世，至2001年作重大让步加入WTO，2006年落实市场准入，20年以来以WTO标准改变国内体制促进市场经济，是双赢。外资获得巨大利润，控制一部分产业；但中国有4亿过剩劳动力，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导向获得成功，从国际贸易逆差到顺差，到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从严重不足到严重过剩，人民币从贬值到升值，实现国内总资产升值，经济总量接近美国。中国市场太大，迫使西方公司不能不转移技术以回收投资，虽大部分核心技术仍在西方手里，但中国是世界唯一能容纳全产业链的大国。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利用开放大大提高市场经济效率，反迫使西方走向贸易保护。难怪美国有人惊呼“中国模式” ，提出“利益相关者，中美国”概念，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崛起。
但美国主流思想是把中国作为主要国际挑战者加以遏制。奥巴马提出“巧实力”概念，2009年国务卿希拉里 “重返亚洲”，称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2012年国防部长帕内塔“亚太再平衡战略”，“空海一体战”，宣称2020年前60% 战舰部署太平洋。美国亚太安全框架是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双边同盟网络：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我国台湾地区，背后是关岛和夏威夷，对中国形成三个岛链的包围圈。
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打出三张新王牌，构成东西两半球，一个轴心的全球化新格局。
第一，“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包括金融、快递、传播、电信、电子商务、运输、观光、物联网、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等，是全球第一个服务业游戏规则。服务业是全球产业链中最关键的产业终端，提升财富的根源所在。借口WTO谈判陷于停滞，美欧日等21国另起炉灶，这些国家占全球服务贸易2/3，可垄断80% 业务。美欧日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制定新准入规则，保护高收入国家市场（世界银行2011年制定高收入国家起点标准12476美元）。
第二，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这个协定将为史上最大自由贸易协定：覆盖世界贸易1/3、GDP1/2。美欧关税由3%～5% 降至零、欧盟对美国出口增28%，年受益1190亿欧元，来自监管负担下降、手续简化、服务贸易和公共采购自由化。是奥巴马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促增长增就业，提升全球竞争力并惠及几代美国中产阶级，5年出口翻番。
美欧日双向互惠的高规格经营投资保障条件，决定技术标准、医药、医疗服务及电子产品规格、环保指标方式，统一食品安全标准、药品监管认证、专利申请与认证、法规和认证，改变产业行业标准，挑战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间的准贸易联盟。
第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是一个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发起的商品和服务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为推进美国对亚洲战略，阻止亚洲形成统一贸易集团，全面介入东亚区域一体化，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稀释中日区域影响力，美国于2009年11月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拉澳大利亚和秘鲁加入，借助TPP已有协议，全方位主导TPP谈判，2013年日本参与谈判。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因“国家干预，强力控制市场经济”，与金砖国家全部被排除在这三个协议之外，并把中国排名前10位贸易伙伴基本拉走。欧盟专员德古赫特说，TTIP关乎西方自由世界在世界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分量。此次敌人不是前苏联，而是金砖五国。金砖五国GDP总量同欧盟或美国相当，中国在2030年前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很明显，这主要是针对中国的。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歧视的做法，被称为全球“ABC”战略即“AnyoneBut China——除去中国谁都可参加”。
为维护西方霸权，美国主导称为“立足于下一代”的贸易新体制，取消商品关税，涵盖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劳工和环境保护规定，标准之高，覆盖领域之广，超乎所有贸易规则协议。核心利益是美国应对中国崛起，制造新话语权，控制美洲大陆两侧太平洋大西洋制海权，主导欧亚大陆政治经济秩序，刻意把中国边缘化。
中国的对策
积极参与，跟上新的科技革命和新产业的步伐。在20世纪90年代争取复关和入世中，国内始终有各种疑虑，认为中国让步太多。一方面来自理论界的“中心外围论”，认为西方国家和国际资本控制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把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国际规则是他们主导的，为他们谋取利益的。一方面来自国内产业部门，寻求国家保护，不愿意面对国际竞争。
国际游戏规则、国际经贸秩序，是中国200年来历史短板。既然不能绕过，就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一方面要主权和安全。其实，抓紧时机做出让步，早日加入WTO，可以更加主动地引入国际竞争的压力，促进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2000年以我国加入WTO的实践证明，主要是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新的形势非常严峻，不仅为美国主导，而且和新科技革命紧密相关，中国只能积极寻求加入，不能再次自我封闭，耽误了这次新的一班车。
深刻认识中国潜力、我们应该拥有“开放自信”。积极参与国际规则，不仅因为不参加就会被边缘化，而且因为中国具有潜力，不怕开放。 第一，由于庞大人口、市场规模和国家实力，任何像样的全球和亚太协定都不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只要参与，中国就能影响游戏规则，可因势利导把加入谈判作为促进体制改革的动力。美国想要封锁中国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规则，就不是全球性的。
第二，只要参加国际规则，中国就不可能总是消极被动。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以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了全世界，通过加工贸易利用外商控制的国际贸易渠道，人民币从贬值到升值，外资大量涌入；2016年，中国的年度对外投资将超过引进外资。事实证明，中国并不害怕自由贸易，反而是西方发达国家屡屡掀起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第三，中国文化具有开放性特点，可以与外来文化融合，并保留自己的传统优势。中国文字是人类历史上传下来的唯一象形文字，其文化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古代佛教传入中原曾导致天下大乱，给中国文明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北方游牧民族甚至几次灭亡了汉族政权，但中原文化最终吸收了外来文化，并给自己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第四，广泛参与自贸谈判，加快与东亚经济体实质性区域合作的进程，与美国进行双边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合作。不应忽视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比多边容易谈，且可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推广到多边。与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受歧视，不如直接与美国谈判，打造“G2”框架。与美国谈成了，与其他国家就好谈了。
第五，进行上海自贸区实验。“负面清单管理，准国民待遇，司法中立”，是为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做准备的。开放六大市场领域，针对每一领域开放有明确规定与限制，建设一个个跨境产品管道（界定可开放的服务产品及市场）使之发挥桥梁作用。利用上海自贸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套非常复杂的管理。人民币国际化与自由兑换不是同一个概念。自由兑换是一项国家政策，可主动实行或恢复外汇管制。国际化是客观过程，需外国接受才行。
第六，开放要注意安全，尤其要防范国际金融风险。2017年左右将是中国金融风险聚集期。人民币升值到1：5.5左右，房地产泡沫难以维持，政府债务接近警戒线，香港政治动荡加剧，美国停止量化宽松美元走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国和金砖国家经济调整。此时如外资大规模撤资，人民币可能在香港贬值，超过在内地贬值幅度。人民币贬值预期将促使资本继续外流，房地产泡沫破裂。
上海自贸区没有自己的货币，比香港容易控制。在区内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不可能不设二线与国内隔离。自贸区内人民币汇率会与香港套平，与国内人民币汇率不能拉平。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美元可能到上海和长江三角洲流通。这是一种化解外汇风险的方式。上海自贸区内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不会带动人民币总体自由兑换。反而发展上海自贸区，在客观上有规避香港金融风险的意义。上海自贸区的自由化实验在今天，已具有国家金融安全的意义。这是国际大战略， 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