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为了做好武汉大学文学院资助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即“关于农村养老问题课题研究”，课题组选择湖北省长阳县、广水市作为调查研究的样本，力求通过解剖我国中部的传统农业县社会变迁对农村养老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尝试性地提出创新现阶段农村养老的思路及模式，以此展示作为“90后”大学生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关键词】 社会转型；农村养老创新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时代。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转型过程相比，当代中国的转型具有：发展速度快、复杂程度高、非均衡发展、流动性大以及开放性强的特点。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些特点，加之社会转型本身作为一种整体性社会变革的本质，就决定了其对农村养老创新产生影响的必然性。
一、农村养老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字的总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为最广大农民群众谋福利的宗旨。现阶段，中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农村养老存在的突出问题日益成为新农村建设难以回避的重大现实困窘。实现农村养老创新是新农村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一）农村养老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要求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对“孝”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汉代贾谊的《新书》界定为“子爱利亲谓之孝”。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解释：“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许慎认为，“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孝”的古文字形与“善事父母”之义是吻合的，因而孝就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是家庭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孔子论孝首先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孔子认为孝敬父母要真心实意，如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敬”，使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藉。《论语·为政》载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敬”是孝道的精神本质。其次，他把行孝与守礼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孝道的精神本质是“敬”，如何表达出这种“敬”？这就是行为要符合礼，孔子则直接将此看作是孝。《论语·为政》：“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则认为，无论父母生前或死后，都应按照礼的规定来行孝。“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事亲、尊亲成了人最高的道德表现。在儒家先贤那里，孝被视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境界。
中国传统的主要养老模式是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家庭养老。农村养老创新就是在巩固和发展农村现有养老模式的基础上，对农村养老实现体制上的充实和升华。“孝”这种淳美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自然也离不了这种充实和升华。因此，农村养老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要求。
（二）农村养老创新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条件
古人对大同社会的定义总离不了这几句话：“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古人追求的大同从本质上讲就是实现社会的和谐。在当今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实现农村养老创新。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标准应该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的幸福感。倘若小至一个社区，大至一个国家里的人们都普遍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很安逸，谁又能否认这个社会作为一个和谐社会的事实。同样的，要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就必须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一个老无所依的老人是不可能幸福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农村里缺乏这种幸福感的老人不占少数，老人们的心理状况也不容乐观（具体见下表1）。
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对于以往工作和生活经历的看法上，48.8%的农村老年人认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22.4%的老年人认为一般，28.7%的老年人认为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在对目前生活满意度的方面，43%的老年人认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比对以往生活的满意度有所下降，44.6％的农村老年人认为一般，比对以往生活评价增加近一倍，12.4%的农村老年人认为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比对以往生活的不满意度也有很大下降；在孤独感方面，有27.9%的农村老年人孤独感较强；在有关生活规律方面，则有25.1%的农村老年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没有规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较之以往相比，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有所提高，但他们的幸福感仍然没有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满足。从长阳、广水的调查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老龄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离不开他们的贡献。老龄人也是社会人群中的重要群体，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根基。因此，实行农村养老创新是实现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条件。
（三）农村养老创新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包括了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的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由此可见，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言，保障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养老环境和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就目前情况来看，农村养老保障体制仍不健全。在实地调研，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有关农村养老保障的政府资料可谓少之又少，档案室中有关于这类资料的存放也没有专门的分类，而是夹杂于其他类型的档案中。在采访当地村民时，村民们也反映说各项补贴里没有专门关于支持养老的补贴。
广水市国办福利院建于1979年，仅60个床位，房屋及各种设施已严重老化，所处的环境位置又无发展空间，严重影响了发展。两所国家和集体合办的养老机构：原应山福利院和马坪福利院建于1958年，由于受发展限制，后于应山办事处和马坪镇的农村福利院分别联办，这两所福利院的院民中，既有城镇“三无”人员，又有农村“五保”人员，管理上存在极大的困难。4所社会办福利机构是近几年新办，共计270床位，入住人数191人，全部是自费代养，其房屋均为租赁，个人投资各种设施。这7所养老机构（国办福利院、原应山福利院、马坪镇农村福利院，以及4所社会办福利机构）却远远不能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因为有40%的老年人，也就是说有约1.1万人都希望能进入养老服务机构的情况下，养老机构的容量仅为390人，占这些老人总数的3.5%。
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农村养老模式仍停留在家庭养老为主体的阶段，政府或社会在这个领域所起的作用着实有限。农村老年人心理状况不容乐观的事实也已证明，受众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无法满足现在中国农村的养老需求。也正因为如此，创新和改进现有的农村养老体制，是实现“老有所养”的美好期望的必经之路，也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转型期农村养老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据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等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龄人口已达1.69亿人，现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从现在9个人中有一个发展到3个人中就有一个。在1998年我国步入老龄化国家后，仅仅10年，我国已步入严重老龄化国家。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之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前提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中国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期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中国老龄化的进程呈现明显的“中国特色”。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75%，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已是影响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一）转型期农村结构的新特征
1．人口构成：社会老龄化加剧，精壮劳力大量外出使农村老人空巢日趋严重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过程。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的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中国农村地区现在在人口构成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加剧。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资料显示，2000年全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 。2000～2005年，中国农村老龄化的发展态势稳中有升，后期增长幅度明显。（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0年中国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35%。在随后的四年之中，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稳中有升，但幅度不大，平均每年以0.3个百分点递增。2005年，全国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9.5%，比2000年增长了3.04个百分点。农村老年人口平均每5年增长2.15个百分点，可见中国农村老龄化加剧速度之快。
图1中国农村老龄化发展态势图单位：%
农村老龄化程度加剧，意味着中国农村养老压力的增大。在养老压力逐年加大的同时，现在农村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即精壮劳力大量外出，这给转型期农村养老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农村外出务工的数量不断增多。以本次调研的长阳县磨市镇为例：2009年，磨市镇乡村总人口数为27953人，其中乡村劳动力资源人数18510人，外出务工9152人。乡村具体情况（见图2所示）。
图22009年磨市镇各乡外出务工人数条形图
资料来源：磨市镇人民政府
从条形图中可以看出，磨市镇各乡外出务工人数占乡村总人口数平均约为三分之一，乡村劳动力资源数约占乡村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二，外出务工人数占乡村劳动力资源数的比例则在一半左右。大量精壮劳力外流，不排除有极少数成功者因收入和地位提高而改善了养老状况，更为常见的是加重了农村“空巢”老人的劳动强度，加深了他们的孤独感，降低了老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2．经营模式：家庭分散经营为主体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由原来的集体经营变为了现在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家庭分散经营在一定阶段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相应地释放了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繁荣。从另一方面而言，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就意味着农村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此生产单位与彼生产单位之间，小家庭与大集体之间的经济纽带便不甚紧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每个小家庭都必须单独承担一切风险，或天灾，或人祸，在这些风险面前，这些三口之家或五口之家的承受能力显然是相当脆弱的。我国农村养老模式又是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一个“4-2-1”甚至是“6-2-1”式的家庭要独自面对育幼、生产兼养老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家庭保障功能就被削弱。就调研时收集的数据显示：农村家庭养老，子女和配偶所占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了邻居和亲朋好友的比例。可见家庭分散经营，这种类似的经济结构也已然成为了农村养老的一大阻碍。
3．农民行为：以个体化为主要表现形式
经营形式的分散性，加剧了社会组织结构的分散化。在以家庭为主体的分散状态下，农村普遍呈现出“统一”功能不足，农民行为以个体化为表现形式的问题。“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村庄常态。家庭分散经营的经济结构使得农村养老更加以小家庭为单位，也就大大加重了家中劳动力的生活负担。加之劳动力不断外流的趋势日益增强，于是空巢现象也就越来越普及和严重。在很多家庭里，老人自己照料自己，有的还要照顾孙子，更有甚者，还有老人照顾老人。这次访谈的胡姓家庭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子孙外出打工，花甲的子女照顾古稀的婆婆。当问到外面的子孙挣的钱补不补贴家用时，老人说没有，不找他们拿钱就已算好的。亲戚朋友会不会帮帮忙？答案还是没有，除了自家或亲朋好友家偶尔有红白喜事时来往的人情钱外，别的方面就没什么交集。人情钱看上去貌似可以给家里生活提供点补助，然而如果将这方面的支出和收入作一个对比就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更加重了这户人家的经济困难。
由此可见，受家庭分散经营的经济结构的影响，农村各家各户不得不独自面对生活以及养老方面的压力。倘若家中的主要劳力又进城务工，老人独守家中，要操劳农事，要抚育孙辈，缺少一个安逸的环境和倾诉的对象，哪里又有“养”字可言。亲戚朋友也各有自己的家庭，要独自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负担。于是，众多个这样的家庭组合在一起，农村养老的现状着实令人堪忧。换一个方面想，如果现在农村的经营体制不是家庭分散经营，而是以地域、血缘为关系组成的小集体经营，情况是不是会好一些？至少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平摊风险，分担养老的压力。虽然这只是想象，但从中亦可见现今这种家庭分散经营体制其本身的局限以及对转型期农村养老创新的制约。
（二）现阶段农村社会变迁带来的养老挑战
1．社会现实与传统观念发生矛盾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精壮劳力进城务工的数量越来越多，社会、科技不断进步使得人们的寿命延长，以及老龄化加剧等情况都使得养老压力不断增大。在前后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受到了冲击，单纯的家庭养老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现实的养老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养老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提及与重视，各类养老保险以及敬老院、养老院等设施大量出现。理论上讲，受社会现实需求的驱使，养老院敬老院等各类社会养老设施应该具有很大的市场，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叶落归根”，是很多老年人的信仰，对于农村老人来说更是如此。在传统观念里，家的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向往那种四世同堂、儿孙绕膝的生活，总觉得老要在家里养，直至老死家中才算是善终。于是尽管子女都出去打工，家中无人照顾；尽管丧失劳动能力，生活面临窘境；尽管疾病缠身，尽管孤苦无依……他们还是不愿走出家门，去往养老院。
这次调研中我们就遇到了这样一位老人，他膝下无子，生活极其贫困，属于典型的五保老人，即便如此，他仍不愿意搬去镇福利院，无论政府工作人员做了多少次思想工作，老人仍旧固执地要待在家里。据这次调查发现，磨市镇福利院的养老设施较为优越，相对于老人经常是食不果腹的生活而言，在福利院里的生活环境都会得到较大的改善。很显然，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家庭养老的信奉和坚持，使得老人宁愿舍弃敬老院里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而选择穷守家中。不只是老人，也有一些子女，怀揣着把父母送往养老院就是不孝的信念，对养老院坚决抵制。倘若老人在家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赡养，家庭养老自然是最佳的养老方式。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随着社会进一步变迁发展，一方面老人在家中无人可养，另一方面子女大多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老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观念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对转型期的养老创新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2．制度缺失导致公共财政对农村养老的支持力度极为有限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分立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安排上也体现得极为分明。目前，中国城市居民养老保障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但农村居民养老一直处于制度缺失状态。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仅覆盖总人口的15%，绝大多数农村人口仍处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养老保障体系之外，结构性缺陷突出。农村老年人养老主要靠家庭赡养和土地养老。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筹集方式也是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但是据我们调查，农村税费改革后，多数村集体财力匮乏，集体分担的那部分养老经费基本无法落实，政府投入的数额不大，对大部分农民养老而言没有实质意义。即使在实行“新农保”试点的宜都市和钟祥市，国家补贴的基础养老金也仅为55元/月，以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5000元折算，养老金替代率仅为13.2%，远远低于国际公认比较合理的50%～60%替代率。就此而言，公共财政用于农村养老保障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
3．土地养老功能加剧弱化
“土地养老”是中国农民至今最为重视的最后一道养老防线。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大量精壮劳力规模化流动，农村剩下的是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农村老人只要身体允许，就要终生在地里劳作以解决温饱，这种自我养老仍是当前农村的主要养老方式。以调研的情况看，一旦健康状况不允许，农村老人的生活就有可能陷入困境。“土地养老”功能弱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大量劳动力外出后，传统的以土地收入实物供给为主的赡养方式，现正加速过渡到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主的货币化方式供给，这就更加剧了供养的不稳定性。长期与子女分离的状况使得父子（女）关系松弛，导致子女对老人的生活救助、精神抚慰趋于淡化。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农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价值追求。
（三）社会变迁带来的养老机遇
1．经济增长，提升养老水平、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国民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快增长，由1981年的1175.79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68477亿元。经济增长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它也在许多方面提升了养老水平。
首先，经济增长促使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农民人均年收入业已从原来的几百元上升到现在的几千元。只有收入增长才能保证一个家庭在除去基本的生活开支后，还能有所结余。可以想象，一个常年收支相抵，甚至入不敷出的家庭是不会有养老质量的。人们收入水平提升无疑给了农村现行的家庭养老以巨大的物质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人不必担心高额的医药费，收入增多还可改善他们的日常饮食，增加营养摄入。国家经济增长也同样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养老水平的提升。
其次，经济增长保证国家财政能够更有力的为社会养老保障事业提供支持。我国的农村还缺乏正规的退休金制度或为老年农民提供合理收入的其它制度。财政政策可以在这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如对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在建立强制性或储蓄积累性社会保障体系时从财政上给予支持等，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村养老中养老家庭独自作战，缺少保障的问题。国家财政支持养老，也可以促进农村养老模式由家庭养老为主向社会养老转变，从而提高农村养老层次，提升养老水平。经济增长，国家综合实力增强，更有利于社会养老设施的普及，为老年人提供一个优越的养老环境。
以本次调研为例，磨市镇现有的福利院是政府出资兴建的，随着该镇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福利院还会进一步扩建，而且不排除另外修建第二个福利院的可能，福利院老人的生活状况毫无疑问能够得到进一步优化；扩建也意味着有更多老人可以享受到福利院的养老设施，也改善了那些家中无力养老，或子女不孝无人赡养的非“五保”老人的老年生活。广水市现有养老服务机构7所，其中国办社会福利院1所，国家和集体合办2所，民办福利机构4所，7所福利机构总床位数390个。推之全国，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为各种社会养老设施向农村普及提供了强大的后盾，可想而知，当农村社会养老设施的普及程度达到城市水平，其养老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就成为了必然。
2．城乡统筹发展，养老公共财政支持均等化
长期以来，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待遇悬殊的层次，城镇就业人员享受着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保障服务，农村广大农民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险的边缘。根据2009年统计数据，2008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1890万人，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9740亿元亿元，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9931亿元。2008年乡村人口总数为721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54.32%，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仅为5595万人，全年共有512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全年共支付养老金663亿元。据此可以看出城乡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的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农村社会事业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与城市相比，与农村、农民实际需要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注重实现养老公共财政均等化，就是要逐步使全体农民在养老方面的权利得到基本实现和维护。可以说，统筹城乡发展，注重实现城乡公共财政均等化，既是各级政府转变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衡量政府绩效的新理念、新导向，体现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战略部署、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政策措施和关键环节。
如今，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化，城乡统筹发展，养老公共财政支持均等化逐步实现。终有一天城乡养老的二元差异会逐步减小，有朝一日农村也会像城里一样，每个人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养老保险，不必再为老年生活担忧，清晨去广场公园练练剑，闲时去夕阳红老年活动中心与好友下下棋聊聊天……最有实际意义的是在那时“空巢老人”的数目会大大减少，因为敬老院能收容那些缺乏赡养且愿意进入敬老院养老的老人，并给予他们悉心的照顾。这一切都不是空洞的幻想，城乡统筹发展，养老公共财政均等化终将使一切成为事实。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养老水平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多数农村老年人都可以享受到一个安详的晚年生活。
3．多元化养老方式并存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由传统到现代的加速转型，农村养老模式也正从以家庭养老为主，向社会养老作为补充转变，呈现出保障多元的特征。中央提出在农村实行新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到2009年底，全国10%的县市实行农民养老保险制度；2012年其覆盖率达到50%以上，2017年达到80%，2020年将实现全面覆盖。
三、适应社会变迁，不断探索新型农村养老模式
毋庸置疑，中国作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养老已经成为我国亟需突破的重大难题之一，农村养老问题的战略性地位更加凸现出来。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和“未富先老”的双重冲击之下，一方面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强烈“致富”愿望，另一方面同时又要积极应对现实的养老需求，这是农村社会面临的双重难题。需要在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又能够较为圆满地解决面临的老龄化挑战二者之间，找到结合点、平衡点。经过调查和认真的理性思考，就探索建立新型的农村养老模式提出以下设想：
（一）弘扬中华民族孝道传统，让家庭养老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孝文化在中华民族中具有深厚的社会伦理基础。“养儿防老”不仅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习惯，在当代社会也受到法律推崇。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凡属老有所养，且“养”得较好的家庭，无不是亲友和睦，子孙孝顺。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家庭养老在我国农村仍然会居于主导地位。巩固家庭养老，必须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弘扬全民尊老、敬老、爱老、养老的良好风气。从我们的调查来看，目前，传统的孝文化在农村也正经受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在一部分人中孝敬、赡养老人的观念淡化，甚至弃养，虐待老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还有相当一部分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简单地认为“尽孝心就是给钱”，忽视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致使农村大批孤寂的“空巢老人”被忽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养老除了经济支持外，更要上升至生活照料和精神抚慰更高层面上来。
（二）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提高自我养老支持力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是不断改善农村养老的物质基础。农民行为分散化的情况下，提高农民自我养老的支持力仍然是必然的选择，最现实的途径是切实增加农民的收入。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一是科技增效。科学种养，提高土地产出效率，这就需要配套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让他们掌握现今实用的农业技术。二是劳力转移。农村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把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是实行增收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力转移至非农产业目前仍有很大空间，关键是要提高其技能，并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收入。三是政策保障。政策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中农民反映，对政策增收仍有较高期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惠农政策必须落实，并随着农村的具体需要还要不断创新完善。
（三）从法律上完善和维护农村养老制度
农村养老存在的制度缺失，已成为创新农村养老的主要障碍，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养老的法律制度建设。去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于2009年底，全国10%的县市实行农民养老保险制度，2012年其覆盖率达到50%以上，2017年达到80%，2020年实现全面覆盖。这是一项深受农民欢迎的制度安排，广大农民期盼在试点基础上尽快广泛推开。应该说这是一个起点，完善农村养老法律制度，最终目标应是构建城乡一体养老保障制度。
（四）积极推进多元化农村养老，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鉴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复杂性，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必须有赖于综合性的方案和措施。一方面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村社会化养老。养老社会化，是农村养老创新的必然选择，只有建立起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互为补充，互为衔接的新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另一方面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综合运用，逐步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和“困有所济”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苏保忠．《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宋健．《中国农村人口的收入与养老》
[3]《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财政部办公厅协作调研课题组．2005
[4]《中国统计年鉴》
[5]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磨市镇档案资料
[6]湖北省广水市档案资料
注：本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资助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即“关于农村养老问题课题研究”的初步成果。
【关键词】 社会转型；农村养老创新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时代。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转型过程相比，当代中国的转型具有：发展速度快、复杂程度高、非均衡发展、流动性大以及开放性强的特点。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些特点，加之社会转型本身作为一种整体性社会变革的本质，就决定了其对农村养老创新产生影响的必然性。
一、农村养老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字的总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为最广大农民群众谋福利的宗旨。现阶段，中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农村养老存在的突出问题日益成为新农村建设难以回避的重大现实困窘。实现农村养老创新是新农村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一）农村养老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要求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对“孝”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汉代贾谊的《新书》界定为“子爱利亲谓之孝”。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解释：“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许慎认为，“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孝”的古文字形与“善事父母”之义是吻合的，因而孝就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是家庭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孔子论孝首先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孔子认为孝敬父母要真心实意，如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敬”，使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藉。《论语·为政》载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敬”是孝道的精神本质。其次，他把行孝与守礼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孝道的精神本质是“敬”，如何表达出这种“敬”？这就是行为要符合礼，孔子则直接将此看作是孝。《论语·为政》：“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则认为，无论父母生前或死后，都应按照礼的规定来行孝。“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事亲、尊亲成了人最高的道德表现。在儒家先贤那里，孝被视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境界。
中国传统的主要养老模式是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家庭养老。农村养老创新就是在巩固和发展农村现有养老模式的基础上，对农村养老实现体制上的充实和升华。“孝”这种淳美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自然也离不了这种充实和升华。因此，农村养老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要求。
（二）农村养老创新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条件
古人对大同社会的定义总离不了这几句话：“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古人追求的大同从本质上讲就是实现社会的和谐。在当今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实现农村养老创新。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标准应该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的幸福感。倘若小至一个社区，大至一个国家里的人们都普遍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很安逸，谁又能否认这个社会作为一个和谐社会的事实。同样的，要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就必须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一个老无所依的老人是不可能幸福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农村里缺乏这种幸福感的老人不占少数，老人们的心理状况也不容乐观（具体见下表1）。
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对于以往工作和生活经历的看法上，48.8%的农村老年人认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22.4%的老年人认为一般，28.7%的老年人认为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在对目前生活满意度的方面，43%的老年人认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比对以往生活的满意度有所下降，44.6％的农村老年人认为一般，比对以往生活评价增加近一倍，12.4%的农村老年人认为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比对以往生活的不满意度也有很大下降；在孤独感方面，有27.9%的农村老年人孤独感较强；在有关生活规律方面，则有25.1%的农村老年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没有规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较之以往相比，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有所提高，但他们的幸福感仍然没有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满足。从长阳、广水的调查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老龄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离不开他们的贡献。老龄人也是社会人群中的重要群体，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根基。因此，实行农村养老创新是实现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条件。
（三）农村养老创新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包括了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的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由此可见，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言，保障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养老环境和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就目前情况来看，农村养老保障体制仍不健全。在实地调研，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有关农村养老保障的政府资料可谓少之又少，档案室中有关于这类资料的存放也没有专门的分类，而是夹杂于其他类型的档案中。在采访当地村民时，村民们也反映说各项补贴里没有专门关于支持养老的补贴。
广水市国办福利院建于1979年，仅60个床位，房屋及各种设施已严重老化，所处的环境位置又无发展空间，严重影响了发展。两所国家和集体合办的养老机构：原应山福利院和马坪福利院建于1958年，由于受发展限制，后于应山办事处和马坪镇的农村福利院分别联办，这两所福利院的院民中，既有城镇“三无”人员，又有农村“五保”人员，管理上存在极大的困难。4所社会办福利机构是近几年新办，共计270床位，入住人数191人，全部是自费代养，其房屋均为租赁，个人投资各种设施。这7所养老机构（国办福利院、原应山福利院、马坪镇农村福利院，以及4所社会办福利机构）却远远不能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因为有40%的老年人，也就是说有约1.1万人都希望能进入养老服务机构的情况下，养老机构的容量仅为390人，占这些老人总数的3.5%。
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农村养老模式仍停留在家庭养老为主体的阶段，政府或社会在这个领域所起的作用着实有限。农村老年人心理状况不容乐观的事实也已证明，受众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无法满足现在中国农村的养老需求。也正因为如此，创新和改进现有的农村养老体制，是实现“老有所养”的美好期望的必经之路，也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转型期农村养老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据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等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龄人口已达1.69亿人，现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从现在9个人中有一个发展到3个人中就有一个。在1998年我国步入老龄化国家后，仅仅10年，我国已步入严重老龄化国家。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之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前提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中国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期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中国老龄化的进程呈现明显的“中国特色”。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75%，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已是影响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一）转型期农村结构的新特征
1．人口构成：社会老龄化加剧，精壮劳力大量外出使农村老人空巢日趋严重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过程。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的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中国农村地区现在在人口构成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加剧。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资料显示，2000年全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 。2000～2005年，中国农村老龄化的发展态势稳中有升，后期增长幅度明显。（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0年中国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35%。在随后的四年之中，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稳中有升，但幅度不大，平均每年以0.3个百分点递增。2005年，全国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9.5%，比2000年增长了3.04个百分点。农村老年人口平均每5年增长2.15个百分点，可见中国农村老龄化加剧速度之快。
图1中国农村老龄化发展态势图单位：%
农村老龄化程度加剧，意味着中国农村养老压力的增大。在养老压力逐年加大的同时，现在农村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即精壮劳力大量外出，这给转型期农村养老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农村外出务工的数量不断增多。以本次调研的长阳县磨市镇为例：2009年，磨市镇乡村总人口数为27953人，其中乡村劳动力资源人数18510人，外出务工9152人。乡村具体情况（见图2所示）。
图22009年磨市镇各乡外出务工人数条形图
资料来源：磨市镇人民政府
从条形图中可以看出，磨市镇各乡外出务工人数占乡村总人口数平均约为三分之一，乡村劳动力资源数约占乡村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二，外出务工人数占乡村劳动力资源数的比例则在一半左右。大量精壮劳力外流，不排除有极少数成功者因收入和地位提高而改善了养老状况，更为常见的是加重了农村“空巢”老人的劳动强度，加深了他们的孤独感，降低了老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2．经营模式：家庭分散经营为主体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由原来的集体经营变为了现在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家庭分散经营在一定阶段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相应地释放了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繁荣。从另一方面而言，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就意味着农村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此生产单位与彼生产单位之间，小家庭与大集体之间的经济纽带便不甚紧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每个小家庭都必须单独承担一切风险，或天灾，或人祸，在这些风险面前，这些三口之家或五口之家的承受能力显然是相当脆弱的。我国农村养老模式又是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一个“4-2-1”甚至是“6-2-1”式的家庭要独自面对育幼、生产兼养老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家庭保障功能就被削弱。就调研时收集的数据显示：农村家庭养老，子女和配偶所占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了邻居和亲朋好友的比例。可见家庭分散经营，这种类似的经济结构也已然成为了农村养老的一大阻碍。
3．农民行为：以个体化为主要表现形式
经营形式的分散性，加剧了社会组织结构的分散化。在以家庭为主体的分散状态下，农村普遍呈现出“统一”功能不足，农民行为以个体化为表现形式的问题。“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村庄常态。家庭分散经营的经济结构使得农村养老更加以小家庭为单位，也就大大加重了家中劳动力的生活负担。加之劳动力不断外流的趋势日益增强，于是空巢现象也就越来越普及和严重。在很多家庭里，老人自己照料自己，有的还要照顾孙子，更有甚者，还有老人照顾老人。这次访谈的胡姓家庭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子孙外出打工，花甲的子女照顾古稀的婆婆。当问到外面的子孙挣的钱补不补贴家用时，老人说没有，不找他们拿钱就已算好的。亲戚朋友会不会帮帮忙？答案还是没有，除了自家或亲朋好友家偶尔有红白喜事时来往的人情钱外，别的方面就没什么交集。人情钱看上去貌似可以给家里生活提供点补助，然而如果将这方面的支出和收入作一个对比就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更加重了这户人家的经济困难。
由此可见，受家庭分散经营的经济结构的影响，农村各家各户不得不独自面对生活以及养老方面的压力。倘若家中的主要劳力又进城务工，老人独守家中，要操劳农事，要抚育孙辈，缺少一个安逸的环境和倾诉的对象，哪里又有“养”字可言。亲戚朋友也各有自己的家庭，要独自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负担。于是，众多个这样的家庭组合在一起，农村养老的现状着实令人堪忧。换一个方面想，如果现在农村的经营体制不是家庭分散经营，而是以地域、血缘为关系组成的小集体经营，情况是不是会好一些？至少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平摊风险，分担养老的压力。虽然这只是想象，但从中亦可见现今这种家庭分散经营体制其本身的局限以及对转型期农村养老创新的制约。
（二）现阶段农村社会变迁带来的养老挑战
1．社会现实与传统观念发生矛盾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精壮劳力进城务工的数量越来越多，社会、科技不断进步使得人们的寿命延长，以及老龄化加剧等情况都使得养老压力不断增大。在前后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受到了冲击，单纯的家庭养老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现实的养老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养老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提及与重视，各类养老保险以及敬老院、养老院等设施大量出现。理论上讲，受社会现实需求的驱使，养老院敬老院等各类社会养老设施应该具有很大的市场，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叶落归根”，是很多老年人的信仰，对于农村老人来说更是如此。在传统观念里，家的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向往那种四世同堂、儿孙绕膝的生活，总觉得老要在家里养，直至老死家中才算是善终。于是尽管子女都出去打工，家中无人照顾；尽管丧失劳动能力，生活面临窘境；尽管疾病缠身，尽管孤苦无依……他们还是不愿走出家门，去往养老院。
这次调研中我们就遇到了这样一位老人，他膝下无子，生活极其贫困，属于典型的五保老人，即便如此，他仍不愿意搬去镇福利院，无论政府工作人员做了多少次思想工作，老人仍旧固执地要待在家里。据这次调查发现，磨市镇福利院的养老设施较为优越，相对于老人经常是食不果腹的生活而言，在福利院里的生活环境都会得到较大的改善。很显然，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家庭养老的信奉和坚持，使得老人宁愿舍弃敬老院里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而选择穷守家中。不只是老人，也有一些子女，怀揣着把父母送往养老院就是不孝的信念，对养老院坚决抵制。倘若老人在家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赡养，家庭养老自然是最佳的养老方式。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随着社会进一步变迁发展，一方面老人在家中无人可养，另一方面子女大多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老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观念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对转型期的养老创新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2．制度缺失导致公共财政对农村养老的支持力度极为有限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分立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安排上也体现得极为分明。目前，中国城市居民养老保障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但农村居民养老一直处于制度缺失状态。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仅覆盖总人口的15%，绝大多数农村人口仍处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养老保障体系之外，结构性缺陷突出。农村老年人养老主要靠家庭赡养和土地养老。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筹集方式也是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但是据我们调查，农村税费改革后，多数村集体财力匮乏，集体分担的那部分养老经费基本无法落实，政府投入的数额不大，对大部分农民养老而言没有实质意义。即使在实行“新农保”试点的宜都市和钟祥市，国家补贴的基础养老金也仅为55元/月，以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5000元折算，养老金替代率仅为13.2%，远远低于国际公认比较合理的50%～60%替代率。就此而言，公共财政用于农村养老保障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
3．土地养老功能加剧弱化
“土地养老”是中国农民至今最为重视的最后一道养老防线。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大量精壮劳力规模化流动，农村剩下的是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农村老人只要身体允许，就要终生在地里劳作以解决温饱，这种自我养老仍是当前农村的主要养老方式。以调研的情况看，一旦健康状况不允许，农村老人的生活就有可能陷入困境。“土地养老”功能弱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大量劳动力外出后，传统的以土地收入实物供给为主的赡养方式，现正加速过渡到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主的货币化方式供给，这就更加剧了供养的不稳定性。长期与子女分离的状况使得父子（女）关系松弛，导致子女对老人的生活救助、精神抚慰趋于淡化。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农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价值追求。
（三）社会变迁带来的养老机遇
1．经济增长，提升养老水平、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国民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快增长，由1981年的1175.79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68477亿元。经济增长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它也在许多方面提升了养老水平。
首先，经济增长促使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农民人均年收入业已从原来的几百元上升到现在的几千元。只有收入增长才能保证一个家庭在除去基本的生活开支后，还能有所结余。可以想象，一个常年收支相抵，甚至入不敷出的家庭是不会有养老质量的。人们收入水平提升无疑给了农村现行的家庭养老以巨大的物质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人不必担心高额的医药费，收入增多还可改善他们的日常饮食，增加营养摄入。国家经济增长也同样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养老水平的提升。
其次，经济增长保证国家财政能够更有力的为社会养老保障事业提供支持。我国的农村还缺乏正规的退休金制度或为老年农民提供合理收入的其它制度。财政政策可以在这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如对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在建立强制性或储蓄积累性社会保障体系时从财政上给予支持等，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村养老中养老家庭独自作战，缺少保障的问题。国家财政支持养老，也可以促进农村养老模式由家庭养老为主向社会养老转变，从而提高农村养老层次，提升养老水平。经济增长，国家综合实力增强，更有利于社会养老设施的普及，为老年人提供一个优越的养老环境。
以本次调研为例，磨市镇现有的福利院是政府出资兴建的，随着该镇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福利院还会进一步扩建，而且不排除另外修建第二个福利院的可能，福利院老人的生活状况毫无疑问能够得到进一步优化；扩建也意味着有更多老人可以享受到福利院的养老设施，也改善了那些家中无力养老，或子女不孝无人赡养的非“五保”老人的老年生活。广水市现有养老服务机构7所，其中国办社会福利院1所，国家和集体合办2所，民办福利机构4所，7所福利机构总床位数390个。推之全国，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为各种社会养老设施向农村普及提供了强大的后盾，可想而知，当农村社会养老设施的普及程度达到城市水平，其养老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就成为了必然。
2．城乡统筹发展，养老公共财政支持均等化
长期以来，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待遇悬殊的层次，城镇就业人员享受着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保障服务，农村广大农民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险的边缘。根据2009年统计数据，2008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1890万人，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9740亿元亿元，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9931亿元。2008年乡村人口总数为721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54.32%，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仅为5595万人，全年共有512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全年共支付养老金663亿元。据此可以看出城乡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的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农村社会事业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与城市相比，与农村、农民实际需要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注重实现养老公共财政均等化，就是要逐步使全体农民在养老方面的权利得到基本实现和维护。可以说，统筹城乡发展，注重实现城乡公共财政均等化，既是各级政府转变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衡量政府绩效的新理念、新导向，体现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战略部署、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政策措施和关键环节。
如今，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化，城乡统筹发展，养老公共财政支持均等化逐步实现。终有一天城乡养老的二元差异会逐步减小，有朝一日农村也会像城里一样，每个人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养老保险，不必再为老年生活担忧，清晨去广场公园练练剑，闲时去夕阳红老年活动中心与好友下下棋聊聊天……最有实际意义的是在那时“空巢老人”的数目会大大减少，因为敬老院能收容那些缺乏赡养且愿意进入敬老院养老的老人，并给予他们悉心的照顾。这一切都不是空洞的幻想，城乡统筹发展，养老公共财政均等化终将使一切成为事实。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养老水平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多数农村老年人都可以享受到一个安详的晚年生活。
3．多元化养老方式并存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由传统到现代的加速转型，农村养老模式也正从以家庭养老为主，向社会养老作为补充转变，呈现出保障多元的特征。中央提出在农村实行新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到2009年底，全国10%的县市实行农民养老保险制度；2012年其覆盖率达到50%以上，2017年达到80%，2020年将实现全面覆盖。
三、适应社会变迁，不断探索新型农村养老模式
毋庸置疑，中国作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养老已经成为我国亟需突破的重大难题之一，农村养老问题的战略性地位更加凸现出来。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和“未富先老”的双重冲击之下，一方面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强烈“致富”愿望，另一方面同时又要积极应对现实的养老需求，这是农村社会面临的双重难题。需要在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又能够较为圆满地解决面临的老龄化挑战二者之间，找到结合点、平衡点。经过调查和认真的理性思考，就探索建立新型的农村养老模式提出以下设想：
（一）弘扬中华民族孝道传统，让家庭养老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孝文化在中华民族中具有深厚的社会伦理基础。“养儿防老”不仅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习惯，在当代社会也受到法律推崇。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凡属老有所养，且“养”得较好的家庭，无不是亲友和睦，子孙孝顺。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家庭养老在我国农村仍然会居于主导地位。巩固家庭养老，必须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弘扬全民尊老、敬老、爱老、养老的良好风气。从我们的调查来看，目前，传统的孝文化在农村也正经受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在一部分人中孝敬、赡养老人的观念淡化，甚至弃养，虐待老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还有相当一部分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简单地认为“尽孝心就是给钱”，忽视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致使农村大批孤寂的“空巢老人”被忽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养老除了经济支持外，更要上升至生活照料和精神抚慰更高层面上来。
（二）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提高自我养老支持力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是不断改善农村养老的物质基础。农民行为分散化的情况下，提高农民自我养老的支持力仍然是必然的选择，最现实的途径是切实增加农民的收入。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一是科技增效。科学种养，提高土地产出效率，这就需要配套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让他们掌握现今实用的农业技术。二是劳力转移。农村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把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是实行增收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力转移至非农产业目前仍有很大空间，关键是要提高其技能，并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收入。三是政策保障。政策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中农民反映，对政策增收仍有较高期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惠农政策必须落实，并随着农村的具体需要还要不断创新完善。
（三）从法律上完善和维护农村养老制度
农村养老存在的制度缺失，已成为创新农村养老的主要障碍，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养老的法律制度建设。去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于2009年底，全国10%的县市实行农民养老保险制度，2012年其覆盖率达到50%以上，2017年达到80%，2020年实现全面覆盖。这是一项深受农民欢迎的制度安排，广大农民期盼在试点基础上尽快广泛推开。应该说这是一个起点，完善农村养老法律制度，最终目标应是构建城乡一体养老保障制度。
（四）积极推进多元化农村养老，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鉴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复杂性，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必须有赖于综合性的方案和措施。一方面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村社会化养老。养老社会化，是农村养老创新的必然选择，只有建立起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互为补充，互为衔接的新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另一方面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综合运用，逐步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和“困有所济”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苏保忠．《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宋健．《中国农村人口的收入与养老》
[3]《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财政部办公厅协作调研课题组．2005
[4]《中国统计年鉴》
[5]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磨市镇档案资料
[6]湖北省广水市档案资料
注：本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资助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即“关于农村养老问题课题研究”的初步成果。